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美国报人眼中的中国现代史
历史的中心是人，无人即无历史。然奇怪者，由人，使用人所创造之语言书写的历史，却经常变得毫无人味，麻木、冰冷、怪诞，在在有之。比如中国古代帝王因龙而生等，当代则是在浓郁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历史，抽象变形、阶级斗争、黑白分明等等。这样的历史，缺乏可信之细节，冰冷怪诞，拒人于千里之外。它们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非历史。相反，倒是那些由当事者记载的野史，却往往充塞着大量活生生的细节与人情味，足以弥补正史之缺憾，比如由美人约翰·本杰明·鲍惠尔（1888～1947，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所著《在中国二十五年》便是如此。他于1922年接办《密勒氏评论报》，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密勒氏评论报》被日寇查封，他被关入集中营，遭受非人待遇，双足致残。1942年美日交换战俘时，回到美国，写作该书。1946年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时，他以自己的亲身遭遇作证。次年2月28日在华盛顿逝世。
《在中国二十五年》里所记便是鲍惠尔的亲身经历。此书1946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后经台湾学者尹雪曼译成中文，连载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1959年6月号）。我所读的为黄山书社出版的简体中文版。虽说书中不时有表示删节的“……”，及有两章各删节千余字，但就还是有许多历史细节浮出水面，给人以惊喜。下面我就分类抄录几则，与读者朋友共享。
1917年2月初，作者搭乘一艘小货船到达上海，在虹口区一个码头上岸。那天下雨，作者又提着衣箱，“这时，两辆黄包车从后面追踪而来。虽然，那样的车足可容纳我个人和我的行李；但是，我仍决定步行到我预定的旅馆——理查饭店……坐在那种由人类拖着跑的黄包车上，我浑身会觉得不舒服”（《第一章 到东方去》）。无独有偶，大哲学家杜威与夫人1919年2月到达日本后，也曾坐过这样的人力车，其感受和鲍威尔先生差不多，“这当中还混杂着一种更大的恐惧，那就是给我拉车的是我的人类同胞，这让我痛苦。他们是身形柔软的小个头，但是，当你们看着他们一路小跑的时候，会觉得仿佛有钢制的弹簧在推动着他们前行”（《杜威家书》）。看了这两名美国人的感受，假如你再重读老舍的《骆驼祥子》，应该会有全新的感受吧。
关于民国时的帮派头头与军阀，作者写了不少。先来看杜月笙：
当孙传芳的部队逃走后，上海的情势变得极为混乱，杜月笙于是就利用这个空隙，通知上海的洋人社会，他将负责维持上海的法律与秩序，直到国民革命军的来临。但也就是因此，上海开始发生枪战，一连好多天都没有停止。这是因为共 产 党为夺取上海已经有了准备，所以就开枪还击；只是他们计划施行的恐怖统治，结果却由他们自己享受了去……横七竖八被击毙在上海中国地界的尸首究竟有多少，并没有精确的统计……共 产 党的运动很快地便被扑灭，因而烟消云散。因为这些被共 产 党组织的工人，无法跟杜月笙有经验的枪手对抗。当国民革命军的部队，在何应钦将军和白崇禧将军的率领下到达上海后，他们发现共 产 党在上海的运动已成过去，杜月笙和他的伙伴们把上海顺利地移交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章《上海之战》）。
这和历史教科书上所说是蒋介石发动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些出入。孰是孰非，我们且不作评论。再接着往下看：
1932年初，日本人为了压制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反日活动，开始干预上海的事务；杜月笙的便衣武装人员于是在日本人占领的虹口区，再跟日本人周旋起来。杜氏的这些便衣人员，有的躲藏在高楼大厦的上端，有的爬在房屋的屋顶，向日本海军和平民开枪射击，使日本人的干涉，付出莫大的代价，因而最后非常乐意接受调停，并答允把他们的海军撤走。到1937年，日本人发动了他们的对中国之战后，杜月笙和他的部众们，在尽力参加了大上海保卫战后，就跟随着国民政府的部队，撤往中国的西部（同前）。
却原来杜月笙也是抗日的呀。
再来看吴佩孚：
吴佩孚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脑袋瓜很长，额门很高，鼻子长得相当好。比起别的军阀来，他读的书较多。他是前清的一位秀才。吴佩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很能喝酒……吴佩孚由于战败而退休，但他一直拒绝担任文职，而且从不为个人牟利。虽然他曾是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但他也因此一再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他失败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内战，政治性往往多过于军事性（第十章《华北之战》）。
还有在1922年大力支持吴佩孚的基督将军冯玉祥：
当他任河南省督军时，有一次他命令一师官兵全体在黄河中受洗为基督教徒。1924年，当他驻防北京时，他跟当时北京女青年会的秘书结了婚。在政治上，冯玉祥是一个靠不住的朋友，1924年直奉大战时，就是他倒了吴佩孚的戈，俘虏了曹锟，驱逐了宣统皇帝（同前）。
1923年春，作者采访了张作霖。张作霖有“红胡子”和“满洲之虎”的绰号，所以作者在见他之前忐忑不安：
我因为一直听到他的这两个绰号，所以在心理上老早准备去看这位凶蛮的、满脸络腮胡子、左右屁股上各挂一支快枪的强盗头子。但是，当一位矮小、和善、面白无须的人走进来，别人对我说，这就是我等候的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禁大吃一惊……虽然一直生活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之下，并不断地被要求执行日本人的命令，盖棺论定，张作霖绝不失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他个人所有的大部分财富，都拿出来办教育。他自己虽然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但却十分懂得国际政治；并以他的这份才能，跟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东北亚周旋（同前）。
将门必有虎子，其子张学良也——
把他相当多的财产，用做发展东北三省的教育事业。他在沈阳设立国立东北大学和沈阳军官学校。当日本人于1931年干涉东北事务时，他正在全面地推行一般教育制度（第二十四章《西安事变》）。
1935年，作者经海参崴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去莫斯科采访。他亲眼目睹了在西伯利亚铺设双轨的工人，都由“格别乌”（契卡）所派枪兵看守。这些工人“所穿的衣服，则都是异常褴褛；只是从那些衣服上的许多地方，仍旧可以看出来它的主人过去曾有一段辉煌的历史”（第二十章《横越西伯利亚》）。有一次，当火车停下来时，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工人们看见我从快车上走下来，立刻便把我包围住。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一位“老美”，因此就纷纷地向我索取烟卷儿。我从上海带来的几听香烟，就这样很快地送光散尽了。有一次，有一位会说一点英语的工人，看样子过去仿佛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看见我立刻向我跪下来，大叩其头，向我索取几支香烟。当我把我剩下的仅有的半听香烟全部送给他后，他异常激动地紧紧地拥抱着我。火车上的乘客睹状，莫不大声欢呼（同前）。
乌克兰的俄国农民宁愿宰了他们的耕牛，大吃大喝，而不愿把耕牛交给苏俄共产党。结果，因而造成了一次广大的、可怕的大饥荒。
我看到所有的这些闷子车，都是从外面把门反锁着，因此，车厢上端那个小小的通风孔，便挤满了苍白的、黯然无光的人的脸孔。手提轻机枪的“格别乌”士兵，在列车外面来回地巡逻着。据说，这些犯人可能重获自由，如果他们能勤恳地工作一个相当时期，大约是五年光景。只是上千的犯人，特别是那些年纪较大的犯人，显然都经不住这五年的苦，因而提前离开人世。而我在火车上，也时常看见躺卧在铁路沿线的，奄奄一息的躯体或油尽灯枯的尸体（同前）。
这种做法，和纳粹的集中营又有什么两样！
当作者取道日本返回上海时，看到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国内真实之一面：
一些极为穷苦的农民家里和村镇上的小旅馆里，居住的和来往的，全是些买卖人口的掮客。这些掮客替大阪的纺纱厂、东京以及别的日本大城市的艺妓馆，甚至中国东北驻有日本军队城市的艺妓馆，收购乡下的少女。这些掮客和少女们的父母订立契约，期限通常是三年。但只有最漂亮的少女，才能为日本政府设立的艺妓馆所接受。通常说来，一个相当漂亮少女的父母，大概可以预收1500日元（约合美金700元）的卖女儿钱……这些少女从此就变成艺妓馆的女奴，一直到人老珠黄不值钱的时候，再被卖入妓院，永久沉沦地狱（第二十二章《经日本达上海》）。
当作者搭乘美国国营的总统轮船公司的轮船回上海时，又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这艘船在神户多耽搁了两天，以便卸下所载的巨量废铁……一大捆一大捆，一大堆一大堆的破汽车壳子、火车挽钩、火车厢钢架、钢板以及更重的废弃了的纽约高架铁路钢轨和钢梁等，便像山一样地堆积在码头上……记得过去我曾一再听人说起，日本人由于缺少钢铁，因此绝不可能发动一次大战。日本缺少钢铁是真的，只是这些所谓的战略家却忽略了日本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美国的废钢铁（同前）。
原来如此啊。
以前，教科书曾说文学家朱自清最有骨气，“身患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那是1948年的事了。其实，据冯子荣先生考证，朱是因病而卒，并非饥饿而亡。而美国人援助中国难民面粉，早在抗战就开始了：
我曾经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会员，过去两年他们曾经为数千个因战争而贫困的中国难民提供过面粉和奶粉……1937年日本入侵华北和长江三角洲而开始的粮食短缺时代，恰好是美国的小麦丰收的年份。巨量的小麦以面粉的形式运进中国，就是说它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工序——研磨，通常是在西雅图的许多大型磨房完成的……我非常想知道，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当日本人突然中断对中国人的一切配给，强占所有库存的时候，那些依靠美国面粉存活下来的成千上万的中国饥民，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同前）。
却原来，在朱教授拒吃美国援助的低价面粉前，有多少中国难民，却是靠美国红十字会援助的面粉来存活下来的。面粉无罪，不管它是来自美国还是日本。君不见1942年，河南发生大饥荒，饿死300万人。1944年，当汤恩伯的部队败退豫西，日本人在汤部仓库中发现100万袋面粉，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食用，于是日本人把这些面粉发给灾民。你说，难道河南灾民仅仅因为这些面粉是侵略者所发就不吃而活活饿死吗？
上述这些便是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它们为冰冷的历史注入活力，让历史充满温情，并启发于当代之人。
最后，再补充一则发生在当下的感人历史细节。是在“崔成浩”微信公众号里发的，题目为《网友投来的一篇文章》，里面说作者去台湾旅游，在参观了圆山饭店附近忠烈祠的仪兵操演和升旗仪式后，有一对从大陆来的老夫妻请他们帮着寻找父亲的牌位。找到后就从袋子里往外掏水果，磕头。管理人员看到后过来说：“不要哭！国 军有类似电子档案的东西，去查一下。”结果查到了，并打印出来，“那个年轻军人牺牲于1940年，一场没什么名气的战斗”。
这边忠烈祠已经备好了仪兵、花圈、祭祀品，把牌位请下来，单独给老爷爷祭祀。老爷爷出门的时候，有仪兵开路，进门的时候，全体敬礼。
老爷爷就跪着给父亲磕头，供桌上还放着他从江苏老家带的一袋子土，母亲坟上的土。哭着说了很多，最后说：“爸爸，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了，我老了，走不动了！”
管理人员安慰说：“我们一直有祭祀他们！”老爷爷就说：“谢谢！谢谢！不然爸爸孤独几十年！”
你看，七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经台 湾忠烈祠管理人员非常人性化地将历史之线的线头一提，烈士的后人，就通过此线，与七十多年前那头的父亲取得了心灵之沟通，这段沉重的历史于瞬间便活了起来，如此以来不仅能够告慰先烈与生者，而且还足以启迪后人！
这样的历史才是真正的、有温情的人之历史，而非异化的非人历史！
二O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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