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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挫折教育」

3号厅编辑部 3号厅检票员工 2019-11-09


今晚这篇文由许多受访者共同完成。

最终我们决定将所有受访者都简称为“他”,代表我们这个年龄段经历过“挫折教育”的所有人。

听一听“他”讲述他妈的「挫折教育」。

写在前面

还是得先说,今天写这篇文不是想去指责什么。
 
纯粹就是前几天看完了那部叫《他乡的童年》的纪录片,看得很羡慕,也很痛苦。

痛苦时常触发回忆,索性就回头看看自己,也张望一下别人。
 
出于这种所谓的张望,我采访了身边一些朋友,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在经受着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代际的受难群体。
 
所以我还是放不下这个话题:
 
“中国式挫折教育”



一直都坚持一个观点。
 
我们这一代(90后)的父母是最早意识到孩子家庭教育重要性的那批中国人。
 
但他们又同时被迫处于一个尴尬的年代标尺上。
 
十年动乱,高考停摆让他们在应该得到高等教育的年纪,经历了教育断层,无学可上。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又让他们成为了最早受到西方思潮冲击的年轻人。
 
这种尴尬在他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上体现的尤其淋漓尽致。

 
他们很清楚单纯把教育寄托于学校是不够的,家庭教育需要发挥填空补白,甚至塑造性格的作用。
 
但同时因为高等教育的缺位,他们并不清楚家庭教育的具体方法论。

每家每户的爹妈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挑夫,负重,也诚惶诚恐不知方法。
 
他们只能偏听偏信一些名人名言,“骄兵必败”,“挫折使人强大”,或者知音杂志上寻找不知道谁写上去的家庭教育选段。
 
那个时候连网络都才刚刚普及,他们没有那个意识,也找不到什么渠道可以去证明或证伪。
 
而所谓的“中国式挫折教育”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我相信很多父母在那个时候都听过一个实验。
 
大意是,摸多了冰水后再去摸更冰的水的时候就会没那么强烈的感觉,锻炼久了的人会比没锻炼的人举起更重的哑铃。
 
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让孩子提前面临一些艰难困苦,才能在后面的社会上更好的适应。
 
这东西其实大意没错,心理学上也有专业的解释叫做:差别感觉阈限

由此引申出的“挫折教育”这个词也没错:
 
“是指让受教育者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从而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以达到使受教育者切实掌握知识并增强抗挫折能力的目的。”


这种教育方法的重点在于,不要去过度地保护孩子,应该让他们自己去面对去解决困难,从而使孩子能够更加坚强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更多困难。

但很可惜,在那个闭塞年代的多数家庭里,“挫折教育”被曲解成了一种“否定教育”。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的个例。

打我记事开始,我妈基本就没怎么夸过我一句,二十多年了,大多是打骂,连沟通都很少。
 
我知道中国父母孩子都含蓄,不讲爱。
 
父母很少说“孩子,爸爸妈妈爱你”,我们也说不出“爸爸妈妈,辛苦了。”
 
但我其实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面对那些互相伤害的话,却又会变得丝毫不含蓄起来。

 
如果我在外面受到了委屈,回到家等待我的绝对不是爸妈的安慰和拥抱。

因为我妈总是会用“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你?“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的话让我去反思自己的问题。
 
我也从来没有亲耳听到过我的爸妈说过类似“我是他们的骄傲”这样的话。

相应的,也没讲过一句宽慰他们工作烦恼的东西。
 
就只是互相折磨,连教育都谈不上的折磨。
 
记得去年看综艺节目《少年说》里,初一小女孩站上勇气台控诉自己的妈妈那一段时:

 
就像是看到了曾经无数个被泼冷水,被浇灭所有自信的自己。
 
我和很多朋友提起过那张98分试卷的事情。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考试,我考了98分,按惯例要拿回家给家长签字。

小学考试其实不难,半个班都能考100分,98倒也不算低,只是因为母亲一直践行的打击教育,我很清楚,没有考100,我就完了。
 
我害怕母亲失望,害怕那种剧烈的责罚,最后我选择把试卷藏了起来,塞进了床和地板的夹缝里。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失去睡眠的夜晚。

我陷入了一种止不住的自我否定,然后用我后来十多年的自卑和成绩崩塌证明了我母亲这种教育的失败。


这张试卷直到9年后我高中毕业,家里大扫除,床被推开,才又一次和我照面。
 
它至今被我收在老家书架的最底层。
 
每次我害怕去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张98分的试卷,然后更加害怕。

 
但同时又很好笑的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想得其实并不是她们的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而是拼命地去思考“为什么我那么糟糕,那么不值得夸奖?
 
这个问题伴随了我整个学生时代,直到现在毕业工作了都还时常冒出来指手画脚。

 
每当在一些场合被问到自己有什么优点时,我都回答不上来,更多的是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好吗?

然后率先一步自己将自己否定。


这形成了一种我抵挡不了的连锁反应:

打击促成自卑,自卑让我没办法去正常地和陌生人社交,社交封闭加剧自卑。

比如,因为工作的关系偶尔会去参加一些社交场,酒会,沙龙之类的,但我到现在都没主动去和任何一个陌生他者攀谈过,永远都是独自拿着酒杯在角落玩手机或者看风景什么的,好几次穿得没那么正式还被别人当服务生使唤过。
 
再比如,这种怯懦也让我没办法接受别人的夸奖,我始终觉得大部分夸奖都是别人对我的客气或者急于结束对话脱身的敷衍。

 
更致命的是,我会比没受到这种教育的人更加在意别人的看法。
 
有时候哪怕只是公众号后台留言里无理取闹的一句“傻逼”都会让我暴跳如雷。

因为这是我最缺的东西,也是我最想极力维护的,所以总是会忍不住去放大这些外部评价。
 
也就是说,所谓的“打击教育”对于我来说是根本无效的。

恰恰相反,因为这种教育,我变得更加脆弱,更加怯懦。

 
后来,偶然在一本心理学的书上看到了类似的情况。

心理学上称之为“习得性无助”,指因为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失去主观能动性的行为。
 
长期接受“挫折教育”的我们,就如同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1967年做这项实验中不断被电击的那群狗一样。
 
后来,持续被电击的狗习惯了电击的疼痛,也接受了自己的痛苦不可逃避的事实。

所以最后即使笼门打开它们也不逃出,而是躺在地上呻吟颤抖。
 
而如今的我们,变得脆弱悲观,也早已习惯了挫败感,接受了自己不好的事实,也放弃了许多本可以站起来争取的机会。


成年后的日子里,我为了拼命从他人身上获取到认同感,差点成了一个只会讨好别人的人。
 
这么多年来,我无数次都想在我爸妈打击我的时候告诉他们:
 
“你们总觉得你的孩子看起来骄傲又自信。其实你们不知道,他常常很讨厌自己,他自卑透了。” 

 
当然,特地写下这篇文,说了这么多,除了解剖自己的情绪,还是得说点有用的东西:
 
我们反思这种“挫折教育”之余,其实更应该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开头提到的那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里找到了一种借鉴模式。

 
纪录片里,一位来自芬兰的老师向导演周轶君介绍了他们在教育孩子时使用的一种与“挫折教育”相反的教育方法:

积极教育。

 
紧接着,芬兰的老师讲到一个例子。
 
她们曾遇到过一些其他国家的孩子说自己:“不会唱歌”,因为幼儿园老师告诉他们:“你不会唱歌”。
 
听到这里,导演周轶君马上表示感同身受,这就是她遇到过的情况。


周轶君说,自己在小时候一直被告知“你不会唱歌”,周围的父母、老师听到她唱歌都会说:“你唱起歌来就像在念一本书,别唱了。

熟悉吗?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打击式挫折教育”。
 
然而这一点,恰恰是芬兰的教育者们所避免的,“不标签人,不贬低人”


如果孩子在某方面不擅长,他们不会第一时间认为这是孩子的问题,是孩子不够努力或者遭受的打击不够多所造成的。

他们会首先反思自己,反思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否在哪一环节出了问题。


这让我看得很羡慕。

特别是看到那个十几岁的芬兰小孩对着镜头说:


我一下没忍住,掉下了眼泪。

片子里,导演周轶君也在哭。


我不知道她在哭什么,是不是也和我想的一样。

“如果重来一次,我们现在会不会变得好过的一点?”
 
“如果你们眼前的这个我,已经是我努力所能成为的最好的我了呢?”


就像今晚的那首歌里一直反复问的那两句:
 
“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

“妈妈,这种失落会持久吗?”
 
回答我。


音乐/这个世界会好吗?
配图/《伯德小姐》《他乡的童年》《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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