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柏生：关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效传播的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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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信息有效传播的策略问题

□  邱柏生

摘要

在明确战略布局的前提下，有关策略和政策的选择就成为相对重要的问题。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效传播上，同样也存在策略选择问题。思政领域的策略问题主要涉及策略研究的必要性、策略的主要表现、策略的基本要求等等。文章在阐述策略研究之必要性的基础上，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中的策略表现主要有：赋予普遍性的形式；利益表征的言论与实践方向的统一；不断创新、“重在建设”；有度的自由选择；讲究策略的多样性和策略组合优势等。

近年来，有关策略问题的研究开始引起思政学界一些同仁的关注，这从一些研究文献和申报课题的题目表达上可以略知一二。思政领域的策略问题主要涉及策略研究的必要性、策略的主要表现、策略的基本要求等等。本文主要讨论前两个议题。

1

关于思政领域关注策略问题的必要性

“策略”是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缺乏统一理解的概念。一般而言，“策略”多被理解成为达至一定行动目标所采取的对策、计谋或谋略等，也可理解为实现行动目标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的集合，或者看作是行动方针、操作方案及其推进之流程，还可理解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指导方针、操作方案、具体方式方法等要素的组合方式或匹配关系。对思政领域关注策略问题的必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 考量策略问题的位置感

与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相比，策略肯定是属于次一等的要求；但与行动计划和具体的方式方法相比，策略又属于高一层面的东西。从策略实践的历史和实际作用看，在无产阶级不断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不难看到，革命领袖都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且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重视，列宁在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开头，在给马克思作“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时，专门列出了一个专题，特地介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这一专题中，列宁尤其关心斗争策略的动态应变问题，认为要善于处理社会“缓慢变化”和剧烈变化（即他称之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等不同时期的策略变化问题，并且善于以“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为依据来制定正确策略。毛泽东也曾经提出“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的重要告诫，而他的著述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持久战》等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的战略、策略思想的代表作。当年毛泽东曾经用“过河”来比喻战略与策略、目的与手段等相互关系，以此看来，战略决策更多是解决要不要“过河”和从什么地方“过河”的问题，而策略则主要解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何过河和运用什么方式过河的问题，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许多活动如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都作出了战略性部署。在明确战略布局的前提下，有关策略和政策的选择就成为相对重要的问题。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势”的问题，当时他使用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说法，这里的“势”应该包括战略与策略的组合问题。在2016年12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要求。如果将两处说法结合起来看，人们不难理解其中的深刻意蕴，对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中的策略选择问题，或许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 考量策略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策略问题应该在对敌斗争中使用，在人民内部不大适用“策略”这一说法。但从工作实效角度看，策略实际上是个中性范畴，它可以通行在任何领域，在人民内部，同样也存在着策略适用的实践空间。从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这一最广义的视角看，只要存在着矛盾，就存在着解决矛盾之方式方法的差别性和针对性问题，也就存在着对策的多样性。更何况我们现今的社会矛盾表现得尤为错综复杂，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共识建构存在较大的变数，人们的利益追求和实际利益获得感也存在着较大的分野。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性之表现方式，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期间就需要有不同的策略应对和政策选择。因此，在人民内部，完全可以通行有关策略的范畴。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余年前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他们认为，当时不仅各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问题，即便在同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照样会存在着至少是两部分人员的矛盾。他们指出，由于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于是在阶级内部形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士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在实际中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对于玄想家们所编造的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1]（P99）之后，葛兰西也明确地指出，政治的第一要素就是的确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科学和艺术都建立在这个不可规避的事实之上。因此，“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必须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领导（有一定的目的）；领导者如何做最好的准备（政治艺术和科学的第一阶段就在于此）；以及，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如何能够了解最近抵抗路线，或人们如果希望保证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的服从可行的最合理路线。”[2]（P107）

换言之，无论任何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的内部都会因以利益为轴心展开不同的同心圆（也有可能不是同心圆）而形成不同的阶层，在客观上产生不同的价值观，至少是价值观念。这种由不同的价值观所指导的行为样式或模式构成了政治文化的分野。如果这种政治文化分野控制在“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社会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最佳境界；但如果政治文化出现背向分野，那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进一步看，除了由利益对立（或差别）所引起的文化分野之外，还会有因领导与管理的自然属性所引起的差别与矛盾。众所周知，由于领导与管理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于是，它们的自然属性形成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矛盾，而社会属性则往往会加剧或减缓这类矛盾。

由于社会矛盾的主体出现多元状况、矛盾的制约变量出现多元状况，这就使得解决社会矛盾的对策和策略也会出现多样化的要求，在这种前提下，策略问题就显得尤为要紧了。而策略有大有小，在战略布局已经基本完成的前提下，策略问题往往成为重要的选项。这种必要性同样也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对策看，根据上面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和葛兰西的意见，我们最起码可以看到，解决玄想家们跟“实际上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的那部分人员之间的矛盾之策略，显然要比解决他们各自群团内部的矛盾之策略要复杂得多。葛兰西的意见，实际上也提醒作为统治者和领导者的社会成员，一定要注意被统治者和被领导者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反映，即其可能同时存在着“抵抗”和“服从”两种基本状况，前者主要以闹情绪、发牢骚、提反对意见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后者则代表着顺从、支持和拥护，对此必须奉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功效理论曾经关心过影响和制约某一共同体生产效率或社会积极性的因素，它们被称之为“驱动力”与“遏制力”， 这两种力常常是此消彼长的，并由此决定着这个共同体的生产效率或社会积极性的提升或下降。其间可能存在着三种基本策略，第一种是单一性增加驱动力（各种资源十分充沛的条件下），第二种是单一性减少遏制力（各种资源比较缺乏的条件下），第三种是在减少遏制力的同时增加驱动力（资源适中且能够调配的条件下）。很显然，第三种策略应该是最理想的一种治理状况，但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减少遏制力而相对提高生产效率或社会积极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价值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策略的适用范围应该是全方位和全过程的。依全方位看，不仅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讲策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讲究策略。那种以为只要拥有最新技术、不断更新物化工具就可以安坐钓鱼台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玄想。依全过程看，策略的要求带有丰富化的特征，因为过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短过程（大概几个小时或者多则几天）、中等过程（几天或者几个月）、长过程（几个月甚至几年或者更长），而不同的过程可能有不同的策略应对。一般来说，人们对短过程的策略要求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时间短促，奉行一种策略或许就能管用。如果面对中等过程特别是长过程，由于这种过程本身又可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特征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这种过程中，甚至人们的需求状况和价值偏好都会发生变化，指望“以不变应万变”已经不可能了；加上如果在长过程中总是奉行固定不变的单一策略或格式化策略，那么即便这种策略在历史上曾经有效过，但也容易发生“边际递减”效应，这时候就更需要策略的灵活性、权变性和多样性。

(三) 从丰富分析变量的视角来认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策略问题的必要性

我们以前习惯于运用“对子”的方式来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或运动规律，如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偶然性和必然性等等，这无疑是最简洁明了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着容易导致简单化的不足，因为有时事情并不简单地表现为两个方面，而可能表现为多个方面的纵横交错关系。

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我们当然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者的关系视角解析问题。这些年来，许多人认识到，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看，教育内容的真理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是属于根本性的问题，即“内容为王”。同时，在已经明确教育内容的前提下，教育组织方式和教育方式方法的合理运用，又是制约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但是，近年来人们发现在教育中似乎存在一种比较倾注于教育活动的不停组织与不断翻新的倾向，忽略了“内容为王”的内在要求。这种思路将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着力于教育途径和教育手段的多样性甚至丰富性方面，包括设计大量的活动，无疑是有一定功效的。但思想政治教育最关键的核心可能还是在于教育内容的鲜活力、感召力和吸引力与否。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还不能忽视除内容与形式之外的第三类要素。我们可能还一时较难给这类要素以明确的称谓，因为它们既可以是内容但又不完全是内容，既可以是形式但又不能完全归类于形式。这类因素主要可以分成两种成分，一种是指方法与技术的汇合，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如技术与方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两者的联系看，方法是指人们达成目标所采取的途径、手段、行为方式，也指行事之条理；而技术通常指人们在某一领域中从事活动所运用的某些技能和行为方式；方法中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技能、技术和技巧，否则就会成为粗陋、毛糙的方法。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技术一般总与物化的工具相关联，常常指人们运用一定工具的熟练或精湛程度，也包括运用相应工具的独特方式和有效性；方法通常不指那些物化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指主观方面的手段，即方法更多考量行事的条理、技术运用的得当与否、技术与工具的优势结合状况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已进入“策略”的范畴，于是，第二种成分就是指策略。长期以来，人们实际上是将策略作为形式或方式方法来对待的，现在看来，有些策略可以归类于“形式”，但还有一些策略无法简单归类于“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一些策略问题简单地归类于“内容”本身，也不可能随意将它们归类于“形式”方面，策略实际上就是将两者如何融合、怎样融合的一些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不能脱离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需求和人的现实境遇状况）而独立存在，这样一来，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与形式”跟“人的因素”紧紧联系起来，就成为一个更要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对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即教育形式）”“教育策略”“人的因素”这四大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漠视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即“人的因素”，只有它才是进行教育价值评判的核心要素。而在四大变量的联系中，策略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因素”“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内在要求，就是三者的某种有效的组合方式和形态，也是三者交互作用的产物。这种有机联系、组合方式和三者交互作用的产物，还会涉及时间取向及不同时段的效力、不同教育对象群属的需求状况、上述几类变量跟人们需求体系相联系的紧密程度及表现特征、人们的主观态度及情感体验状况，等等。

2

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中的策略表现

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灌输和信息传播中，一定会存在策略及其运用问题。就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实践经验的积淀状况看，主要有以下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

(一)  赋予普遍性的形式

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或教育传播的信息，总是扮演着代表“最大众”“绝大多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立场之角色，对所宣扬的东西也应该显示出不容置疑、不可争议也无可争议的特征，它们仿佛就是普遍的善的表征。

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确定和形式选择中，人们一定要能够争取尽可能多数的社会人群对自己产生关注和赞成，而争取大多数的有效策略就是尽可能多地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情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上升入统治阶级而言。”[3]（P100）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过程中，利益代表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界分成几个前后相连的若干阶段，它们各自具有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征。如由代表部分特殊人群的现实利益到代表阶级利益，再走向代表民族根本利益，又走向代表人民性即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而走向代表人民性是一个执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革命党的阶级基础和利益表征是紧密相连的，而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既要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而为了拓展执政的社会基础，它还必须代表更多社会成员的利益指向，由此，执政党不仅仅要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还要反映民族利益，更要代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重申“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的缘故，也是重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出发点所在。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遵循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才能使自身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否则，就会遭到人们的嫌弃和冷落。

（二） 利益表征的言论与实践方向的统一

思想一旦脱离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应注意始终如一地表征党和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并且不仅仅在言论上始终占据政治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而且必须在实践成效上跟自己的言论同向而行。

在整个意识形态生态链的作用过程中，利益紧密而又普遍地渗透在诸环节中，这种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换言之，人们对价值观的态度，通常以它们与自身各种利益的反映程度与实现状况为依据。特别是对于广大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并以此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社会基层的工农群众来说，他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态度常常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与他们各种切身利益的攸关程度间接发生的。于是，人们就会考量怎样的意识形态内容能够既通俗又广泛地连接广大社会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容易被他们所理解与接受，或者是产生如下的情况：尽管价值观的表述方式不变，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组织乃至家庭、个人等，都可以在这种价值观中寻找到未来的希望，或者各取所需地找到自己言行的合法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与维护着自己的相关利益。例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通行的一些价值观，由于其渗透进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具有很大的社会附着力和影响力，如忠义、孝悌等，不仅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它们巩固自己的统治，一般的家庭也遵循这些价值观而维护着家庭的秩序——利益。因此这些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它不仅具有政治含义，也有道德含义，还有生活含义。我们今天所推行的大量高端价值观，也基本具有这样的特性，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美丽中国等，它们很容易被老百姓作为他们生活化的一些理解。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不同价值观的表述方式不一样，有些价值观更多表现为一种规范要求或一种实践模式，并且这种实践模式与人们的自身利益相关，因此渗透性更强；而有些价值观则容易被人们理解为一种状态，而要达致这种状态还需要有大量的规范要求所保障。因此，人们容易在这种自我理解中出现很大的歧义。更重要的是，高端价值观的含义必须是多义的，而不单单有政治含义，以致人们较难将这种政治价值观生活化。或者说，普通老百姓运用这种政治价值观时，通常不大可能用来直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于是对这种价值观就会采取漠视的态度。在生活经验中，人们常常会遵循“管用”的原则行事，一套价值观也必须让人们普遍感觉到它们的管用性。这种管用性不能仅仅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切身感受为依据，更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为依据。

近年来，领导人不断强调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有真正的“获得感”，是具有重要导向的价值旨归，一定要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认识与理解“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的内涵，不仅仅诉诸意识形态或宣传造势，而是要倾心于为人民群众抓落实办实事。

（三） 不断创新、“重在建设”

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不断充盈并毫不犹豫地占据人们的议题设置空间。

不难看到，建国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比较风行的策略是“破旧立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当时最显要的特征是“革除”“破旧”“改造”甚至“摧毁”。应该看到，那个年代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破旧”“立新”两者的关系应该说处置得比较恰当，所以在原先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但在思想文化领域，“破旧”“立新”两者就经常显得顾此失彼。一般看来，在物质性破坏和精神批判方面，破坏一个老事物远比建设一个新事物要容易得多，于是往往在破除的同时，一时无法及时建构新的事物来有效替补老事物或填补一定空缺，由此就容易造成空白点和无建树。人们如今已充分认识到：一味地批判或否定并不意味着同时必然存在着建构。在观念领域，可能存在着与上述情况相反的特殊情况，即转变一个旧观念远比确立一个新观念要艰辛得多。这不仅是因为旧观念存在的历史比较久远，更在于旧观念总是与一定的制度、习俗、行为嗜好等紧密相连，因此破除一个旧观念实际上意味着在与整个传统势力“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根据双方力量与掌握相应资源丰富状况的比对计较，选择“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简后繁、先近后远”等行动策略，并且充分注意利用人们的一些内在动机如好奇心、好胜心等，未雨绸缪地先行开展一定新观念的倡导和培育活动，通过渗透扩散策略，实现对旧观念的逐步转变，这也就是现今存在的“重在建设”策略的逻辑起因。这一策略意味着，建设一个新观念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有时候建设要比破坏容易，而有时候破坏又比建设来得容易，这就要求人们善于分析其中的关系状况。尤其要注意，强调“重在建设”并不意味着放弃批判与斗争，在建设的同时，对在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一定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不让其有肆意拓展的空间和市场；而对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的暂时性片面观点，则可采取置之不理的对策，这不仅在于不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有限的资源，更在于这些思想原先比较简单粗陋，如果不对其予以外部刺激（如批判），它就无法获得发生应激反应的机会，时间一长，这个思想就可能逐渐自行消解。相反，如果不断刺激这个思想，它就可能产生“挑战——应战”的应激反应，不断弥补自己的漏洞或破绽，从而使自己变得不断丰满和完善起来，并且由最初的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社会记忆，到时候反倒可能产生大麻烦，在这种过程中，甚至还可以利用遗忘规律来控制工作节律。这就是说，对一些小问题，可以采取忽略不顾或冷落的对策，那就是“最高的轻蔑是无视”，至少奉行“不争论”而使其自生自灭为上。

（四） 有度的自由选择

即大致限定人们对一定教育内容的选择方向和选择路径，但同时又尊重人们在其中的自由选择权限，以体现或实践自由意志的程度。必须看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我们既重视灌输的必要性，又要防止如恩格斯所提醒的“硬灌输”，这就需要尊重每个教育对象对相关内容的一定选择权。应该看到，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心目中所理解的自由之权利，而这种自由是人的天性，思想政治教育不得不尊重这种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年曾指出的那样，“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4]（P167）。

（五） 讲究策略的多样性和策略组合优势

中国古代先贤们有许多杰出的谋略思想，如攻守谋略、正奇谋略、虚实谋略等，这些策略或谋略思想值得今天的人们根据实际情况参考借鉴。这种参考借鉴不是简单地照搬套用，而是根据新的社会情况灵活使用，尤其要善于将这些策略思想进行综合匹配。如攻守谋略主张以攻为守、以守为攻、攻守结合；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占之法，从易者始；攻其不守，攻其无备，等等。而正奇谋略主张常法为正、变法为奇，讲究“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等等。而虚实谋略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提出实则实之、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虚则虚之。这就意味着人们面对实事必须实干，即民生大事抓落实、件件着地见成效；实事可以虚抓，即头绪纷杂抓关键、轻重缓急有选择；虚事也可以实抓，即价值引领抓核心、委婉渗透讲策略；虚事可能虚干或缓干，即无解难题巧迂回、虚张声势待时机，等等。

参考文献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 丽，张 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2015年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媒体时代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和对策研究”（批号为15JZD003）子课题“新媒体时代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本源性挑战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邱柏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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