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 | 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
活着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以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只想问问人。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她的一生，从未停止过探索人生的价值。
杨 绛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虽说：「老即是病」，老人免不了还要生另外的病。能无疾而终，就是天大的幸运 ；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称好福气。活着的人尽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总说「解脱了」。解脱的是谁呢？总不能说是病人的遗体吧？这个遗体也决不会走，得别人来抬，别人来埋。活着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以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只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这类问题，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一般是不公开讨论的。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 。朋友有亲有疏，疏的只略一探问 。
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各人说法不同，口气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见解都同样坚信不疑。他们都头脑清楚，都是先进知识分子。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他们的见解，我简约地总结如下：
「老皇历了！以前还要做水陆道场超度亡灵呢！子子孙孙还要祭祀『作飨』呢！现在谁还迷信这一套吗？上帝已经死了。这种神神鬼鬼的话没人相信了。人死留名，雁死留声，人世间至多也只是留下些声名罢了。」
「人死了，剩下一个臭皮囊，或埋或烧，反正只配肥田了。形体已经没有了，生命还能存在吗？常言道：人死烛灭。蜡烛点完了，火也灭了，还剩什么呢？」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黄了，枯了，死了。不过草有根，明年又长出来。人也一样，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传吧。一个人能活几辈子吗？」
「上帝下岗了，现在是财神爷坐庄了。谁叫上帝和财神爷势不两立呢！上帝能和财神爷较量吗？人活一辈子，没钱行吗？挣钱得有权有位。争权夺位得靠钱。称王称霸只为钱。你是经济大国，国际间才站得住。没有钱，只有死路一条。咱们现在居然『穷则变，变则通了』，知道最要紧的是理财。人生一世，无非挣钱、花钱、享受，死了能带走吗？」
「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不死的灵魂吗？我压根儿没有灵魂，我生出来就是活的，就得活到死，尽管活着没意思，也无可奈何。反正好人总吃亏，坏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是没有公道的，不讲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什么都不由自主呀。我生来是好人，没本领做恶人。吃亏就吃亏吧。尽量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没有白活了。」
「我们这一辈人，受尽委屈、吃尽苦楚了。从古以来，多少人『搔首问青天』，可是『青天』，它理你吗？圣人以神道设教，『愚民』又『驭民』，我们不愿再受骗了。迷信是很方便的，也顶称心。可是『人民的鸦片』毕竟是麻醉剂呀，谁愿意做『瘾君子』呢。说什么『上帝慈悲』，慈悲的上帝在干什么？他是不管事还是没本领呀？这种昏赖无能的上帝，还不给看破了？上帝！哪有上帝？」
「我学的是科学。我只知道我学的这门学 。人死了到哪里去是形而上学，是哲学问题，和我无关。我只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说话的口气，比我的撮述较为委婉，却也够叫我惭愧的。老人糊涂了，但是我仔细想想，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自信不迷，可是他们的见解，究竟迷不迷呢？
第一，比喻只是比喻。比喻只有助于表达一个意思，并不能判定事物的是非虚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只借以说明人生短暂。我们也向人祝愿「如松之寿」、「寿比南山」等等，都只是比喻罢了。
「人死烛灭」或「油干灯烬」，都是用火比喻生命，油或脂等燃料比喻躯体。但另一个常用的比喻「薪尽火传」也是把火比喻生命，把木柴比喻躯体。脂、油、木柴同是燃料，同样比作躯体。但「薪尽火传」却是说明躯体消灭后，生命会附着另一个躯体继续燃烧，恰恰表达灵魂可以不死。这就明确证实比喻不能用来判断事物的真伪虚实。比喻不是论断。
第二，名与实必须界说分明。老子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名与实的界说不明确，思想就混乱了。例如「我没有灵魂」云云，是站不住的。人死了，灵魂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活人有没有灵魂，不是问题，只不过「灵魂」这个名称没有定规。可有不同的名称。活着的人总有生命——不是虫蚁的生命，不是禽兽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我们也称「一条人命」。自称没有灵魂的人，决不肯说自己只有一条狗命。常言道「人命大似天」或「人命关天」。人命至关重要，杀人一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抵偿。「一条大命」和「一个灵魂」实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英美人称soul，古英文称ghost，法国人称ame。西班牙人称alma，辞典上都译作灵魂。灵魂不就是人的生命吗？谁能没有生命呢？
又例如「上帝」有众多名称。「上帝死了」，死的是哪一门子的上帝呢？各民族、各派别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称真主，称唯一的上帝，把异教的上帝称邪神。有许多上帝有偶像，并且状貌不同。也有没有偶像的上帝。这许多既是真主，又是邪神，有偶像和无偶像的上帝，全都死了吗？
人在急难中，痛苦中，烦恼中，都会呼天、求天、问天，中外一例。上帝应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吗？如果不应不答，就证明没有上帝吗？
耶稣受难前夕，在葡萄园里祷告了一整夜，求上帝免了他这番苦难，上帝答理了吗？但耶稣失去他的信仰了吗？
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居住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识见和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距离很大。我曾下过乡，也曾下过干校，和他们交过朋友。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也能认识他们的人品性格。他们中间，当然也有高明和愚昧的区别。一般说来，他们的确思想很落后。但他们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以下记录的，都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的亲身经历。
「我有夜眼，不爱使电棒，从年轻到现在六七十岁，惯走黑路。我个子小，力气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墙』了。忽然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旁边许多小道。你要走进这些小道，会走到河里去。这个我知道。我就发话了：不让走了吗？好，我就坐下。」我摸着一块石头就坐下了。我掏出烟袋，想抽两口烟。可是火柴划不亮，划了十好几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墙』，电棒也不亮的。我说：「好，不让走就不走，咱俩谁也不犯谁。」我就坐在那里。约莫坐了半个多时辰，那道黑墙忽然没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墙』就是不要乱跑。他看见你不理，没办法，只好退了。」
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身的女孩子。她曾读过我记的《遇仙记》，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但都是实事。全宿舍的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活到如今，从没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她说：「真的，有些事，说来很奇怪，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决不相信。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这鬼死了两三年了，死的时候四十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岁，也是同学。那年，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身子很弱。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自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见见我的家人，和他们说说话。』有人就去传话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赶来了。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声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壮。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我妈过来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一一叫什么『人中』吧？可是没用。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这鬼说：『我没让你掐着，我溜了。嫂子，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响了两次。我爹就骂了：『深更半夜，闹得人不得安宁，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闹了。我那时十几岁，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约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给赶走。」
在「饿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十年以后，我们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灾。村民还不大敢说。多年后才听到村里人说：「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但仔细想想，我们常说「又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
《左传 》也记载过闹鬼的事。春秋战国时，郑国二贵胃争权。一家姓良，一家姓驷。良家的伯有骄奢无道，驷家的子皙一样骄奢，而且比伯有更强横。子皙是老二，还有个弟弟名公孙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将官驷带把伯有杀了。当时郑国贤相子产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杀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郑国的国君懦弱无能，子产没能够立即执行国法。子皙随后两年里又犯了两桩死罪。子产本要按国法把他处死，但开恩让他自杀了。
伯有死后化为厉鬼，六七年间经常出现。据《左传》，「郑人相惊伯有」，只要听说「伯有至矣」，郑国人就吓得乱逃，又没处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间，有人梦见伯有身披盔甲，扬言：「三月三日，我要杀驷带。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杀公孙段。」那两人如期而死。郑国的人越加害怕了。子产忙为伯有平反，把他的儿子「立以为大夫，便有家庙」，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现了。
郑子产出使晋国。晋国的官员问子产：「伯有犹能为厉乎？」（因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产曰：「能。」他说：老百姓横死，鬼魂还能闹，何况伯有是贵胄的子孙，比老百姓强横。他安抚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闹了。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钱钟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据说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读书，看见一个鬼，就去打鬼，结果大病了一场。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阴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我上大学时，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们游常熟，在她家住几天。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一定要见见，酒席都定好了，请务必赏光。我们无法推辞，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阳光明亮，陈设富丽。他妈妈盛装迎接。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据说，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当，不然的话，不会那么整洁。
回校后，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见面。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闹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我问：「鬼怎么闹？」他说：「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不知多少鬼呢。」我说：「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你也听到了？」他说他只住了两夜。他像他妈妈，睡得浓，只觉得城里不安静，睡不稳。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先还不敢说。他叔叔也听到了。嫂子病了两天，也没发烧，无缘无故地死了。才过两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听到闹，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男的管烧饭，是老家带出来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楼上，男的住楼下，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都在房子西尽头，楼梯在东头，他们都没事。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还没办丧事，他父母都病了。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他妹妹打来电话，知道父母病，特来看望。开上晚饭，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他睡爷爷脚头，梦里老说话。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妹妹睡她妈妈脚头。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他们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吧，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连党课《三民主义》都不敢逃学的，他不会撒谎胡说。
我自己家是很开明的，连灶神都不供。我家苏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萨」的神龛。年终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过几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说：「不接了。」爸爸认为灶神相当于「打小报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说人家好话。这种神，送走了正好，还接他回来干吗？家里男女佣人听说灶神不接了，都骇然。可是「老爷」的话不敢不听。我家没有灶神，几十年都很平安。
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我听大姐姐说，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那时候我大姐年幼，还不大记事。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只爷爷带了奶奶一起离家上任。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扯着龙旗，敲锣打鼓很热闹。我听到爸爸妈妈讲，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赶忙辞了官，携眷乘船回乡。下船后，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讲的。两人同时得重病，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是过去的事实。见鬼是得病还乡的原因。我妈妈大概信了，我爸爸没有表示。
以上所说，都属「怪、力、乱、神」之类，我也并不爱谈。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一一这是客气的称呼。实际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陈人，思想落后是难免的。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搅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文章摘自《走在人生边上》，杨绛著，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版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杨绛
杨绛先生的手稿
杨绛和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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