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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地图测绘水平之高,颠覆你的认知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0-10-06

一、在中国,地图向来是寻常物

 绘制并利用地图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据《尚书·禹贡》可知,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诞生了较成熟的地图。否则,仅凭这篇文字,人们是难以准确掌握天下九州的自然经济人文地理的。

这并不奇怪,更不是臆测。天文学、地理学是孪生兄弟。尧舜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了较成熟的天文历算知识,《史记·五帝本纪》: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


这就是沿用至今的中国传统历法的雏形。这部较成熟的历法的诞生,正是羲和四方观象测影的的结果。没有强大而成熟的天文学、地理学支撑,而能编制历法,那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尚书·禹贡》是一篇典型的全国地图的说明书,也是后世史家撰写《地理志》的范本。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最晚在商朝,地图已经广泛进入实用阶段。据《尚书·洛诰》,三千多年前,西周之初,周公建设洛阳城:

“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意思说,周公通过占卜初步选定了城址,便画好地图,派使者送给天子审定。

 进入周朝后,地图,被全面应用于国家管理。在经济建设上,《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在周朝,大司徒通过掌握全国地图、人户数据,来协助天子治理国家。地图上,不仅画出了天下九州的边界和距离,而且有各诸侯国和城池及其疆界、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还标注了各地名称、物产等。

可见,早在西周时,中国的地图的管理、绘制、使用,已经高度成熟,与当今没有区别,不同之处仅仅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新技术不断被引入。

 在西周时期,地图已经高度普及,被应用于各方面,乃至于全国各角落了。

地图,被应用于全国的农田管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地讼,以图正之。


    意思是说,如果百姓之间发生土地疆界之争,当地官员就根据国家的地图来裁决。负责处理百姓田间地头之争的,一定是全国最基层的官吏。由于西周时的土地分配是实时变动的,所以,全国地图的实时更新,必然是通过全国各县衙门来实现的。因为百姓们知道衙门有地图,所以才有了这种官司。不难看出,三千年前周朝时,在类似于后世的县衙,就广泛使用地图管理全县的地产了

    地图,被应用于全国的矿产管理。《周礼·地官司徒下》:

丱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丱人是负责管理全国矿山的官员。如果依法允许开采时候采矿,丱人便勘测好采矿地,画好地图授予采矿者。

西周时,朝廷已经建立了规范化的地图管理制度。

朝廷负责全国的地图管理与测绘的,是夏官,类似于兵部、国防部,具体负责的是其下属机构职方氏。《周礼·夏官司马下》: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穀、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


 职方氏,即国家地图局,负责管理天下地图。在周朝职方氏地图上,不仅中国的一切,九州的地理位置、山水、物产、人口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周边的四夷八蛮的地盘及其地面的一切,均属职方氏考察记载范围。

出土的春秋战国以来的地图,证实了我国史籍中关于地图测绘和管理制度的记载也证实了在汉朝以前的地图已经成熟


战国时秦国的县地图,木版,出土于天水放马滩秦墓。

绘制并标注了河流、居民点、林木、地形、道路里程等。




成语“图穷匕见”中的图,就是地图


西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等高线地图


此后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负责管理地图的衙门,均称为职方。

   在中国,地图应用最现实的伟大成果之一,便是众所周知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说:

   

“自是之后(指大禹治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司马迁说,自大禹治水以来,中国的各种水利工程不断。在春秋战国时期,从南方的吴国、楚国,到东方的齐国,从北方的三晋,到西边的秦国,到处都有大型的、卓有成效的水利工程。

    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工程:

    


 


    如秦始皇组织完成的灵渠工程:



    如隋朝组织完成的大运河工程:


  


实施如此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就远不只是测绘地图那么简单了:事先,要不要做好地质地貌的勘测?要不要准确掌握各地地势、各大水系的水位高低?要不要做好工程量的估算?如此等等。

 即便是在今天,和建设大运河类似的南水北调工程,前期的地质勘探测绘也是很大的工程。

 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如此言论,完全不可思议。


二、唐代地图应用之举例

到了唐代,“全国地图”已经是普通不过的东西。广大的文人、武士、商人,乃至于和尚、道士,大都对大唐江山了如指掌。

《太平广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家住江南的陈季卿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立志不中不回家。离家已经十年,一直没考中,钱也花完了,滞留京城靠卖字换取衣食。一次,他到青龙寺去拜访和尚,适逢和尚外出,他在暖阁中等候时,望着墙上的《寰瀛图》(即全国地图)长叹:“如果能从渭水泛舟到黄河,顺路游览一下洛阳,在淮河游游泳,再渡过长江,回到家里,什么功名不功名的,我都无所谓了。”站在旁边的道士对他说:“我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吧。”道士用一片竹叶做成小船,放到图中渭水之上,说:“把目光集中在这船上,就行了。”陈季卿盯着小舟,渭水起了波浪,船也渐渐变大,他登上了船。船从渭水到了黄河,第二天到了潼关,一路游览名胜,处处题诗留念。十多天后,终于到家。见过亲人后,原路返回。后来,陈季卿终于进士及第,功成名就,但他再也不愿做官,遁入终南山访仙修道。

四大皆空的寺院里,也挂着全国地图

杜甫在成都,当“剑外忽传收蓟北”时,激动不已,立马就规划好回东都洛阳的最便捷的路线: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念过高中的人都知道唐朝宰相、著名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至今,每到中秋佳节,人们少不了吟诵这首诗,并发送给自己亲友。

 如果因此认为张九龄仅是一位多愁善感、风花雪月的诗人,那就谬以千里了。

 张九龄是唐代的状元出身,他的最真实的身份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而吟诗作赋,只是他用以修身养性的业余爱好。

张九龄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宰相,不精通政治,他不可能登此高位;担当这等职务后,不懂经济,一天也混不下去。如果你读过张九龄与朝臣们讨论金融问题的发言,你会对他的才学敬佩不已。张九龄的最后一个职务,是荆州长史,相当于“荆州军区司令员”兼荆州刺史,这是一个上马管军、下马治民的军政一体的职务。

 整个唐代,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凡是大型战争,组织策划、人马配备、军需保障,甚至前敌总指挥,都是宰相们的事情。唐玄宗时期,正如杜甫所说,“武皇开边意未已”,大唐周边,战事连年,宰相们除了勤修内政,还必须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是张九龄起草并下达的一份作战命令,《全唐文》:


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突骑施......图陷庭州......宣密令安西征蕃汉兵一万人,仍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取叶护、勃达等路入碎叶;令王斛斯自领精骑,取其家口。河西节度内发蕃汉二万人,取瓜州比高同伯帐路西入;仍委卿简择骑将统率,仍先与西、庭等计会,克日齐入。比已敕朔方军西受降城定远城及灵州,兼取大家子弟,并丰安新泉等军,共徵二万,於瓜州北庭招托,就中简择骁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从瓜州宜给一月熟粮;若至北庭,粮贮可支五年以上。凡此诸道征发,并限十二月上旬齐集西、庭等州,一时讨袭......


唐朝的属国突骑施图谋叛乱,意欲攻占重镇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朝廷得知后,既怒也喜,“是其送死之日,可谓天亡之时”,于是决定抓住机遇干掉它,下达了这份大气磅礴、部署仔细,对敌人毫不留情,对将士关爱备至的作战命令。大致内容为:

1、安西节度使王斛斯立即派一万人进军碎叶,亲帅精锐骑兵去端突骑施的老窝,并注意做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沟通;

2、河西节度使牛仙客立即派人与安西、北庭方面取得联系,率二万人开赴那里;

3、朔方节度使征发二万人赴援,从中选拔五千精锐,立即按指定的路线赶赴庭州;

4、各增援部队中途在瓜州补给粮草;北庭的粮草储备可支五年以上,请广大援兵放心。

5、各增援部队限十二月上旬齐集西、庭等州。

根据相关史料,这份作战命令,应当诞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年底。

据《新唐书·玄宗本纪》:

“二十三年,……十月戊申,突骑施寇边。”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

“二十三年,……冬十月辛亥,……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资治通鉴》记录同《旧唐书》:

“开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


开元二十四年的正月,北庭军区的部队,已经摧毁了突骑施。

还没等牛仙客的军队动手,战事已经结束。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突骑施的使者已经到达长安,求饶来了。

张九龄起草这份作战命令的时候,正担任中书令,位居宰相。

打开地图,就能发现,张九龄调兵遣将、挥师布阵的场面极其宏大:

东起西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内),

西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一带),

南达大食(今伊拉克一带),

北及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在这纵横至少3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作战命令对各军行军路线、行程期限、军需补给、会师和作战地点,等等,均十分明确。

这,只是这场战役的众多命令中的一份,因为,战役所涉及的场面----地理范围还要大得多!比如,唐军在西域进行大的军事行动时,还必须阻止吐蕃抓住战机凑热闹,所以,必须部署在青海、四川等地的策应活动。此外,还要防范相关辖区内的其它反叛。

张九龄起草下达的各种作战命令,传世的就有三四十篇,其中既有关于岭南(今广东广西、越南、老挝、直至泰国和柬埔寨部分地区)的,也有关于当今华北、东北、朝鲜的。

唐朝官员对全国河山了如指掌,是依靠什么呢?

回答是:地图,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图。


三、唐代的地图测绘制度与实践

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唐朝设有专门负责地图编制、修订的常设机构,隶属于兵部(即国防部)的职方司”。

幸运的是,关于地图测绘管理制度和实践过程,唐代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是我们大致可以还原其管理制度、测绘手段、地图绘制规则、地图使用情况等等。

《唐六典》说:

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侯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区域,都鄙之废置,疆场之争讼者,举而正之。......


    这段话,包含以下内容:

1、职方郎中、员外郎,负责全国地图的编制,并负责管理全国州县设置、州县治所的确定、军事基地的建设规划;

2、全国各州府,每三年编制各自辖区最新的地图(即“版”),包括各处人户数(即“籍”),一并送交职方;

3、鸿胪寺(担当今外交部部分职能)要负责询问各国来访者,了解那儿的山川、风土等情况,然后画出地图送交职方。

可见,唐朝的地图管理非常规范,达到了每三年更新一次的程度,远远领先于一千年之后的欧洲

我们知道,唐代的开疆拓土,成绩巨大。了不起的是,每次完成新的开疆拓土行动后,“职方”便派出大批的测绘专家们,随即跟进,绘制地图。

唐代大军征服西域之后,朝廷派出的测绘专家队伍,立即抵达西域,展开了地图测绘工作。

唐代宰相杜佑在《通典》中说:

龙朔元年,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其国立碑,以纪圣德。帝从之。


《唐会要》对此事做了详细的记载:

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擒贺鲁以归。……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又以贺鲁平,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故地。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护居遏换城,置月氐都督府。


 唐朝将士消灭西突厥,活捉其首领阿史那贺鲁,控制西域之后,“职方”随即派出王名远等专家,作为“置州县使”,在了解掌握当地风俗、物产、各地人户、历史文化等全面情况之后,形成文字、地图,上报朝廷;朝廷据此对西域进行全面规划,设州置县,实行规范化管理。

值得强调的是,测绘范围还包括南亚次大陆,即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阿富汗和伊朗的部分地区,参阅点击《唐朝的附属国:印度----五天竺》。

显然,王名远是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完成了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实地考察,确定了军政机构、行政区划方案;

二、通过实地考察,摸清了各地的人口、物产等准确信息,确定了赋税标准与内容;

三、完成了《西域图记》,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图”,即地图;二是“记”,即各地风俗、人口、物产、历史沿革等。

王名远一行,所测绘的版图极大:“其(西突厥)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这就是说,包括西突厥所属的地盘、波斯所辖的地盘,大致相当于东起今新疆的和田、西至黑海、南至印度洋的广大地区。

无疑,这是一项包括地理、人口、社会、文化、历史、物产、气候等各方面的普查的系统工程。我们阅读《新唐书》、《旧唐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中关于西域各个属国、州县的人口、物产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无不来自这些“职方”专家的辛勤劳动。显庆二年是657年,龙朔元年是661年。可见,王名远完成《西域图记》,花了约三年时间。

以此为依据,朝廷将这里划分成16个都督府,下设80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统属安西都护府领导。

根据《法苑珠林》,我们知道,这些资料送达朝廷之后,朝廷又组织大批专家汇聚京师,结合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地区测绘成果,进行汇编整理,编制了卷轶浩繁、图文并茂的《西国志》。这些,就是朝廷研究制定西域政策的第一手材料。

由于《西域图记》等地图,涉及国家秘密,只会保存在朝廷有关部门,流入民间的可能很小。

即便元和宰相李吉甫编撰的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传世的也只有“志”,而无“图”。

那些宝贵的“图”,也许随着战乱而永久消失,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幸运的是,与之相关的大量的材料,出现在了各种历史文献之中。

一千二三百年之后,英国“专家”斯坦因,在英国政府殖民部的支持下,跑来中国的西域“考古”、“探险”、测绘地图。他从甘肃出发,经新疆,入印度,包括人迹罕至的山道,均完全按照中国史籍记载的路线行进,所行里程数,竟然也毫无差错。在《西域考古记》中,这位洋大人,对中国史籍的精确性,斯坦因赞叹不已。


四、唐代地图之先进,令人惊叹


在唐代,绘制地图,擅长地理学,是知识阶层的基本功。比如吧,白居易的铁杆兄弟、著名诗人元稹,便曾奉旨绘制地图。元稹也曾担任宰相。可见,想当上唐代宰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在《进西北边图状》说:

前月十一日于思政殿面奉圣旨云,诸家所进《河陇图》,勘验皆有差异,……愚臣数日之间,别画一《京西京北州镇烽戍道路等图》已毕,纤毫必载,尺寸无遗。若边上奏报烟尘,陛下便可坐观处所。……其《圣唐西极图》三本,伏缘经略意大事须面自陈,伏恐次及降诞务繁,未敢进状候对。其《京西京北镇烽戍道路等图》并《序》,谨随状进呈。


   因为时间久了,原地图已经不准确。出于加强西北地区军事的目的,地图需要更新,元稹一次性绘制了两套地图,《圣唐西极图》是西北地区详图,《京西京北镇烽戍道路等图》则是纯粹的军用地图。

    很遗憾,尽管有关唐代地图的记载不少,但是,没有唐代地图传世。

唐德宗时宰相的贾耽,是享誉天下的大地理学家。唐德宗在任命贾耽为东都留守的诏书中,称赞贾耽道:“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风俗之宜。”在民间看来,贾耽是一位能掐会算、知天地、通鬼神的神奇人物,《太平广记》就收录了多则关于他与鬼神较量、沟通的故事。

贾耽是一名通过明经科考试而做官的书生,但他文武双全。据《新唐书·贾耽传》,贾耽的箭术高超,爱骑马打猎:


“俄为东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优诏许猎近郊。……耽每畋,从数百骑,往往入纳境。”



贾耽长期担任带兵的节度使,曾指挥军队战胜了反叛的节度使梁崇义。

安史之乱时,朝廷为了平叛,将西域驻军的主力抽调,前往对付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待到平定安史之乱,才认识到西域大部分被吐蕃占领。唐代宗、德宗及其后各位皇帝,无不惦记着恢复失地。同时,内地藩镇割据,及时更新地图也遇到了困难。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布置给贾耽绘制新的“国图”的任务。由于工作调动和多方面原因,贾耽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和贞元十七年(801年),才先后完成了两幅地图和“记”。在传世的两篇文章中,贾耽讲述了地图的绘制方法。《全唐文》:

……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藩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亲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其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谨随表奉进。


很明显,这个限于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的《九州图》,是以军事目的为主的。“其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这是绘制地图的基本要求。

重要的是,“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所谓“依稀像真”,就是说,地图有象形功能,是以等高线形式制作的,看一眼便知各处的山高水深。

如前图,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证明,最晚在汉朝初期,等高线便已经用于制作军用地图。

保存至今的唐朝《东岳真形图》,其勾勒出的泰山山脉的形状和山势走向,与当今等高线绘制的地图基本吻合,足以证明这一点。


泰山等高线地图



进《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

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於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玩简易。



贾耽自述道,他从小就喜欢琢磨地图,除了学习古往今来的地理学著作和资料,还四处拜师,经常找到外国使者和商人那里去,向他们请教。《海内华夷图》,就是他以三十年之积累,完成的一部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这幅地图宽三丈、长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即使用了1:15万比例尺(1里=150丈;1丈=10尺=100寸)。图中古今地名对照,用双色绘制,“古郡国题以墨(黑色),今州县题以朱(红色)”,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并没有养在深宫。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看到地图之后,作《盖地图赋(以圣德感通灵仙降献为韵)》,赞道:

规方远近,微妙元通;致蛮貊於度内,出山川於卷中。可以明四目,达四聪。《易》曰:“不出户,知天下。”何莫假此神功?徒稽其囊括也。吞八极,尽四溟;霜露所坠,日月所经。莫不总天目,入帝庭;嗤秦政得燕图以拓境,小穆公梦鹑首以称灵。亦有周王御天,汉君求仙;穷人力於宇宙,遍辙迹於山川。


 贾耽的这幅地图,今天见不到了。

现存西安碑林、宋朝绍兴六年刻成的《华夷图》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四方番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国,今以其著文者载之”。 显然,该地图与贾耽的图文有密切关系,但不是复制原件,特别是中国以外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他们只是抄录了贾耽的文字在地图上。尽管如此,摄入地图的远不止于唐朝本土,包括了与唐朝有较多往来的全部地理范围,涵盖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

 

华夷图,宋朝绍兴六年1136)刻。



该图右下角有“岐学上石”四字,说明该图是岐州州学所刻。由此可知,在古代学校教育中,对地理教育的重视和水平之高。

不过,一所并不十分发达的地区的州学,刻制如此复杂的地图,其质量是令人担心的。

《新唐书》说:

“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结合《新唐书》接下来的关于唐代的七条“丝绸之路”路线的详述,我们可以肯定,贾耽的原图所涉及的范围,必然包含了东南亚、日本,和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


五、测绘仪器,是唐代军队的基本装备

我们知道,唐代天文学家很发达,可以精确测定经纬度。 据《资治通鉴》卷212


 “开元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


主持测量这四个地方纬度的,是国家天文台长官南宫说。根据测量:

阳城,位于当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唐代测出的是北纬34.4°;经查卫星地图,该地在北纬34.47°

浚仪,属唐代汴州的郭下县,位于今开封市市区。唐代测出的是北纬34.8°;经查卫星地图,开封市鼓楼区位于北纬34.79°;

朗州,即今常德市。唐代测出的是北纬29.5°;经查卫星地图,常德市区在北纬29.04°。

蔚州,其州治今河北省蔚县。唐代测出的是北纬40°;经查卫星地图,蔚县县城在北纬39.85°;

这四个点的数据,唯有朗州一地的精确度差了一些。朗州距离长安、洛阳较远,可能参与的测量人员不足,所携带的工具不全。

那么,唐代是如何测定山高水深、道路远近之类的呢?

   我们看看唐朝军队行军作战必备的一套测量装备,据《通典》:

木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分,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匡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谓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 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向远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则山岗、沟涧、水源下高深浅可以分寸而度。 


这是说,行军中,想知道前面某座山有多高、多远,就搬出这个长二尺四寸的三点一线的水平仪,作为测量的基准,然后,在正前方,让一个士兵举起长四尺以黑白两等分的照版,再垂直竖起那个长二丈一百等分刻度的竿子,同时安排一名士兵用绳子丈量距离,通过水平仪测量两次,“尺寸相乘”结果就出来了。

《海岛算经》,是三国时代魏国数学家刘徽所著《九章算术注》的一部分,唐代将之单独成书,名为《海岛算经》,经李淳风等大数学家详细注解之后,作为国子监算学(即中央大学的数学与天文学院)教材《算经十书》之一。读过这部书后,唐朝大军扛上水平、照版、度竿这三样东西,便可以轻松地测出距那座城市有多远、城墙有多高、山上那棵树有多高、深谷有多深,如此等等。

自然,以此搞出个等高线地图,毫无技术难度,费事一点罢了。



这种测量技术,也转化应用到了武器装备上。据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十九·器用》:

余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 ,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日:“往省括于度 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 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参连为奇,谓以度视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 纬,则设之于堋,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 设度于机,定加矣。


沈括说,他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做官的时候,见到了出土的一具弩机。运用上述理论到弩机上,使之具有了精准的测距、瞄准功能。他说,这一技术,早在汉代便应用于弩机的制作上了。

关于方位测定,最晚在汉代就十分发达的罗盘测角技术,并普及于军事应用。罗盘,是行军必备的基本装备。

最晚在汉朝,这些测量装备,已经广泛应用于军队的行军布阵、安营扎寨之中,据《全三国文》,诸葛亮说:

“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觇审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营地,壁立军分数,立四表候视;然后移营。又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大旗,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竖午地,白兽旗竖酉地,玄武旗竖子地,青龙旗竖卯地,招摇旗竖中央。”


罗盘


除此之外,还有指南车、记里鼓车。带上指南车,无论如何行进,无论车身向何方,车上木人的手始终指向南方;记里鼓车,则是每前进一里,车上木人击鼓一次。

柳宗元目睹两车之后,做《记里鼓赋(以“圣人立制,智者研精”为韵)》,赞道:

异哉鼓之设也,恢制度于大邑。……配和鸾以入用,并司南而为急。若乃郊荐之仪既陈,封禅之礼攸执,经千里而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礼容是集。


柳宗元说,两车同行,行千里,走四方,尽在掌握之中,不差分毫。

这两种车到底长得啥模样?《宋史》做了详细的记载:

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车(笔者注:指南车)及记里鼓上之,宪宗阅于麟德殿,以备法驾,历五代至国朝,不闻得其制者,今创意成之。其法:用独辕车,车箱外笼上有重构,立木仙人于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足轮二,高六尺,围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轮二,径二尺四寸,围七尺二寸……


根据《宋史》所述,可以复制出指南车、记里鼓车。




大唐军队能够千里征战草原沙漠、荒山野岭而不迷失方向,知道路远近,攻城轻松,射击精准,战斗力强悍,与军中人才济济,并拥有这些装备有很大关系。

与地图相配套的,就是“志”,即文字说明。

唐朝传下了一部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作者是大唐宰相李吉甫。根据这部著作,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称李吉甫为地理学家。李吉甫和韩愈、白居易等同时,曾任唐宪宗的宰相。他首先是政治家,其最大的政治成就,是组织策划军事行动、整顿经济秩序。唐朝元和复兴气象,他功不可没。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元和郡县图志》,仅剩下“志”(文字),“图”全部失传,且文字也部分残缺。

下面是《元和郡县图志》对苏州所做的“志”:

苏州,吴郡。紧。开元户六万八千九十三,乡一百一十八;元和户十万八百八。


《禹贡》扬州之地,周时为吴国。太伯初置城,在今吴县西北五十里,至阖闾迁都于此。后为越所并,楚灭越而封黄歇于吴。秦置会稽郡二十六县于吴。项羽初起,杀会稽太守殷通,即此也。汉亦为会稽郡。后汉顺帝永建四年,阳羡令周喜、山阴令殷重上书,求分为二郡,遂割浙江以东为会稽,浙江以西为吴郡。孙氏创业,亦肇迹于此。历晋至陈不改,常为吴郡,与吴兴、丹阳号为“三吴”。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外郭城,云是伍胥所筑,周回四十七里。


州境:东西四百四十一里,南北四百九十八里。


八到:西北至上都三千三十里;西北至东都二千一百七十里;南至杭州三百七十里;正南微西至湖州二百一十里;东北至海三百三十里;西北至常州一百九十里。


贡、赋:开元贡:白石脂,蛇床子。赋:紵、布。元和贡:丝葛十匹,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三升。


管县七: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


吴县,望,郭下。本吴国阖闾所都,奏置县。


太湖,在县西南五十里。《禹贡》谓之震泽,《周礼》谓之具区。湖中有山,名洞庭山。


虎丘山,在县西北八里。《吴越春秋》云阖闾葬于此,秦皇凿其珍异,莫知所在,孙权穿之,亦无所得。其凿处,今成深涧。


……


据此,我们不仅了解了唐朝以前的苏州的历史沿革、时存文物古迹,而且知道:

1、当时苏州下辖7个县,共有118个行政乡,开元时期曾有68093户人家(估计35万至50万人口),元和时期是100880户人家(估计50万至70万人口)。

2、苏州的行政机关,即州治设在吴县。州治的具体地理位置是:西北距长安3030里、距洛阳2170里、西北至常州190里;南至杭州370里;正南微西至湖州210里;东北至海330里。

3、这里的土特产有白石脂、蛇床子、丝葛、白石脂等,这被列为“贡品”。这些东西,自然是优质商品,

4、这里对国家财政贡献最重要的是:紵、布。说明这里的纺织业颇为发达。

前面四条,是政府官员和商人应该知道并感兴趣的信息。比如吧,被列为“贡品”的,自然是紧俏商品;用于纳税的,自然是大宗货。商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如何经商?

5、文人墨客、逸人雅士到这里后,有哪些值得游览的经典呢?七县之一的吴县,境内的著名山水分别有太湖、虎丘山,据说吴王阖闾葬在虎丘山。接着又分别介绍了其它六个县。

    如此等等的文字资料,加上地图,便是唐朝政府进行经济天下的基本依据,同样是商人通货天下、李白遨游天下的基本依据。

当然,《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内容,只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基本信息。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王名远的西域图志,该是什么模样。


六、几个小问题

      据说,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达。这里,提几个小问题,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1. 足以证明西方古代科学成就的工农业和民用设施,如大型水利设施,在哪里?

    2. 足以证明西方古代科学成就的天文学成果,如历法,在哪里?

    3. 足以证明西方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的观测设备,在哪里?

    4. 亚历山大率军万里远征、罗马军团千里行军,依靠什么手段实现定位、定向、定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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