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电台、电视台、报刊上经常有关于杨宪益、戴乃迭的报道,这些报道几乎谈的都是杨宪益、戴乃迭和他们翻译的《红楼梦》,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从同一个角度拍下来的许多照片,只表现出他们的一个侧面。《红楼梦》英译本是杨宪益、戴乃迭华年鼎盛时期的代表译著,凝聚着他们大量的心血和智慧,评价杨宪益和戴乃迭不提他们翻译的《红楼梦》固然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成就和贡献,然而杨宪益和戴乃迭一生的译著和工作又绝不是一部《红楼梦》所能涵盖的。据不完全统计,包括《诗经》《楚辞》、唐宋诗文、唐宋传奇、元曲、明清话本、明清诗文、《史记》《聊斋》等古典文学名著,和鲁迅、沈从文、丁玲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及《芙蓉镇》《沉重的翅膀》《绿化树》等大量的现代作品,杨宪益、戴乃迭的译著总共不下200种。他们是比较系统地将我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给西方的翻译家;他们从1952年调来中国外文局,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外文局,贡献给了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现在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时过境迁了。但是我们对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也不能忘记在这段历史时期中作出过贡献的人们,杨宪益和戴乃迭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泗县。1934年他毕业于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后去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学习、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及中古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先后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杨宪益读中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同当时所有爱国青年一样,矢志救国。在英国6年中,他曾是旅英抗日留学生的领袖之一,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戴乃迭为抗日援华作了不少实际工作。为寻求救国之路,到英国不久他便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和关于中国的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从中得到鼓舞并看到中国的未来。戴乃迭出生在中国,4岁才随父母回到英国,也许这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使她和中国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戴乃迭的家庭属于英国中产阶层,家境殷实,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戴乃迭和杨宪益同在牛津学习,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把他们连结到了一起。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一帆风顺,当年中国和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像戴乃迭这样一位英国小姐嫁给一个中国人,对一般英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于是在他们面前出现了重重障碍。但是戴乃迭意志坚定毫不动摇,她顶住舆论压力,拒绝了政府的劝阻,并最终说服了父母,在和杨宪益订婚之后不久就随杨宪益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而且在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差一点也许就去了延安。1952年亚洲太平洋会议在北京召开,杨宪益、戴乃迭被临时借调到北京做翻译工作,在这里他们结识了外文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刘尊棋同志。刘尊棋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组织者,当时他是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他正筹备成立外文出版社,广招人材。在他的努力下,外文出版社请来了徐迟、冯亦代、萧乾等著名诗人、评论家、作家,杨宪益、戴乃迭也应邀于1952年迁来北京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在外文出版社初创的二三年里,杨宪益、戴乃迭把他们过去的译稿拿出来重新整理,陆续出版了《楚辞》《儒林外史》《长生殿》《鲁迅选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等数量可观的作品,为外文出版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杨宪益对译文总是仔细斟酌,认真推敲,如他在译《长生殿》时,单就这个剧名他就推敲了很久。如果按一般的翻译,“长生殿”可译成“Longevity Palace”,但经过长久的思考,杨把“长生殿”译为“Palace of Eternal Youth”,这样译文更有文采。杨宪益在从事翻译工作之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协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及文联委员。杨宪益、戴乃迭对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享有专家待遇,但从不特殊,从不向组织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十分遵守纪律,每天准时上下班,小病只要不发烧也会坚持上班。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英文组经常要在星期天加班突击翻译政治性大文章,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往往主动把任务包揽下来,以保证全组同志正常休息。他们也不像有些专家那样只译自己喜欢译的稿件,凡是领导交下来的任务,他们都认真去完成。杨宪益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翻译事业,把翻译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向世界评介中国文学,无人能超过杨宪益和戴乃迭,他们的译作传播到全世界,他们的名字也传遍各国。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教授这样说过:我对中国开始感兴趣,下决心学习中文是从读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中国文学开始的。这位美国终身教授1993年来中国访问,当他被介绍与杨宪益和戴乃迭会面时,他说与二位翻译家相见是他终生的荣幸。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文学作品使得杨宪益、戴乃迭走到一起结为终生伴侣,在评介中国文学的共同事业中他们俩合作得像一个人,天衣无缝,一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戴乃迭自1940年来华后,已把中国当作她的故乡,她虽未加入中国国籍,但人们早已把她当成中国人、自己人了。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不仅热爱知识界的人士,而且热爱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文革”开始不久,外国专家被安排下乡去劳动。戴乃迭到了北京郊区黄土岗,她在那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劳动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仍然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到那里去看望当地农民,与他们一同劳动。58年前(约1940年,原文写于1998年),他们从英国回到中国无疑是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虽然在这条路上时有风雨泥泞并不平坦,但他们始终无怨无悔。
▲八十年代,夫妻俩在甘家口寓所
作者:赵学龄(曾任中国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文学》英文版于1951年创刊,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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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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