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州事件的一些反思

写在前面

这时候谈反思好像有些冷漠了。

当一个生命逝去时，人们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好像都是可以被合理化的。悲伤和愤怒，都可能因为人类本能性的正义感喷薄而出。

但我还是不太希望只有集体性的义愤填膺，且以“舆论”作为这件事的最后收尾。

因为这是一次太典型的系统性的“恶”。

在这次死亡中，生父母，媒体，网民，平台，四方只要有一方没有那么做或是做了些积极的事，或许就可以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发生。

我们自然无法避免先决条件下的恶人父母出现，但我们可以对媒体和平台提出要求，对由你我构成的舆论环境作出推己及人的反思。

反思是冷漠的，却是必须的。

一

媒体之祸

寻亲男孩刘学州自杀一事发生后，当下网路上肉眼可见地涌出了大批量对《新京报》的谩骂与讨伐，骇浪之势，几乎已经盖过了对刘学州生父母的指责。

但是这种谩骂与讨伐，似乎在无意识之中，成为了另一种新的暴行——我们惋惜这样一个男孩儿年轻生命的凋零，所以将对他的同情，转为了一种新的愤怒。

但在愤怒的背后，似乎鲜少有人提及：

我们真正应该愤怒的缘由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对新京报发出指控？

“新京报的报道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刘学州走向死亡”，这一句话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新京报在这其中犯的错误，除了新闻工作者的失职外，它更是一个伦理问题。

它们在撰写报道的时候，忽略了这次新闻事件中本是最应该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

刘学州是一个未成年人，更是一个经受过诸多苦难的15岁男孩。

加在刘学州之前的一切形容词，都及其孱弱。

他没有强大的律师后援团，更没有公关团队，他的舆论抗风险能力为0。

所以他不懂也不可能懂得，媒体抢突发、跟进舆论事件、维持报道后续流量、在选择信源时采用可能引起对立的发言人，就是某种几乎达成了行业共识的惯用手法。

在这个过程里，刘学州从未意识到，其实从他接受采访的那一刻起，灾祸就已经酿成。因为无论他的意愿如何，他已经被迫地卷入了制造舆论事件的程序里。

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出的每一张照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会被公开审视。

可等他和我们都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时候，这个男孩已经被舆论汪洋里的藤蔓缠住了他最后一点可能露出水面求救的声息。

但敲响死亡钟声的第一次锤钟，真的只是新京报的这一次报道吗？

当然不止，引发刘学州自杀的新闻报道绝非偶然。

早在鲍毓明一案时，就有媒体曾经在报道中引用了大量的只来自于鲍毓明持方的单一信源，而因为鲍毓明天然所拥有的丰富资历与社会关系，使得他在接受报道的时候有意识的提供了大量对塑造自我形象有利的消息给媒体。

“喂”消息给媒体，是部分别有用心的受访者的惯用手段。日本社会派推理经典之作《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中有这样一段话，运用在此及其恰当：

“信息匮乏的情况下，人会更愿意相信发言内容吸引人的采访对象。然而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清楚这一点，而刻意找上记者。轻易相信别人的话，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在社会记者的眼中，这个社会充满了骗子。”

所以最后，看客所能看到的，就是在那一篇关于李星星的报道中，鲍毓明被美化成了《Lolita》小说中的“sugar daddy（糖爹）”，一个与未成年发生关系的人，其罪名在有意而为之下，似乎就此轻飘飘地被成功弱化。

这种报道的指向一定是有误的，它会使得读者质疑媒体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良知何在，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读者与媒体之间的信任纽带就此断裂，使得媒体陷入信誉危机之中。

可为什么即便如此，新闻媒体却仍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犯错？

因为它和他们都没得选。

求证信源的真实性当然是记者最重要的职责，媒体也应该提供受害人尽可能多的背景信息以供读者理解受害人的处境。

但在很多时候，这不是个人或是某一家媒体的问题，而是整个舆论环境下导致的媒体机制问题。

新闻媒体的公众传播性使得其特性本身，就是必须通过制造高热点从而引起民众关注。

其实新京报在1月20号发过一篇名为《寻亲男孩刘学州将起诉生父母，“想要有一个家”的愿望过分吗？》的稿件，这篇稿件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家不妨站在他的角度和成长经历，深入体会一下他的曲折经历，再去评价刘学州的想法和目前的状态，而不是仅仅只以冰冷的、旁观者的视角去做道德指责。”

可这篇文章的阅读很低，到目前为止也只有4.5万，也许连那一篇被群众所唾弃的报道十分之一的阅读量都不到。

为什么没有阅读？

我们总是在强调一些原则，例如要求证信源的真实性，例如不要对个案做煽情化的报道，而是要关注个案背后的公共价值。

可在很多时候，群众的偏好会使得他们看不见更深度的报道。

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些更具有对立与冲突的只言片语和煽情化的爆款文章总是走在前面，人们关注的也总是那些更吸睛的部分，但后续的声音是否相对更为公正、又是否是更为贴近当事人的真正想法——

这些部分明明更重要，可它已经被往前的人声吞没了。

在这样畸形的、由看客与媒体共同导致的恶劣生态环境中，一切都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下的共谋。

可共谋之下的代价，是刘学州的死亡，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生命在烈风中消散。

二

善良杀人

如果说第一部分所谈及的「媒体之祸」，是一个大的舆论环境中的小生态环境，那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我所要论述的，则是我们所处的已经在朝着另一个极端化疾行的舆论环境中，不断使得这列火车愈来愈偏离初始轨道的、异化了的人们。

我在前文曾经说过，刘学州之死是一场集体的围剿。在这其中，媒体、平台和民众的舆论缺一不可；而民众的舆论，无疑是压死刘学州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学州发布遗书图片的配文是：“生来即轻，还时亦净。”

他的自杀，是看不见走下去的希望后的绝望选择，是短短十五年却经受过人世间诸多苦难的不得已而为之，更是这个在困境中却仍然坚韧成长的男孩最后的自我辩驳。

辩驳什么呢？

辩驳自己不是“心机婊”，辩驳自己只是想穿得干净些，辩驳那些被路人所质疑的所谓名牌衣物都是他攒钱买的“高仿”，辩驳自己的每一次出行是为什么，最后的最后，他甚至需要在那封遗书里辩驳他作为一个被生父母抛弃的男孩儿，想要一个家的最初愿望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想要他们给他买什么房子。

他们似乎总在以最恶毒的视角揣测着这个男孩。

这些人，或者说最早发起之于刘学州的暴行的人，都不可能是突然介入这起事件的路人，他们辱骂的前提，是他们已经了解了他过去的一切，他们是这件事的追踪者。

他们所散发出的恶意，其实更像是一种情绪的累加——他们觉得自己被刘学州骗了，他们觉得刘学州似乎过得比自己想象中要好。

同情弱者是人的本能。加缪曾经说过：“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

人类爱好同情弱者的根本，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抚摸落汤猫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自己能够救助它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人类在一瞬间获得某种自我认同感——认同自己是个能够保护他人的强者。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昔日的弱者，今日有可能成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强者。这种落差心理带来的后果，就是在顷刻之间，由伸出援手转为伸出拳头。

这种反转我们在过去见得太多太多了，多得几乎已经成为了网络生态中的一部分。

那些热衷于造神的人，在知晓神并非神坛上的真神、而是拥有瑕疵的现实人类后，他们往往又会成为最狂暴的毁神者。

说到底，他们支持的不过是自我的一部分私欲投射罢了。无论是刘学州，还是李学州，这个人是谁、叫什么，通通不重要，刘学州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在这件事中，刘学州所承担的角色，仅仅是一个具有可承载同理心且已经受到了部分关注的、声量大一点的容器罢了。

但这种自我投射的背后，其实不过是另一个大问题下的小问题。

新时代的阶级差异与固化，使得人的精神愈来愈空虚，当无处投放的剩余自我价值过多、多得溢出来时，会导致人不断异化，甚至引发心理畸变。而异化的后果，是嫉妒、愤怒和对任何一个看起来比自己过得好的人的恶意，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警惕的。

互联网锻造的虚拟世界更是使得这种恶意被无限地放大。

我们今时今日所看到的，在刘学州自杀一事引起巨大轰动后，网路上铺天盖地的对于新京报与刘学州父母的围剿，其实不过是又重复一次对刘学州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指控任意一方的时候，又成为了自我精神上的太阳，他们的键盘是他们口诛笔伐的利刃，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关乎他们对世界的想象。

可这本质是同一种杀人方式。

肆意宣泄怒意，然后将那把枪换一个矛盾点转移他们的私欲。可曾几何时，那杆枪也曾经是救赎过刘学州，真正给过刘学州希望的明灯。

也许刘学州也曾经疑惑过，为什么他似乎从未变过，那些人却变了，网路上的风向也变了。

而我们当下需要做的，就是绝不能让这些人的想象决定人类的命运。

配图/刘学州微博

配乐/

参考资料：

1、《媒体应该如何报道性侵案？以财新的鲍毓明案报道为例》方可成

2、《只不过想要一个不那么冷酷的世界》方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