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疑难案中，如何提交切实、效率、严谨的证据？
杨荣宽
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Q：如何界定疑难案件？
A：最高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重大、复杂案件”有过界定，通常以“辖区范围”作为判定，诸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重大、复杂案件为：1)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案件；2)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3)重大涉外或者涉港澳台地区的案件。其实，还应从另一角度觉察，即社会关注度、法律关系和技术重合度等，以法律关系为视角进行界定相对客观，刑民交织、刑民互涉、商事仲裁与诉讼交替，不同法律关系的直接交叉、牵连、重叠、缠绕是疑难案件的突出特征。
Q：疑难案件证据组织的关键所在？
A：追求客观真实，是法律最崇高的理想。商事诉讼为此设计了一系列严肃的程序，严苛的规则，在证明标准与举证责任之分配方面煞费苦心。法律真实是证明标准的实然状态,客观真实是判断法律真实真伪的客观标准和终极价值，但基于疑难案件事实发生的不可逆性，当事人绝对、分毫不差地再现案件的历史面目，存在不现实性。
疑难案件证据组织的关键在于其系统性、交叉性和复合性，即必须兼具刑事、民事、行政思维，贯彻多维度思维，方对案件法律事实负责。必须整体考量刑事检察建议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商事诉讼中的证明效力，才具意义。
Q：如何理解疑难案件的证据组织系统性？
A：疑难案件的证据组织系统性建立于案件事实的体系思维，而非个体、割裂性思维。具体个案证据必须多侧面推敲，诸如相对方角度、审判角度、判例角度、法律精神等，方能梳理准确的证据组织思维，雕刻己方诉求。法律的使命在于：符合自然规律、事物本性、体现正义与理性，尊重人的尊严和终极价值，其实证据组织的系统亦在于此。笔者在多起疑难案件中，均是在洞悉相对方证据组织的逻辑性瑕疵后，充分实现委托人诉求目标。
Q：如何理解疑难案件的证据组织辩证性？
A：任何证据在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框架内，必须耐受辩证性的打磨。法律本身系一种辩证，辩证是法律的基础构架。证据作为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并针对纠纷、诉求的组合，其蔽新、洼盈、高下、正反，仅具时间性、阶段性和空间性。在跨境商事争议中，证据组织还需经受不同法系、法律文化的考量。新证据规则中的“自认规则”，以及为电子证据在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方面的具体适用规则和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均具重要辩证意义。而再审程序作为一种事后的纠错程序，其价值除了给当事人提供了一次审级制度之外的机会，还在于其对证据组织的重新审视与反省，从而最大程度纠正错误。
Q：如何理解商事争议的证据组织技术性？
A：一般私法偏重于伦理规范，而商事法律饱含对技术性的追求与热爱。例如公司法中股东会的召集程序与决议方法、募集公司债的手续、董事和监事的选任规定，票据法中关于发票、背书、承兑、追索权的规定，海商法关于共同海损的认定和理算等，均表明商法是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规范。商事律师如缺乏证据组织技术性追求和钻研，将无法应对商事争议的根本挑战。
作者 | 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荣宽
本文刊载于《商法》2020年10月号，原标题为“商事疑难案件中的证据思维”。如欲阅读电子版，欢迎浏览《商法》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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