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拒签后100年：什么改变了我们，我们改变了什么
作者：公子智
来源：华略创智（ID：uit_shanghai）
6月28日，其实是一战的“一头”和“一尾”。105年前的今天，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一战；而100年前的今天，《凡尔赛合约》的签署标志着一战的结束。《凡尔赛合约》实则是列强的分赃大会，每个战胜国都可以提出各自的利益要求，只有中国反而要失去利益。站在今天回望历史，中国首次拒签条约的背后细节是怎样的？在100年的成长中，那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改变了我们什么，而我们又改变了什么？
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大，实则跟我们每个人休戚相关。
当我们谈及一个国家、一个族群的成长历史，或者是一个团队、一个人所走过的路的时候，想到最多的问题，可能是“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实际上，“得到”和“失去”只是结果，比结果更重要的是原因和过程。所以，今天讨论的是历经百年的话题：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我们又改变了什么。
100年前的今天——1919年6月28日，经过旷日持久的争吵、要挟、妥协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隆重的签约仪式，史称“凡尔赛和约”。
历史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场以和平为名的列强分赃会议，吃相很难看，埋下了很多仇恨。被出卖的战胜国中国的代表团拒绝出席签约仪式。这是1842年来N次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中国，第一次在国际盟约上拒签。
截自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1919》
这次拒签前后，有几个历史细节，我们可能已渐渐忘却，联想到持续一年之久的中美贸易摩擦，回顾和复盘这些细节，非常重要。
第一个细节：一场对公理的幻想
1918年11月15日，有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宣传倡导科学和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刊载了李大钊的名作——《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文中对“公理”非常推崇：
原来这次战局结终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1918年12月22日成立的《每周评论》，所刊载的陈独秀的发刊词更是对“公理”推崇到无以复加：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
本报万岁！
其实，相信“公理战胜强权”的，何止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些具有号召力、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大知识分子，包括当时的北洋政府、青年学生、社会大众都没有看清列强的本质，没有看清其在巴黎和会上强盗分赃的本质，所以对中国收回山东权益抱有幻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的消息传到中国，人们欣喜若狂。1918年11月14日，国人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图：1918年11月13日，中华门前庆典彩牌楼）
同样抱有幻想的，还包括作为巴黎和会中方代表的顾维钧。他在回忆录中说，“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顾维钧指的“加以改正”，主要包括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启程前还专程拜访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也许诺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这位才华横溢的31岁青年多了一份信心。
后来，顾维钧在和会上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说明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胶州和胶济铁路所在地的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全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东省，该省在中国的发展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是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光时刻，他的雄辩让日本代表相形见绌。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相贝尔福过来祝贺。（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1919》有精彩重现，虽有演绎成分，但基本符合史实），但个人的精彩又能改变什么呢？
最终，列强秘密商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感叹，“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这不仅是顾维钧的一厢情愿，更是远赴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和全体中国人的异想天开。
丛林法则，胜者为王。一个在交战中一击即溃、一败再败、签下无数城下之盟的族群，怎么可能会让列强有所顾忌并另眼相看呢？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巴黎和会的期望到失望。短短2个月时间，列强给中国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对于弱国来说，不过是美丽的谎言。
这些血淋淋的定律，100年来没怎么变。尤其这几年来，一些国家的不幸遭遇，一些大国的霸道做派，让国人普遍产生“感同身受”的情绪。比如，去年以来在多个媒体上看到叙利亚外交官巴沙尔·贾法里的照片，那种无奈是如此熟悉。
这位白发苍苍的外交官，与美英法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叙政府使用化武”进行激烈的辩论。他特意提到美国以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起战争，但在调查中什么证据也没有找到，并直指美国“才是最大的杀伤性武器”！
他的言辞与100年前的顾维钧一样，铿锵有力、针针见血。但美英法国代表不屑于听他辩解，在贾法里一发言就径直离场而去。可见，再精彩的外交辩论，在霸权面前都是徒劳。唯有自强才不会亡，想平等谈判或者辩解，你的实力必须足够硬。
庆幸的是，虽然世界还是一百年前的世界，但中国已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遭遇无理要求，还是在华为被莫须有的罪名“制裁”后，虽然也有愤怒，但更多的是未雨绸缪和沉着应对。
尊严从来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来的。也许公理自在人心，但更在实力。在这一点上，华为给我们树立了标杆，十几万人夜以继日的戮力攻艰，赢得了世界普遍的尊敬和认同，即便因木秀于林而招致“国家制裁”，任正非和华为人依然自信坦然、沉着应对，而不是单有愤怒和委屈。
第二个细节：一盘散沙的表演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5人，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从人员结构来看，这是一支没出师就注定要失败的团队。陆、顾、魏3人是北洋内部各派系妥协的结果，施和魏都曾是袁世凯政府内阁成员，但互相隶属不同派系；王的身份最为特殊，他代表南方孙中山革命政府。对于代表团内部排名，也经历一番讨价还价。可见，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背后是一个“貌似统一”的中国，派系林立、党政不断。
巴黎和会期间《大公报》的一幅漫画，讽刺中国的驻外使馆的外交人员，为了“存钱”，居然闭门不和外国人交往。
中国代表团到达法国之后，发现和会根本没把中国当战胜国，只列为第三类协约国普通成员，说好的5个席位最终只给2个。从此，代表团内部的暗流涌动变成公开斗争。在争席位的时候都争先恐后，在危急之时却各种推脱，是这个团队的特征，也是国内政治的缩影。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之一的颜惠庆，对此很是着急，他在日记中说“代表团内部极其混乱”。
1919年1月27日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团陈述意见，才发现在山东问题上日本人准备得如此精心，中国一时感到难以应付。陆征祥索性撂挑子，让大家决定谁出席发言会。施肇基当场拒绝出席，王正廷说我可以出席，但不会发言，因为没准备。
最终，五人小组派王正廷和顾维钧出席，顾维钧全程主导发言。也正因为团内的派系纷争，其他人的退缩和畏惧，给了顾维钧临危受命、展示才华的机会。
巴黎和会期间《大公报》的一幅漫画，暗示中国代表团的某些成员有可能被外国人收买。
4月30日，英美法决定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不容许中国代表团再讨论。国家利益没有得到尊重的协议，签还是不签？代表团莫衷一是，甚至连签不签字都懒得讨论。后来，先是施肇基说我要陪同梁启超游历欧洲，王正廷、魏宸组等也相继离开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提前解散。
6月2日，陆征祥接到北京让他签字的命令，他陷入巨大困局中。6月9日，陆征祥请辞外交次长，把签字的决定权留给临时入团的胡惟德和王广圻。6月14日，陆征祥再次称病住进法国圣克鲁德医院。6月28日，挑起重担的还是顾维钧，他拍板拒签。
纵观巴黎和会，外侮伴随着“内乱”。没有强大的国家和强有力的政府，想在外交上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中国，不仅南北分治，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林立，怎么可能产生稳定、一贯有力的外交政策？
还是那句老话：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也拿不回来。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强大的国家，但这并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那些一盘散沙的、内战不止的缺乏强大向心力的国家，如我们100年前一样，遭受流离之苦、欺压之痛。
第三个细节：
开放——在一次次出走与回归中
改天换地，都是一群拥有开放格局的人才造就的。
一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始，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激奋于振兴中国的科技，鼓励青年向西方学习，发起以“勤于工作，俭于助学”为宗旨的勤工俭学会，号召国内贫苦学生出国留学，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学成回来报效祖国。因此，许多进步青年纷纷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3月17日，就在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启程。此后，赴法勤工俭学形成高潮。从1919年 3月17日到1920年12月15日，有20批近2000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会中的先进分子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些对自然科学和音乐艺术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例如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次出国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中国留学生
当时的北洋政府，与清政府一样，派青年人出国留学，本是希望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西方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但正是这些留学生，成为旧社会的掘墓人。孙中山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留日学生一度十之七八都赞同革命，“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最有功之人”。
从1919年至今，我们都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断派遣留学生，也就是靠这些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带回来新的思想和新的技术，为中华民族复兴添上亮丽的不可或缺的笔墨。
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美国会和联邦政府部门将部分正常中美教育交流合作活动政治化，冠以“中国威胁”“中国渗透”之名进行打压，诬陷中国学生学者在美开展“非传统间谍”活动并在许多方面加强对中国学者的审查，限制中国留学生的签证。
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倒退，尤其是对华裔科技工作者的歧视，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吸引人才回流的机会。
然而，美国高校可不那么无知。5月份，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曾发表声明，重申“欢迎国际学生和学者”。6月25日，麻省理工学院（MIT）官网发表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致全校的公开信，表达对于当前华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担忧，批评美国政府为有中国血统的学生学者营造出“毒化气氛”。
她说，“像美国一样，MIT蓬勃发展，因为它如同磁铁一样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什么时候我们能超过美国？当中国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超过美国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超过了美国。当然，那一天还非常遥远。
就在昨天，6月27日，华为发布全员邮件，披露任正非在EMT《20分钟》的讲话。任正非说，“今年我们将从全世界招20-30名天才少年，明年我们还想从世界范围招进200-300名。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未来3-5年，相信公司会焕然一新，全部‘换枪换炮’，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靠什么？靠你们。”
任正非还说，“公司每个体系都要调整到冲锋桩体，不要有条条框框，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英勇作战，努力向前冲，华为公司未来要拖着这个世界向前走，自己创造标准，只要能做成世界最先进，那我们就是标准，别人都会向我们靠拢。”
根据华为提供的数据，华为拥有包括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还有15000人在从事基础研究，以及6万多产品研发人员。同时，华为还与全球300多所高校、900多家研究机构和公司有合作，实施了7840个项目，已投资18亿美元，签署对外付费的研发合作合同达1000多份。
任正非曾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提到的“人才观”。他说，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工业基础都被摧毁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人还在，就可以重整雄风”，没多少年德国就振兴了，日本经济也快速恢复。
任正非说：“这得益于他们的人才、得益于他们的教育、得益于他们的基础，这点是最主要的。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100年前的今天，与100年后的今天，变的是我们的格局、思想、实力。更团结了，更开放了，更自信了。不变的是我们的不屈不挠，以及追求有尊严的生活及有地位的族群的努力。
今年以来至今天早晨，已有47家中国企业或机构先后被美方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对华为各种打压和抹黑。而且，更多的不确定性还在后头.
但无论面对多大挑战，跟列强打交道，最难的时候，肯定不是现在，而是100年前。
所以，我们足够从容淡定，足够有信心。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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