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陈希颜、陈立旭｜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当然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共同内涵。虽然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但实现现代化路径则是多样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等独特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特征；中国特色；西方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就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共同性，也有基于自身独特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的特殊性或中国特色。独特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以及“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等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当然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现代化的共同内涵、普遍性特征。因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就必须从分析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或共同特征、共同内涵开始。艾恺（Guy S.Alitto）认为，现代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联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罗兹曼（Gilbert Rozman）说，“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把现代化界定为“是将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他还阐明了现代化的一些共同内涵和要素：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这些都阐明，现代化既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深远的从传统社会向先进社会变革的过程，又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诸领域呈现的先进状态；既包括物质、结构和观念等方面静态的“现代”状态，又包括动态的“化”的发展过程。
一些社会学家侧重从人们心理、意识与价值观念上变化的维度分析和考察“现代性”、现代化的内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现代化视为理性世界代替神性世界的“祛魅”过程、“解密”过程、“启蒙”过程，强调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是现代性的基本特点。他认为新教动摇和废除天主教唯有通过圣事、教会等方式才能使信徒获得拯救的观念和规定并对之进行理性化、世俗化的改造，就是一种以“理性”取代“神性”的“祛魅”“解密”“启蒙”过程。韦伯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现代化使理性主义开始在人脑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精密的理性计算人们即可掌控一切。虽然理性化不代表进步却意味着人生与世界终极意义的消失，价值与事实的关系从统一到二元对立，上帝的秘密被“祛魅”、被“解密”、被“公开”。“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正因如此，经历理性化后的世界，就呈现出了持续的“进步”状态或现代化状态，“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则从人的现代化维度分析“现代性”、现代化的内涵，从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描绘了现代人格的特征。他认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一旦置身于现代化的工业和其他现代环境中，就会基本顺应这种环境，经历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向现代性转变，产生出具有某种“共同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成为现代的个人。人的现代化既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目标之一。英格尔斯强调，现代化并非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终结，而是人类传统文明的健康的继续延伸和创造性转化，“它一方面全力吸收了以往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一方面又以传统所从来未曾有过的创造力和改造能力，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列维（Claude Levi-Strauss）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则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变迁等角度分析现代化内涵。他们一致认为工业化是推进现代化、社会整体结构变迁的强大力量。列维根据动力的来源及一个社会成员所使用的工具性质来区分相对现代化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强调相对现代化社会主要使用非生物性能源和非人体性工具，而相对非现代化社会则相反。他认为，伴随现代化进程，“相对地现代化了的社会之间的结构一致性的程度也随之增加，无论这些发生变化的社会原来的基础存在多大的差异”，他预测各国最终将“趋向于某种不可能再高的高度现代化”。帕森斯则传承了斯宾塞、涂尔干的观点并沿用社会学的“两段法”，强调社会分化导致了社会内部子系统不平衡，从而引起社会变革。他把社会分化程度、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专门化作为现代化的标准，把社会整体适应力提高的过程视为现代化的过程。吉登斯也认为，虽然涂尔干很少提及“工业社会”一词，“但他提出的许多论述却实际代表了我的立场”。他还从现代社会“断裂论”角度分析现代化的特征，强调社会发展的“断裂性”“非连续性”。他说，“现代性的社会断裂”，就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在外延方面，“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正在改变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上述表明，不同国家现代化呈现出了共同特征，并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思想观念等诸多领域。现代化是一系列领域的革新，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革命性的大规模变化，是遍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根本性、持续性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物质、结构、观念的转型。通过广泛的现代化变革，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转变，从自然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矇昧步入理性，从封闭步入开放，并创造了繁荣发达的现代文明。
这就表明现代化具有普遍性特征或共同特征、共同内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世界其他经历现代化的国家一样，中国式现代化也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生活与生产方式、人们的交往行为、思维观念以及推动本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等一系列变化，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也呈现了各国现代化具有的共同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又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各国现代化具有的共同特征、共同内涵。
二、现代化的特殊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回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一方面西方各国率先迈入现代化进程，先后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领先全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并在18、19世纪形成先发优势，呈现了现代化的“先进”状态。另一方面，虽然现代化始于西方，西方现代化也最早显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美现代化模式具有全球普适性，并不意味着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全人类唯一的道路。
诚然，西方是全球现代化的先行者。从唯物史观视野看，西欧现代化最早体现为封建主义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英国开端随后向西方扩散的工业化过程，不仅仅是经济与技术、生产结构等领域的变革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孕育、发展的过程。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文明整体架构和鲜明底色，它以资本为内在逻辑和驱动力，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根基，主导、改变生产方式并推动社会发展。“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近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普适性、普世价值，是全世界各国都可以仿效甚至照抄照搬的模板。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所呈现的，只是后者未来的社会景象。任何国家都不能抗拒西方式现代化模板、现代化道路，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付出沉重代价。欧洲中心论奠基者黑格尔，就认为西方式道路具有世界普遍性，“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相信现代化终将导致“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命运。帕森斯认为，现代型社会仅有“一个源头”，导致西方变成“现代”的发展过程具有“普世性”的意义。社会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内部整合度的不断提高，而西方式民主制则代表了这种社会内部整合的最高程度。同时，他也认为美国是社会分化、社会内部整合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世界各国终将归趋于西方式现代化，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归趋于美国式现代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所谓的“历史”就是现代化的过程，而西方民主制度则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即全球现代化的最终形态，并且具有普适性价值，“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先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重演。福山说：“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认为，相较于他者的弱势文化身份，欧洲文明属于强势文化身份，西方国家往往视其他文化身份为非目的理性观的他者，正是因为“落后的”“不开化的”他者存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欧洲才感到有义务把自己看作一个“解放者”，并在殖民侵略中实现自身现代化。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由于现代化先发于西方，所以众多学者自然而然地以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参照系和样板，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往往就是以英国、欧洲、美国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和背景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现代化被等同于英国化、欧洲化和美国化或西化。“‘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回流论’，无异相信西欧的经验不只是现代性的第一个个案，而且也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典范’（Paradigm）。”
然而，“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现象不仅在自然界中存在，也同样存在于社会领域和思想领域中。“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西方是全球现代化的先行者，并不意味着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全球各国现代化的普适性道路。现代化不等于欧洲化、美国化或西化。事实上，西方式现代化本身就既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具有现代化的特殊性或西方特色，也是由西方国家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比如，西欧与美国的现代化在古典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成长，经过长时间的孕育、发展、累积，在市民社会内部不断形成对创新的需求，最终率先世界各国实现了“内生型”现代化，创造了“希腊传统-基督教文明”新形态。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指出，启蒙与神话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启蒙把神话作为自己的天敌，另一方面启蒙又扬弃神话，贯彻神话的准则，启蒙以目的理性统治自然代替了神话以魔法统治自然。因此，神话与启蒙表面上是对立、割裂的，实质上却是有机统一的，是同一种西方观念的不同体现。由此可见，西方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希腊传统-基督教文化底蕴中，西方历史文化传统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文化源泉。正如韦伯所说，西方独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源自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而西方文化具备“独有的合理主义”。因此，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我们首先要搞清并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合理主义的独特性，同时在这个范围内，搞清并说明现代西方合理主义独特性的起源”。又如，欧洲各国都或多或少经历了独特的通过殖民掠夺积累财富的历史，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其显著特征是通过长期对外战争、殖民掠夺、资本原始积累来完成现代化。西方国家的这些殖民主义做法，都是不可能被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仿效的。
除了西方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因而其现代化模式不可能被非西方国家照抄照搬外，西方式现代化呈现的诸多问题，也是后发国家现代化不能仿效并且必须加以避免的。以资本不断增殖、对外扩张为内驱的西方式现代化把自由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把人的思维扭曲为物化意识，把人与人之间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导致了现代社会一系列的危机。诚然，资本逻辑对推动西方式现代化产生了巨大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由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又可能反噬、毁灭人类自身。“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因为就这种资本逻辑推动的现代化最后发展阶段而言，“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就不仅表明了现代化并非欧美国家的“专利”，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绝非仅有的现代化模式，也表明了西方式现代化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即使欧洲中心论奠基者黑格尔也曾说，不能简单套用别国发展模式，要重视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现代化方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用来把各个历史时代修剪齐整的处方或图式。”列宁也说：“如果谈到某一个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一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仿效西方式现代化也成为一些仁人志士思考和选择的一种救国方案。维新志士樊锥就主张从繁礼细故到大政鸿法，“唯泰西是效”。易鼐也在《中国宜以弱为强》一文中说，如果中国欲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彻底更张易弦，全面向西方学习。“若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邹容设计了“悉准美国办理”的民主共和政治方案。陈序经、胡适则提出“全盘西化”主张。陈序经把“彻底的全盘西洋化”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胡适则认为旧中国是百事不如西方，不但物质机械、政治制度不如人，而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身体等都不如人，中华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所以应当死心塌地向西方学习。他认为，中国不能也没有资格革命，只能以西方为样板进行点滴改良，逐步实现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列文森也依据流行的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视中国为传统、愚昧、静态的，而西方则是现代的、文明的、动态的。传统、愚昧、静态的中国自身无力产生变化，唯有依靠西方这个外力的冲击，才能摧毁传统旧秩序并建立现代新秩序，从而发生巨变。
然而，全盘西化必然行不通。即使是国外再好的东西也必须与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相结合，“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才能落地生根。现代化不能照猫画虎、出门合辙。即使是曾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后来也以自己穿长袍、写汉字为例说明事实上做不到“全盘西化”，强调西洋文化确实有不少历史因袭的成分，中国人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决不会也不可能照搬。现代化的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而普遍性则必须通过特殊性得以体现。19世纪末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都“命定地”“被迫地”走上了近代化之路，并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西方式现代化模式为样板，“但在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在逐渐深刻现代化之后，反而在实际的经验基础上质疑西方现代模式的普世性地位，而以一种新的认识肯定亚洲可以有并应该有其特殊的现代模式”。因此，既不能忽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不能抹杀各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应该把现代化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起来。虽然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但各国实现现代化路径却是多样的，西方式现代化仅仅是人类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既然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那么，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有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
像世界各国现代化一样，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必然会给中国式现代化打上深刻烙印，使之呈现出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之来者”“它的现代化经验，较之原型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无论是现代化起步的基础，现代化发展中的‘主角’与发展战略，现代化过程时间压力的强弱，以及在文化的条件上都有巨大的差异性”。因此，正如过去推动民主革命必须适合中国情况，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一样，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推进和拓展基于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这就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遵循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又要立足于自身、具有中国特色。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首先是相较于欧美等早发内生型国家，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性。所谓“早发”“后发”，表达的是现代化起步时间上的早晚；而“内生”“外生”，表达的则是现代化源于内部的发明、发现和创造，还是源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后发外生型国家与早发内生型国家，在现代化起步时间与现代化内外力作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富永健一说：“社会发展当中先发展国家的社会变动是由内生因引起的（从理论上来说，决不会是内生因之外的原因引起的），后发展国家的变动是由外生因引起的（从理论上来说只能是外生因引起的）。”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从16世纪起步。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因素在几百年中逐渐孕育、发展、累积，呈现出一种扩展的自然秩序、“自下而上”的自发性特征，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矛盾也是几百年中逐渐展开、逐步暴露的，因而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活动时间和活动空间，从而使这些国家解决因现代化而产生的难题和矛盾有较从容的回旋余地。
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则起步于19世纪下半期，是面对外部挑战、外力促逼、甚至基于民族救亡心理而引发的图强变迁过程，其现代化作用力源于外部环境的诱发，呈现出比较激进的人为推动、“自上而下”的特征，在解决问题时，也具有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具有学习、模仿、借鉴先发国家技术、知识、经验等推进本国快速发展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也会面临一系列“后发劣势”。比如，后发国家可能会面临先发国家的技术壁垒和规则壁垒、陷于“依附性发展”和“后发优势陷阱”，随着与先发国家差距逐步缩小后发优势会呈现边际递减的状态，社会矛盾也会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集中爆发。因此，后发外生型国家与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是不同的，解决难题和挑战的途径和方法也自然不同。这就表明，作为一个后发外生现代化国家，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比如，作为后发国家，如果中国只是亦步亦趋步早发国家后尘，就不能迅速缩短与后者的差距，只有实施“后发赶超”战略，特别是抓住机遇，在经济、科技发展的关键拐点实施非对称赶超，才能较快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相对于早发内生国家“串联式”现代化的“并联式”现代化。与在200多年时间里依次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串联式”现代化过程的早发内生国家不同，后发外生国家必须实行赶超发展战略迅速缩短与现代化先发国家的差距。正因如此，“并联式”现代化也呈现为一种“时空压缩”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和跨越式发展，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走过发达国家很长时间走过的路程，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似乎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了”。“时空压缩”的结果，就是人们在感受和表达时空方面会面临各种新挑战和焦虑，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回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呈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特征，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被压缩到同一时空之中。通过“并联式”现代化，中国几十年走了“串联式”早发内生现代化国家几百年的路，取得了这些国家几百年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在几十年中遭遇了“串联式”早发内生现代化国家几百年中逐步遭遇、几百年中逐步解决的难题，上一阶段发展任务尚未完成、发展难题尚未破解，就要面对下一阶段发展任务和发展难题，不仅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叠加发展、同步发展，而且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叠加出现、同步出现。也就是说在中国，先发国家几百年间不断出现、不断解决的矛盾与问题高度集中、压缩到了几十年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既有现代、后现代的问题，也有前现代的问题。因此，“时空压缩”的“并联式”中国现代化过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先发国家“串联式”现代化过程难以比拟的。
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中人口规模1千万以下国家占多数。全球人口1亿以上发达国家仅有美国、日本两国，而人口1亿以上国家共有15个；全球人口5千万以上发达国家共有7个，而人口5千万以上的国家则有29个；人口在1千万以上的发达国家约15个左右，而全球人口1千万以上国家共有82个。14亿人口规模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也浸润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中。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希尔斯（Edward Shils）说：“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马克斯·韦伯认为，虽然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而不是思想，但“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已经牢固植根于民族性格中、积淀于民族每一个成员血脉里，体现于民族文化样式中。因此，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直接遭遇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走出一条独特的成功道路。
“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等特征以及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注定了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和超大经济体的市场优势。破解“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矛盾叠加出现、同步出现以及发展不平衡等难题，必须强化中央权威。“没有强有力的现代发展取向的国家权威的确立与导向，要在这样一个大国中成功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即使转变了也是不能巩固的。”这就顺其自然地要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党，代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整体党，决策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长远利益，能够提炼出现代化进程中全体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能够通过明确的中长期规划，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坚持现代化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而“团结奋斗”；能够为“后发”“并联式”“赶超型”国家现代化提供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等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原载于《治理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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