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中国革命｜对话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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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中国革命
对话杨奎松

© 撰文：灵子
受访：杨奎松

杨奎松

　　历史学者杨奎松的《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共四册，均为杨奎松此前的著作再版，分别为《“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其中，前两本着重于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后两本则关注国共两党在大陆近三十年的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 
　　杨奎松称，此次再版是对此前他的“革命”话题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此之后，他将主要投入对“建国”课題的研究。 
　　同样关注党史研究的台湾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陈永发认为，杨奎松是目前研究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尤其，2011年底，曾与其并称“南高北杨”的党史学者高华因病去世，陈永发更当面对杨奎松感慨，“现在一切都靠你了”。 
　　杨奎松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是，相较其他学者而言，他看到更多无法公开阅读的资料——他曾在《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五年，能够便利地查阅大量内部文件，以及当时各种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自然，他三十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勤奋与执著不必赘言。 
　　“我要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许多主流的说法有太多片面性，不能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我不认为这四本书就很好地回答了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对历史的解读与那些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杨奎松说。 
　　7月23日，杨奎松在北京接受笔者专访，畅谈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的若干问题。

　　灵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2002年前后，你对中国革命史做了二十年左右的研究。如果现在你来总结，中共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哪几个方面？且不论共产国际的援助等国际背景，以及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孙中山过早去世之类，你认为中共自身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杨奎松：这很难概括，成功的因素非常多。首先内外环境的作用非常重要，当然毛泽东个人的因素肯定也非常重要。他对形势的判断总是比其他领导人要清醒，因此他的很多决断或决策常常别出一格。我研究了中共党内很多人，发现在很多关键的情况下，假如换一个人，大概很难像毛泽东那样想，更不用说那样做了。因为大部分人会受意识形态等各种教条的束缚，毛泽东却经常能打破这个东西，这里面有他的性格因素，也涉及到他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超出了一般人的视野。

　　灵子：按照你的分析，毛泽东对中共革命所处的所谓“中间地带”的位置把握得非常清楚？

　　杨奎松：没错。那个时期无论是和是战，要下决心都非同寻常的困难。“二战”以后，美苏都想和平，没有人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更怕哪个地方擦枪走火，把美苏卷进新的战争。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非常巧妙地想出了“中间地带”的说法。他的意思是说，在美苏之间有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有许多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美国要进攻苏联，就必须先征服这块中间地带，而中国是中间地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46年前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做出了两个重大决策，第一个是提出“敢不敢打”的问题，他的意见是要敢于和国民党进行战争。1946年月下旬，他首先给党内政治局的五个常委写了一份很短的只有几百字的东西，简要分析了这个形势。因为这个时候全国正处于要迈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也刚刚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准备走议会道路，把军队交出去，因此，他最初还不敢把这个想法告诉全党，甚至不敢告诉太多的高级干部，他要先做通中央决策圈内这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工作。等到1946年与国民党打起来了，他又提出第二个重大问题：“敢不敢胜”，也就是敢不敢把战争进行到底，争取夺取全国政权？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还想不到这个，打本身就很危险，事实上，一直到1947年9月之前，中共在军事上都很被动，处处防御，丢了不少根据地。很多领导人关心的是：要不要继续打？能否打一两个翻身仗，赶快和下来？而毛的想法显然不同。但要想把这场仗打到底，就先得使党的干部有战胜的信心。毛告诉全党，不仅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取得胜利。他的办法是不断发电报给全党分析形势，算算数。一直到1947年底，整个形势也真的就是按照他计算的那样。

　　灵子：包括他自己也会自我崇拜吧，这些决策都会增加自信心。

　　杨奎松：对。他后来其实已经走到精神决定论上去了，离他所信奉的唯物史观越来越远。什么事情都是思想决定论、精神决定论、政治当先、政治挂帅，连阶级都渐渐以思想来划线了。

　　灵子：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期间能对形势有这么准确的判断，到执政后期却一再犯错，带来严重的后果？

　　杨奎松：毛泽东在革命和执政期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中讲到过这个观点——最主要的在于，建国前就像毛泽东讲过的那样，无论是他，还是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步踏错，即任何一个决策失误，会使党跌人万丈深渊。这就是毛泽东的那个实力原则决定的，因为那个时代中共的敌人实在太多，形势千变万化，稍一不慎，就可能出大问题。所以1949年以前毛泽东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人，不是很激进，也不那么“左”。恰恰相反，传统党史里中共党内有过三次“左”倾路线，那时大家都“左”，毛泽东却是抵制“左”、批评“左”的人物，是一个有些“右”的形象，一直被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看成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包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基本的方针都是进攻，两者自然冲突多多，毛泽东受压是必然的。 
　　建国后毛泽东与革命战争年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谨慎了，说是骄傲也不错，但具体地讲，是毛泽东对实力对比问题的判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建国初期，他曾经还是比较保守，甚至比起其他许多干部他可能还是右的，因为他在一两年里一直在批评那些比较激进的观点和看法。1950年6月他有过一篇很著名的报告，后来收进毛五卷时标题题为《不要四面出击》。“不要四面出击”的思想基本代表了他在1952年之前各方面政策的一个基本策略思想。但1952年夏天以后，即经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等一系列成功的运动和内外战争之后，包括新政权控制经济的实力一步一步增强以后，他的这种谨慎逐渐不见了。

　　灵子：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你认为中共成功的原因还有哪些方面？

　　杨奎松：还可以提到的，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斗争的理念。共产党一开始就把自己看成是穷人党，所以它特别注意把主要干部、主要力量放在底层，放到群众中间去。这跟国民党非常不同。国民党与传统统治者相似，在农村，他会把统治基础建立在士绅阶层的拥护上，靠各级官吏与城乡士绅发生关系。官僚本身和社会就有隔膜，乡绅和农民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使乡绅和农民站在一起，国民党也不能去伤害乡绅的利益，因为还得利用他们征兵、征粮、收税。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国民党搞不了共产党能搞的那些社会改革。比如共产党能搞土地改革，甚至敢“打土豪分田地”，敢破坏现行的所有制的一切基础的东西。

　　灵子：你觉得共产党之所以有这样深厚的社会基础，主要的实现方法就是土改吗？

　　杨奎松：土改只是一方面。共产党一直在搞土地革命，哪怕大革命后期介入到工人运动中，也一直在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目标，比如大革命时期并没有直接提出没收土地，等到苏维埃时期才提。但不管哪个时期，第一步都是要发动农民，要给农民利益。抗日时期共产党也没有再搞土地革命，只是搞减租减息，但重心还是放在贫苦农民身上，在农村建立党的政权、党的支部，尽量少用不用地主、富农那些富裕阶层的人来做工作。后者如果支持共产党，就把他们算成开明士绅，给一个统战地位或者代表身份，让他们进入议事机构。基于穷人党的立场，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一有任何时机、任何运动，各级党都会千方百计地让农民向这些富裕阶层要粮、要钱、要各种各样的权力。所以共产党建立自己社会基础的过程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国民党对旧的东西几乎没有破坏，共产党则是把旧的打破以后建立一套新的东西。

　　灵子：发动土地革命的时候，只是为了动员农民加入战争，还是从一开始就抱着打破原来的阶级、打破统治秩序的目的？

　　杨奎松：要弄清楚这一点，先要明白中共革命的两阶段论。中共革命是分两步的，第一步是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从苏联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和任务都是一样的，就是认为应该实现土地的国有化或者平均化，应该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给农民以利益。这么做的目的从理论上讲是要为发展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创造条件。打破封建土地关系，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自主经营，会加速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土地的流转，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与发展，整个农业生产也容易逐渐现代化起来。 
　　同时，共产党本身也还有一个阶级的倾向性问题，因为它是代表穷人的，它的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穷人出身，因此它本能上也一定要给穷人以利益。战争时期是如此，和平时期也是如此，不能简单地把土改和战争动员混为一谈，后来的许多共产党国家不打仗也一样会搞土改。当然，土改也有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像我前面所说的，你把国民党依靠的乡绅阶层打倒了，甚至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农民不光能够挺直腰杆儿，不用害怕富人站起来，秋后算账，而且在战争年代，因土改受益的农民也必定会站在共产党一边，拥护保护其利益的共产党基层政权。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很难说哪方面是主要的。

　　灵子：现在社会上一方面大家有仇富心理，一方面大家又都很想进入到富人阶级里，同属底层的人还会互相歧视。这是不是也是当时打破旧秩序带来的后果？

　　杨奎松：任何革命都有两面性。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肯定极大地帮助了中共革命成功，但它也确实有相当大的副作用。任何一种人类经历过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既有的相对稳定的财产关系之上的。财产的占有可能是不平等的，甚至可能是差距很大，贫富悬殊的，但是，社会承认的合法的财产占有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都是不可侵犯的固有权利。在权利观念被打破之后，社会上很容易形成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观念——中共后来自己也批评了这一点——认为什么事情都应该大家平均，不承认差别，不承认等级，不承认财产权，不仅你我界限被打破了，就连公私界限也很难真正建立起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解决不好损公肥私，大家占公家便宜的问题，原因也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样穷容易心安理得，一旦有穷有富，就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嫉妒心理、仇富心理了。

　　灵子：如果说土地革命是共产党争取最广大农民的方式，那么在争取知识分子方面，主要是靠宣传民主吗？

　　杨奎松：这是中共做得最成功的地方。1936年，共产党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许多知识分子很惊讶，而且很高兴，说大家终于可以一起为民族、国家奋斗了。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包含着两个转变，一是把国际共产党的形象变成了民族党的形象；二是打出了民主的旗号。也因此，它才可能委曲求全地接受国民党的改制改编，变成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下辖的一个部分。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要想跟国民党抗争，或者想和国民党保持一种事实上的合作关系，就要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在一党之外要使自己的党也合法存在，最好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而有同样要求的不止共产党一家，同时还有其他各个中间党派。共产党有政权、有军队，它和中间党派共同向国民党要求合法性，要求民主权利，它自然也就成了中间党派的一个重要的利益代言人。不难看出，对党的合法性的要求，最终促成了中共与中间党派的紧密结合，而民主政治成了他们共同的政治诉求。 
　　国民党这边，按照孙中山的理论，应该走宪政的道路，但是，靠枪杆子起家并靠枪杆子维持其统治的蒋介石并无多少民主宪政的自觉与意识。战争期间，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去搞宪政，而是极力想要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地位。国共自抗战后期以来，两党之争客观上就变成了一种围绕着要民主还是要独裁的冲突。这没什么道理好讲，国民党必然会处在极其被动的地位，并且被中间党派所嫌弃，而共产党反而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评。

　　灵子：战后这方面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了。知识精英，比如像储安平这种人，后来也大都追随共产党去了。

　　杨奎松：首先是因为国民党太差，仗打了那么多年，总是该打的时候不打，不该打的时候乱打。抗战胜利本来给了蒋介石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两个东西被蒋搞错了。第一，沦陷区接收变成了路人侧目、怨声载道的大“劫收”，所有接收大员到沦陷区去都用各种方法敛财，肆无忌惮地贪腐，各种名目的官营公司，实际上全靠权力在牟利。第二，蒋对战后的和战问题的决策极端错误。前面各种战争打了快二十年了，老百姓总算有机会休养生息一下了，国民党再有问题，大家也支持以蒋为首重建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能容纳各党派，还能维持领袖地位和中央政府的地位，但他坚持反对联合政府，觉得自己完全能打败共产党。当时美国特使马歇尔来调解，顺利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决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认为国民党一党统治的法统地位受到损害，因而采取了反对政协的态度，把国民党内求战的心理一下刺激起来。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当年接连发生重庆较场口惨案、昆明闻一多、李公朴被杀案，南京打伤上海和平请愿团的下关惨案，中间派和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所有信心都被打没了。1947年蒋介石下决心打内战，发戡乱令，宣布整个国家进入军事状态，更接连解散民盟、查封报刊，所以像储安平那些人，走投无路，当然会选择共产党。 
　　共产党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他们可以寄予希望的。第一，共产党比较廉洁，这点国民党肯定不能比；第二，共产党主张联合政府参政，比蒋坚持一党独裁要好；第三，共产党能成就中国的大一统，甚至会像苏联那样，很快地把工业建设搞起来，让中国强大起来。这对很多知识分子吸引力很大。基于强烈的爱国情绪，有不少知识分子是抱有某种准备牺牲某些个人利益的思想准备的。1949年中共建国后，大批海外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学有所成的科学家，放弃优厚生活和自由研究的条件，纷纷选择回国，明显与此有关。

　　灵子：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希望政治民主，一方面又很钦佩苏联集中力量搞经济的成就。这跟现在一些人的心态有点像吧？

　　杨奎松：没错，这就看你是从哪个角度看社会进步，你认为对中国或者对所有中国人民最有利的是什么。现在非常明显的争论是，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对人的基本权益的有效保护，国家再强大、生活再富裕，相当多数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感。还有相当多的人则更多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觉得首先国家要强大起来，否则个人再富有什么用？他们认为用集权的力量把所有资源调动起来，很快地发展了现代化，再怎么说也值得肯定。这就是两种价值的判断，看你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灵子：且不论有投机心态的人，就说严肃真诚的学者，提出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也是差不多的心态吧，觉得中国的经济成就更有说服力。

　　杨奎松：没错。苏联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们当年也是落后国家，也是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把工业化建设起来了。那时候苏联给各国的刺激都很大，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甚至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的主张者，去了一趟苏联也曾激动得不得了，觉得哪怕受点牺牲，忍受点一党专政，能够把国家发展起来也值了。怎么看这种问题，主要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判断，看你究竟想得到什么。你要想国家发展得快，工业发展得快，当然越集权越容易较快地发展。但是，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注意到苏联模式所付出的代价和最后的结果，你可能就会考虑，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到底能或应该承受多大的代价。

　　灵子：这种基于经济成就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持久。

　　杨奎松：持不持久就是个人的看法了。人是永远都会对自己抱希望的。很多人写文章讲，我们为什么不能走与苏联不一样的路？从今天实践的结果来看，我们走的与苏联就是不一样，苏联垮了，我们还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千秋万代地走下去？……

　　本文选自灵子著《忧郁的常识》

 
灵子／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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