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耶鲁教授史景迁：历史的神思 | 康正果
耶鲁历史系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历史的神思
作者：康正果
Jonathan Spence是耶鲁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像不少西方的汉学家那样，他也有一个相当地道的中文姓名：史景迁。这位定居美国的英国人拥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在校外，他备受称赞的，当然是那些由纽约的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畅销书。而在校内，特別是开学前两周的“买课”期间（学生在此期间自由选课，穿梭各个教师的课堂，犹如出入商店，故称此期间为shopping），在学生们最欢迎的课程中，首先就有史教授主讲的中国历史。耶鲁历来都非常重视本科生的教学，不管你是学术成果多么丰硕的知名教授，不管你带了多少博士生或硕士生，你都有责任给本科生开课，得在此类课堂上树立你的教学声誉。“买课”期间的校园因此而颇有些竞争的气氛，那些不吸引学生的老师难免担心自己课堂上的人数太少，但史教授的课堂永远都是学生太多，多得他总要找不少研究生组成他那阵容可观的助教班子。这样的情况年复一年，教学与出书在他的手里就形成了积极的互动。于是，他由不断开设的新课中接连孵出了一本本新著，而那些读物在外面赢得了声誉后又返回更多的课堂，遂成了其他学校的师生也喜欢选择的教材。
在某些男性的白人汉学家中，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你会发现不少人都有他们的华人太太。是为了日常多一些中文辅导，是便于在枕边接受文化熏陶，抑或在过日子的内容里隐含某些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的文字助理工作，我们局外人当然难以臆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男士的西方眼睛确实与我们国人的成见大不相同，在他们的太太身上，他们似乎特別善于发现和发展某些在他们太太的同胞们眼中多半会受到忽视的资质和长处。史教授的原配本是个美国女人，婚变之后，他好像也受到了汉学界婚姻行情的驱使，有意或无意地补了他从前落下的一课：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东亚研究博士金安平女士结了婚。我常常在耶鲁的各种聚会中与史教授照面，差不多他每一次出现或离去的时候，我都看到金女士和他不拆伴地并肩而立，特別是在临出门的一刻，他照例会以绅士的方式及时服侍他太太穿上外衣。他的动作颇有点笨拙，在穿着上他永远都很随便，而且经常放任他的花白胡子在脸上一片荒芜，这一点恰与他太太的比较重视调节自己的面部表情形成了明显的对比。金女士很好客，又会做一些拿手的好菜，史教授有时就请一堆同事和学生到家里吃饭。当女主人的脸上堆砌起喜色的时候，她那笑眯眯的眼睛就带出了一种仿佛是迎风落了泪的神情。这表情对史教授也许特富有“愁眉啼妆”的效果，而就在这重建的琴瑟和谐中，史教授近些年来的著书立说呈现出了日益增产的趋势。
钱钟书的幽默话往往俏皮得有点尖刻，那一年他来耶鲁访问东亚研究中心的时候，对史景迁这位成功的中国史教授，据说曾在私下戏称为“失败的小说家”。希望由我说出的这句无出处传闻不致再引起钱家人不必要的争讼，我之所以贸然把它披露在这里，不过是想从一开始就尖锐地点出有关史景迁讲述方式的争论焦点罢了。
《康熙的自画像》
（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5）
其实，对史景迁讲述历史的野路子，美国的史学界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史景迁自己也向记者承认，他所写的东西确实让某些人感到惊愕，对于他的行文布局，他们是有些不以为然。例如，《康熙的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5）一书在讲述方式上的大胆试验，对那些把历史和文学，史实和虚构僵硬对立起来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翻开该书正文的第一页，也许你会把它当成尤瑟纳（Marguerite Yourcenar）《哈德连回忆录》之类的历史虚构小说：同样的第一人称叙事和现在时态，同样的游离在传记或编年的时间顺序之外，从康熙在御花园中注目花木和幽禽，沉思他从小对园艺和狩猎的爱好切入，作者的史笔铺开了这位盛世皇帝的内心独白。但这里小说性的（novelistic）叙述并不等于小说中的虚构，对尤瑟纳来说，她笔下的罗马皇帝完全是她的想像的产物，所谓史实，只是供她肆意渲染的蛛丝马迹而已。史景迁的康熙却非向壁虚造的人物，在该书一百七十五页的康熙自叙后面，还有长达四十二页的注脚，对正文中的某页至某页或某页的某行至某行，注脚中都清清楚楚地注明了出处，从头至尾，无一挂漏。这就是说，所有那些“形在江海而心存魏阙”的神思之笔，都经得起核对，都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常言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画鬼可以捏造，画人则须有所依据。
一部史书的小说性叙述是旨在再现历史的瞬间真实，它虽然力图像普鲁斯特那样“把同一时刻拥围我们的感受和记忆紧密地结合起来”，它的作者虽然试图探求记忆超越时间的力量，试图凭着寂然凝虑的一刻把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件诉诸文字的勾画，使其在纸上得到再生，但所叙述的毕竟是历史，这就严格地限制了作者的想像，不允许他像小说家那样随意填充感受与记忆之间的断裂。因此，在史景迁重构的历史作品中，小说性的叙述就有了小说家无法想像的艰辛。如果说小说家的努力在于如何把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史景迁的工作就是如何营造出貌似虚构的氛围，来传达窒息在史实僵尸下的真实性了。他首先得大量地占有材料，在枯燥的档案卷宗内披沙拣金，把按照一定目的选择的片断重新组织起来，然后纳入他的叙述，让事件在氛围中生发出每一个读者能自行重组的时间结构。史景迁自己也说他爱读有氛围的东西。就拿《康熙的自画像》一书来说，在确定写康熙这个有太多的现成材料可用的人物时，他并不看重正史中那些本纪之类的公式化记事文本，只是在翻阅了晚近才陆续公布出来的秘密档案之后，看到了康熙在奏折等文件上用不拘格式的大白话所写的批示，某种氛围才激发拓展了他的历史触角。这是一些未染翰藻习气的语言，它以罕见的单纯和率直感染了史景迁的史思，使他捕捉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史境，使他顺着这些语言的矿苗开出了只有经过重构才有可能还原出来的历史状况。
浩如烟海的正史在按官样文章制造出来的时候，不知有多少琐碎的、书信日记般随意的原始资料都在使用后被弃为废纸了。正史上的很多记载正如经过新闻检查的时事报导，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经过了涂抹、加工和浓缩的史实，残存的原始资料之可贵，在于它保留了大量可以把感觉与记忆之间的断裂联系和填充起来的东西。其实从他的第一本清史著作，也是他获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皇帝》（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1966）一书开始，史景迁就瞄準了档案之类次等史料的巧妙应用。受益于“红学”研究的丰富成果，他有机会看到了曹寅这位“包衣”出身的奴才与其主子之间交往的密件，于是他充分应用了这些资料，在勾画曹寅生平的同时，还综合地呈现了传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景观。那是一个皇商兼皇帝心腹密探的宠臣，在其一生荣辱兴衰的故事中，史景迁著意点染了该书所探求的“例外现象”（anomaly）。这是在常规的政治运作之外另设的一种体制，因为康熙需要曹寅以江甯织造的身分暗中为他执行很多特殊的任务。康熙并非不知曹寅的贪赃枉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康熙甚至一直在纵容那样的腐败。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中，清除腐败与滋生腐败往往是互补的，腐败本来就是那种体制的组成部分，为了维持绝对的权力，有时候任何罪行都可以允许发生。过去如此，今日依然。由此即可见史学家的讲述历史与通俗演义的不同，那不是叫人只看热闹的故事，而是为了探求和重获真实，为了找到一个历史的视角，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建立交替的对比和参照。史景迁在不久前的台北之行中有一次讲话，他说他“希望以中国人的方式捕捉中国的东西”。显然，他的中文姓名本身就表明，他对司马迁那种讲述传统怀有遥远的景慕。没有人会把《史记》内有关项羽和刘邦那些最戏剧性的情节视为小说，恐怕只有纪昀那样凡事必耳闻目睹才敢笔录的死心眼“写实主义者”，会对司马迁的想像提出他的异议。
《曹寅与康熙皇帝》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1966
这样看来，把史景迁讲述历史的魅力仅仅归结为文字的功力或通常所说的可读性强，就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片面或表面化了。他并没有写过小说，他恐怕也不会打算染指小说的写作，他对小说意义上的虚构并没有兴趣。对他来说，来自历史本身的写作契机永远都非常之多，只要他摸到了历史的脉搏，有了感觉和氛围，就可以筛选出材料，将其纳入他的叙述世界。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引用某史学家的话说：“历史应该烧制成想像，同时还要做得让理性接受。”这位教授认为史景迁就“生动地体现了这样的期盼。”
要说在小说写作上可能会有“失败”感的，我看倒该是钱钟书自己。因为他早年极有意于小说的写作，但他并不满意他那本声誉极佳的《围城》。后来他起草另一本小说，为的就是更上一层楼。可惜该书的写作刚开了头就再无下文，此后他便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研究。现在，结局是有目共睹的，他在《管锥编》等书中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那本被夏志清推崇备至的小说《围城》。不管怎么说，史景迁和小说的写作并无关系，与小说拉上了关系，却搞得并不那么让自己满意的，恰恰是钱钟书先生本人。人往往容易按照自己心里的文本去读別人的文本，一句调侃別人的俏皮话说出口，结果反成了对他的自嘲。
散见于各类记载的史料是历史大厦崩塌后留下的瓦砾和尘土，要重新捕捉历史的真实，像修复古建筑那样的徒劳工作，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我以为史景迁的史笔类似国画的皴染，那是一种虚实相间，黑白互衬的方法，是从局部著笔，是剪辑起互不关联的断片，最终把某一个年代的文字图景从故纸堆的掩埋下清理出来的复古工程。《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也是一本值得一提的薄书。史景迁很少在他的讲述中长篇大论，他善于让事实自己讲话，让氛围感染读者。王氏的故事很简单，她和她的丈夫一贫如洗，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她突然与另一个男人私奔，出走后又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独自退却回来。在返家的当晚，愤怒的丈夫把她掐死在他们的破屋内。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本薄书实在比小说还要感人，读完了该书的最后一行，我的沉重的心情竟久久不能平息下来。王氏之死仅为此书的结局，它只是一个凄厉的尾声，为了显示这尾声有它的来龙去脉，作者用更多的篇幅勾画了事件发生地山东省郯城县的老百姓明末清初经历的一连串灾难。从地震到旱涝蝗灾，直到土匪的劫掠，清兵的扫荡，饥荒中的人与人相食、饿毙和自杀，活着几乎是一连串死亡和屠杀夹缝间的暂时偷生。而就在这贫困和残忍构成的日常生活状况下，地方志上还时时穿插进节妇烈女的光荣事件，给没有道德可讲的现实涂抹一点道德的抚慰。王氏之死显然对那些光荣事件构成了反讽，扼杀她的丈夫最后被无罪释放，只因为他杀的是一个失节的妻子，而他又是家里的独苗，地方官出于避免他们家断种的考虑，最后对他做了从轻的发落。王氏的个案和郯城人的苦难为我们想像十七世纪的中国大地打开了一个孔洞，在那里，人命如草贱，残杀和灾难已频繁到人们不再对死亡感到恐惧的地步。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女人就这样在被扼杀后草草了事埋掉，地方官责成夫家必办的，仅仅是买一个好棺材。而这样的考虑也是怕这个凶死的人将来闹鬼，所以才用一个像样的葬礼来祛除这个案子留下的最后一道阴影。
《王氏之死》
（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除了主要参考《郯城县志》和《福惠全书》，还大量引用了《聊斋志异》。史景迁居然在我们当小说读的文本中搜索出了有用的史料或有助于我们想像历史的作料。在王氏被杀前，书中有长达四页的梦幻描写，这些超现实主义风格的铺陈竟然全采自《聊斋》中不同篇章的断句，“集唐”一样拼贴得具有新奇的整体效果。为了显示这一史景迁式拼凑、翻译加改写的制做过程，我特意将该书一百二十八页上的一段译出来，同时根据书后的注脚，补充夹注上蒲松龄的原文。
是一个冬天的世界，但这儿很温暖。冬湖的碧波上莲花盛开，一阵清香随风向她吹来，有人去采莲，只见莲叶漂浮在舟外。（“湖水……无际……时方淩冬……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来，荷香沁恼。……吏人荡舟采莲……入花深处……”――《寒月芙蕖》）她看见冬山开满了花。（“时方严冬……山花遍岩谷。”――《安期岛》）房屋璀粲生光，一条白石路铺到门口，白石上散落著红色的花瓣，窗内伸进了一股花枝。（“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婴宁》）
把那么多的引文聚拢为有层次的画面，至少在翻检上有很大的麻烦。很难判断这四页插曲在该书的行文中是否插入得必要，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在此讨论此类细节问题。我之所以举出来这一段为例，只是为了让我自己，也让读者一窥中文的材料如何经过英文的翻译加改写，从而重建了吸引英文读者的历史讲述。
除了多种清史著作，史景迁还有两部更畅销的中国现代史专著：《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1981）和《近代中国之追寻》（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这两大本砖头厚的书我只翻看过目录和插图，并未流览全书的内容，不便随意评论。可以说的只是，对于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上孤陋寡闻的美国大学生来说，这两本书应该算是近年来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最生动的读物之一。很少有美国人读过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在我的课堂上学中文的学生们一般都没有能力阅读中国文学原著，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史景迁的书中知道了曹雪芹、鲁迅、丁玲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
《天安门》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1981）
史景迁中国史讲述的第三个方面是一系列勾画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专著。有一本讲述从早期的传教士直到白求恩等来华西方人的故事（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1969），另一本则讲第一个登陆欧洲的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国的流落和监禁（The Question of Hu，1988）。最近他又出版了这方面的新作：《可汗的大陆》（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China in Western Minds，1998）。该书上自七百年前的马可波罗，下迄本世纪赛珍珠、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对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学者等不同观看者的各种文本均做了概述和摘引，为我们展现了作为“他者”的中国种种互相矛盾的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变化着的中西关系中，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如何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书中扫描的虽为西人眼中的异国情调，实际上披露的主要是那些游观者自己的理想和不满，有他们对本国现实的批评，有他们对远方梦土的向往，以及他们的有色眼镜所造成的的中国漫画……最近此书在美国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要详尽讨论它的内容，恐怕还得另写一篇这样长的文章。
The Question of Hu，1988
史景迁的书总是排着队出版，要及时地谈论他的中国史著作，一定会让人感到应接不暇。不久以前，他的挖掘转向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可以期待，这一本讲述皇上和一个阴谋弑君犯上者从斗争到降服的故事很快就会和读者见面了。此外，他刚刚研读了基辛格密访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目前正在着手写一本毛泽东传记的约稿。真人真事里满是他写作的契机，他恐怕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搞凭空虚构的事情，更没有必要同太多的小说家一竞短长。
总而言之，有关历史的讲述，关键的问题取决于你怎样讲述和如何运思，把是虚或是实当成两个对立的死概念争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刘勰论“神思”云：“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善动历史神思的史景迁总是跟着文字的感觉走笔，他至今还不习惯用任何打字的机械写作，提笔书写的操作似乎对他的运思起着一种原动力的牵引作用。搞写作的人各有各的书写习惯，很难想像，所有那些长期养成的偏好、怪癖，包括一个独特的姿势，对某种环境的特殊选择，都是怎样地对写作情绪，对想像和思考产生着奇异的影响，都是怎样地造就了那么多个性分明的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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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西安人，1994年移居美国，在康州定居至今。曾执教美国耶鲁大学，现退休在家，阅读写作度日。已出版的著作有《风骚与艳情》、《重审风月鉴》、《女权主义与文学》和《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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