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之死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布哈林之死

© 爱德华·拉津斯基／文
© 金铣／译

斯大林与布哈林

危险的自由之旅

　　1936年2月10日，第一次警钟敲响了：《真理报》严厉批评了布哈林的观点。但是两个星期后，“当家的”放他和他的妻子去了巴黎。布哈林作为代表团成员去取被希特勒搞垮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档案保存在住在巴黎的孟什维克尼古拉耶夫斯基那里。 
　　这是“当家的”只赢不输的一步棋。在严厉的文章发表后放布哈林和妻子出国，这显然是给他提供了留在国外的机会。若果真这样，这个“右派”领导人就会成为“叛逃分子”，即公开的敌人。过去和今后对老一代列宁主义者的全部审判便会成为非常正确的了。 
　　如果他回来——那也大有文章可做。“当家的”熟知布哈林的性格，确信布哈林在国外不会守口如瓶，肯定会讲不少多余的话。因工作需要见过尼古拉耶夫斯基后，布哈林不可能，也不会想回避与其他孟什维克见面。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太多了。实际上，情况也正是如此。每一个在苏联生活过的人到了国外以后，都记得这种潜伏着危险的自由感受。布哈林也觉得自己自由了。因而在计划外会见了孟什维克领导人达恩。他在会晤中提到斯大林时讲：“这个小个子恶人不是人，是魔鬼。” 
　　“为什么你们要把自己的命运、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他？”达恩问。 
　　“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党信任的人……他就好像是党的象征。正因为这样，尽管知道他肯定会吃掉我们，我们大家还是往他的嘴里爬。” 
　　“那您为什么要回去？” 
　　“我不能够像您这样当侨民……不能，即便会出什么事……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出。” 
　　达恩把谈话记录了下来，并向朋友们介绍了谈话内容。布哈林与尼古拉耶夫斯基也闲谈了一大通，尼古拉耶夫斯基为了历史同样把谈话内容都记了下来。在布哈林被捕后，虽然尼古拉耶夫斯基怕害了他而销毁了笔记，但为时已迟。在那时，知道谈话内容的似乎已不止他一个人。 
　　布哈林在巴黎还秘密会晤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布利特。他向布利特通报了在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日趋强烈的、令人奇怪的亲希特勒情绪。 
　　巴黎处处都有斯大林的爪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探、共产国际中的法国共产党员、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的前沙皇军官。要是以为斯大林没派密探盯着布哈林，那就太可笑了。正因为这样，布哈林在国外为后来的审判增添了不少材料。在审判过程中还将提到他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谈话。 
　　布哈林回来了……秋天，斯大林让他去帕米尔整整休养了一个半月。当他还在中亚欣赏大山美景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时提到了布哈林和一些“右派”的名字。他们被说成是恐怖活动和谋杀基洛夫的同谋。

诸神是贪婪的

　　我坐在总统档案馆中阅读布哈林临死前写的信。总共40封。 
　　布哈林回来后马上就忙着给政治局和检察长维辛斯基写声明书：“我不仅没有犯下强加在我身上的罪行，而且我还可以自豪地说，最近这些年我满腔热情地和矢志不移地维护了党的路线和斯大林的领导……因此应该说，自1933年起，我断绝了与自己以往的志同道合者托姆斯基和雷科夫的一切个人关系。通过询问司机、分析他们的行车报单、询问哨兵和仆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展开调查等方式便可确认这一点……” 
　　不错，恐惧不允许他与以往的同事见面。 
　　对于仅有的几次个别会见，他还忐忑不安地一一作了汇报： 
　　“只是有一天见过加米涅夫……我问他是否打算回来主持《真理报》文学部的工作。我当时说，我可以跟斯大林同志谈谈这件事……但加米涅夫说：‘我希望大家忘了我，希望斯大林最好连我的名字都别想起来。’ 
　　在谈到“布哈林派”时，他写道：“斯大林亲自把一些文件拿给我看，从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些人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他们早已不信任我了，有些人还骂我是叛徒……” 
　　因此，布哈林与忠实的门徒们也断绝了任何联系。在这之后，他又开始盛赞已经结束了的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 
　　“……审判将具有十分重大的国际意义……把恶棍枪毙太好了，空气立刻变得清新了。” 
　　这样一来，他清白了。他像“当家的”要求的那样出卖了所有人。 
　　“当家的”认为时机未到。在那段日子，刚刚在准备第二幕——对皮亚塔科夫、拉杰克等人的大规模审判。他考虑让布哈林在惊险剧的第三幕登场。“当家的”当然知道布哈林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感到害怕。回到苏联这个现实中来之后，布哈林便已经明白自己在国外干了什么。此时一件可怕的事正在折磨着他：朋友科巴（注：斯大林的小名）是否知道了他在国外的谈话内容呢？ 
　　“当家的”当然知道了，但仍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从索契回来后，“当家的”决定停止侦查工作。这使布哈林必然面临最可怕的事，因为最可怕的事不是蹲监狱，而是等着蹲这个无法逃避的监狱，日复一日地等。“当家的”知道，这个女人气的知识分子在等待期间就会被拖垮。 
　　《真理报》在1936年9月10日报道说：“侦查工作表明，没有应追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责任的证据。” 
　　然而，停下来的侦查工作似乎搜集到了越来越多的揭发布哈林和“右派”的供词。 
　　布哈林在1936年9月24日给斯大林写信说：“我在侦查工作结束前没有请求过让你接见，因为觉得这在政治上不方便。可是现在我恳求你不要拒绝……你审问吧！可以扒出我的心来看！不过请把事情搞个清清楚楚，以使任何人都不敢侮辱我，害我。” 
　　可怜的布哈林甚至“在一个不眠之夜”创作一首歌颂斯大林的长诗，并把它送给主人公过目……然而谦虚的主人公没让发表。 
　　在1936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就已直截了当地责难布哈林参与反革命活动。可是“当家的”要把自己在戏中的角色——轻信他人的摩尔人的角色演到头，因此他说：“不要急于下结论，要继续进行侦查工作。” 
　　此时布哈林已生活在地狱中。在中央全会的会间休息时，安排布哈林和李可夫与从监狱押来的皮亚塔科夫、拉杰克等人对质在政治局委员在场的情况下，他最要好的朋友拉杰克及其他所有人都乖乖地指控他参与了阴谋活动。他歇斯底里地反驳他们的指控。 
　　可是，新的指控又来了……

“看到他就是我们大家的幸福”

　　新年前夕，斯大林给人民带来一件大喜事；向人民宣读了由可怜的布哈林所起草的宪法草案。 
　　在对宪法的制定者——伟大的斯大林响彻云宵的热烈欢呼声中，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以宪法草案为……的基础。” 
　　“很难描述克里姆林宫里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站起身来长时间鼓掌欢迎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站在讲台上举起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下来。他几次请我们坐下来，可是不管用。我们唱起了国际歌，唱完了接着鼓掌欢呼。斯大林同志向主席团转过身去，大概是要求搞好会场秩序……他掏出怀表，并指给我们看，可我们不认时间。”（摘自工人苏科夫的信） 
　　各报全开辟了新专栏——“大会代表来信。” 
　　代表们在来信中对宪法倒有些淡忘了：“当看到最敬爱的领袖，宪法的天才制定者的光辉形象时，我经历了难以忘怀的时刻。”（工人加里宁） 
　　“我急于同你们分享无比的快乐。我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我们在世界上最亲的人。我像着了迷似的坐在那里，眼睛一刻也离不开斯大林同志的脸庞。”（纺织女工洛热奇尼科娃） 
　　“通知我和杜希娅说，明天斯大林同志与我们谈话。我不知道自己的脸怎么样，但看到杜希娅的脸一下子胀红了，流露出喜悦的神情，她的眼睛也迅即变得明亮起来。”（纺织女工卡列娃） 
　　这并不是拙劣而愚蠢的宣传，也不是一群蠢人没有了理智。看见了这位人间上帝已成为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不仅仅是对被愚弄的工人而言电台和报纸变换着花样大肆吹捧领袖和诅咒叛徒，全国上下陷人一种疯狂崇拜和极度恐惧的歇斯底里状态。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神经质的布哈林快要疯了……

丧服

　　玛·斯瓦尼泽日记：“政治局委员们携妻子和我们这些亲属31日在约瑟夫家迎接了新年。我穿得太华丽了〈身着黑色长裙），所以感觉不太自在……” 
　　1937年来到了。这是俄罗斯整个历史上最恐怖、最血腥的一年。 
　　新年前夕，斯大林给布哈林送去了“礼物”。 
　　布哈林在1937年元旦给斯大林写信说：“我在12月30日夜晚收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徒的一大批供词（对皮亚塔科夫、索科利尼科夫、拉杰克、穆拉洛夫等人的两次审讯记录）。以我的名义搞这个把戏的原因是……” 
　　（布哈林接下去绝望而又罗罗嗦嗦地为自己辩护，说一些恶棍想给他对科巴的忠心抹黑等等）。 
　　可是科巴已不予答复了。布哈林仍不停给他写信： 
　　“1月12日。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所有亲属而言，我都成了蒙难者。谁也睡不好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请告诉我怎么办，请召见我！” 
　　然而，斯大林没有召见他。 
　　1月16日免除了布哈林在《消息报》的职务。 
　　布哈林仍然无休无止地给折磨自己的人写信。 
　　“1937年1月24日……我的罪犯名声已经传遍全世界。我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办？” 
　　当开始强迫他搬出克里姆林宫内的住宅时，他给斯大林打电话说：“有人来强迫我搬出克里姆林宫。” 
　　“那你就让他们滚蛋”，朋友答道。然后把布哈林留在了克里姆林宫，但这只是暂时的。 
　　中央全会已在筹备，对布哈林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全会。与朋友们分别的时刻日趋临近。布哈林因头脑发热而宣布，只要不撤销对他搞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指控，他就不参加全会。他宣布绝食，以示抗议。于是很快就…… 
　　“1937年2月7日……昨日收到了中央全会的议程。最初议程上写的是‘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案件’，现在‘同志’一词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

奥尔忠尼启则的秘密

　　中央全会被延迟，因为奥尔忠尼启则死了。 
　　近一个时期，奥尔忠尼启则的处境日益恶化。叶若夫已经逮捕了他的副手皮亚塔科夫和他所有的亲信……最后逮捕了他的哥哥帕普利亚。 
　　奥尔忠尼启则怒气冲冠地打电话给斯大林，对着话筒大喊大叫。可“当家的”只是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就是这么个组织，它连我家也可以搜查。”奥尔忠尼启则还是什么也没明白，愤怒地大声质问，为什么把皮亚塔科夫枪决了，不是答应过他只要承认罪行就给他留条性命么？ 
　　2月17日——奥尔忠尼启则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到了。由于有他的秘书侥幸留下的材料，因而可以了解在这神秘的一天发生的一切。 
　　清晨奥尔忠尼启则与“当家的”谈了话，而且是单独谈了几个小时。这次会见很可能是平和地结束的，因为在全会前夕把事情搞到与主要报告人之一奥尔忠尼启则决裂的地步，并不符合斯大林的原则。确实，奥尔忠尼启则的工作日接下来很平静。他见了莫洛托夫，在家吃了午餐……大约在半夜离开了人民委员部，在那里他签发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对装运钢管的工作表示不放心。一个想要自尽的人，未必会对钢管如此操心。回到家后他便进卧室休息了。很快从卧室传来一声枪响，妻子跑进来，看到他已去了，鲜血淌在内衣上。是自杀？或者这一枪是与“当家的”会面引发的结果？当时斯大林意识到，豪爽的奥尔忠尼启则已感到绝望，他有可能在全会上抛出什么东西来…… 
　　叶若夫操心安排好了一切：当奥尔忠尼启则上床休息时，让他的警卫员从后门走进了他家……

布哈林最后的爱

　　布哈林在召开全会前继续给斯大林写充满爱戴和歇斯底里情绪的信。 
　　“1937年2月20日。谢尔戈的死使我的心灵深处受到震动。我长时间地失声痛哭。我十分喜爱这个人……我想去看济娜，可她如果对我说：‘不，您现在是我们的敌人’，我又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确实热爱你，尽管这是迟到的爱。我知道，你是个多疑的人，但常常在怀疑中不失英明。我知道，一些事实证明，怀疑的程度应该再提高许多倍。” 
　　然而，“当家的”不仅用等待末日来拆磨他，还表现得极为仁慈：给他时间去自杀。可是布哈林还想活命，因为他有个漂亮的妻子，孩子也出世了。 
　　于是斯大林作出了决定。 
　　全会开始了。叶若夫报告了“右派”的犯罪活动。与会者一致愤怒地要求给予惩罚。忠实的莫洛托夫首先发难：“你们要是不招供，这本身就将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写文章说，我们的审判是挑衅行为。只要把你们逮捕起来，你们就会招供的。” 
　　米高扬也发言叫布哈林和李可夫立即承认反国家活动。 
　　对此，布哈林冲动地叫喊起来：“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不会诽谤自己。”（如此说来，布哈林知道他痛斥过的“匪徒们”是清白的。） 
　　为最终作出决定，成立了一个30人的委员会。其成员既包括“当家的”给留了活路的人——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也包括“当家的”已选定不久将丧命的人——叶若夫、波斯特舍夫、科肖尔、加马尔尼克、彼得斯、艾赫、丘巴尔、科萨列夫……这些未来的牺牲品非常残忍，也特别强烈地要求枪毙布哈林和李可夫。 
　　又是“当家的”提出了最温和的建议：“开除出党，不交付法庭，将此案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这一温和态度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缓慢死亡，饱受摧残和痛苦。被“当家的”安排进委员会的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丽娅，乌里扬诺娃也支持这个建议，从而把伊里奇喜欢的人送向了坟墓。 
　　顺便说说克鲁普斯卡娅。全会上出现过一个古怪的插曲。 
　　请看全会速记记录： 
　　叶若夫：“布哈林在写给中央的声明中说，伊里奇是当着他的面去世的。胡说八道！撒谎！一派胡言！” 
　　布哈林：“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医生和我在伊里奇临终前都在场。是不是这样，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没吭声。玛丽娅·乌里扬诺娃也缄口不语。 
　　布哈林：“我是不是抱起了去世的伊里奇，还亲吻了他的脚？” 
　　两个女人还是一言不发，全体与会者则朝着“撒谎者”哈哈大笑。 
　　可怜的“小布哈儿”求助于寡妇和死者的妹妹是徒劳的。她们现在都不敢讲话，就像不幸的布哈林本人以往也不敢讲话一样。所有人都想争取到生的权利。 
　　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人狱。

不足信的真话

　　布哈林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第四十三封信：“非常机密，未经斯大林的许可请不要看。” 
　　“1937年12月10日。我写的这封信可能是我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封信了，因此请允许我免掉一切官样文章，更何况信只是写给你的……我的悲剧，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页即将翻过去。（用“或许”这个词表明他还抱有希望，因为他记得，索科利尼科夫和拉杰克在上次审判中都没有被枪毙。） 
　　我因为焦躁不安和心乱如麻而全身发颤，勉强能控制住自己。正因为涉及到命运问题，我才想在为时还不晚的时候先与你告别。为了消除各种误会，我一开始就要对你说：面对全世界（全社会），1）我不打算收回我所写的任何东西。2）我不打算在这方面求你任何事，我不想为了让事情脱离它的运行轨道而恳求你。我写信是为了向你个人通报情况。我不能不给你写完最后几行字就进坟墓，因为我被你应该理解的痛苦折磨着。我对你说句实话，我在侦讯过程中承认的那些罪行都与我无关。” 
　　那他为什么承认呢？他在所有诽谤自己的人当中第一个详细说明了为什么。 
　　“除了承认别人的指控和供词并借题发挥，我当时没有任何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 
　　“在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我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存在着某种搞大清洗的重要而大胆的政治设想。由于处在战前时期和向民主过渡阶段，这次清洗的对象将是有罪的人、可疑的人和潜在的可疑人。 
　　“在这方面没有我不行。对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法使他们不能为害。千万别以为我在这里暗中指责你。我在自我思考中已成熟多了，认识到了：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压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 
　　这里指出了高度合理性和世界历史性重任。他们曾经为此杀过别人，现在则彼此残杀。 
　　在得知重大设想后，布哈林平静下来了，因为迫使他出卖自己的，已不是一个人为自己和家庭的那种卑微的恐惧感……在各种设想的世界中，他是自己人！他己不是懦夫，而且几乎成了英雄——为重大的设想牺牲尊严！迎接死亡！ 
　　后来进行了审判——对驰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最后一次审判。消灭伊里奇的战友的工作接近尾声。这次审判成了“当家的”编排的惊险剧的结局。 
　　像故事通常的结尾一样，一切情况都昭然若揭了，所有线索集中到了一点：原来，布哈林和李可夫竟然同时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德国间谍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事首领、民族主义地下活动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以亚戈达及其手下的人为代表的坏分子狼狈为奸。 
　　在作出死刑裁决后，犯人们写了特赦请求书。 
　　我在档案馆看了他们的绝笔。李可夫一本正经地写了几行字。布哈林写得当然详细多了。 
　　布哈林最后写道：“我跪在祖国、党、人民和人民政府面前请求特赦。” 
　　可能是侦查员说呈文写得不够充分，还得再加工。于是次日——3月14日，布哈林又写了一篇特别长的呈文，其中有些话令人惊讶： 
　　“我在思想上已解除武装，但同时用社会主义新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了……请给第二个、新的布哈林一个成长的机会，哪怕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也行。这个新人将与死去的布哈林截然不同。他已经诞生了，请给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工作机会。” 
　　他在这里又重复了自己喜欢的浪漫念头：“为了重大利益请枪毙那个该杀的布哈林吧！不过请给我这个普通人留条活路。” 
　　亚戈达也写了呈文：“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前面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有趣的是，当警察的亚戈达和唯美主义者布哈林用了同样的字眼——“下跪”。 
　　后来有人来带他们……直到这时布哈林方明白，写特赦请求书这件事只是最后一个惩治手段——用让你抱有希望的手段折磨你。 
　　所有被判刑的人都遭到枪决，朋友科巴并没有满足布哈林要一杯吗啡的请求。布哈林没有死于吗啡，而是死于“自己人”之手。布哈林是最后一个被处决的。“当家的”让他尝尽了等待死亡的全部痛苦。

　　本文选自《斯大林传》，爱德华·拉津斯基著，金铣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延伸阅读 点击打开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