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志豪、程宏伟 | 乡村经济：经世济民，融合发展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编著出版书籍《新时代乡贤》乡村经济篇的导论。从2018年策划出版《新时代乡贤》开始，我们邀请了何慧丽老师担任书籍主编，在指导我们对案例进行分类提炼的同时，何慧丽老师带领她的10余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们，一起参与到了《新时代乡贤》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通过半年的努力，《新时代乡贤》完整地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爱故乡行动”公众号将连续推送《新时代乡贤》中由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完成的六篇理论论述文章，分别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对爱故乡实践行动从乡土文化、民艺传承、大众教育、生态家园、乡村经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分析其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感谢何慧丽老师及其学生团队对爱故乡的支持。
作者简介
苏志豪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宏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大学》
提及“经济”，世人常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西方经济学体系的话语和含义。部分人甚至片面地认为，“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传统中国社会对“经济”的态度不友好，进而缺少促使其向前发展的优质土壤。然而鲜活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实际蕴藏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在遭遇西化的过程中，它所承载的乡土文明的优良基因与外来的工业文明的积极因素有机融合。其间所诞生的思想结晶作用于乡村，使“乡村经济”被赋予了“经世济民，融合发展”的深层含义。在新时代，社会上逐渐涌现出大批活跃于乡村一线的乡贤群体，他们的精神特质与“乡村经济”目标存在高度的亲和性，使其自然地成为推进“乡村经济”的重要担纲者。
一、“乡村经济”辨析
“经济”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晋书•殷浩传》，书中写道“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其中的“经济”便是对“经世济民”的简化[1]。所以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经济”是一种“经世济民”之学，与《大学》中“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的儒家传统风范遥相呼应，它自诞生之初，除了表示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发展经济外，还囊括了治国理政、救济民生的含义，体现出有志向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将个人的知识、能力、成功与造福人民、实现社会进步的理想高度结合。
在此，还有必要回顾英文“economy”与中文的“经济”的对照翻译历程。英文的“economy”源于希腊语，其中“eco”表示“household”，“nomy”表示“managementor system”，原意指节约的持家之道，后延展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西学东进过程中，日本人神田孝平、福泽谕吉等把英文“economy”翻译为汉字“经济”。清末翻译家严复则将“economy”译为“计学”，多指家庭乃至国家的财政。而日本的“经济”译法经由维新派和孙中山先生引入到我国，并逐渐成为了主流[2]。从词义学角度看，严复的译法更贴近英文“economy”的本义，中国的“经济”脱胎于“经世济民”，具备集体利益思维，因而带有超越西方“economy”的语义范畴。
由此，不能简单地依据西方经济学视野看待“乡村经济”。将中国原生意义的“经济”作用于“乡村”，不仅要求促进乡村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把乡村作为一个整体和一项事业做更好地经营，这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并要充分发挥历史文物、民艺、货币、服务等多种资源的功效，尤其是要将资源作用于本地，最终目标是使乡村在生活、生产、生态、生命意义上实现提高，达致和谐状态。
二、遭遇西化的“乡村经济”
需要明确的是，当前的中国“乡村经济”与西方经济学体系并不是完全割裂，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辨析必须回到历史框架之中。如上所述，中国最早于《晋书•殷浩传》中出现“经济”二字，而后更是有唐朝袁郊于《甘泽谣•陶岘》中记载的“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游”，宋代梅尧臣《汴渠》中所咏，“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3]。中国古代商人一般立足于家乡的特色产品，运到其他地方赚取利润，而后将部分钱财反哺家乡，修葺道路，捐献物资，施仁布泽，因其贤德而成为了地方乡贤。其背后的“经世济民”理念，纵贯宋、元、明、清数代，甚至孕育出经世致用学派，佼佼者如黄宗羲、顾炎武、龚自珍等，他们在古典名著基础上形成独立见解，认为学术需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将之广泛应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他们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思考土地方案以探索经济改良，反思科举制度以培养济世人才[4]。
后来，经由日本人和维新派的引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思想与我国“经济”思想产生激烈碰撞。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倡导自由竞争，并且强调经济行为由利己主义精神掌控。自提出之日起，这套经济学思想的弊端和缺陷便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显现，这一面更被马克思尖锐指出，然而它却在中国生根发芽。
东西方的“经济”论断在冲突的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反思与融合。在西方，大多数人对“经济”秉持功利主义看法，但仍有部分觉醒者发出不同的声音，有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应为改善社会作出贡献。例如，石油大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于20世纪初分别成立基金会，在公共医疗、科学研究、知识教育等领域提供捐赠[5]。
在相近时代的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和卢作孚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本土的发展方案。清末状元张謇主张“实业救国”，并认为“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6],提出了对“公司”经济组织内涵的中国式理解。他以“棉铁主义”经济发展理念，创办了大生纱厂、垦牧公司、冶铁厂、纸厂、火柴厂等[7]，从而在当时尚为乡村地区的南通建成了相对完备的地方工业体系。并秉承“村落主义”，将企业利润用于探索南通的自治模式，在当地开办覆盖小学、中学、大学等层次的学校，还设立新育婴堂、养老院、女红传习所等。
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卢作孚，人称“中国的船王”，以服务社会为目标，用实业家的眼光整合社会资源，在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并于1927年在重庆北碚创立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8]。卢作孚在其撰写的《乡村建设》一文中，详细说明他对乡村建设的认识，内容囊括经济、教育、交通、治安、卫生、生态等，他也在北碚实验中坚定地践行这种整体性原则。卢作孚兴办了民生公司、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工厂等，将企业盈利用于支持社会建设、培育社会组织、开办新式教育。卢作孚的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追求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可谓早期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杰出代表[9]。
以洛克菲勒、卡耐基、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很多企业家采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其中张謇、卢作孚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知识和本土文化自觉之间取得了协调和平衡，将“经济”和“乡村”紧密联系，表明“乡村经济”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还涉及教育、卫生、治理、救国等元素。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从城乡二元发展转变为城乡融合发展，国家号召市民下乡、青年返乡，以及在各地兴起的爱故乡运动，均促进了农村的资金、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回流，人们采用科学技术、经济手段重新挖掘和开发乡村资源，旨在建设“回得去的乡村”。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内容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其中便蕴含了“乡村经济”的整体性发展智慧。“乡村经济”既内涵工业文明的积极因素，又承载了乡土文明的优良基因，因此它不但不是过时的，还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
三、“乡村经济”需系统整合本土资源
“乡村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以乡村内生的“村社理性”，系统化整合本土资源，推动良性发展。“村社理性”呈现为村社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两权分离、以内部化收益互补降低外部市场风险，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维系村社秩序的群体理性[10][11]。新时代的乡贤群体成为秉承“经世济民”理念、重塑“村社理性”、践行“乡村经济”的生力军。
本篇选取了六个新时代乡贤的案例，他们均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下面将简单介绍这些乡贤的事迹，并进一步剖析他们的异同，在纷繁的行动中寻找规律。
1
丁汉平与荆楚家学丁汉平，1947年生，湖北罗田县三里畈镇张家冲村（古名苍葭冲）人，曾先后当过镇长、镇委书记和县统计局局长。鉴于家乡生活条件极差、“耕读传家”的优良风气凋零，丁汉平于2007年退休后回到家乡，试图改善村民的生活状态，建设“荆楚家学第一村”。
如他所设想的那样，“第一步要让家乡美起来，第二步要让群众富起来。”这先美起来，再富起来，符合经世济用的现实发生逻辑。
2
陈涛家庭与文化周庄陈涛，1964年生，河南南阳市社旗县大冯营镇周庄村人，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国有企业高管。2012年母亲周秀兰的突然病逝，使得孝子陈涛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他决定完成二老的心愿，于是回到家乡创建兰馨书院，建设“文化周庄、幸福周庄”。
他们从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出发，当适合经济发展的土壤和环境逐渐具备之后，再谋带领村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如建设农业种植合作社，组建周庄女子工坊，打造“兰馨”品牌，追求绿色生态的发展。
3
谭胜民与乡村写生谭胜民，1961年生，陕西省蓝田县焦岱镇鲍旗寨村人，之前外出做装潢生意，2006——2017年担任村主任。他带领村民将这个贫困的小山村，逐步发展成集写生、旅游、休闲于一身的最美乡村写生基地，鲍旗寨村更被外界誉为中国的“普罗旺斯”。谭胜民坚信，要以生态立村，以文化兴村，以产业富村，以乡约护村。
4
张承永与知青养老张承永，1951年生，1968届老初一天津知青，当时回到原籍河北省青县马厂公社孙官屯大队插队达9年，1978年回流，在天津三峰实业公司担任开发部部长。2001年他申请提前退休，并于2002年出任津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总策划，探索知青互助养老模式。张承永创出了一条“老知青与农民”、“城市人与山里人”共谋发展的和谐之路。
5
胡诗泽与次滩再造胡诗泽，1983年生，海南定安县新竹镇次滩村人。作为海南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创始人，守候次滩村进行社区营造十六载。集合各界力量改善村庄文化设施，整治环境卫生状况，有步骤研发灵芝鸡、新竹四季鹅等特色农产品，组织农民成立观光旅游合作社，旨在将次摊打造为集吃、玩、学、精神回归功能的乡村旅游示范区。
6
弘农人团队与精神、物质之变弘农人团队，是指簇拥在灵宝市弘农书院周围，秉承“尊道贵德、和合生态”理念，参与灵宝市乡村综合实验的老一辈农民及青年。他们依托弘农书院平台，借助本地浓厚的乡土传统文化优势，以文化道德复兴为基础，探索乡村发展新的道路。
根据是否是本村人以及所运用资源的来源维度，上述乡贤的案例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土生土长，并没有到村外上学或就业的人，以弘农人团队的老一辈农民为例，他们更多是基于对乡土的记忆和热爱，运用村内的资源，做自身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二类是出生于乡村，通过升学、就业、创业等渠道到外地打拼，然后再回归开展乡村建设的人，以丁汉平、陈涛、谭胜民和胡诗泽为例，他们一般在外扩展了视野，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再把社会资源拉引回村。第三类是并非出生或生长于该村，以外人身份推动乡村建设，他们不是村民但胜似村民，用心为村民服务，代表人物如张承永，他经过考察选择了大平安村开展互助养老探索，因其杰出贡献而被评为大平安村的“荣誉村民”。
此外，还可以通过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将他们进一步划分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群体的特性也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类是政府官员，例如丁汉平曾先后担任镇长、镇委书记和罗田县统计局局长，陈涛曾是南阳市驻京办主任，他们有宏观大局意识，在工作期间积累了许多资源，而且这些官方身份增加了他们在村内开展工作的公信力。第二类是基层管理者，例如谭胜民以村主任的身份推进工作，这类群体更熟悉村落的资源状况、人际关系，能及时把握国家对乡村的政策信息。第三类是民间守护者，前期一般较少获得官方承诺和支持，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自发参与乡村建设，例如张承永缅怀知青岁月，退休后不忘反哺社会，在大平安村探索知青互助养老模式；胡诗泽作为一名大学生，以建立微信群、拍电影、举办会议等时髦的手段推广家乡特色；弘农人团队为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生态农业和合作经营方面的指导，均是义务性质的。
虽然上述案例的乡贤身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但他们在村中所做的事情却具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围绕“乡村经济”撬动并重组地方资源，探索整体性振兴乡村的“经世济民”目标。
在以上案例中，“经济元素”随处可见。丁汉平动员村民修路整岸，重修祠堂，弘扬荆楚家学，引导村民成立合作社，将张家冲村打造成“荆楚家学”生活体验景区。陈涛基于兰馨书院平台，为村民提供娱乐活动场所，重塑优良传统文化，进而带领村民走合作化、生态种植道路。谭胜民通过美化村庄，将其建设为集写生、旅游、休闲于一身的写生基地，而后以评选“好婆婆、好儿媳、好儿子”活动等形式促进村庄文化建设。张承永以“乐活大院”吸引老知青到大平安村养老，既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也让老知青与村民发生联系，老知青传授村民如手风琴等技能，实现村民在经济和文化的双向进步。胡诗泽从建设流动儿童图书室和农民阅览室等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角度入手，重新凝聚村民，带领村民整治环境。随后开发特色农产品，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经济发展。弘农人团队以道德教育活动提升村民的精神意识，鼓励村民成立农业合作社及联社，最终引导合作社成员不忘反哺乡村，以他们为主体给广大村民提供文化服务。
纵观这些案例，乡贤们有的从弘扬传统文化入手把村民凝聚起来，重塑乡村互助关系，进而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有的先以经济进步激发村民的参与动力，再过渡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发展经济仅是他们工作的一个手段和方面，他们最终都走向了乡村的全面发展。在此还需明确的是，经济利益与推进“乡村经济”并不存在对立关系，不能过度贬低或忽视乡贤对经济利益诉求。新时代的“乡村经济”事业，因其承载着现代社会所稀缺的元素，从而会在生态文明的新要求中逐渐被市场重新定价，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盈利空间。这种经济利益一般不仅惠及乡贤本身，他们还会为谋求村民的最大利益和幸福作出努力。从这一点看，这些乡贤确实达到了“乡村经济”的真正目标。
四、经世济民，可持续发展
总体而言，“乡村经济”是把乡村当做一个整体和一项事业长久经营，它必是自然的、循环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一状态的前提是对乡村资源的充分运用，而这就引申出三个问题，即乡村的资源是什么？如何组织这些资源？以及谁来运用这些资源？
（一）乡村的资源
乡村的资源根植于传统和历史之中，具体表现在生态环境、乡土文化、经济产业、参与主体上。生态环境指地形、气侯等地理环境，田野、河流、山林、草原等自然风光和人类生活的场景。乡土文化以乡村历史、传统风俗、民间艺术、教育理念为载体，其中乡村历史由社区记忆等无形物质和文化遗址、博物馆、家谱等可见物质组成。经济产业包括经济作物，如原生的特色农作物品种，生态种植等技术，以及集市等经济活动形式。参与主体则指有意愿或正在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囊括了村民与市民，本村人与外村人等群体，他们背后均有一定的资源网络。此外，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也是宝贵的资源。
（二）组织资源的形式
本篇的六个乡贤案例显示，将资源组织起来的方式有资源共享、建立乡村组织和进行社会动员等。
第一，资源共享。任何乡村资源都具有非排他性，为全体村民所共有和享受。因此只有沉睡的待挖掘资源，而不存在不能使用的资源，村民在农忙时间互相帮助完成作物收割便是典型的人力资源共享案例。这种资源的非排他性，也意味着使用者要承担分享资源的使命，这样才能使资源保持活力。例如乡贤都不约而同地整治村容村貌，改善村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如丁汉平带领村民整路修岸，拆除违规建筑，提高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这种优美环境使村民生活更加舒适；又如陈涛和弘农人团队免费提供书院场地，欢迎村民使用以开展文体活动，丰富文化生活。更重要的一点是，乡贤所做的任何工作，其经验和方法均给其他人作出良好示范，可进一步辐射到周边村落，形成带动效应。
第二，建立乡村组织。单个村民的力量是微弱的，因此他们都倾向于聚集。在过去，村民以家庭和宗族作为行动的基本单位，然而随着城市化变迁、人口流动等影响，家庭和宗族的功能在不断弱化，原子化的村民不得不独自地面对市场和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需要新型的组织载体，既能发挥村民间的互助精神，还能在乡村资源整合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丁汉平在乡镇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在村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召开村民大会，并成立7人议事小组，以该小组作为村民与外界、村民与基层管理者之间的沟通媒介，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保证村民的参与权、知情权，该小组还推出系列村规民约来规范村民的行为，这些举措均为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谭胜民带领村民成立蓝田县鲍旗寨校外教育实践开发有限公司，统一分配资源和接待来访者，增进了资源利用效率和总体经济效益。弘农人团队引导村民成立合作社及联合社，实行统购统销、资金互助，一方面能强化组员内部合作，另一方面能提高其在外部市场中的竞争力。
第三，进行社会动员，链接外部资源。乡村的资源并不局限在乡村地域范围内，还可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广泛链接外部资源，尤其要吸引在外获得一定成功的乡贤以及市民的参与。上述案例中的丁汉平、陈涛、谭胜民、胡诗泽等，都是在外地打拼了一段时间再回归乡村与村民共谋发展的。其中在丁汉平的带动下，从张家冲走出去的县老干局纪委书记丁际升、县政府办副主任丁际儒也回流了，并引入武汉西厢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丁汉平甚至在附近的新铺村发出倡议，号召该村的退休干部、职工回村参与家乡建设。在引导市民参与乡村建设方面，需要保证参与方式的便利性和参与渠道的多样性。例如谭胜民邀请了西安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来这里游玩，这位教授提到，鲍旗寨的地貌很像法国的普罗旺斯，非常适合美术专业的学生来此写生，受此启发，谭胜民将鲍旗寨村打造成写生基地，并与国内许多美术高校取得联系，部分高校还在此地挂牌成立实习基地。胡诗泽收集大城市的闲置书籍、文具资源，在村内建立图书室和阅览室；鼓励村内成功的企业家胡绍洲担任村庄建设小组组长，发挥他在链接资源方面的优势；建设微信群和语音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次滩村的建设进展；引进电影剧组到村内取景拍摄，提升村民的自豪感和村庄知名度。
（三）乡贤群体是推进“乡村经济”的先行者
推进“乡村经济”涉及多个方面，必须寻找既了解乡村资源特性，又具有一定的对外沟通与协调能力的群体作为担纲者，新时代的乡贤便是符合这些标准的群体。上述案例表明，乡贤群体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实现“乡村经济”过程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这是因为他们普遍具有爱乡情怀、热爱传统文化、追求生态发展、关注弱势群体、乐意付出等精神特质，而这些精神特质与“乡村经济”的理念和目标高度契合。乡贤群体在乡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带领村民走合作化道路、重塑和弘扬优良传统文化等工作，可以为其他群体，特别是村民提供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提升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
历史告诉我们，大部分的社会进步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行者的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少数人的觉醒与跟从阶段，如部分政府部门、媒体、企业家等将先行者作为潮流看待；最后才进入全面推广阶段。由此，乡贤群体在工作之初总是孤独的，会受到他人的不理解甚至是非议，他们只能先行先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保持世界的一点光明而不懈奋斗。
五、小结
回溯中国传统的“乡村经济”词义和历史，可发现现在流行的经济建设概念及其涵义只是其中一个小的方面。乡村建设者需秉承“经世济民”的理想，既学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经营思维和创新手段，又要结合传统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方式，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乡村的本土化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的根在于乡村，乡村滋养了我们。乡村传统事物所承载的符号象征以及资源是经久不衰的，它们只是处于沉睡的状态。以发现美的眼光重新审视乡村，充分挖掘司空见惯的事物背后的价值，可作为推进“乡村经济”的重要动力。
此外，社群集体互助是村民面对问题和渡过危机的重要形式，随着家庭、宗族功能的弱化，有必要以形成社会组织、发展合作社、成立社会企业等方式重新凝聚村民，实现资源整合、互相帮助、情感支持等功能。
最后，乡贤群体的精神特质与“乡村经济”目标存在高度的亲和性，新时代呼唤乡贤群体的参与。创造更多元的参与形式，动员在外已经获得一定成功的乡贤群体回归家乡，鼓励他们结合自身的优势及资源，带领村民建设家乡，将一切愿意参与的主体和资源都纳入进来，将成为真正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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