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有时候小说更适合用沉默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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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努力写出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好的作品

作家、学者止庵一向以传记和读书随笔著称，近期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他一本实验性很强的中短篇小说集《喜剧作家》，文坛业内与大众读者的反响都不错。

这些小说都是他三十年前写的，直到现在才面世，很多写作技法还很前卫、现代，引起了评论家们的重视。三十年，不仅对一个人，就算对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时间跨度。

日前，记者趁出差北京图书订货会的空当，在止庵的家中专访了他，除了聊这本小说集，当面向他请教小说写作心得，也有幸参观了他著名的书房。

说是书房，并不是说止庵家的哪间房，因为他家里无一间房里不装满了书，茶几上放着两捆新购的图书，还没来得及摆上书架，就算是厨房里也全都是书。

这书的王国，便是止庵的桃花源，将俗尘挡在门外。

止庵早在十四岁到十九岁之间，就写下来洋洋洒洒百万字小说，又在三十岁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之前写的绝大部分作品。说到之所以烧掉作品的原因，止庵说是因为那些东西仅仅是写作训练，没多大价值。幸好，当时还有几篇没烧，其中有五篇小说，组成了这本《喜剧作家》。

《喜剧作家》

止庵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2

美酒窑藏三十年芳香四溢，这尘封了三十年的小说，又有着哪些特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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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烧掉了十九岁之前写的七八十万字小说

”

晶报：这是您第一本小说集？

止庵：对，以前没出过。咱们可否聊点别人没聊过的东西，譬如小说的写法之类。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此前别的采访已经说得太多了。

晶报：当然，主要从文本上谈起，有很多写作细节方面的问题请教您。读《喜剧作家》，我感受到您用笔很淡，没有控诉和谴责，轻描淡写寥寥数笔就能呈现丰富的内涵。

止庵：这确实是当年我写作的追求。在写这些小说之前和同时，我大概共写过一百万字，烧掉了七八十万字。我14岁时开始学写小说，写到19岁，到上大学为止，这是一段很艰难的语言训练，假如说有点用处，就在于此。

现在的青年作家文字大都很成熟，大概是经过学院训练的结果。我没有学过文科，只能自我训练。我当时喜欢老舍、左拉和巴尔扎克，想写一部《人间喜剧》那样的连续性小说，这当然是少年的狂妄想法。之所以将它们烧掉，是因为那些东西除了文字训练，毫无价值。只有经过大量的语言训练，笔头才能听话。后来我再写小说，对技巧有特殊兴趣，通过阅读和写作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功课。我读略萨的《绿房子》，还做了一些表格，为了搞明白他的“结构现实主义”。

《喜剧作家》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写法，我也想试验不同的叙述方式。譬如第一篇《姐儿俩》限定在“我”的视角，“我”与小说事件保持着疏离的关系。姐姐寄希望于“我”能帮忙，其实“我”什么忙也没帮。疏离某种意义上得力于一种技巧，得力于视角和叙述方式。第二篇《走向》就很“热烈”，用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跟事件的距离非常近。距离越远越客观越冷静。

1980年止庵在公园留影

晶报：这是否接近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提出的“零度写作”？

止庵：“零度写作”，还有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克制、冷静的叙述方式。我当初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克制的态度给我很大启发。当艾玛服砒霜死的时候，死得特别艰难，花了很大篇幅。但当写到包法利先生的死，又特别干脆利落，倒在地上就死了。这背后当然有福楼拜的态度。作家跟人物之间的关系，越介入就越不冷静，越疏离就越冷静。鲁迅写《狂人日记》，态度特别热烈，但他九个月后写《孔乙己》，采用小伙计的视角，他跟孔乙己的经历和命运没什么关系。同时代的很多作品，比如叶圣陶的《倪焕之》都是用全知视角直接写主人公的一生。但《孔乙己》中小伙计对孔乙己的所知非常有限，当孔乙己来到酒馆，小伙计才叙述，“我”只是把亲眼看到的极其有限的一点写下来。后来鲁迅的《祝福》也是这种写法，祥林嫂的故事只是“我”了解到的，虽然人物的活动范围大了一些，从小酒馆变成了鲁镇。当时很多作家滥用全知叙事，而鲁迅却非常善于运用限制叙事。  

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1/8,而有7/8是在水面之下,写作只需表现“水面上”的部分,而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水面下”的部分。

这些阅读经验对我启发很大。在我的《姐儿俩》中，“我”只是事件的见证者，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当时我父亲读了，来信说里面的“我”没有用。我说自己是故意这样写的，我就想写一个不太关心叙述内容的叙述者。这篇小说我花了很多心思，发表后却没人注意。发表的时候，结尾部分还被编辑删掉了。那个结尾是，姐姐把妹妹送走之后，独自到八达岭墓地去。她在“文革”时对父母造成伤害，后来想代表父母管教妹妹来纾解内心的负罪感，没有成功，最终又退回到她与已故的父母的关系里了。这是小说的最大悲剧性所在。福楼拜曾说作家要像上帝一样写作，只呈现，不评价。每个人站在自己立场，觉得很多事情不得了，放在更高的视角，譬如大自然的视角来看，什么也不是。 

止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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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小说更适合用沉默来完成

”

晶报：当下很多文学作品夹杂着很多个人的感情和态度，呈现出一种过分的喧嚣。喧嚣还是沉默，作家应该如何抉择？

止庵：咱们还是从例子谈起，比如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一个人得坏血病死掉，对世界没有影响，微不足道。海明威通过他的“冰山理论”来呈现这种悲剧。很多小说太把自我当回事，结果过犹不及。我曾到一所中学讲《孔乙己》，我说小伙计的立场和态度很接近上帝的立场和态度，最后小黑板上写着孔乙己还欠着十九个钱呢，后来就不写了，说明孔乙己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被排斥掉了，这些细节隐藏着很有力也很黑暗的东西。张爱玲的《色，戒》，以一句“统统枪毙了”将主人公王佳芝混同他人一并打发掉了，更显示出冷酷无情。作家可以通过限制自己，达到比喧嚣更有力的效果，有时候小说更适合用沉默来完成。前辈作家提供了很好的写作技法，我们应该借鉴学习。

止庵

晶报：结合您的小说，您觉得中篇小说里出现几个主要人物比较合适？

止庵：大体说来，人物和情节是相互消长的关系。人物少，情节就得写得曲折复杂。这本《喜剧作家》中收录的同名那篇写了两家人，人物设置受到《呼啸山庄》的启发，那就是所有人物都有用，这边需要男的，那边就有一个男的，这对夫妇有一个儿子，那对夫妇就有一个女儿。父母当年没有实现的情感想通过儿女的婚姻来实现。我采用了仿戏剧的方式，每个人的心灵是一个舞台，有很多内心独白，就像台词。婚礼那场戏中，多个人物的独白交错在一起。

-止庵的小说课-

采访止庵，他就小说的技术问题侃侃而谈，首先给记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小说课。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等深层次的小说技法止庵信手拈来，又能举出经典作品中的实例加以佐证，信息量颇大，让听者受益匪浅。止庵说，好的作品应该像流水一样，下面有个坑，就应该在那儿打个漩儿。他觉得鲜活的语言来自于亲身经验，而不是二手经验。

止庵对小说的“高潮”有自己的理解，他觉得高潮在小说中必不可少，但应该是一种“我心目中的高潮”，不是大家预期的高潮。他举了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例子，说孔乙己被打折了腿算不上高潮，真正的高潮是酒馆小黑板上写着“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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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高潮应该是‘我心目中的高潮’

”

晶报：很多出名的小说话题性大于文学性，如何识别小说家的匠心？

止庵：小说如果是用心写的，就有值得用心解读的地方。蕴含着作家很多的匠心。这里冒昧地举个自己的例子，这本《喜剧作家》中的第三篇《墨西哥城之夜》里，“他”的前妻有了男朋友，来到家里住；有句话：“这一夜，女儿的鼾声是平和的，她的面容也是宁静的。”乃是暗示“他”一夜未睡，因为通篇小说用的是贴近一个人物（就是“他”）的第三人称，只有“他”在观察，感受，“他”看到女儿整夜如何，当然自己彻夜未眠了。“他”的内心起伏才重要，是小说的主要着力点。即使没人看出来，我也愿意这样写。

晶报：确实，很多时候，经典的小说读着读着就完全被震撼住了。您也说过，有评论者说您的小说没有高潮。学院课堂也常常强调小说的结构，开端、铺垫、高潮、结尾等范式。您如何看待小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

止庵：这些程式化的东西肯定也是从大量阅读总结出来的，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高潮。亚里士多德谈到悲剧的时候，说真正的悲剧是不能不发生的，并非偶然事件，这给我很大启发。我想写一个人假如什么都不做，日子过得可能还不错，越追求幸福就离幸福越远。追求方向是对的，结局却截然相反。在我看来，真正的悲剧，就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白费了。人物离开原点，种种努力，结果不仅未达目的，连原点也回不去了。那篇《喜剧作家》写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喜剧作家”，其实较充分地反映了我的悲剧观。

在我的小说《姐儿俩》中，姐姐对妹妹出国之举的无能为力不是高潮，姐姐内心有负罪感，想通过妹妹释放，却无法排遣，最后退回到已故父母的世界里，这才是高潮——你看，我对当年编辑删去这结尾真有点耿耿于怀（笑）。很多时候，并非激烈的冲突才是高潮，有时候高潮悄无声息。有时候，不写比写更有力，就像国画，留白也有意义，只是世上有不少傻瓜在留白处题字盖章。

晶报：语言也是小说的重要元素，您对小说语言有什么追求？

止庵：我回过头来看自己三十年前写的小说，现在肯定不那样写了。当年我的确能写出一些小说的感觉，比如《走向》里这句：“他走到窗前，透过落满灰尘的玻璃，黑色的窗纱和冬天的一梢树枝几片败叶，看见那个无名女郎已经走出楼门。他恍惚觉得，她作为一个有色彩的形体正经过一片没有色彩的背景，尽管那仍然是她的头发、皮肤和衣着的真实颜色。”当时能写出这样有电影画面感的语言，也许是在特定年龄对世界的看法有种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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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的读者未必少见

”

晶报：现在的创作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发表的渠道也多了。这对作家是否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

止庵：文学最忌讳趋同与媚俗，特别是假想出一个大众趣味，然后去处心积虑迎合这个趣味。真正的大众可能还不是这趣味呢，高明的读者其实未必那么少见。现在跟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同，那时候读小说的人太多了，读者口味显得重要。现在读小说的人不多了，集中在精英阶层，都有一定的品味。很多时候，读者品味的高低和数量成反比关系。作家如果面对小众读者还持大众心理，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弄巧成拙。这个年代作家更应该追求作品的崇高感。至于更高明的作家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帕维奇等，他们才不管这世界发生的琐事，没有必要借着什么历史事件影射现实，他们思考的是更高层面的东西。读他们的书，我想的就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编辑：黄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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