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地图测绘水平之高，颠覆你的认知

一、在中国，地图向来是寻常物

 绘制并利用地图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据《尚书·禹贡》可知，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诞生了较成熟的地图。否则，仅凭这篇文字，人们是难以准确掌握天下九州的自然经济人文地理的。

这并不奇怪，更不是臆测。天文学、地理学是孪生兄弟。尧舜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了较成熟的天文历算知识，《史记·五帝本纪》：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

这就是沿用至今的中国传统历法的雏形。这部较成熟的历法的诞生，正是羲和四方观象测影的的结果。没有强大而成熟的天文学、地理学支撑，而能编制历法，那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尚书·禹贡》是一篇典型的全国地图的说明书，也是后世史家撰写《地理志》的范本。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最晚在商朝，地图已经广泛进入实用阶段。据《尚书·洛诰》，三千多年前，西周之初，周公建设洛阳城：

“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意思说，周公通过占卜初步选定了城址，便画好地图，派使者送给天子审定。

 进入周朝后，地图，被全面应用于国家管理。在经济建设上，《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在周朝，大司徒通过掌握全国地图、人户数据，来协助天子治理国家。地图上，不仅画出了天下九州的边界和距离，而且有各诸侯国和城池及其疆界、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还标注了各地名称、物产等。

可见，早在西周时，中国的地图的管理、绘制、使用，已经高度成熟，与当今没有区别，不同之处仅仅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新技术不断被引入。

 在西周时期，地图已经高度普及，被应用于各方面，乃至于全国各角落了。

地图，被应用于全国的农田管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

地讼，以图正之。

    意思是说，如果百姓之间发生土地疆界之争，当地官员就根据国家的地图来裁决。负责处理百姓田间地头之争的，一定是全国最基层的官吏。由于西周时的土地分配是实时变动的，所以，全国地图的实时更新，必然是通过全国各县衙门来实现的。因为百姓们知道衙门有地图，所以才有了这种官司。不难看出，三千年前周朝时，在类似于后世的县衙，就广泛使用地图管理全县的地产了。

    地图，被应用于全国的矿产管理。《周礼·地官司徒下》：

丱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丱人是负责管理全国矿山的官员。如果依法允许开采时候采矿，丱人便勘测好采矿地，画好地图授予采矿者。

西周时，朝廷已经建立了规范化的地图管理制度。

朝廷负责全国的地图管理与测绘的，是夏官，类似于兵部、国防部，具体负责的是其下属机构职方氏。《周礼·夏官司马下》：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穀、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

 职方氏，即国家地图局，负责管理天下地图。在周朝职方氏地图上，不仅中国的一切，九州的地理位置、山水、物产、人口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周边的四夷八蛮的地盘及其地面的一切，均属职方氏考察记载范围。

出土的春秋战国以来的地图，证实了我国史籍中关于地图测绘和管理制度的记载，也证实了在汉朝以前的地图已经成熟。

战国时秦国的县地图，木版，出土于天水放马滩秦墓。

绘制并标注了河流、居民点、林木、地形、道路里程等。

成语“图穷匕见”中的图，就是地图

西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等高线地图

此后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负责管理地图的衙门，均称为职方。

   在中国，地图应用最现实的伟大成果之一，便是众所周知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说：

“自是之后（指大禹治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司马迁说，自大禹治水以来，中国的各种水利工程不断。在春秋战国时期，从南方的吴国、楚国，到东方的齐国，从北方的三晋，到西边的秦国，到处都有大型的、卓有成效的水利工程。

    如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工程：

    如秦始皇组织完成的灵渠工程：

    如隋朝组织完成的大运河工程：

实施如此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就远不只是测绘地图那么简单了：事先，要不要做好地质地貌的勘测？要不要准确掌握各地地势、各大水系的水位高低？要不要做好工程量的估算？如此等等。

 即便是在今天，和建设大运河类似的南水北调工程，前期的地质勘探测绘也是很大的工程。

 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如此言论，完全不可思议。

二、唐代地图应用之举例

到了唐代，“全国地图”已经是普通不过的东西。广大的文人、武士、商人，乃至于和尚、道士，大都对大唐江山了如指掌。

《太平广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家住江南的陈季卿进京参加进士科考试，立志不中不回家。离家已经十年，一直没考中，钱也花完了，滞留京城靠卖字换取衣食。一次，他到青龙寺去拜访和尚，适逢和尚外出，他在暖阁中等候时，望着墙上的《寰瀛图》（即全国地图）长叹：“如果能从渭水泛舟到黄河，顺路游览一下洛阳，在淮河游游泳，再渡过长江，回到家里，什么功名不功名的，我都无所谓了。”站在旁边的道士对他说：“我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吧。”道士用一片竹叶做成小船，放到图中渭水之上，说：“把目光集中在这船上，就行了。”陈季卿盯着小舟，渭水起了波浪，船也渐渐变大，他登上了船。船从渭水到了黄河，第二天到了潼关，一路游览名胜，处处题诗留念。十多天后，终于到家。见过亲人后，原路返回。后来，陈季卿终于进士及第，功成名就，但他再也不愿做官，遁入终南山访仙修道。

四大皆空的寺院里，也挂着全国地图。

杜甫在成都，当“剑外忽传收蓟北”时，激动不已，立马就规划好回东都洛阳的最便捷的路线：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念过高中的人都知道唐朝宰相、著名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至今，每到中秋佳节，人们少不了吟诵这首诗，并发送给自己亲友。

 如果因此认为张九龄仅是一位多愁善感、风花雪月的诗人，那就谬以千里了。

 张九龄是唐代的状元出身，他的最真实的身份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而吟诗作赋，只是他用以修身养性的业余爱好。

张九龄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宰相，不精通政治，他不可能登此高位；担当这等职务后，不懂经济，一天也混不下去。如果你读过张九龄与朝臣们讨论金融问题的发言，你会对他的才学敬佩不已。张九龄的最后一个职务，是荆州长史，相当于“荆州军区司令员”兼荆州刺史，这是一个上马管军、下马治民的军政一体的职务。

 整个唐代，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凡是大型战争，组织策划、人马配备、军需保障，甚至前敌总指挥，都是宰相们的事情。唐玄宗时期，正如杜甫所说，“武皇开边意未已”，大唐周边，战事连年，宰相们除了勤修内政，还必须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是张九龄起草并下达的一份作战命令,《全唐文》：

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突骑施......图陷庭州......宣密令安西征蕃汉兵一万人，仍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取叶护、勃达等路入碎叶；令王斛斯自领精骑，取其家口。河西节度内发蕃汉二万人，取瓜州比高同伯帐路西入；仍委卿简择骑将统率，仍先与西、庭等计会，克日齐入。比已敕朔方军西受降城定远城及灵州，兼取大家子弟，并丰安新泉等军，共徵二万，於瓜州北庭招托，就中简择骁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从瓜州宜给一月熟粮；若至北庭，粮贮可支五年以上。凡此诸道征发，并限十二月上旬齐集西、庭等州，一时讨袭......

唐朝的属国突骑施图谋叛乱，意欲攻占重镇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朝廷得知后，既怒也喜，“是其送死之日，可谓天亡之时”，于是决定抓住机遇干掉它，下达了这份大气磅礴、部署仔细，对敌人毫不留情，对将士关爱备至的作战命令。大致内容为：

1、安西节度使王斛斯立即派一万人进军碎叶，亲帅精锐骑兵去端突骑施的老窝，并注意做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的沟通；

2、河西节度使牛仙客立即派人与安西、北庭方面取得联系，率二万人开赴那里；

3、朔方节度使征发二万人赴援，从中选拔五千精锐，立即按指定的路线赶赴庭州；

4、各增援部队中途在瓜州补给粮草；北庭的粮草储备可支五年以上，请广大援兵放心。

5、各增援部队限十二月上旬齐集西、庭等州。

根据相关史料，这份作战命令，应当诞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年底。

据《新唐书·玄宗本纪》：

“二十三年，……十月戊申，突骑施寇边。”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上》：

“二十三年，……冬十月辛亥，……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资治通鉴》记录同《旧唐书》：

“开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

开元二十四年的正月，北庭军区的部队，已经摧毁了突骑施。

还没等牛仙客的军队动手，战事已经结束。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突骑施的使者已经到达长安，求饶来了。

张九龄起草这份作战命令的时候，正担任中书令，位居宰相。

打开地图，就能发现，张九龄调兵遣将、挥师布阵的场面极其宏大：

东起西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内），

西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一带），

南达大食（今伊拉克一带），

北及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在这纵横至少3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作战命令对各军行军路线、行程期限、军需补给、会师和作战地点，等等，均十分明确。

这，只是这场战役的众多命令中的一份，因为，战役所涉及的场面----地理范围还要大得多！比如，唐军在西域进行大的军事行动时，还必须阻止吐蕃抓住战机凑热闹，所以，必须部署在青海、四川等地的策应活动。此外，还要防范相关辖区内的其它反叛。

张九龄起草下达的各种作战命令，传世的就有三四十篇，其中既有关于岭南（今广东广西、越南、老挝、直至泰国和柬埔寨部分地区）的，也有关于当今华北、东北、朝鲜的。

唐朝官员对全国河山了如指掌，是依靠什么呢？

回答是：地图，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图。

三、唐代的地图测绘制度与实践

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唐朝设有专门负责地图编制、修订的常设机构，隶属于兵部（即国防部）的“职方司”。

幸运的是，关于地图测绘管理制度和实践过程，唐代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是我们大致可以还原其管理制度、测绘手段、地图绘制规则、地图使用情况等等。

《唐六典》说：

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侯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区域，都鄙之废置，疆场之争讼者，举而正之。......

    这段话，包含以下内容：

1、职方郎中、员外郎，负责全国地图的编制，并负责管理全国州县设置、州县治所的确定、军事基地的建设规划；

2、全国各州府，每三年编制各自辖区最新的地图（即“版”），包括各处人户数（即“籍”），一并送交职方；

3、鸿胪寺（担当今外交部部分职能）要负责询问各国来访者，了解那儿的山川、风土等情况，然后画出地图送交职方。

可见，唐朝的地图管理非常规范，达到了每三年更新一次的程度，远远领先于一千年之后的欧洲。

我们知道，唐代的开疆拓土，成绩巨大。了不起的是，每次完成新的开疆拓土行动后，“职方”便派出大批的测绘专家们，随即跟进，绘制地图。

唐代大军征服西域之后，朝廷派出的测绘专家队伍，立即抵达西域，展开了地图测绘工作。

唐代宰相杜佑在《通典》中说：

龙朔元年，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其国立碑，以纪圣德。帝从之。

《唐会要》对此事做了详细的记载：

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擒贺鲁以归。……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又以贺鲁平，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故地。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护居遏换城，置月氐都督府。

 唐朝将士消灭西突厥，活捉其首领阿史那贺鲁，控制西域之后，“职方”随即派出王名远等专家，作为“置州县使”，在了解掌握当地风俗、物产、各地人户、历史文化等全面情况之后，形成文字、地图，上报朝廷；朝廷据此对西域进行全面规划，设州置县，实行规范化管理。

值得强调的是，测绘范围还包括南亚次大陆，即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阿富汗和伊朗的部分地区，参阅点击《唐朝的附属国：印度----五天竺》。

显然，王名远是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完成了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实地考察，确定了军政机构、行政区划方案；

二、通过实地考察，摸清了各地的人口、物产等准确信息，确定了赋税标准与内容；

三、完成了《西域图记》，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图”，即地图；二是“记”，即各地风俗、人口、物产、历史沿革等。

王名远一行，所测绘的版图极大：“其（西突厥）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这就是说，包括西突厥所属的地盘、波斯所辖的地盘，大致相当于东起今新疆的和田、西至黑海、南至印度洋的广大地区。

无疑，这是一项包括地理、人口、社会、文化、历史、物产、气候等各方面的普查的系统工程。我们阅读《新唐书》、《旧唐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中关于西域各个属国、州县的人口、物产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无不来自这些“职方”专家的辛勤劳动。显庆二年是657年，龙朔元年是661年。可见，王名远完成《西域图记》，花了约三年时间。

以此为依据，朝廷将这里划分成16个都督府，下设80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统属安西都护府领导。

根据《法苑珠林》，我们知道，这些资料送达朝廷之后，朝廷又组织大批专家汇聚京师，结合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地区测绘成果，进行汇编整理，编制了卷轶浩繁、图文并茂的《西国志》。这些，就是朝廷研究制定西域政策的第一手材料。

由于《西域图记》等地图，涉及国家秘密，只会保存在朝廷有关部门，流入民间的可能很小。

即便元和宰相李吉甫编撰的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传世的也只有“志”，而无“图”。

那些宝贵的“图”，也许随着战乱而永久消失，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幸运的是，与之相关的大量的材料，出现在了各种历史文献之中。

一千二三百年之后，英国“专家”斯坦因，在英国政府殖民部的支持下，跑来中国的西域“考古”、“探险”、测绘地图。他从甘肃出发，经新疆，入印度，包括人迹罕至的山道，均完全按照中国史籍记载的路线行进，所行里程数，竟然也毫无差错。在《西域考古记》中，这位洋大人，对中国史籍的精确性，斯坦因赞叹不已。

四、唐代地图之先进，令人惊叹

在唐代，绘制地图，擅长地理学，是知识阶层的基本功。比如吧，白居易的铁杆兄弟、著名诗人元稹，便曾奉旨绘制地图。元稹也曾担任宰相。可见，想当上唐代宰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在《进西北边图状》说：

前月十一日于思政殿面奉圣旨云，诸家所进《河陇图》，勘验皆有差异，……愚臣数日之间，别画一《京西京北州镇烽戍道路等图》已毕，纤毫必载，尺寸无遗。若边上奏报烟尘，陛下便可坐观处所。……其《圣唐西极图》三本，伏缘经略意大事须面自陈，伏恐次及降诞务繁，未敢进状候对。其《京西京北镇烽戍道路等图》并《序》，谨随状进呈。

   因为时间久了，原地图已经不准确。出于加强西北地区军事的目的，地图需要更新，元稹一次性绘制了两套地图，《圣唐西极图》是西北地区详图，《京西京北镇烽戍道路等图》则是纯粹的军用地图。

    很遗憾，尽管有关唐代地图的记载不少，但是，没有唐代地图传世。

唐德宗时宰相的贾耽，是享誉天下的大地理学家。唐德宗在任命贾耽为东都留守的诏书中，称赞贾耽道：“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风俗之宜。”在民间看来，贾耽是一位能掐会算、知天地、通鬼神的神奇人物，《太平广记》就收录了多则关于他与鬼神较量、沟通的故事。

贾耽是一名通过明经科考试而做官的书生，但他文武双全。据《新唐书·贾耽传》，贾耽的箭术高超，爱骑马打猎：

“俄为东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优诏许猎近郊。……耽每畋，从数百骑，往往入纳境。”

贾耽长期担任带兵的节度使，曾指挥军队战胜了反叛的节度使梁崇义。

安史之乱时，朝廷为了平叛，将西域驻军的主力抽调，前往对付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待到平定安史之乱，才认识到西域大部分被吐蕃占领。唐代宗、德宗及其后各位皇帝，无不惦记着恢复失地。同时，内地藩镇割据，及时更新地图也遇到了困难。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布置给贾耽绘制新的“国图”的任务。由于工作调动和多方面原因，贾耽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和贞元十七年（801年），才先后完成了两幅地图和“记”。在传世的两篇文章中，贾耽讲述了地图的绘制方法。《全唐文》：

……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藩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亲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其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翦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文义鄙朴，伏增惭悚，谨随表奉进。

很明显，这个限于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的《九州图》，是以军事目的为主的。“其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这是绘制地图的基本要求。

重要的是，“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所谓“依稀像真”，就是说，地图有象形功能，是以等高线形式制作的，看一眼便知各处的山高水深。

如前图，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证明，最晚在汉朝初期，等高线便已经用于制作军用地图。

保存至今的唐朝《东岳真形图》，其勾勒出的泰山山脉的形状和山势走向，与当今等高线绘制的地图基本吻合，足以证明这一点。

泰山等高线地图

进《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

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於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玩简易。

贾耽自述道，他从小就喜欢琢磨地图，除了学习古往今来的地理学著作和资料，还四处拜师，经常找到外国使者和商人那里去，向他们请教。《海内华夷图》，就是他以三十年之积累，完成的一部当时已知世界的地图。这幅地图宽三丈、长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即使用了1:15万比例尺（1里=150丈；1丈=10尺=100寸）。图中古今地名对照，用双色绘制，“古郡国题以墨（黑色），今州县题以朱（红色）”，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并没有养在深宫。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看到地图之后，作《盖地图赋（以圣德感通灵仙降献为韵）》，赞道：

规方远近，微妙元通；致蛮貊於度内，出山川於卷中。可以明四目，达四聪。《易》曰：“不出户，知天下。”何莫假此神功？徒稽其囊括也。吞八极，尽四溟；霜露所坠，日月所经。莫不总天目，入帝庭；嗤秦政得燕图以拓境，小穆公梦鹑首以称灵。亦有周王御天，汉君求仙；穷人力於宇宙，遍辙迹於山川。

 贾耽的这幅地图，今天见不到了。

现存西安碑林、宋朝绍兴六年刻成的《华夷图》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四方番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国，今以其著文者载之”。 显然，该地图与贾耽的图文有密切关系，但不是复制原件，特别是中国以外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他们只是抄录了贾耽的文字在地图上。尽管如此，摄入地图的远不止于唐朝本土，包括了与唐朝有较多往来的全部地理范围，涵盖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

华夷图，宋朝绍兴六年（1136年）刻。

该图右下角有“岐学上石”四字，说明该图是岐州州学所刻。由此可知，在古代学校教育中，对地理教育的重视和水平之高。

不过，一所并不十分发达的地区的州学，刻制如此复杂的地图，其质量是令人担心的。

《新唐书》说：

“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结合《新唐书》接下来的关于唐代的七条“丝绸之路”路线的详述，我们可以肯定，贾耽的原图所涉及的范围，必然包含了东南亚、日本，和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

五、测绘仪器，是唐代军队的基本装备

我们知道，唐代天文学家很发达，可以精确测定经纬度。 据《资治通鉴》卷212：

 “开元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

主持测量这四个地方纬度的，是国家天文台长官南宫说。根据测量：

阳城，位于当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唐代测出的是北纬34.4°；经查卫星地图，该地在北纬34.47°；

浚仪，属唐代汴州的郭下县，位于今开封市市区。唐代测出的是北纬34.8°；经查卫星地图，开封市鼓楼区位于北纬34.79°；

朗州，即今常德市。唐代测出的是北纬29.5°；经查卫星地图，常德市区在北纬29.04°。

蔚州，其州治今河北省蔚县。唐代测出的是北纬40°；经查卫星地图，蔚县县城在北纬39.85°；

这四个点的数据，唯有朗州一地的精确度差了一些。朗州距离长安、洛阳较远，可能参与的测量人员不足，所携带的工具不全。

那么，唐代是如何测定山高水深、道路远近之类的呢？

   我们看看唐朝军队行军作战必备的一套测量装备，据《通典》：

木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分，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匡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谓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 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向远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则山岗、沟涧、水源下高深浅可以分寸而度。 

这是说，行军中，想知道前面某座山有多高、多远，就搬出这个长二尺四寸的三点一线的水平仪，作为测量的基准，然后，在正前方，让一个士兵举起长四尺以黑白两等分的照版，再垂直竖起那个长二丈一百等分刻度的竿子，同时安排一名士兵用绳子丈量距离，通过水平仪测量两次，“尺寸相乘”结果就出来了。

《海岛算经》，是三国时代魏国数学家刘徽所著《九章算术注》的一部分，唐代将之单独成书，名为《海岛算经》，经李淳风等大数学家详细注解之后，作为国子监算学（即中央大学的数学与天文学院）教材《算经十书》之一。读过这部书后，唐朝大军扛上水平、照版、度竿这三样东西，便可以轻松地测出距那座城市有多远、城墙有多高、山上那棵树有多高、深谷有多深，如此等等。

自然，以此搞出个等高线地图，毫无技术难度，费事一点罢了。

这种测量技术，也转化应用到了武器装备上。据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十九·器用》：

余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 ，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日：“往省括于度 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 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参连为奇，谓以度视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 纬，则设之于堋，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余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 设度于机，定加矣。

沈括说，他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做官的时候，见到了出土的一具弩机。运用上述理论到弩机上，使之具有了精准的测距、瞄准功能。他说，这一技术，早在汉代便应用于弩机的制作上了。

关于方位测定，最晚在汉代就十分发达的罗盘测角技术，并普及于军事应用。罗盘，是行军必备的基本装备。

最晚在汉朝，这些测量装备，已经广泛应用于军队的行军布阵、安营扎寨之中，据《全三国文》，诸葛亮说：

“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觇审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营地，壁立军分数，立四表候视；然后移营。又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大旗，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竖午地，白兽旗竖酉地，玄武旗竖子地，青龙旗竖卯地，招摇旗竖中央。”

罗盘

除此之外，还有指南车、记里鼓车。带上指南车，无论如何行进，无论车身向何方，车上木人的手始终指向南方；记里鼓车，则是每前进一里，车上木人击鼓一次。

柳宗元目睹两车之后，做《记里鼓赋（以“圣人立制，智者研精”为韵）》，赞道：

异哉鼓之设也，恢制度于大邑。……配和鸾以入用，并司南而为急。若乃郊荐之仪既陈，封禅之礼攸执，经千里而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礼容是集。

柳宗元说，两车同行，行千里，走四方，尽在掌握之中，不差分毫。

这两种车到底长得啥模样？《宋史》做了详细的记载：

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车（笔者注：指南车）及记里鼓上之，宪宗阅于麟德殿，以备法驾，历五代至国朝，不闻得其制者，今创意成之。其法：用独辕车，车箱外笼上有重构，立木仙人于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轮九，合齿一百二十。足轮二，高六尺，围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轮二，径二尺四寸，围七尺二寸……

根据《宋史》所述，可以复制出指南车、记里鼓车。

大唐军队能够千里征战草原沙漠、荒山野岭而不迷失方向，知道路远近，攻城轻松，射击精准，战斗力强悍，与军中人才济济，并拥有这些装备有很大关系。

与地图相配套的，就是“志”，即文字说明。

唐朝传下了一部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作者是大唐宰相李吉甫。根据这部著作，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称李吉甫为地理学家。李吉甫和韩愈、白居易等同时，曾任唐宪宗的宰相。他首先是政治家，其最大的政治成就，是组织策划军事行动、整顿经济秩序。唐朝元和复兴气象，他功不可没。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元和郡县图志》，仅剩下“志”（文字），“图”全部失传，且文字也部分残缺。

下面是《元和郡县图志》对苏州所做的“志”：

苏州，吴郡。紧。开元户六万八千九十三，乡一百一十八；元和户十万八百八。

《禹贡》扬州之地，周时为吴国。太伯初置城，在今吴县西北五十里，至阖闾迁都于此。后为越所并，楚灭越而封黄歇于吴。秦置会稽郡二十六县于吴。项羽初起，杀会稽太守殷通，即此也。汉亦为会稽郡。后汉顺帝永建四年，阳羡令周喜、山阴令殷重上书，求分为二郡，遂割浙江以东为会稽，浙江以西为吴郡。孙氏创业，亦肇迹于此。历晋至陈不改，常为吴郡，与吴兴、丹阳号为“三吴”。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外郭城，云是伍胥所筑，周回四十七里。

州境：东西四百四十一里，南北四百九十八里。

八到：西北至上都三千三十里；西北至东都二千一百七十里；南至杭州三百七十里；正南微西至湖州二百一十里；东北至海三百三十里；西北至常州一百九十里。

贡、赋：开元贡：白石脂，蛇床子。赋：紵、布。元和贡：丝葛十匹，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三升。

管县七：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

吴县，望，郭下。本吴国阖闾所都，奏置县。

太湖，在县西南五十里。《禹贡》谓之震泽，《周礼》谓之具区。湖中有山，名洞庭山。

虎丘山，在县西北八里。《吴越春秋》云阖闾葬于此，秦皇凿其珍异，莫知所在，孙权穿之，亦无所得。其凿处，今成深涧。

……

据此，我们不仅了解了唐朝以前的苏州的历史沿革、时存文物古迹，而且知道：

1、当时苏州下辖7个县，共有118个行政乡，开元时期曾有68093户人家（估计35万至50万人口），元和时期是100880户人家（估计50万至70万人口）。

2、苏州的行政机关，即州治设在吴县。州治的具体地理位置是：西北距长安3030里、距洛阳2170里、西北至常州190里；南至杭州370里；正南微西至湖州210里；东北至海330里。

3、这里的土特产有白石脂、蛇床子、丝葛、白石脂等，这被列为“贡品”。这些东西，自然是优质商品，

4、这里对国家财政贡献最重要的是：紵、布。说明这里的纺织业颇为发达。

前面四条，是政府官员和商人应该知道并感兴趣的信息。比如吧，被列为“贡品”的，自然是紧俏商品；用于纳税的，自然是大宗货。商人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如何经商？

5、文人墨客、逸人雅士到这里后，有哪些值得游览的经典呢？七县之一的吴县，境内的著名山水分别有太湖、虎丘山，据说吴王阖闾葬在虎丘山。接着又分别介绍了其它六个县。

    如此等等的文字资料，加上地图，便是唐朝政府进行经济天下的基本依据，同样是商人通货天下、李白遨游天下的基本依据。

当然，《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内容，只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基本信息。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王名远的西域图志，该是什么模样。

六、几个小问题

      据说，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达。这里，提几个小问题，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1. 足以证明西方古代科学成就的工农业和民用设施，如大型水利设施，在哪里？

    2. 足以证明西方古代科学成就的天文学成果，如历法，在哪里？

    3. 足以证明西方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的观测设备，在哪里？

    4. 亚历山大率军万里远征、罗马军团千里行军，依靠什么手段实现定位、定向、定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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