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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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
黄仁宇
苏州河北岸去外白渡桥不远的百老汇大厦是中国最高的建筑，它在天空线上那样特殊。凡轮船驶向大海的时候，三个或四个小时后它的影像还是缠绵不去，直到东海之水，由黄色变为碧青，它方形影模糊。
那时候淮海路还叫做霞飞路，飞机旅行还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凡出国入国，很少人能避免上海，即使在国内旅行，也可能以上海作转口埠。当日粤汉铁路方才由衡阳向郴州伸展。我父亲从长沙家里前往广州或福州，也不经陆路，而是乘船至上海，由此漂海南行。
那样的长途旅行，也通常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提及上海，免不了回顾年轻时的种种。
我已将近半个世纪不见上海（一九八七年回国的时候飞机只在虹桥机场停留一小时，始终未离候机室），当越洋电话来时，说是来自上海，也触引我想及三十年代的经历。
那是张爱玲的上海，也是茅盾、巴金、张天翼和穆时英等人的上海。孙中山在此置有私宅，蒋介石在此初次邂逅宋美龄（当日称为“三妹”），毛泽东曾在虹口码头向赴法工读的朋友告别……这些都已是往事了。三十年代，五卅惨案已被淡忘。自从日本占领东三省成立满洲国以来，亲英联美成为国策与民情。租界内的公园门口的“华人免入”的牌匾已经撤去，但是上海仍离不开殖民地风味。英租界的巡捕，全是印度的锡克族人，个个身材魁梧，长发浓须。看来都是一模一样。法租界的则是脸颊凹入黑牙齿的安南人。兆丰花园附近有一座英国兵营，不时有英军整队游行过市，既敲鼓也用袋风笛作前导。那种乐调哀怨凄凉，今日回味使人想及苏格兰之荒山，遍地羊齿蕨随风起伏，不知英人如何以此等音乐淬砺士气，足以征服印度中东，进军于波斯及阿富汗。
对我们来讲，上海则是中国的文化城。人家也说北平（当日不能说北京）是中国的文化城，但是那座古都除了三十多家大学与学院之外，很少与一般民众保持接触。上海则有各种报纸杂志期刊。我们所用中小学的教科书，出版社总是商务、中华，以后的生活新知也在上海露像。郭沫若（还没有人称之为郭老）在这里发行创造社的各种刊物，自己则避祸于福冈，鲁迅在国民党清党期间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抗议，以后仍寄居闸北，经常与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过从。他们的闲谈也见于鲁迅之笔墨。他在本地《申报》辟有专栏。黎锦熙提倡汉文拉丁化，首先在福州路张开布幔，大书“大炮响了”。林语堂在北京还是循规蹈矩不离主流，及至上海才主张国难与否，人生总要追求生活之情趣，从此成为“幽默大师”。
上海也是一座国际城市。不时有欧洲水手，大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去外滩不远，大概是九江路或汉口路的酒吧间群殴。有一次事后捡拾，除了损坏的桌椅杯碟之外，还留有撕下的耳朵一只。
美国作家项美丽 Emily Hatin在这里与出版者兼作家邵洵美同居。当时邵已是有妇之夫，但是无伤大雅。项仍然将她的经历写入《我的中国丈夫》。以写《大地》而闻名中外的赛珍珠生前将绯闻缄锁，但是她去世后，为她写传的作者发现她也有一位中国情人，此人乃诗人徐志摩。他们的邂逅，也在上海。
而且上海出产所有的国产电影，对内地年轻人的影响无可衡量。金焰、王人美、胡蝶、徐来，成为了众人倾慕的对象。《渔光曲》与《大路歌》都是影片中的主题歌，一经播出即引起全国风诵。还有《义勇军进行曲》原为《风云儿女》影片中之插曲，预期有歌词二首，但刚写完第一首，作词者田汉即为国民政府的法警捕去，寄押于苏州监狱。作曲者聂耳只得将所作词重复一遍。也料不到这部电影中之插曲在抗战期间同为国共两军之军歌。以后更升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提及电影，使人不能忘记阮玲玉的悲剧。她与张达民还没有办妥离婚手续，即与茶商唐季珊同居，被张在法院里控告通奸罪。她被逼自杀，还留下一封绝命书，“你虽不杀伯仁，伯仁却为你而死。”结尾重复写出：“只不过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噩耗传来，不免使我们一代年轻人惋惜。据说她装敛时仍是风采妍然。与项美丽相较，她真可谓重誉轻生了。
这样的文物与习惯，没有体系与合适的逻辑。静安寺路外人称为Bubbling Well Street，直译则为“出水泡之井的街”，而在十里洋场之
中也真有一所寺院，不时有信男信女前往膜拜进香。上海虽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在墙壁上以丈尺大字写出的商业标识不是雪佛兰轿车或奇异GE电气用品，而是当铺之“当”与酱园之“酱”。法租界与中国南市交界之马路称为“民国路”，也从法文译来，原文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道路”。因为分界线在街心，所以彼此各发通行公用汽车之执照。乘客必须注意：由东向西行必乘中国汽车，回程由西而东则须换乘法国公司之公共汽车。
众人都说凡世界上所有新出品，本地尚不能买到，立即见于上海。沪西的住宅区也确具有欧洲城市情调，但是各处弄堂仍然门前生火炉，临衢泼秽水。霞飞路之法国梧桐点缀着酒吧间和咖啡店，不失为拉丁区。北四川路则为日本人的世界。一至午后放学钟头，电车上全是日本学龄小孩，他们顽皮嬉笑。全新的白色帆布球鞋，也用毛笔大书物主姓氏，如“北原”，“冈村”。只有南市始终不失为中国城，仍在等候二十世纪的来临。虽然搪瓷工业已经高度展开，此地仍生产木质器皿，而且店铺与工厂不分，许多商店临街打造。中外商品之不同，也可以从所用的溶剂分别，惠罗公司所陈设的欧洲货品，多具芳馥之气，因为所用松脂油和棕榄油大都经过处理。中国土产则多具原始的桐油与靛青的气味。
纵然上海有一些不伦不类的事物使我们丢甩不开自卑感，但是与内地相较，“海派”仍然是摩登与进步的表现，这时候中国的女学生已学会涂口红。年轻男子所服用 knickerbocker，称为“灯笼裤”，我在长沙中学时也和同学服用土布制模仿品，其来源也由自上海，沪上则抄袭西方，有《字林西报》的广告为证。
因为操沪语的人总是得风气之先，要较我们遇事内行，我们对这种方言也颇为倾慕。尤其海话（读如偕窝）中之特殊字汇，好像隐蓄着不能形容之奥妙与魅力。凡事物犀利漂亮则为“灵光”，否则即是“蹩脚”。潇洒不务正业者为“白相人”，穷措大之尊称为“瘪三”。笨蛋号“阿木灵”。事物之程度，以“邪气”或“交关”表示。钱钞概为“铜钿”，小二则称“烂污泥”，出租计程车为“野鸡汽车”。之乎者也矣焉哉之“哉”字原只见于《四书》，在此地则出现于任何人之口语，有如文墨之有惊叹号。能说得一口流利沪语是如何的“帅”！为着追求这种说不出的风味与情趣，我曾想加功练讲。不幸天生“大舌头”不能及时辗转，越想苦学愈不灵光。眼见他处来的孩童只三数日即全部吴侬软语，令人不胜艳羡。
说来也难能相信，三十年代中国的国防前线已不在河北山东，而在上海，由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战役明确的表现。
战事由闸北的民间冲突而起。第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开火之日，中国可谓正处于无政府状态。年前蒋介石与立法院长胡汉民讨论开国民大会之程序，一言不合蒋即发怒将胡拘禁于汤山，引起全体粤籍中委联名弹劾，蒋不得已辞去本兼各职，但是因蒋一去南京政权发现本身无钱无兵。正在无可如何之际，蔡廷锴也不计较有无后援立即将全军投入。以后日本继续增援，并由海军陆战队而继续抽调陆军各师团，又三易主帅，由盐泽幸一而野田吉三郎而植田谦吉而白川义则，至最后兵力逾五万人。但是国军仍与之喋血月余，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中国揭橥“不抵抗主义”以来，至此才大规模的与对方交兵。
我还记着这时候我还在湖南上初中，长沙的报纸以特号重体字载出：闸北已无日军踪迹！以后凡奋战之处如江湾、蕴藻滨、庙行等均在内地家传户晓。但是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时候蒋介石迅速地以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后才为委员长）的身份出面调度。“嫡系”之八十七与八十八两师，立即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负责担任江湾以北的战线，也承担着相当严重的牺牲。张之回忆录里提及：当时他的任命如是仓促，他还找不到上前线的交通工具。幸而眼见一个传令兵骑自行车迎面而来，张当场征用，自行车暂由军长骑作指挥部队之用。
这场战事国军未获全胜，也未整个惨败。虽说五月间签订停战协定时已被迫退守嘉定南翔，但这月余已给士气人心一段鼓舞。看来只要众志成城，对方亦不过如是而已。从蒋介石文件看来，一九三二年的战役已给他五年之后在沪郊全面迎战的腹案奠定基础。
一九三七年战事之展开虽肇始于卢沟桥，但是要待到八月十三日在虹桥机场的冲突，才算真格的战斗之肇始。国军初取攻势。蒋介石当日相当的自信，他对李宗仁说：“要把敌人赶上黄浦江去！”
看来颇为奇特：此时中国海岸线已为对方海军封锁，上海本身也无特殊之战略价值。但是蒋以为沪郊之河川汊湾，对装备劣势的中国军有利，同时在国际城市的周边作战，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干预和介入。这样的奢望还要在撑持四年半后在珍珠港事变时实现，那时日本早已深入中国腹地，占领内河及铁道线上所有重要之港口城市矣。
第二次沪战也是由于前两个月的不惜牺牲，引起了全国如火如荼的反应，只是在两段军事冲突之间，对方也有了相当的准备，闸北的日海军陆战队兵营已构成一部坚壁。国军无攻城巨炮。战后看来这营房虽屡被飞机炸弹与迫击炮命中，但始终无致命伤（日军修理时故意留下弹痕）。而中国空军袭击停泊于黄浦江的出云舰，两次弹落租界，各死伤市民数十人。尤以弹落南京路最稠密之处时受害者折臂剖胸至为凄惨。
当日国军在罗店宝山大场之间投入兵力近百万，是全战役最大的一次战斗，可是整个战线暴露在敌海军炮射程内。日本之航空母舰，即碇泊于吴淞口外。九月之后中国空军因损失惨重，已只能于夜间出现。日军升气球鸟瞰战场，容巨炮从容发射。战后何应钦所做报告称，十周之内中国“消耗”了八十五个师。有时一日增援两师，只抵得当日伤亡数。这十周之内，死伤者逾三十三万人。而且中枢无长远打算，只照德国顾问之建议：“长期抗战宜永久依托上海。”看来日本轻视中国，中国亦低估对方，蒋介石在战前称他们“常备兵总额十七个师团全部调来尚且不敷”。也不料日本立即动员及于预备役。十一月间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时，其师团番号列入一百零的数目，为常备军编制所无。
至此国军阵容瓦解。退却命令下达过迟，各部争拥退路，又被日机轰炸，重兵器丧失殆尽。苏州嘉兴间所筑钢骨水泥工事也不用而放弃。所谓“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只是说者搪塞之辞。本来大部队在强敌压迫的跟前退却，为军事技术中一种高度的考验。断无不派遺接应部队，不区划使用道路桥梁的序次，不筹谋后勤业务，及于弹药医药之分配，不厘定通信程序，不重订军队区分及于各部队下段之任务而可能侥幸功成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军精锐之损失，以后大部永远不能弥补。一个月后南京相继失陷。因为全战役重要决心出自蒋介石，以后叠为与他争权之李宗仁和史迪威指摘。上海之失策为蒋不知兵之明证。
他们没有提及的，则是大中国因抗战方始产生一种统一之军令与军政。并非有了健全之组织，才向强敌应战。“八一三”后蒋邀李宗仁来南京，犹且有四川之刘湘与云南之龙云企图劝阻。以后蒋向各省强人请求“捐兵”，尚要称兄道弟的恳求。我们所谓国军，当日并非一个实体。调来的队伍五花八门，不仅素质不同，即编制装备战法也各树一帜，有些年前和几个月前尚处敌对状态。有些部队各操方言，纠集此种之部队初次作战，在人事及经理上均产生无数问题。除了放置于一个狭小而交通方便之地区，用以前的战斗经验作蓝本外，亦别无他法。即是今日想来亦仍如此。
一九三七年我原在天津上南开大学，只因暑假回长沙。沪战爆发后以当日之稚气与热忱，又受西洋文学的诱导，乃不顾家人劝阻，轻装只身走上海，希望即使不参战，也能观战。沿途只见由东向西的车船挤满乘客，由后方往华东前线的至为寥落。火车至苏州适逢空袭警报，乘客逃往车站附近的街衢间暂避。有一个宪兵班长，认为我行迹可疑。我和他解说我希望见到国军作战的实况，他总不相信。可是又不将我作敌探拘扣，纠缠约半小时方让我脱离他的掌握，幸亏仍能赶上火车。
火车已不能去闸北，停在徐家汇附近，租界之入口处有英国兵荷枪倚着沙袋把守，但是对进入的行人并无留难。
及至问及上海友人如何可以往前线才大失所望。不仅没有人能告我如何能与官方接洽，有些朋友还认为我的整个想法，只是荒诞不经。还有一位指斥我害了神经病。
他们的态度，抗战虽出于全民的要求，作战打仗乃是职业军人份内之事。看来已是一般人的想法，只有我执迷不悟。
为什么保卫马德里有全民参加呢？
天老爷，这是中国！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虽然成日听到炮声不绝，晚上火光冲天，市区仍是Business as usual。我们仍去新亚吃粤式早点，霞飞路的西餐馆喝罗宋汤。我最接近前线的经验仍不过在外滩附近北京路一座高楼屋顶上偷窥中国空军可能夜袭黄浦江中日舰情景。可是连续几夜，只听得天际飞机引擎响和军舰上高射炮声。我说偷窥乃因顾虑高射炮弹破片下坠仍带杀伤力，因之匐匍弯身，连交谈口语都是低声。为什么谈话也要顾忌？这也是不假思索之表现。
后来我绕过嘉兴至苏州而西返。南开已并入长沙临大（西南联大之前身）上课。有一位教授用英文在校刊上写出：我们应当劝阻学生从军！中国再多一两百个军人仍于事势无补。要替国家培养一两百个工程师和教育家才有实际的用场。
这是中国！
还有朋友劝我既要抗日就应当早日束装上延安。我亦无意去延安。除了在《抗战日报》蹉跎了一阵子外也一直呆了一年才考入成都中央军校的十六期一总队，受训期间即是两年。步行去成都和以后分发部队途中又各好几个月。等到在十四师当少尉排长时，已是抗战后期，士气与民情都不复有当初之兴奋矣。
这样我已与海上春申江一步一步的远离。在我从军期间我父亲去世，在上海的女朋友也与他人结婚。在军校时我们钢盔上涂油，阅兵带白手套；及至下作战部队，一团士兵半像乞丐半像土匪。我们不仅不用教育感化他们，反而随着他们吃狗肉、讲粗话，对部下和老百姓心狠，如是才有面子，具备传统中国下层社会里崇拜的英雄好汉性格。
虽然对这段经历我曾发了不少牢骚，我的黄金少年时代竟如此浪费了。可是平心而论，我在国军十年仍然占了不少便宜，战时我去过印度、缅甸，以后还居留于日本及美国。而且对我教学历史的前程上讲，这十年是人世间有钱难买到的实用教育，此是后话。
紧接着本文标题，也是好运高照。一九四五年八月，我随着驻印军的长官编入第三方面军。紧接着V－J Day，第三方面军奉命接收日人占领的京沪区。九月四日夜我登上了美军G－54运输机，由柳州起飞，目的地为睽隔八年的上海，降落于江湾机场。
以后两个月，中国军人逢着数个朝代以来未有之奇遇。
一年之前，国军方弃守桂林、柳州，眼见贵阳不保，重庆岌岌可危，自由中国将整个沦亡。此刻我们却为战胜者！我们下机时一列日本军官敬礼欢迎，全部程序有条不紊。他们迎接的轿车，挂有红黄蓝色小旗，标现乘车者之阶级职位，此时奉命撤去，改悬我们由柳州带来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日本司机立即遵办，他们的官兵，每个驯顺有礼，并且毫无犹豫不愉快之神色。我们的长官给予任何吩咐，透过翻译官，立时获得对方“瓦加里马希达”之回禀，万无一失。
我们立即驱车赴南京路尽头之Hotel Cathay。此是远东第一家酒店，家具陈设全为楠木，窗帘以极厚之天鹅绒制，浴室关门有全长之门镜。凡我们司令部之先遣支队每人派有专用房间。饮食有楼下之餐厅及咖啡店听凭选择，以签字代替付账。我至今不明此笔账由何人支付，如何结算。日人见一切安排妥当敬礼而去。此时我们亦不知他们是否为我们的俘虏暂时假释以便继续当差，抑或我们是他们之嘉宾接受款待。
及至午后我巡行市区，更是惊喜出于度外。我们的法币不仅通行，而且为钱庄与黄金美钞一并收买。其价格之有利令人不能相信。我在柳州临行前曾理发，若是能延至上海，此理发费足够在新式理发店一年之所需。我在昆明面店所付小账，可以在此地点叫牛排。我卖出之两件衬衫足够缝制西装一套。而且上海商店所陈列凡百咸具。自三星白兰地及三炮台香烟多年不见之高级消费品尽在眼前，也在我们购买力之内。
我在驻印军所得之卢比津贴，在缅甸战场无法使用已全部存集。又曾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报告多篇收酬亦为卢比。在我回国之前曾用以购买剃刀、毛巾、牙膏等物，原足供本身一年所需。又有皮茄克、皮靴、太阳眼镜、扑克牌等物，都由军用卡车带回，及闻及抗战胜利全部在昆明出卖，亦无人置喙此是否合法，所得法币及第三方面军给我的两个月薪饷，至此已使我帆布干粮袋充塞无空隙。
在这批存款用完之前，我穿着新制哔叽制服插入上海之上层社会娱乐场所。凡逸园、仙乐、百乐门、丽都各处舞场都有我年少军官“蓬撤扯”的学摩登之踪迹。这时全未考虑好景如何持续。
上海市里也是一境如狂。每日有美国飞机低飞至外滩上空，黄浦江上各种船舰齐鸣汽笛示敬。市内爆竹之声不绝。三轮车则悬挂特殊旗帜，以中美英苏的国旗各四分之一拼成。不时有美国水兵出钱雇用三轮车，却颠倒身份，令车夫乘坐，并且以业余身份，邀请其他车夫作驰车比赛。
我们的司令部由华懋饭店迁到法租界之Cathay Mansions，本地人称为十三层楼，又再迁至闸北原日本海军陆战队营房。凡每一迁徙，我们的伙食亦随之降低，西菜早已换作中式，榨菜炒肉丝亦降格为萝卜清汤，而且餐厅已污秽不堪。在年前我们整个脱离上海迁往无锡前，室内已板凳污渍，苍蝇满处飞，简言之，由内地来之人员增多，各种条件已逐渐扯平。我们挑扁担打赤脚的军队也逐渐恢复本来面目，法币已无当初二百换一之购买力矣。
我满以为抗战胜利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而事势不然。我离开上海前曾在冬日的阳光里在虹口公园思索，我已二十七岁，仍是下级军官，回学校上学已成问题，婚姻事业均在茫茫大海之中，中国之内战看来又无法避免，越想越是心慌。
可是命运之安排无法避免，有时也出于意外。一九四五年底司令部虽迁无锡，只一周后，我又仍回上海。我的长官奉命监督日军第六十师团修复沪杭公路，我也因此经常往来于户浦、澉浦之间，仍以上海为基地。此任务完毕后又随他调往东北。当国军自开原向四平及公主岭一带推进时，我曾踏至内战之边缘，如往战场传达命令输送弹药。不过时间至为短暂。入长春后一周，我又南返，又重履沪土。此次参加全军留美考试，录取后派往堪萨斯州之陆军参谋大学，也仍自虹口上船，眼见东海之水由黄浊变为碧青，至百老汇路之影像模糊为止。
至此我仍未与上海隔离。在美训练后，根据中美协定所有回国留学生一概派往主持组织训练之机关学校，不得重返野战军。我被派往国防部，自此才与老长官脱钩，没有随着他日后在长春被俘。南京与沪上近在咫尺，我也再来上海多次，曾眼见一九四八年的金圆券失败，整个经济崩溃，市民抢购的情节。我们留到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之前夕才迁广州，所乘LST也在虹口码头解碇，从此才与百老汇大厦作最后的一次告别。
这段回忆如何束笔？要是我写一本关于上海近百年史或五十年史的专书，如何下结论？
我之治史，注重归纳而不注重分析。以上的资料如在细处凭己意分析，只能局部的臧否人物，或为笔者自身开脱。读者亦可看出，此中诸事毕集，断非一人一时一事之功过。但因为如此，即综合亦不容易着手。
我的经验：中国近百年的再造，在国内历史无成例可沿。只有参对先进各国在同一世界潮流中作类似全面目重建的经历时可以体会，上海近百年之事迹，表现着一个农村社会受官僚体制摆布，以刑法做主，蜕变而为新型工商业社会施行民法的过程中必然之遭遇。以中国幅员之大，需要改造程度之深，这种运动旷日持久，也免不得辗转反复。
一九三〇年距鸦片战事已近百年，只因新旧体制不能调协，上海仍受治外法权约束。当铺之“当”与酱园之“酱”，亦同与雪佛兰轿车与棕榄皂共列。阮玲玉一方面引入电影明星不羁之生活，一方面又恐惧传统道德之“人言可畏”。是以上海像一个大瓷盆内置酵素使之长期酝酿，也像一个试管内新旧因素掺和，相互发生作用。所以租界内输入印度与安南的巡捕不算，又还引用黑社会掌管侦探局。他们的领导人物也成为声名显赫的绅商。驶行市街之电车由私人公司主持。车上有“章程”，刊载于玻璃框内，文称乘客不得引入脏废腥臭物品，结尾则称“违者严惩不贷”，至此则又仿效中国官僚体制之作风与口语。总之则不能前后连贯，上下一体。
对于中国的长期革命上海常有“述而不作”的形态。各种新思潮往往来自上海，但是这城市却没有在行动之中，赶上武昌、广州或延安。此因上海虽为全国人口最多，也是最尖端的城市，却在当日情形不能指挥内地。但是中共在此开始组织发轫。五卅惨案的反响，振动了中国人之心弦，为北伐赋予澎湃的动力。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清党也注定了中国长期革命两党分道扬镳的姿态，从此中共被迫放弃城市活动之重点，实际逼成了一个农民党，数十年以最基本的土地改革为己任，完全摆脱了旧社会之支配。国民党则迁就现实，只能引用到手的力量，补苴罅漏的替中国创造一个独立自主的局面。我已在其他的场所写出：此两种群众运动都不可少。还有我们不能遗忘的：沪郊的军事冲突，实为抗战真面目的开始。
上海在新中国重建的过程中，曾具有独特的贡献，也担任了一部无名英雄之牺牲。此城市虽然出了一个劣迹彰著之“四人帮”，但是也产生了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导人物。
前些日子，有人自上海来，说及原市区各处所有建筑，几十年失修，一片污黑。十五年前名记者陆铿访问前市长汪道涵。汪问及他对上海的观感如何。陆凭着在外滩一带所见据实答复：“变动甚少。”经过汪市长的启示，陆才知道当时上海旧址之失修，主要因为全市以收入百分之二十四贡献于国库。而且当时的“变动甚少”，也只限于原有市区。汪当场指出：新住宅区已将闸北与真如之间打成一片，一次即可容七十万人迁入，还具有内部之菜场医院学校。即再有像宝钢（宝山钢铁厂）那样的大规模工业也是无中生有，在最短期间完成。最近五年则开发浦东，整个的改变天空线，使人不复记得当年的百老汇大厦、十三层楼和二十一层楼。
在此种情形下，新建之图书馆、博物馆、音乐院富丽辉煌，更强调上海为文化城。提及数十年前的上海，我们只有朝积极方面看去，以淡化当日惨痛，昭雪自卑感。纵然有些建筑物失修，我们也可以以“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的心情去领略了。
本文选自“黄仁宇全集”之《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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