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 民主国家的阿斗在选举的时候不但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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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

胡适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

小编说

近些年的“民国热”，让不少关于胡适的“段子”也流行起来，小编就曾听过这么两个：

我们都知道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和标志性人物，但在当时，胡适的反对者却不少。

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黄侃，就曾向他发难：

相传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其故。黄侃正色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

也有“段子”将胡适塑造成一个堕落青年：

“胡适留学日记”

7月4日

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

7月13日

打牌。

7月14日

打牌。

7月15日

打牌。

7月16日

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7月17日

打牌。

7月18日

打牌。

上文其实是个笑话，下面这份，才是真实的《胡适留学日记》。

七月二日（星期日）

读《马太福音》八章至九章。书作寄李辛白。天热不能做事，打牌消遣。

七月三日（星期一）

有休宁人金雨农者，留学威士康星大学电科，已毕业，今日旅行过此，偶于餐馆中遇之，因与偕访仲藩。十二时送之登车。

今日天气百一十度。打牌。

……

七月五日（星期三）

往暑期学校注册。下午打牌。

七月六日（星期四）

暑期学校第一日，化学（八时至一时）。打牌。

七月七日（星期五）

上课。打牌。

……

七月廿一日（星期五）

化学第二小试。是夜邀演说会同志会于余室，议进行大旨。打牌。得近仁一书。

……

七月廿四日（星期一）

上课。得德争一书。打牌。演化学算题。

……

七月廿九日（星期六）

读《马太福音》。读sammuel daniel情诗数章。打牌。

后来他仍觉得打牌耽误了他的学习，和同学金涛相约“相戒不复打牌”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明天是胡适诞辰12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借由《舍我其谁：胡适》的作者江勇振与深港书评记者的对话，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胡适。

江勇振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舍我其谁：胡适》

《星星、月亮、太阳： 胡适的情感世界》 

江勇振 著 

新星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 》 

江勇振 著 

新星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 日正当中，1917-1927》 

江勇振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每一代的人， 都是在为上一代的人

重新书写历史

Q | 刘忆斯    A | 江勇振

Q

您这本《日正当中》从胡适进入北京大学写起，讲述了这个留学生归国后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巅峰十年，是否可以说1917年至1927年这十年，是胡适一生最重要的十年？

A：《日正当中》，顾名思义，分析的确实是胡适如日中天的十年。然而，这所指的，是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这是胡适奠定他学术界权威、文化霸权以及思想界龙头地位的关键阶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那以后胡适的巅峰地位就开始倾颓。事实上，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上，胡适还会在1930年代从权威更上一层楼达到“祭酒”的地位。在舆论界，胡适也更进一步成为“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一人”。

然而，胡适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他不只是一个学者、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他还是世界级的人物。他在1938年到1942年，是中国驻美的大使。

1917年至1927年就胡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地位而言，是他一生的日正当中。可是，等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以后，他等于是跃上了国际外交的舞台，与美国及世界各国王公、总统、公卿往来酬酢。而且，那也是他密集取得荣誉博士学位的阶段。因此，在胡适一生学术思想的“日正当中”以后，还会在他出任大使阶段进入另外一个高潮。

Q

您在书中说“归国十年，胡适在文化的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并用几章来全面考察胡适在这十年里的学术成绩。

我们知道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有上部，但在20世纪初独领风骚，缔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典范。而在“红学”方面，胡的《红楼梦考证》也是“红学”研究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不过，此后胡适的学术成就就暗淡了，您认为这是时事所造还是他的兴趣转移？

A：在学术上，胡适所扮演的角色是开山者。用今天流行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典范”的创造者。这点，胡适自己非常清楚。

他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里，对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作了如下的论定：“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就像你所说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支配了《红楼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换句话说，也是一个新“典范”的开山之作。

胡适开山有功，但留下太多未竟之业。我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这是时事所造的，也是他兴趣转移的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胡适毕生坚持他科学实证的精神；他不能在还没有作校勘、训诂、辨伪的工作之前，就去作综合、解释的工作。套用余英时的话来说，没有先经过“小心的求证”，胡适就没有办法推出他“大胆的假设”；但这是他实证主义的盲点，完全不是杜威实验主义的论点。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 著

Q

您提出了“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这几年胡适确实因为“民国热”而被神化，圣化了。我特别喜欢您在前言里说的那段话——“如果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话，那未来的中国就要回到19、20世纪之交。这是科幻小说里时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属于严肃思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范畴。”

那么，在您看来，拥有“维多利亚后期思维”的胡适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又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A：当代中国的“民国热”，以及对“民国”的神话化是不难理解的。除了怀旧的心理以外，那是对以往翻天覆地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全面丑化民国的反动力。

“民国热”的社会意义，就仿如社会集体的卡拉OK。对所谓的“民国范儿”的想像、“再创造”、怀旧、跟卡拉OK所酿造的那种让人可以寄情投射的郎情妹意，岂不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热当然也是“民国热”的一部分。胡适是一个从前被斗垮斗臭的人。“民国热”既然是一股感性的翻案风，胡适自然是随之而上的。

然而，胡适有其更热切与迫切的象征意义。这是因为胡适已经变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象征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不但具有怀旧的意义，他还具有面向未来的意义。所谓“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说法，固然看似匪夷所思，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脉络下来理解，就不足为奇了。

胡适那“维多利亚后期的思维”已经是一去而不复返的了。中国不会回头去走胡适走过的老路，或者去走他希冀当时的中国会去走的路。

就像非洲的许多国家，从原来连电话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一跃而进入使用手机的社会，中国的发展也将是跳跃性的。

其实，我199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有几家人有电话？然而，北京的少年男女已经流行使用那小不点儿的BP机了。当时，在美国只有医生会随身带着BP机。

再一转瞬间，大哥大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些历史，对今天的手机族来说，简直就是史前历史。然而，这才是二十年前的事呢！从只有几家有电话、到BP机、到大哥大、到手机，这种跳跃性的发展，就象征着中国走向未来的弹道。

胡适的理想当然具有当代与未来的意义。但这就像是说孔子、苏格拉底的思想永远会具有当代与未来的意义一样。可是，我们能想像会有人说：“21世纪会是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世纪”吗？

Q

在杜威看来，“民治”是“民有”与“民享”的先决条件，而在胡适眼里，“民治”只不过是“手段”，无关宏旨，“民享”才是民主制度之鹄的。在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上，这对师徒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A：自由主义是一个空泛的名词。称胡适为自由主义者，就仿佛是说胡适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诠释的意义。更有甚者，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套上了这个标签，会让人误以为那已经就是答案。

我们必须要问胡适是在什么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更必须要问以杜威的弟子自居的胡适，究竟是如何诠释、挪用、或误用杜威的自由主义？这就是我在书中所处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杜威的角度来看，“民治”绝对不能只是“手段”。对他而言，“民治”是“民有”与“民享”不可妥协的先决条件。杜威民主理念的可贵，在于他坚持民主不只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同时还更是一个道德的概念。

所以他才会说：“民主就意味著人格既是最先也是最终的目的……它意味著说，不管一个人是多么的猥琐、孱弱，他的人格不能是由人家给予他的，不管那个人有多睿智或多伟健。”

与杜威形成对比的，是胡适的民主精英主义。他说：“无论在共产制或私产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走的……至于大多数的凡民，他们的不向上、不努力、不长进，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

这些“大多数的凡民”，胡适后来干脆以“阿斗”来称之。他说：“民主国家的阿斗在选举的时候不但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平时不关心政治，选举的时候才做个‘临时的诸葛亮’。”

我们知道阿斗是一个极其看不起人的称呼。我们要注意胡适在这里说阿斗可以当“临时的诸葛亮”。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可是绝对不会说“三个阿斗，赛过一个诸葛亮”。这是因为阿斗是一个完全没用的人。就是一百个阿斗也永远赛不过一个诸葛亮。

胡适让“阿斗”在投票的时候当当“临时的诸葛亮”，因为在他的民主精英主义之下，治国不是阿斗的事，他们只要“民有”与“民享”就可以了。

Q

在您笔下，胡适只对美国钟情，“俄国从来就不是选项”。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适也有激进的时候，比如到了莫斯科，他甚至动了成立自由党的念头，要搞社会主义的试验……对此，您怎么看？

A：胡适在1926年欧游的时候从来就不曾以俄国作为效法的对象。历来许多学者说胡适当时曾经一度左倾的说法都是错的。

苏联让当时的胡适佩服的地方，是它试图用有理想、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去追赶美国用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所达到的生产力。

胡适礼赞西方近代文明。他说：“它除了用科学与机器大大地增进个人的快乐与舒适之外，还用组织与立法的方式把幸福的生活推广给于社会上最大多数的人。”这就是胡适用来衡量当时的苏俄的尺度。

胡适为之动容的，不是苏联的制度，而是那种用有理想、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去追赶美国的生产力的“实验的态度”。也就因为如此，等胡适漫游到了美国以后，他所亲眼目睹的美国的汽车文明，让他顶礼膜拜到要回中国宣扬汽车文明的福音的地步。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也从来就没有左倾过。他在漫游回到中国以后，斩钉截铁地宣告美国不会有革命，而且不需要有革命。这是因为他说美国已经用生产力以及社会立法的方式，把革命的可能性从根断绝了。

胡适钟情美国，从来没有对美国贰心过。他礼赞美国，因为美国用先发制人的社会立法的方式，把可能会发生阶级斗争的问题都给防微杜渐地解决了。

历来学者对1926年间的胡适，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胡适曾经激进过。只是那个激进不是左倾，而是右倾。

有多少人能想像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大师会说：“新的国民党已经发展出一个高度的组织，一个新的军队，新的纪律。军队是党的一个部份，党是军队的领袖、老师、灵魂、和大脑……这真是了不得，非常重要。”

读者如果觉得不能置信，或者欲知详情，就请读我的这本《日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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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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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09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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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日

编辑 | 林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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