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我的大学时代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智者自知

我的大学时代

© 徐中玉／文

徐中玉（1915.2.15～2019.6.25）

　　一．为什么会去山东大学 

　　我是1934年暑期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在此之前，我当过两年小学教师，在故乡江阴城区“澄南小学”教五、六两个年级的语文课，兼任教导主任。因我是江苏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的毕业生，必须凭在小学服务满两年的证明书，才能报考师资设备好、每年学费只要24元的国立大学。那时全国只有13所国立大学，山东大学是其中之一，设在青岛，原名国立青岛大学。因经费要改由山东省承担，而山东省政府乃在济南，青岛只是特别市，地点吸引人，山大不愿搬去，故只有校名改称“山东”，山东省才能勉强满意。我初中毕业时即因家里负担不起上高中普通科的学费，而师范科既免学费还免膳费，才进了师范科。师范科毕业后如想升学，去考私立的和教会大学，则无此限制。家里负担不起那些年约400块大洋的私校费用，我就只能等待两年后考国立大学了。国立大学录取率约为20:1，我并无把握。高师时期我不喜数理化，英语只能学一年，因为得多读教育学等课程，我文、史、地还可以，所以两年小教时期课余便尽力补读英语，以及代数、几何。许多人看不起小教。我总想升学。“小教”月薪24元，除去伙食每月5元，大致可余半数。家里可不用我的钱，便储存起来，准备考入大学后，自己维持一年。那年山东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设有考点，我就是在上海应试的。山大文科这时已只有中文、英文两个系，原有的教育系已撤消。我自然只适合考中文系。我还从未走出过苏南——无锡、上海、南京这一带，山东更未去过。决定只考山大，现在想来，这一决定可说基本已确定了我一生的走向。这并不只能说只是我的性格。 
　　因我大姑母家的表哥郭斌和（洽周）清华公费留美哈佛大学回国后，就在国立青岛大学英文系任教授。他和英文系主任梁实秋，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等都是同时留美的老朋友。我听他盛赞青岛的美景，又说山大文学院师资很好。我从未远出，如考进山大，有表哥在那里，家里放心得多。还有，比我高一两班的锡师同学，已有三位在山大读生物系和英文系，也鼓励我去，以后寒暑假即可同去同回。我考数学只代数、几何尚可，英语凭记住的一些文字凑数，文、史、地还可以。考后在家等待时，天天惴惴不安，愁着如果考不取怎么办，因已把小学教职辞掉了。幸而终于盼到了录取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记得那天正在院里吃夜饭，远远看到邮递员正在进来，送一封挂号信，我马上奔去接，心里直跳，一看正是山东大学寄来的。原来，通知“不录取”，不会寄挂号。自然是大喜讯。天哪！果然是。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都以前所未有的热烈为我高兴。此情此景，时隔60多年了，他们都已去世，还如在眼前。 
　　但当我正将去青岛时，却知我的表哥已转去清华大学任教了。青岛大学当局未能阻住大学生强赴南京要求抗日的请愿，受到国民党政府严责，坚决要开除为首学生，引起了罢课。校长杨振声，教授中大多数包括梁实秋、闻一多等在内不主张罢课，引起更大风波。结果还是开除了一些学生，而杨、梁、闻等以及当时任中文系教员的沈从文、方令孺等，都转去北大或清华了。我的表哥不久也决定改去清华。我就只能与老同学一起，在上海搭上日轮“大连丸”去青岛入学。就这样，终于实现了我升学的愿望。那年我不足19岁。

　　二．我的思想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在无锡读书时，激于义愤，也参加无锡学生队伍赴宁请愿抗日，看见过蒋介石，听了他在中央军校的“训话”。与虎谋皮，当然无功而返，却增重了对国事的十分忧虑。读小学时我们的级任先生教语文课的陈唯吾老师，极受我们爱戴，中途突然离校，失踪了。后来听说他已被杀头。传说他是“共产党”。很长时期，我一直不清楚究是怎么回事。一直到解放后，才在江阴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和事迹。原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在一次领导“农民暴动”中被抓去，真的是被“杀头”了。读初中时我有惊无险知道在今张家港市杨舍镇半夜里附近农民队伍惩治了一些地主、当铺老板，我们是在镇郊学校里，天明后才去镇里看了一些现场。仍不全懂是怎么回事。劫富济贫？读师范时经过赴京请愿后订阅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才稍为知道了一些世事，感到应该进步，痛恶不抵抗主义，忧虑国弱民贫。也读过生活书店出的一些进步小册子，只能说稍为开窍了些。我两个姑母家的两个表哥（另一个郭斌佳）都是因读书勤奋突出，从中学起就连得奖学金进大学，终于都考取了清华公费留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后回国任大学教授的。我家近亲中无一经商或做官，只有勤奋读书这条路被认为最理想。我不如他们，但思想里家庭和我自己同样重在好好读书，读书救国。初中时期没读过新小说，在无锡时才读到一些，后来还订阅了一份《现代》。爱读小说，不大看理论文章。开始为县报、校刊写点短文，下乡宣传过抗日。对国事主要想到抗日御侮，绝不能被帝国主义者“瓜分”，其它不大清楚，也不求甚解。 
　　到山大后，开头除听课外，我下午、晚上去图书馆为多。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的报刊、书籍，大大开了我的眼界，自己没真读过什么好书，明白了自己多么寡陋。山大中文系文科教授大多原出身于北大、清华，都是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在时来的，游国恩、彭仲铎、萧涤非诸先生是讲师，张煦（怡荪）、姜忠奎（叔明）、丁山诸先生是教授。大学教师一上来就讲他们的专题研究心得，不根据教本，往往还并无讲稿，只用一些板书，要求我们自己去看参考书。刚上来实在抓不住要领来不及记录，只好课外去寻些有系统的书看看。这就要自己去查书卡，借书，翻工具词典。很艰苦，但多少有点自学能力是这样摸索出的。青岛地处华北范围，又是日本侨民颇多之处，海边还经常停有日本兵船，日本浪人常故意肇事。华北局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切肤之痛远比长期生活在江南一带重得多。一面是学习负担不轻，一面又得预想到第二年的学费来源，不能不想向报刊投稿，便试着准备起来。那时我们注意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和《益世报》较多，北平的《华北日报》、《世界日报》次之。觉得那里副刊每天一大版，容量大。青岛本地报纸六七家，稿费极少，甚至不给，影响又小，写了多向天津、上海寄。上海的最大刊物有《东方杂志》，后来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等。我不会也写不好小说，主要写些短文、散文。多少只有点当小学教师两年的生活经验与社会、书本知识。学习负担，经济准备，加上时局紧张，一天比一天安不下心来。以后学习逐渐上了轨道，文稿有些退回、有些发表了，对时局的关心也更增加了。触动较大的是参加发起建立了“山大文学社”，开始受到社内一些进步同学、还有不少后来知是“民先”成员和甚至已是地下共产党员的无形影响。社中不少并非中文系同学，理工科的不少。我们在青岛《民报》办了个《新地》文学周刊，由我和中文系东北同学蔡天心（建国后任辽宁作协副主席）共同负责。我们时常一起座谈，一起出去野餐。二年级时老舍师到山大来任教了，第三年叶石荪师、台静农师、颜实甫师也来山大了。洪深师是英文系主任，排练《寄生草》剧时找我帮他做“提示”以及别些杂事。老师们有时也参加指导文学社的活动。参加文学社使我交到了不少进步同学，开拓了我的视野。明显感到他们对抗日救亡问题特别关心，知识多。我又参加了他们的读书活动，很觉新鲜。中间直接感受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大家震动的紧张情绪。激烈的以“除蒋”为快，大多数同学顾虑一旦爆发内战，就谈不上抗日了。和平解决，觉得还是共产党明智。此后进步同学发起的各种救亡活动，我参加增多，如一道下乡去崂山一带演街头剧等，深受感染。这都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的情况。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仍循例南归探亲。战事扩大后，我坚决仍回青岛，以为还可能开学，因只剩一年就可毕业了。战局不断扩大后，山大奉命南迁芜湖，我任学生会负责人之一，随校南迁。另两位负责人原来是“民先”的山大负责人，途中他们邀我参加“民先”。我因相信这两位同学，虽对“民先”历史并不很了解，仍欣然同意了。在南迁过程中，我在芜湖、安庆、武昌三地随队逗留期间，都随他们同去当地的“民先”联系地点交流，在武汉还去看望过沈钩儒先生。此时忽从报上知道“民先”已宣布停止活动，当是上面的协议等。以后这两位进步同学决定即赴山西及陕北，未再继续随校入川。其中一位王华美建国后任过党的西安市委书记（丛一平），曾又欢聚，此乃后话。我略知“民先”是当时党领导的青年学生组织。后来由于他们两位已走，不了了之，我就再未参加过类似的这种活动了。山大继续入川到万县时，教师同学已只剩百余人，复校无期，这时知道叶石荪师已在成都四川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蔡天心同学已在川大中文系借读，要我也速去川大借读，免致耽误荒废。于是我就离开万县，经重庆去成都，办好了在川大中文系借读的手续，住在成都皇城里，时间是1938年初。春季开学时，我听过川大向仙乔、林山腴两位老师的课，两位都是四川的著名教授，旧学根底很深，学风显然与山大不同，重在传统。互相比较，我也有很好印象。可是很快便收到山大与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暂时合并的通知，在外借读的学生可仍去中大。我反复考虑，一因重庆熟的同学多，二因表哥郭斌佳已从武汉大学教授转到重庆担任外交工作，是惟一近亲，所以决定仍去中大。去时春季已开学上课，说定可先读四年级下学期的课，秋季补读四年级上学期的课，读完可先行离校工作，正式毕业则定为1939年7月，比山大应在1938年7月，迟了一年，因迁校时已在路上化掉一学期时间。我与后来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周法高、李孝定两位是中大同班同学。由于有以上些经历，到中大后，可能由于三年来已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等刊物，以及稍后的《七月》、《光明》、《抗战文艺》、《抗到底》、《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承同学们厚爱，推我担任中文系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的研究部长。成立“中大文学会”后，又被推为主席，实也由于进步同学们的大力支持。因“中大文学会”和“中大经济问题研究会”、“中大社会问题研究会”，是三个以进步同学为主体的学生团体，同学们可能从我发表的文字中了解到我有些进步的倾向。当时我同中大的陶大镛、陈元晖、勇龙桂、郭圣铭、莫绍揆等都很熟。直到建国后，我才知道，中大党组织略知我的经历，所以支持。但我重视专业，喜爱写作，又即将毕业离校，所以确也未曾想过参加组织的问题。事实上，我对共产党虽已渐有所知，却也顾虑规矩很多。加上与表哥见面时，他几次告知其从政的经验，说政治太复杂，国民党内党棍多，没有意思，千万不要参加到任何组织中去。在重庆我只由老舍师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理论研究组的一员，出席过几次讨论会。我为“中大文学会”邀请到了郭沫若、老舍、胡风、陈西滢四位先后到中大来演讲，有很大影响。我基本上只积极主张抗日救亡，读书、救国，要求社会进步，不大去想别的问题。理想的职业是步两个表哥后尘，研究学术，争取将来当个比较自在的大学教授。先此老同学蔡天心已去延安了，建国后知道在我离开成都，他回重庆任职后不久就成地下共产党员了。我敬佩他的勇敢，一直保持与他通信。但我仍喜欢走读书研究的路，不想经商，也无意做官。这在当时也是两个热点。 
　　1939年初我先行离校，应山大颜实甫老师之约去成都的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研究中学语文教学。我对这工作不感兴趣，很不对路。两月后，颜老师被任命为重庆郊外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在此之前，迁到在云南澄江的广东中山大学研究院在成都招考研究生，我正有志继续深造，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应了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的考试。颜老师非常开明，一方面邀我到教育学院当秘书，也教点课，另一方面又预先答应我，如考上了，仍去深造，一定放我走。研究生很穷，云南又荒远。在重庆教院，地点和生活都好得多，到教育学院又不满两个月，我终仍决计离开重庆，一个人到中山大学去当研究生了。我不愿研究我没兴趣的问题，叶石荪老师早把我吸引到古今文论的研究领域。我也不愿老坐办公室。我孤身一人经昆明到达澄江小城，在城外一座破庙改成的文科研究所里，白天是在荒山，夜间是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读宋代诗论。重庆、成都、昆明是当时后方的大城市，这里只是荒僻小城的寂寞山野。我从未懊悔这种选择，觉得还是这种生活好，简单一些。中山大学研究院分成三处，文科研究所全部只有十几个同学，报纸两天后才只能见到昆明所出的，没有什么其他讯息。生活圈子限在极小的范围内，专门读书。粗茶淡饭，我适应下来了。 
　　回顾我那几年的大学生活，历经三所国立大学，身经目击“七七事变”前后情况以及迁校入川的种种磨练，思想上有所变化，行动也逐渐改变，对抗日救亡是积极的，对写作是积极的，对政治真相实际仍隔膜，不求甚解。厌恶国民党那些党棍，敬佩牺牲了的共产党员，自己却仍愿生活在学校环境里，读书求学，不想参加什么实际政治活动。大概有些进步同学也看到了我这种性格。两个表哥是我近亲中的有力榜样。此时我的大表哥郭斌和先在清华、中央两大学外语系当教授，这时则在迁于贵州的浙江大学兼任外语、中文两系的主任。他一直专研古希腊文学，与“学衡”派诸先生交往密切，是美国人文学家白璧德的学生。我虽不了解两个表哥所学的希腊文学与西洋史学，却对他们所走的生活道路是向往的。我这条生活道路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山大几位老师的影响，后面会再谈到。

　　三．我的学习与老师们 

　　在山大学习的三年，我印象极深、相熟的老师也多。在川大只借读过两个月，时间太短。在中大一年，也有很深印象，得到几位老师的亲切帮助。 
　　比较起来，我喜欢山大中文系的学风。山大比较开放，我接受的现代教育观念多些。这同中文系老师大多受过西方教育，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与传统有异不无关系。系主任张煦先生给我们讲庄子，四川人，讲授得非常生动。听说他在北大读书时，有次与别人辩论老子，极得梁启超赞赏。姜忠奎先生也是北大出身，听他讲文字学，有板有眼，似很传统，却含有新意。丁山先生是古代史专家，给我们讲中国通史，上课只带几支粉笔，滔滔不绝，他来自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游国恩先生已出版过楚辞研究专著两种，思路清晰细密，循循善诱，我们很爱听他的课。闻宥先生的语音学，中外汇通，我无意于训诂、音韵之学，对他的课仍有相当兴趣。台静农先生给我们讲诗经，给我们介绍崔述、方玉润诸家新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叶石荪先生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休假一年来山大。他曾留学美法两国，给我们讲文艺心理学，不但对外国文学，也对古代文论资料非常熟悉，自己能填词，有时就联系自己的填词经验，来论证研究心理学与理解文学的重要关系。颜实甫先生是留法十多年，治柏格森哲学的，这次才刚刚回国，给我们讲哲学。罗玉君教授是留法的文学女博士，我国第种《红与黑》的译者，给我们讲欧洲文学。后来的系主任施天侔与郝立权（昺衡）两位先生都是老北大，施治中国思想史，郝治汉魏六朝文学。以后萧涤非先生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也来了。老舍先生则是来自齐鲁大学的著名小说家，我听过他开的“小说作法”与“欧洲通史”两门课。我还听过一年的“生物学概论”，做过解剖青蛙与草履虫、蚯蚓之类的实验。中文系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我就选了生物学。还须再读两年英文和一年日文。老师就是王哲安和周学普两先生。现在想来，山大当时已注意到文理结合，中外结合，本系选修课有各自选择的可能了。当时北方国立大学中文系尚未设立副教授，讲师以上就是教授，在讲师下，另有助教一名，坐办公室协助系主任工作，全系不过教授四五名，其余各级四五名，总数只有十名左右。系主任教两门课，其他凡专任教师都须教三门课。故人数虽少，却能开近30门课。而我们每周上课的时数不超过20节，大致每天只要听三四节课，中间包括公共课体育。下午只偶尔有课，几乎都用来去图书馆自学。绝无像目前这样五天要上满30多节课的。大学生仍应重在自学，光凭听课，听太多的课而不自学，不能真有基础。理工科同学有实验、实习，上课比我们文科稍为多一些。 
　　中文系同学在中学里读古书不多，为培养读古书的能力，一年级时被指定课外通读《论语》与《史记》两书，一定要上交自己重新标点过的这两本书，并写出简要的读后感。审查并不很严，但毕竟是读过了，比目前的连该读的都一本未读，显然有益得多。不少选修课多专书，如《文选》、《庄子》、《楚辞》，也非读原书不可。这些毕竟有益于拓宽视野，使心里有了个较高的标准。必读中国史、哲学、外国文学，这些办法都是从北大、清华学来的，不能不欣幸有这些与传统有异的办法。我认为当时这些办法值得重视。自老舍先生来山大后，许多人对新文学创作的热情显著提高了。此前的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方令孺等虽已离开，但重视新文学、新风气的影响尚在，前校长杨振声是新文学写白话小说的前锋，发表过白话小说《玉君》；当时校长赵太侔是留美学戏剧的，都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传统与实践。形成一种相沿的传统后，对同学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当时洪深是英文系主任，也在新文学上做着努力。山大同学多不擅训诂考证，而喜爱新文学、新研究，写诗、写小说、写论文，与当时拥有较多新思想、新观念，作品发表较多的老师有很大关系。自然，光有新还不行，还得新而扎实，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游国恩先生、台静农先生，就是代表。我很感谢当时这些老师们的指导，感谢受到的无形薰陶，这也是无可多得，甚至不可替代的。对一所大学来说，确实必须有很好的师资队伍，言教身教，才能事半功倍。 
　　我因比较倾向于研究新的文学、新的观念和方法，自然对老舍、叶石荪、颜实甫、台静农等老师接触多些，也对他们更感亲切。但我对尊重传统而又有深厚修养的老师与著作怀有同样的感情。我以为过去所分义理、考据、辞章三个大致有其侧重的人与专业都有作用，应鼓励分别做出充分的发挥。我不赞成任何求全和门户之见。有学派，尽可百家争鸣。当然，从个人私利或意气出发的门户，对发展学术研究无益。我们是十多亿人的大国，有少数人有志于“继绝学”，不仅应该容许，还应加以鼓励。真若听由某些学问灭绝，以后想要恢复极难，就会懊悔莫及。后来在川大、中大给我上过课的向仙乔、林山腴、胡小石、汪辟畺、赵少咸诸老师都对我视野的拓展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在他们面前总感到自己寡陋，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百花齐放才是春。 
　　学习现代的研究方法，力求融会中外古今，并且运用卡片方式积累资料这些都是从叶石荪先生处具体领会了才开始，并一直不断地做着。在此之前我每常把所记所想杂抄在一起，自己也感不妥。知道古人已有随见随感就记下的习惯，或写在书上，或记下贴在墙上，亦有相近方法，但不知其详，也未实践。从叶老师那儿不仅坚定了要从古代文论开始渐及现代的研究计划，也开始树立了运用卡片搜罗并不断分类整理所得材料的决心。从大学第三年起开始用这办法，断断续续，至今未辍。特别在“反右”文革”20年罹祸之中，我比其它任何时期都充分利用有限时间，留下了关于700多种旧籍的卡片材料，至今约五万张。幸而在历次抄家时，被散掉乱堆在壁阁间，视同连论斤当废纸卖都不值的纸片，竟基本保存了下来。这化掉了我多少日夜的生命，也使我得到莫大内心平衡的一张张纸片呵！当年读过的书现在许多还得重读，看得不深，懂得不透之处肯定遗落不少，这个在艰难环境中的磨练过程对我太重要了。还是知识最重要、坚韧最重要，它不会使人绝望，能够使人产生自信、坚持下去的力量。 
　　老舍师一辈子勤奋写作，他也如此鼓励学生们在投稿频频被退回时不要灰心。他为我的《芭蕉集》写序叮咛。后来在重庆时我请他到中央大学演讲。他热情介绍我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每次到市里去看他时，他都要我一道去吃饭，不断勉励。他的正直、豪爽、热情，永远难忘。“反右”后我虽从未气馁，却不曾再写信给他，恐牵累他，产生麻烦。“文革”初他竟以自沉来抗诉。其说不尽的痛心……永远再看不到他了。 
　　鲁迅逝世那年台静农老师正在山大，我们举办的追悼会上他带病勉力参加了，伤痛之意极深。他和鲁迅与陈独秀的交谊是特别深厚的，这种情谊在以前并不为任何权力一方喜欢。抗日胜利后，他即和许寿裳先生等一起去台湾任教。众目睽睽之下，动辄得咎。我曾两次托老朋友去台时带信问候，未得复音。逝世后，曾看到那里作者编出的一本传记，在他于山大任教时的一段叙述中，记下的一个学生名字就是我。离开山大后数十年中我们从未再见过，通过信，只前些年托人带去问候，为大陆出版的他的两册散文随笔集写过序，有所回忆，我对他的问候可能还是带到的。他晚年只以“大书法家”闻名于台湾，约可概见他在台的处境。其实哪能仅从这点来论他，这只能反证他的光辉，即使在高压之下也仍掩盖不住，这从他去台后所写讨论学术的著作中深深的理念与浓浓的乡情都可感到。 
　　颜实甫老师长期在法国研究哲学，对文艺各门类都有浓厚兴趣。建国后出版的《西方文论选》中收有他的译作。抗战爆发后他回家乡四川工作，先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后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又去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我在成都去考中大研究生是他鼓励的，我离开重庆教育学院的工作去云南入学，他一样支持。研究院毕业时，我因家累未能回川去他主持的学院，后来我在山东大学被国民党教育部疑为“奸匪”密令解聘时，他邀我去重庆大学。两次我都未去，我只由克家兄介绍把未见过面的艾芜介绍成功去了重庆大学中文系。“反右”后我顾虑累及师友，概不再写信。至今我仍保存有他几封论学的长信。“文革”后期，忽接确讯，他在川大竟多次惨遭批斗毒打，死去活来。当地无法医治，被送去北京找到留法老友后仍无法治好，竟即惨死。 
　　上述四位，因接触较多，所受薰陶深，都是我既尊敬、又向往的老师。他们有学问、有品格、有尊严、有自己的见解。不仅专业学习上使我得益极大，思想感情上无形中更深受感染。无论工作上、生活上我始终得到他们种种启发、帮助。近来读到他们谈及一起在山大时的往事回忆，知道那时他们相互间也常有杯酒相聚之欢。抗战期间，他们中老舍先生在重庆，静农先生在江津白沙，石荪先生在成都，颜先生后来也从成都到了重庆。他们都一直在文教岗位上坚持工作。胜利后，台先生去了台北。建国后，报载叶先生以四川大学教务长兼任川南省（四川先分四省，后合并）委员（他是川南古宋县人），颜先生去重庆大学，老舍先生在首都文艺界负重要责任。我额手称庆，他们那时正中年，正可充分发挥作用。不料后来首先听到，叶先生竟被打成四川高教界的大右派，“文革”中，老舍先生愤而自沉，颜先生则在四川大学被活活打死，叶先生则早已抑郁而逝了。台先生去台后佯狂诗酒，得以书法名世，寿终旅寓，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呢。我这四位老师的遭遇在本世纪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我觉得确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充满着苦难、期待、希望、努力，却几乎都受到极大的误解、冤屈，最后连极可宝贵的生命都失去了。这种历史教训太可悲、太沉重、太深刻了。我们真已都清楚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吗？ 
　　我永远感谢这些道德、文章都非常高尚、高明的老师们，我为能受到这些老师们的身体力行所感染、所指引而感到幸运。他们的形象一直留在我心里，鼓励我力求上进，他们永远是我的榜样。 
　　前面谈到过，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借读两个月期间，曾听过向仙乔、林山腴两教授的一些课。两位先生都是四川古典文学名家，传统的讲学风范，果然不凡。在中央大学的四年级时，我读了汪辟畺先生的“目录学”课程，赵少咸先生的“广韵研究”课程。又选读哲学系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方东美先生的“哲学、科学与人生”课程。汪先生还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读汪、赵两先生的课程，是想多少学习一点这两方面过去非常陌生的知识。汪先生非常博学多识，上课只带几支粉笔，并不照他已经出版的《目录学发凡》照讲，而是每次都讲另外的题目，或是某种书的版本流传情况，或某个诗人的著作介绍。熟极如流，滔滔不绝，具体生动中蕴有很多知识。方东美先生讲课充满激情，认真负责。宗白华先生讲课时，总是联系了文学、诗学、绘画、书法等的理论资料比较发挥，至今印象仍极深刻。这使我当时就有一种想法，研究古代文论，或搜集有关资料，并搜集分题汇编，一定便于学习，同时也一定能便于发现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文论的时代特性。各时代联系起来，就能发现各个时代的文艺理论，具有其普遍性的规律。这个想法，在听宗先生课时就有。十多年前，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已出八册），就是时隔40年后才带领一批研究生开始搜集资料编出一部分的，对这一工程不过是一个起码的开始罢了。宗先生那时重又开始为《时事新报》编《学灯》副刊，也要我写过短文。当时战事紧张，迁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小山上的中大，房屋紧张、简陋，除勉强应付上课外，别无活动场地，师生间共同活动极少，和山大时不同。我同汪、宗两老师较有接触，汪老师在他的“文集”和遗文中几处对我奖勉，是在建国后才读到的，“文集”中留下一封他寄给我的书信，谈古代文论研究问题，是回复我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时向他提出的问题的，但此信我实未收到，因战时通信困难，我又几次随校搬迁，肯定是被遗失了。我看到此信时，汪老师已经在南京逝世，连向他表示无限感谢都未能做到。宗先生，曾去北大拜见一次，他的美学著作现已可以完全读到。他的深邃透贴，令人神往。我没有赶上听到系主任胡小石先生的“文学史”，是件憾事，我在赴中山大学研究院途中，经昆明特去云南大学拜见了他，他那年已接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给我当场写赠了一幅瘦金体的字。他对学生们的感情往往如此。那次我也拜访了在云大任教的施蛰存先生，这是我同施先生已有近60年师友因缘的开始。 
　　在山大当学生时我认识了在青岛《民报》工作的孟超，在山大任杨振声校长秘书的吴伯箫，在山大中文系毕业高我四年的臧克家，当时尚在清华读书的李长之等诸老友。前辈王统照先生当时正居家青岛，我也去拜识了他，得他多次指教，抗战胜利后我又有幸与他在复校后的山大共事，一道支持青岛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的革命运动。李长之当时也在中央大学工作，可能是协助罗家伦校长整理什么书稿，实际在做他自己的研究并深研德文。我和克家是那时以来不断通信至今的老友，也是以上提到过的师友中仅尚健在的老学长了。当时在青岛山大一道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老同学，例如建国后在各地各部门都担任了重要负责工作而且有幸还能再看到的如韩宁夫、廷懋、丛一平、吴靖、唐棣华、蔡天心、狄克东、章茂桐、刘震、王艺等等，在精神上也都一直是我的榜样。他们走的是艰险曲折的革命斗争道路，我走的是坎坷不平的学术研究道路。也许可说终于仍走在了一起。他们多已逝去，他们是真正冒死奋斗过来，尽了应有的责任并也吃到不少苦头的。所以每想到他们，我就不能不要求自己黾勉以赴。

　　四．我的写作 

　　我从读高中时代起就喜爱写作。这同初中时代就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福尔摩斯探案》、《江湖奇侠传》等以及林纾意译的很多外国小说有密切关系。高中时代又读到“创造社”、“语丝社”、“新月派”、“现代派”的一些小说、散文，以及开明书店所出的指引青年学生学习语文的书刊，就更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这时故乡江阴县出有《澄清日报》与《正气日报》两份报纸，每天都出对开一张，全有副刊。有次试写了短文寄去，竟很快发表，编者还来信称赞，并约继续写寄。后来执教的小学，就在城郊，同编者直接变成朋友，兴趣就更增加了。副刊没有报酬，只送报纸。而当时感到能发表就是一种鼓励，还不知有什么稿酬。以后在“省锡中”铅印成册的刊物上也写过小论文。再后，在开明书店所出《中学生》的青年文艺栏内发过两篇散文，意外地收到10元稿费。这在当时对我已算不小的“外快”。读山大的第一年，我是用当小学教师两年储存的积余维持学费，所以进入山大之后就不能不立即为今后的学费有所预备。家里勉可依靠父亲行医维持，母亲一人操劳全部家务，非常辛苦。我决心自力更生，感到这是责无旁贷的。于是入山大后我就开始向天津、北平、上海三处的报刊投稿。我的生活经历主要就是中学学习，两年小学教师工作经验，以及国耻纪念的沉重记忆和家庭的清贫生活环境。我家自祖父以下，就没有自家的一分田、一间屋。房子全是租住的，只郊外小山上两小块祖宗墓地才算自家的。两个姐姐读完初小后就在家给厂家做洋袜赚钱零用。只能勉强培养我一个男孩读完初中。我对两个姐姐的未能多读点书一直深感愧歉，总想不但不能再要家里为我花钱，还应对家里早点有所帮助才是道理。觉得天津《益世报》的副刊《语林》同自己的笔路相近，就向它投稿，居然一一发表了。编者吴云心先生还热情邀我常写。半年之后，他甚至主动邀我，每月两次让出《语林》的篇幅另编两次《益世小品》，他的这种好意大出我意外，我特别感动。因我同他素不相识，不过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同他所编副刊的投稿关系，而《益世报》乃是北方仅次于《大公报》的第二大报。他自然也是认定了这样一来，由我通过师生关系，就可能为报纸求到洪深、老舍、王统照、吴伯箫、臧克家和山大同学们的稿子。但这对我毕竟是一大鼓励与信任。后来，我果然欣然遥编起来，也找来了他们希望有的稿子。编了约半年，一因课程负担重，二因我的兴趣已向研究型转换，对当时流行的小品文已兴趣甚小，所写稿子也已不是这个路子，所以就转由当时住青的作家李同愈、杜宇等接编了。但我对吴云心先生这份深情厚谊在后来中断联系的20多年中一直仍萦系不忘。直到建国以后，我在确知他寓址后才去天津拜望到他，数十年从未见面，却真一见如故，无所不谈。不料这第一次见面，却又是最后的一面。原来他在抗战期间我们不通音讯中，早已多次写及我们当年的友情。后来他病危前遗言指定要我为他的《吴云心文集》写序（天津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相知相忆从未见面，见过一次又成永诀。这真是多么刻骨铭心的友谊啊！ 
　　我自写作之始，就从未请求别人给我介绍投稿。一因自知幼稚、学浅，自己碰壁在意中，不能给老师们添麻烦；二因投稿被退，我有充分思想准备。老舍师就对我说过他自己早年的经验：“只能改进，不能灰心，灰心就写不成了。”退稿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便不致引人议论，被人笑话。我从未见到过林语堂，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写过五六篇文章，散文、杂感、记实如《小学教师》等都有。后来的《逸经》、《大风》等是简又文、陆丹林编的，我也毫不认识，在抗战期间于粤北坪石见到陆丹林，那时他早已离开《大风》了。令我深感荣幸的是，我在上海驰名悠久的综合性名刊《东方杂志》上发过长达两万余字的纪念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当时多译为普式庚）逝世百年的文章和另一篇小说。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过一篇《从江阴到青岛》的杂感，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著名的教授论政周刊，是我订阅的刊物之一。还有，在天津《大公报》办的北方著名综合刊物《国闻周报》上，我发过中篇小说《一个女教师的故事》，连载了两期，还有几篇谈节日风俗的杂文。《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一南一北，以评论时事、研究问题为主，但每期却必发表一两篇小说。我都是大着胆子寄去试试，被退稿也无所谓，没想到却真的发表了。《东方杂志》还曾复告我可即采用。当时刊物一般有这种好风气，凡附了退稿邮票去的，一般都能退回来，远比目前的风气为可取。胡适在他所写的该期编后记中特还注明我是山大的学生，我想是意在表示一个大学一年级生也可在他这个教授刊报上发文。我从未见过胡适，但我后来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康白情、陆侃如、冯沅君诸先生都很称赞胡适对青年学生的态度很好，很肯帮助别人，他们自己就都是得过他具体指点、帮助的人。说胡适“人缘”好的相当多。我感到我后来的老师们也都很关心、爱护青年。一代一代都应保持这种无私的尊师爱生的好风气。江阴是我的家乡，从江阴到青岛，是从一个农业的江阴走向沿海“洋化”城市青岛。我写了自己看到的差距，写了当时生活中的不平，当是以其比较记实才被刊用的罢。我在《人间世》上抒写的小学教师，是写我两年的生活经历。写工作辛苦，却仍被一般人轻视，家长都愿把子女送进较好的学校，极少有人希望子女将来当小学教师。我当时月薪24元还算相当高的，偏僻山村里的小教则不过收入几元饭钱，莫怪要被鄙称为“活狲王”了。林语堂编过的这三个刊物并不都是鼓吹“闲适”的小品文，尖锐讽刺、揭露社会不平的也不少。过去论者颇多沿用一时有偏向的旧说，其实并未翻过原来的刊物。《人间世》上还发表过刘半农盛赞李大钊的文字呢。我所写女教师的故事，即因小学教师中女性很多，有些生活基础。如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内心的不平，就连这样的习作也写不出的。谈普希金那篇，是我从报刊上读到了不少有关的介绍和报导，联系了读过的一些普希金作品，才写成的。后来还被选编在韦悫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汇编的一厚册纪念文集里。这篇文章使我获得了80块大洋稿费，是我大学生时代一次所得最多的报酬，几乎够我一个学期的各种费用了。稍后我还在上海出版的《光明》、《七月》等刊发表了四五篇文章。那时我所知道，《东方杂志》大约千字4元，《国闻周报》大约千字3元，对我这个学生来说，已颇丰厚。《独立评论》等刊物稿费都不多，但读者很多。一般较大报纸的副刊，不过千字1元5角左右当时到小饭店里去吃客饭，一荤一素一汤，饭尽吃，价三角左右。即使能发表些文章，因知名作家已不少，还有许多穷大学生加入，平均每月能赚到十几或二十元，已很不容易。在山大学习时的二、三两年级，我总算已能自立更生，维持学费了。我从不追求浮华、浪费。 
　　抗战爆发后，上述这些报刊，多随国土沦陷而停闭，我自己在随校西迁途中，更无从写作。直到1938年初我从成都仍回重庆中大时，形势才逐渐转稳，又出版或恢复了不少报刊、杂志。我经老舍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即全国文协），这是全国性的第一个文艺界的人民团体，也可说就是建国后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最早的基础或前身。从此，在这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里，我又发表了不少文字。我不再写过去那种散文、杂感、风俗谈等等，而改写关于抗战文艺的论述、书评、杂感之类了。主要发表在《抗战文艺》、《抗到底》、《全民抗战》、《国讯》等显然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刊物上，报纸则散见《国民公报》、《新蜀报》和后来的《大公报·文艺》、《时事新报·学灯》上。学习不能脱离现实、实际，这是当时就已有的信念。重庆首次遭到残暴的日军飞机滥炸时，我尚在中大，在松林坡的山洞里曾躲过空袭，有篇记事在《全民抗战》上登过。 
　　大学时代前三年写出的文字，抗战爆发前夕我敝帚自珍，曾选出一部分约15万字，题名《芭蕉集》，承老舍、王统照两先生赐序勉励，寄交上海的赵家璧先生。因战事不断扩大，当然没有出成。两序因当时留有底稿，幸未随稿丧失。 
　　1938年7月我去了已迁校至云南澄江县的广东中山大学研究院继续读书研究，大学阶段至此已告结束。此后情况又有变化，此文就到此为止了。 
　　总之，我读大学实际历时五年，经历过三所国立大学的中文系，跨了半个中国大地，身经各种国事的艰难，接触亲近学问、道德、学风各有特点的老师和先进同学，确是非常丰富复杂。离家八年，音讯一度断绝，家书抵万金；野山破庙，青灯如豆的读书生活也尝到过了。回想起来，那时的目击身经，如果还是太太平平在青岛山大读完四年，定不能留得如此切实丰满，值得自己永远回味、思考记忆的。这里大致写了当时所经历过的，怎样想的，怎样做的，怎样有了一点点变化等的轮廓。我已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变化确实不少，但似也有一些当年就有，至今60多年过去了亦还未变的东西在。 
　　学未有成，尽其在我，但愿还能不失为沧海之一粟吧。

2000年11月14日 写毕于上海华东医院

　　本文选自《我的大学时代》，徐中玉等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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