孙立平：一个听起来就过于荒诞的事情如何演绎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

【前几天发的《举债时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一文写于2020年7月16日。下面这篇写于2020年7月18日。这两篇文章虽然都写于将近三年前，但对于认识今天的债务问题，还多少有些价值】

一个贫困的西部县，令人瞠目的四百亿债务，沸沸扬扬，网上已经议论几天了。但直到今天，仍有几个巨大的问号，萦绕在脑海中。下面我们将尽可能搜集一些资料，努力为这些问号提供一些答案。

一个听起来就过于荒诞的事情如何演绎成为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的荒诞性。但就是这么一出普通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闹剧，就在几个智商看起来一点都不低，且手握大权的人的主导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逻辑何在？

其实，故事演绎时的舞台背景有时是至关重要的。舞台背景的意义就在于，它烘托的氛围使荒诞变得正常甚至顺理成章。

这个舞台背景是什么？侠客岛在《独山县烧钱400亿绝非孤例，“举债式发展”已成惯用套路》中，分析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独山县这种“大胆地举债、悄没声儿地跑路”并非孤例。据侠客岛这些年的调研经验，“举债式发展”、“折腾式治理”已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的惯用套路。

侠客岛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地方发展模式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说过去地方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区位、产业基础，现在一些地方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靠土地、金融、政策杠杆来驱动。这样一来，一些有“见识”、胆子大的地方官员很难满足于普通招商引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毕竟，产业发展再怎么迅速，也需要一个过程。真要在最短时间内改变地方面貌，能“撑起门面”的，只有基建和房地产。

侠客岛的文章说，尽管“不唯GDP论英雄”的呼声近年来越来越高，但“经济增长”已深深融入部分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有人评价：“如果不抓增长率，地方政府就不知道做什么；不考核GDP，就没办法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做客观衡量。”的确，只要GDP增长，地方经济就会活跃，群众就有更多收入，各级官员会更有干劲，当地也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因此，尽管一些地方到处是烂尾楼、当地政府天天忙于处理“老板跑路”等各类纠纷，但既然面子上还算“热火朝天”，也就没人去想欠下的债要怎么还。

对于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侠客岛分析说，这一方面要归咎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另一方面也与其背后的制度推力密切关联。首先，地方官员的任期有限，短时间内既要树立个人威望，又要做出政绩，难免“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对于官员来说，只要运作得当，保证相关项目在自己任期内不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爆雷情况，就可以借助政府信用“金蝉脱壳”。

不知大家看明白没有。侠客岛的意思是说，其实类似的模式，已经是远非个别的现象。差异只是在于，胆大的玩的大，胆小的玩的小；水平高的，能击鼓传花地传下去，比较笨的，在自己手里雷就爆了。既然是都这么玩，甚至是不这么玩就不行，还有什么荒诞可言呢？

谁有能力来阻止一把手的疯狂，从而避免无法收拾的结局的发生？

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的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人，这就是独山县的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我甚至琢磨了半天他坐在主席台上的那张照片。一个从沿海地区调往西部的干部，从照片上看，精明而干练。据有关报道，当地人对他的印象是：思路清晰、懂经济、有眼光、口才好。那么，他在当时是如何盘算的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政绩和升迁的因素就不用说了，当官的不想升迁和做生意不想挣钱是一样的不可思议。但即便是从这个角度说，难道他没想过这当中的风险？即使是可以在暴雷前全身而退，那早晚有一天可能的暴雷不会影响他未来的前程？

另外一个可用来作为解释思路的因素是腐败。确实有不少报道都有意无意地把人们的思路往这个地方引：通过大兴土木贪腐受贿。这样说，不但符合逻辑和人们的想象，似乎也证据确凿：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在2018年双双落马。2019年12月5日，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在安顺市中院开庭审理。曾经和潘志立搭班子的独山县原县长梁嘉庚，已在2019年2月因受贿罪获刑10年，并被处罚金100万。当然，还有诸多职务级别更低一些的腐败案例。

但仅仅是上面的事实并不能服人。我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原文引用我原来文章中的几段：县委书记是腐败的重灾区。从以往披露的有关腐败案件看，涉及的数额上亿甚至若干亿，早就司空见惯。而与之相比，你不觉得这位书记和县长的贪腐，与一些同行们相比，与400多个亿的工程相比，太不成比例了吗？一个几千万的项目都可以造就几百万的腐败，为了几百万的贪腐不惜大举借债几百个亿，他们是没有脑子的笨蛋吗？所以说，很难把贪腐作为举债上项目的重要动机。我只能把这个规模的腐败看作是类似事情中的顺手而为。

我说这些，绝不是为他们开脱。追求政绩从而为个人升迁捞取资本是确确实实的，贪腐也是实实在在的。这都是没得可说的。我要说的是，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释400个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几十个亿，好好鼓捣鼓捣，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吗？因此，我猜测，说不定这其中还另有原因。什么原因？我只能是一种想象（因为我没有证据）：说不定他们的脑子里，还真的有他妈的一个美好的幻想，即在自己升迁和腐败的同时，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干成点事情，实现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的发展，造福一方。人是多面的。

有人说，你这么说是不是把他们想象的太好了？好吧，动机的事情就不继续讨论了。无论是什么动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确定无疑的，400个亿的债务，一年的利息40个亿，一个35万人，一年财政收入10个亿的县，怎么来填这个窟窿？

而这个窟窿就是他们的父母官，或是为了政绩和升迁，或是为了美好的幻想与理念，恣意妄为玩出来的。问题是玩得太大。我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个大。一是现在经济发展了，财富的规模扩大了，一举一动就不是个小数目。二是现代金融加杠杆的能力太强了。有了这两点，一玩就能玩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数目出来。过去的县太爷，就是疯了，能惹出多大的事儿来？而现在动辄就是上百亿。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能用来制止这样的疯狂、来制止这样的恣意妄为？我说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现实意义上的，有吗？在哪里？难道只有不可收拾的结局发生了，只有巨大的代价付出了，社会才能制止这种荒唐吗？这里难道没有需要深究的东西吗？

借给他们钱的人都是犯傻吗？

在议论独山县这400亿债务的时候，人们脑子中的一个问号是：是什么人敢把这么多的钱借给独山县？他们就不知道这当中的风险吗？借钱人难道都是傻子吗？是什么东西模糊了这当中的荒诞和风险？是哪些因素耦合在一起共同造就了这个荒诞？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大约十多年前，我去一个省会城市。当时该市交通非常拥堵，因为据说有11座立交桥在同时施工。那时候经济发展水平比现在低得多，财力远没有现在这样雄厚，同时建11座立交桥，所需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一天，某银行一位副行长请我吃饭，席间我问，修这些立交桥的资金哪来的呢？这位副行长说，您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连我这样的银行的人都说不清钱是哪来的。其实，我知道他说这话是带点情绪的，是他对同时建这么多的立交桥有看法。实际的情况并不复杂，就是垫资施工而已。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是处在一个很朴素简单的阶段。

但这一次的情况不同了。这一次的400亿，则是政府信誉与现代融资机制巧妙结合的结果。

我看到一个应当是比较了解其中情况的人们的讨论。大体的逻辑是：一开始独山用的也是包工头自己垫资干工程的老套路。但包工头也是非常精明的，他们知道独山最终是无法付给自己工程款的。但他们还想赚这个钱，怎么办？共谋之下，就想出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办法来：要不这样吧，这些工程我用独山有政府背景的融资平台公司来担保，你出去帮这些工程融资，谁能借到钱，我就把工程给谁。据该县新闻传媒中心2017年的一篇报道，当时全县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5家、30亿至60亿元4家、10亿至30亿元10家、10亿元以下16家。

于是，一时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老子承包工程，二代们则在城市甚至大城市的写字楼里成立个公司，帮老子融资。在合格链条中，用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背在政府融资平台上，而借来的钱则作为工程款装进工程公司的口袋。据说，这个现象并非在独山一地存在。

这告诉我们什么？起码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与某些现代机制结合在一起，将会是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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