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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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摇晃的中国

© 主讲：张鸣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讨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有些国民党人有忌讳有神话，有些共产党人有忌讳有神话，唯独辛亥革命的历史，两个党都有忌讳，也都有神话。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半步。 
　　过去研究革命或者起义，尤其是改朝换代成功了的革命和起义，大抵有个套路：无非是被推翻的王朝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人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但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朝，其实不是这样。记得史学界曾经按照过去的套路，根据档案统计过辛亥前夕民变的资料，发现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民变可统计的大约有一万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委实算不上什么民变蜂起，更休谈天下大乱。朝廷新政引起的反抗，居然少得出奇，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波澜不惊。谙熟中国政治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此十分兴奋，由此预言中国的改革会十分顺利。当年的所谓民变，除了上匪和会党的扰乱之外，真正民间的骚动，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上，至于地方自治和教育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被后人渲染的“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其实只是山西少数地区干草会搅和出的小骚乱，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只消摸过辛亥前后的社会史料，凡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其实辛亥年之前中国社会相当安定。跟此前相比，很多过去匪患严重的县的知县有了自己掌握的武装，有了用洋枪装备起来的“小队子”，剿匪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地方自治的开展，乡镇一级有了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过去县里管不过来的轻微的治安案件，也得到治理。很多著名的绿林好汉，盐枭土匪，比如广西的陆荣廷，奉天的张作霖，扬州一带的徐宝山，都接受了招安，然后卖力地为政府剿灭从前的同道，成绩斐然。因此，辛亥前的匪患，比之新政之前，整体上是在减弱。 
　　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主旋律的话，新政时期的主旋律是立宪。不仅原来的维新党人呼吁，地方士绅响应，连朝中的大臣，分量最重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主张立宪，满臣中的佼佼者，端方，那桐和良弼，都是立宪的热心人。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最终朝廷也答应了立宪，而且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真抓实干地做了准备，各省选举了咨议局，朝中有了资政院。后来有人比较了资政院和民国后的两届议会，发现就数资政院的议员水准高，议政水平也高。清朝最后几年地方士绅的立宪请愿，声势浩大（就缩短预备期而言，其实也不是没有成绩）。可是，除了立宪之外，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声音，这就是革命，但革命只能算是一种杂音。孙中山的革命党，在辛亥前，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和暗杀，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大多是收买会党，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制造一点麻烦，忽起忽灭，很多起义，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少数的几次新军起义，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基本上算是半途而废。算起来，革命对清朝最大的威胁，就是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此番暗杀，很接近成功，如果真的成功，其影响力其实比所有的起义加起来都大。相比较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要比他们的起义和暗杀，对中国后来的进程影响还要大些。当时的这种宣传，主要是排满，强调满人对汉人的200多年的虐待，尤其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对汉人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气性大的，读罢兴许会血脉贲张。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头，这样的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满清统治者而言，的确消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操作的空间变小，让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旦犯错，就可能引发汉人士绅“非我族类”的联想。 
　　可惜，立宪的主旋律，在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两个成熟的政治家死后，在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手里，最终变调了。这些年纪不过30岁的年轻人（摄政王载沣当家时25岁），少不更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从来没有到底层历练过，却一下子当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家，想不犯错很难，但是一犯，就是要命的错。错在抓权，把权抓在自己手里。把汉人手里的权力收归满人，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然而，清末政治格局，满轻汉重，内轻外重，已非一日，满人政治能力又大幅度退化，如此收权，谈何容易？赶走了有用、也有势力的袁世凯，还可以解释为替哥哥光绪报仇，但是，搞皇族内阁，有计划地换掉汉人官僚，甚至把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回中央，就过于赤裸裸了。要知道，在立宪的主旋律里，除了少数前维新党人，绝大多数士绅，其实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立宪，无非是想通过立宪，跟中央政府分享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结果分享不成，自己有的，反而要失掉，失给强势的西太后也就罢了，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也来横的，让人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就这样，主旋律哑了，其他的声音就占了上风。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几个偶然因素，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至少不一定在辛亥年的武汉取得成功。其一，如果当时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而是一个能干的汉人，起义未必能成事。当天晚上，如果瑞澂不是炮一响就挖开后花园钻了狗洞，溜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姿势，那些没响应起义的团队，有了主心骨，没准会倒向那边——事后起义的士兵自己都说，群龙无首的他们，未必能撑得下去。毕竟，当时绝大部分军官没有参加起义，一半以上的团队，都没有响应起义。其二，如果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们没有在俄租界试验炸弹失败，而是按部就班地策动起义，起义也未见得会成功。此前半个月，武汉新军个别士兵就像武昌起义那样，也开枪闹了一场，但没什么人响应。说实在的，平时发牢骚容易，真的起义造反，对很多人都挺难的。如果不是俄租界的爆炸，革命党人把武器、金钱连同旗帜和大印，最要紧的是党人花名册都丢给了清政府，而瑞澂又处置失当，既不是马上按图索骥大搜捕，也不是当众把花名册烧了，而是破获了几个据点，杀了三个人，把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起义不会有那么多人响应。更要命的是，其实花名册上有谁，士兵们心里根本没底。当时的革命党，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入党手续。于是谣言四起，人人都说，瑞澂马上要按名册大搜捕，大开杀戒。见了那三个人头，不由人不信。显然，这样的谣言，是起事的最好的动员。所以，尽管群龙无首，但在等死亦死，起事亦死的情景中，人们当然会倾向起事。第三个偶然因素，是由于武汉这个地方，恰好钱也多，枪也多。起义成功的士兵们，发现藩库和铜圆局里居然有4000万元的巨款，在当年，一家6口，6元一个月就能活得很好，4000万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加上自张之洞以来，武汉购买的枪械，以及汉阳兵工厂的枪械，说枪炮堆积如山，其实不为过。有了钱和枪，革命军马上就扩军。革命前湖北只一镇（师）一协（旅），一万多兵力，当时在武汉的不足万人，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左右。革命军招兵，每月关饷10元，立刻就招满了五个协，相当于两个半师，原来的起义士兵，此时都做了军官。从前孙中山不喜欢在武汉发动起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武汉是个四战之地，就算起义成功，在四面围攻下，也容易失败。但是，一听说革命党有了五个协，周围的省份立刻就有自身难保的感觉（周边的几个省，都只有一协新军），即使中央政府，也得耗费时日，调集超过五个协的军队，才敢进剿。这就给了革命一个机会，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机会，在没有大的战事的半个月里，好些省份都动了起来，纷纷独立。等到北洋军在冯国璋的率领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两镇，那边南京被革命党克复，清朝大势已去。其实，革命军的五个协不足为惧，因为都是新兵，好多人连枪都没摸过，头上还留着辫子，那些由士兵转成的军官，也没有指挥打仗的经验。但是，当时全国的新军包括北洋军，都没有经过战争，对于打仗，只会计算兵力和武器，五个协横空出世，没法让人不害怕。 
　　当然，真正让起义成功，而且遍地开花的关键性因素，还是立宪派的配合。武昌起义第二天，局势完全没有明朗之时，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就来了，不仅来了，而且欣然“从逆”，作为一个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的大士绅，这样的选择，委实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不仅他麾下的汉口商团投奔了新政府，帮助维持秩序，而且他还派人说服了在武汉的西方领事，同意把革命党和清朝列为同等的交战双方。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他的弟弟，前来镇压起义的海军大臣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游说海军保持中立，后来在萨镇冰走后，海军居然整个舰队反正，令前来镇压的北洋军很是丧气。不久，在湖南的起义中，议长谭延闿，一个高官后人、湖南破天荒的科门高第也“从逆”了。再后来，名绅张謇、汤寿潜，江苏巡抚程德全，上海的商会几乎全伙，都上了造反的“贼船”，除了陕西等少数几个地方之外，各地的独立，都有立宪派或者当地士绅相当大的份额，很多地方，所谓的独立干脆就是士绅包办的（尽管这些事例往往被后来的史学家批评为革命不彻底，但在当时，革命党人其实也很欢迎这样的独立）。立宪派对于满人亲贵的收权行为实在太恼火，革命党的宣传，此时大大听得入耳了。让他们放火自然也难，但有人放火，他们是敢于煽风添柴的。 
　　被满人亲贵深深伤透心的袁世凯，当然没有太多的心情去力挽狂澜，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他可不是崇尚理学的曾国藩，事实上，他就是有这个心，也挽救不了，不仅天下乱了，人心也乱了。当时，一些人热切地急于在中国的国门上挂上共和招牌，就如名记者黄远生说的那样，好像民主共和的招牌只要一挂出来，就会像魔棒一点，让中国变一个模样。但另外一些人却依然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立宪是必要的，但还是要有皇帝为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仅有一部分的士绅，还有外国人对待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西方列强其实也没有思想准备。日本人一度倾向于干涉，但一方面没有准备好，一方面由于其他列强都不同意，因此没有下手。在华的外国人，多半倾向革命，觉得中国实现共和不错，但在华的外交官可不这么看。在华势力最大的日本和英国外交官，开始是致力于保全清朝皇室，让他们作为虚位的元首存在。其实，袁世凯也一直是这样打算的，并非像后人眼里的“曹操”。在南北谈判中，好长时间都在坚持君主立宪，而其中的君，是满人皇室。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摄政王退了位，皇族内阁也被取消，但是，犯了大错的清朝皇室，还是无法维持，至少没有办法作为国家元首来维持。维持满人皇帝做元首，不仅独立各省革命党不能容忍，连立宪派也不能同意。作为统治者的满人，在革命当口的表现也实在不怎么样，各地驻防旗营，除了西安，基本上没有抵抗，尽管装备精良，但他们却没有用精良的武器哪怕放上一枪。各地满人官僚，除了个别有自尽的外，其余都学了瑞澂，一律采用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满人政治，自打清朝中叶以来，多少年都是一潭死水，不温不火也不作为，经过260年的养尊处优，满人整体上的确腐化了。加上最后几年的倒行逆施，实在让人难以同情。即使中国人需要，现成的满人皇帝，也做不下去了。 
　　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有皇帝的人们，包括外国政府和他们的使节，又开始讨论别的方案。方案之一，是从明朝皇族嫡系中找人来做皇帝。然而，这个方案一经提出，荒诞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所谓朱明嫡系已经无从谈起，不知道会有多少野心家会找出多少个朱明三太子、四太子的后人出来，根本无从辨别真伪，而且任何一个朱明后人上台，都不会有人服气。民间传说此番革命，就是反清复明，也许少数会党人士会认账，但革命党根本没这个意思。这个方案不行，第二个方案又出来了，说是把在曲阜的孔圣人后代衍圣公请出来做皇帝。第一脉络清晰，衍圣公就是孔门嫡系；第二德高望重，至少人家祖宗全国人民服气。但是，这样做麻烦也多，首先孔圣人从来都是素王，历代都没有子孙做过真皇帝，现在出来，有违圣人传统。其次，衍圣公似乎也没这个意思出来趟浑水，做一个空头皇帝。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尤其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觉得既然革命了，君主立宪已死，试一试最先进的制度，未尝不可。当年对西方的崇拜，主要是制度的迷信，这个迷信，有着严复介绍进来、风靡天下的进化论作为思想基础，相当牢固。 
　　所以，在人们的制度迷信，或者说幻觉中，袁世凯做了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最先进的制度，在中国挂牌了。挂牌之后大家才发现，其实没了皇帝的中国，还真的不好治理。虽然革命大体平和，战事只发生在少数地区，但革命后的秩序，却不那么好了。没有皇帝，就没有王法，居然成为很多农民对于革命的基本认识。至于那些会党、土匪、盐枭更是趁机猖狂，大肆活动。民国后的县知事，就是没有清朝的县令有权威，不动武，没人会听话。在清朝覆灭的当口，没有一个汉臣肯为其卖命的，更没有为其殉节的，哪怕那些世受深恩的重臣子弟，也是如此，表现最好的，顶多不肯接茬做民国的官而已。找不到殉节的人，害得后来编清史稿的遗老，都不大好意思了。但是，进入民国之后，众多遗老遗少突然就冒了出来，一起发现，原来清朝还真的不错，值得怀念，甚至复辟。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建立一个基于新制度的秩序，这个秩序，是民众最需要的。即使像袁世凯那样的强人，在内忧外患之下，在秩序建设上也举步维艰。最后居然出了称帝的下策，给了反对他的势力一个最好的借口。他的观察没有什么错，的确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共和没有基础，这个具有悠久帝制历史的国家，需要一个皇帝作为凝聚的重心。但是，革命已经发生了，共和已经建立了，如果退回去，就证明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不适合中国。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就意味着中国人人种低劣，绝非神明贵胄，显然，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为知识精英们接受的。实际上，中国需要一个君主，但满人皇帝不行，朱明后人，衍圣公甚至强人袁世凯都不行。因为需要皇帝的是底层的民众，但底层民众恰又是个无声的群体，能发声的人，没有多少乐意让君主回来。因为君主回来，就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在信奉进化史观的人们看来，哪怕历史出现形式上的倒退，都是不能容忍的。共和一旦挂了牌，无论天下易了几色，似乎根本没有摘下来的可能。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共和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跟君主立宪都属于代议制，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君不见，在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说建构的制度递进模式里，君主立宪是小康，而民主共和才是大同。但是，革命给了中国一个最先进的制度，却并没有像教科书说的那样，使得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也许，革命之后，中国西学东渐和西俗东来的过程，被加速了，但这个过程，早在清末就已经存在，而且没有人挡着拦着。中国社会，旧的伦理因为君主的消失而陷于崩解，但新的伦理和新的信仰，却因为启蒙的缺失没有建立起来。奇怪的是，原本在清朝新政时期遍地开花的启蒙运动，到了革命之后，反而消沉，白话报和俗话报一个个销声匿迹，原本遍布沿海地方乡镇的阅报亭也不见了，甚至，连盛行一时的文明戏，也让位给了京戏的复兴。启蒙实际上被很多东西压倒，救亡仅仅是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制度变革，但也带来了制度的焦虑和变革的焦虑。革命没有带来预期的变化，但却只能在进一步的革命中解决困境，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越来越激进，似乎激进才能解决问题。新制度没有应有的光环，但却只能在更先进的制度变革中寻找答案。君主没有了，但比君主还有威权的领袖，却普遍地受到知识界和民众的欢迎，卡利斯马型的魅力领袖，成为人们普遍的追寻目标。与此相应，自由主义者则变成了中国命运最尴尬的群体，里外不是人。国共两党，只要有可能，都在拼命营造领袖个人崇拜的氛围。皇帝不可再现，但神王却出世了。 
　　辛亥革命，将近100年来都是一种符号，一种推翻两千年帝制，建设民主共和的符号。这种符号，赋予了这场革命绝对的正当性，即使后来的研究，也只能顺着歌颂的路子进行。最可能的反思，就是所谓的革命不彻底性，而这种所谓的反思，在我看来，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后遗症。革命的发生，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命运的无奈，谁叫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时候，中国恰好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呢？而赶上一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时，这个政权的统治集团，又已经严重退化。中国顺利转型的砝码，都压在这个政权不犯错误上，事实上是一个不可能的幻觉。只要他们犯了错误，皇室的位置保不住，君主立宪也就没戏了。一个有着漫长帝制历史的东方大国，原本必须要有的、作为虚位君主的稳定象征一旦没有了，建立新制度下的新秩序，就难上加难了。没有君主，呼唤出来的替代，就只能是比君主更霸道的领袖和救世主，有了这种领袖，国家和社会才能安定下来。可是一旦领袖出了问题，国家和社会就会出大问题。 
　　自打1860年，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国，被拖人西方世界体系之后，中国的历史，就离不开世界史了。中国近代史的种种别扭和扞格，都是一个古老帝国被嵌入西方世界体系的别扭和扞格。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从此，东方诞生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但古老的帝国，却阴魂难散。西方的历史，左右着中国，但又左右不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没法按自己的逻辑走，也没法按西方的逻辑走，因为20世纪的西方，已经不是一个西方了。无论怎样学，怎样走，中国只能貌似地学习西方，貌似地走自己的路，做成一个非驴非马之局。 
　　一个事件，过去了一百年，是到了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这个事件，不应该再是抽象的符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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