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孙红文】---从环境保护看农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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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环格格有话说：

        9月30日周五（农历八月三十），大家早安！！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当美国发现因为农药造成大面积地下水污染的那一刻起，人们开始意识到农药对我们会带来的危害...不过直到现在，农药也未停止它的工作....与此同时因为农药会带来污染被指责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

农药的功与过，是与非，我们需要科学评判.......

对农药，或许我们更需要认真地对它进行科学认知........

今天专访——孙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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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红文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观点

要想正确使用化学品，发挥其效益，降低其危害，就应该在全面掌握其环境行为及毒理效应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标准与规范。

——源自孙红文老师的一段话

访  谈

▼ 问：孙老师好，我知道您一直负责教育部环境污染过程与基准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实验室主要的科研工作是什么？教育部为什么会设这样一个重点实验室呢？ 

孙红文：教育部环境污染过程与基准重点实验室是2008年被批准建设的，2012年通过验收。这个实验室有三个主要研究方向，1）环境污染过程；2）生态毒理与环境基准；3）受污染环境修复。

化学工业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带来福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化学品；但是因为人们过度依赖化学品，在化学品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使化学品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罪魁祸首。所以，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和管理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要想正确使用化学品，发挥其效益，降低其危害，就应该在全面掌握其环境行为及毒理效应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标准与规范。而环境基准正是环境标准的科学基础，不过相关的研究在我国还很欠缺，需要建立若干科研平台加强此方面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在过去30年中，我们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环境保护的意识和手段相对落后，造成了大量的受污染场地。对于受污染环境的修复我们也有很大的需求，急需建立适合我们国情的完整、系统的技术体系。

教育部设立这么一个实验室，就是可以在相关研究领域汇集人才，形成科学研究的高地，以满足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大需求。同时，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也肩负着人才培养的任务，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生培养、设立实验室开放基金、接收兄弟单位人员来进修，为国家培养相关人才。

▼ 问：您有一个课题是“新型污染物复合体系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今年这个课题就要结束？那么什么是新型污染物呢？  

孙红文：这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2013年初启动的，2016年年底结题。新型污染物是一个敞开的体系，现在主要包括环境激素、溴代阻燃剂、药物及个人护理品等，将不断有新的物质被提出。新型污染物结构和性质都不同于传统污染物，而且大量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中使用，因此其进入环境的渠道、环境行为及人体暴露途径都有别于传统污染物，在这个研究中，一定需要认知角度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另一方面，某个具体的环境中往往存在多种污染物，不同性质污染物同时存在，会彼此影响环境行为与毒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环境中Zn的浓度较高时，会对Cd的植物吸收产生抑制作用，因此Zn背景值比较高的区域，Cd的环境标准可适当提高。还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就是当30种污染物（大多为环境激素）的浓度都低于其环境标准时，混合在一起却造成了青蛙的畸形。所以，如果我们不考虑复合污染，就会出现欠保护或过保护现象。污染物的相互作用模式很复杂，需要持续地进行系统研究，才能逐渐掌握复合污染的规律。

我的杰青项目主要针对若干新型污染物组成的复合体系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展开研究，这个项目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如获得了全氟化合物等新型污染物的区域污染特征、对于不同类型污染物复合体系在水-土界面的复合行为的机理进行了解剖、对于植物吸收污染物的途径及人体暴露风险取得了新的认识。但是，新型污染物复合体系环境行为的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尚有很多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研究。

▼ 问：这些研究 都归为环境化学的研究？这其中—对农药是一个怎样的研究呢？

孙红文：我们前面提到，要想降低化学品的危害，必须充分认识其环境行为及毒理效应。而环境化学就是一门研究有害物质在环境多介质中的来源、存在、迁移转化行为等环境行为的学科。一个农药进入土壤环境中，会经过一系列环境化学过程，如挥发、吸附-解吸、淋溶、微生物及非生物降解、动植物吸收等，这些过程综合作用决定其最终归宿。比如说第一代有机氯农药很难降解，造成了其环境持久性；同时，有机氯农药的半挥发性，造成其可长距离传播，因此它的危害可蔓延全球。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2001年提出了控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公约首批控制的12种POPs，有9个是有机氯农药。现代农药大多都含有较多极性基团，比较容易降解；但同时，水溶解度较高，比较容易淋溶，污染地下水。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土壤的性质对于农药环境行为及归趋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农药环境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

▼ 问：看到您的一篇报告，有关“土壤有机污染诊断与修复”，报告很长，其中您讲到了农药在环境中的迁移和转化，有一个看似很复杂的图，您能给我们解读下这其中的原理吗？

孙红文：化学品进入环境后，它会与环境多介质发生相互作用，影响其最终归宿和生态毒理效应。海洋和土壤是持久性化学品在环境中两个重要的“汇”。土壤结构非常复杂，它是由土壤颗粒团聚体、土壤溶液及土壤空气组成，还包括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等构成的生态系统。土壤上面与空气连接，有非常明确的界限；下面与地下水连接、没有明确的界限，称为地下含水层。土壤颗粒的组成也十分复杂，它是以矿物为骨架的金属氧化物与有机质覆盖在表面的复合体，是一个高度非均相颗粒。因此污染物进入土壤后，会发生一系列环境过程，如挥发、渗滤、吸附-解吸、微生物降解、非生物降解、动植物吸收。所以农药的结构不同就会发生不同的迁移转化过程。

现代农药都具有极性基团，因此被土壤颗粒吸附的机理，除了憎水性的分配，还包括氢键等极性作用；这些极性基团决定着现代农药都比较容易发生水解、微生物降解等，最终被矿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较高的极性导致现代农药都比较容易溶于水。而如果不能快速降解，有可能就会污染到地下水。

▼ 问：那么这里您讲出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如果农药具备容易发生水解、或者快速通过其他途径降解的性质，就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或者减少危害？而如果不能快速降解，就有可能造成污染？或许通过这两种趋势，我们会对农药有一个更为清晰地科学认识。

孙红文：是的。如果农药容易降解，自然危害性就小得多。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由化工厂合成的未经加工的高含量农药被称为原药，它是不能被直接使用，多为原粉或原油；在原药中加入适当的助剂和溶剂后制成可被农民使用的产品称为制剂。一种农药可以制成多种制剂，不同的制剂具有不同的药效和环境风险性。例如，吡唑醚菌酯微乳剂对水生生物毒性极高，但被加工成微囊悬浮剂后毒性大大降低，环境风险性降低。微囊悬浮剂的制备对技术要求非常高。因此，我相信，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药本身及其剂型也会不断的更新换代，有更多的环境友好型新产品和新技术出现。

我们知道农药是植物保护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粮食安全出发，农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农药的发展，它的使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这就要求现代农药设计和发展的目标是—-对于有害目标生物具有高效性，而对于非目标生物具有低毒性，在环境中持久性较低，即比较容易降解。也就是，与其它化学品一样，对于农药，我们要尽量利用它给人类带来的福祉，避免其危害。这也是带动相关科学螺旋式发展的动力。

我们国家对农药的使用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只要企业规范生产和农民规范使用，就基本上不应该存在农作物残留超标和环境被污染的现象，也就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但我国环境执法力度不严，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尚待加强，政府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提出科学、合理的农药生产和使用标准，加强农药生产企业管理，提高农民科学素质，推广实施科学安全用药技术，指导和督促企业、农民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安全标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完善，因为一些病虫害，也逐渐对一些药产生耐药性，因此，目前在全球广泛应用的600余个农药品种中，仍有一部分高毒、高残留、对环境有不良影响的农药品种；另外还有一些病、虫、草害至今还缺医少药，对此必须开发具有新的作用机制、结构新颖的农药品种，尽快取代对环境有不良影响的一些传统农药品种，尽快解决某些病虫害缺医少药的问题。

▼ 问：有人说，农药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产物，在农业生产中，农药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孙红文：我不是学农药的，但是农药和化肥的发明和发展确实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农药，地球不可能支撑70多亿的人口。

在自然界中，由于病原菌引起的植物病害达1500余种；由线虫引起的病害1000多种；危害植物的昆虫也有数千种；此外，还有几百种的杂草，几十种鼠类等啮齿类和其他有害脊椎动物，它们使农作物遭受巨大损失。在我国，已知危害农作物的病、虫、草、鼠亦有2300多种，其中造成病害约750种，害虫约840种，杂草70余种，鼠类20余种。这些危害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由于害物对农作物的危害，如果不使用农药，将会使原已趋于紧张的世界粮食供应更趋紧张。上述这些危害，使农作物受损75%左右，其中因病、虫引起减产53%，由于杂草减产21%。

现在所讲的有机农业是指什么呢？指在生产中完全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现在世界各国有机农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欧美等国家，但有机作物产量比常规作物产量要低20%-25%，生产同样数量的食品需要用到更多的耕地，而且对于农业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更高。因此，为满足人类大量需要的粮食问题，现阶段来说，农业生产还是离不开农药的。

▼ 问：不过现实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喜欢农药？或者说并不希望它存在….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在哪呢？ 

孙红文：当我们作为消费者时，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农药。目前，国民的环保与健康意识提高，这也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发展的一个体现，是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的一个阶段。国民对于农药、重金属等污染物对食品安全带来的威胁高度关注，对于整个国家健全环境保护体系，严格遵照环保法律法规办事提供了一个大环境，是一个好事。民众的关注是很有必要的，这对于相关部门要求生产者、监测部门严格按照标准办事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谈药色变，如果不施用农药，我们就不能每天享受这么一个丰富的食物市场，有可能就会沦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我听到一些报告，整体上，我们国家现在农药残留问题大有好转，不合格率已经很低。

刚才已经提到，现代农药已经从设计上考虑环境友好、安全问题，只要农民规范使用，就基本上不应该存在超标现象。但是病虫害也是有适应性的，一段时间后，农药的药效可能会下降，这里就需要科学组合配方达到病虫害的有效控制。

不过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国农业结构现在还大都处于分产到户的模式，非常分散，很难环保执法管理；随着农业集约化发展，我们使用农药的规范性还会进一步提高。在最近立项的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中，农药和化肥的双减是一个重要项目，相信通过这些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会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技术与模式，减少农药与化肥的危害。

▼ 问：选择、使用农药需要进一步提高规范性这是我们现实中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我们国家目前农药的施用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如何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呢？ 

孙红文： 我从资料上获悉，2015年我国农药施用商品量92.64万吨，其中以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为主，占到98.7%。从毒性看，主要以低毒为主，占到71.5%。现在农药的品种呈现出多元化，给农民用药的选择提供了便利，但也给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在农药的合理搭配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民本意也不想使用农药，也想生产出高质量、安全可靠的农产品，但病虫害的发生往往会打破这种愿景。农民在生产中很迫切地需要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先进的防治技术。

其实近年来，我们国家政府各部门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连年加大投入，注重其发生规律的研究，加强预测预报和群防群治工作，在防治技术提升方面加大投入，尤其是当前无人机喷药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在防治小麦、水稻和林业病虫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相当多的企业也在积极地参与到农药研究和应用技术的推广工作中，与政府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政府和企业一同集约化、规模化地进行病虫害的防治，提高了农药的利用率，减少了农药的用量，避免了农民在病虫害爆发时病急乱投医和加施、乱施和滥施农药。但与国外相比，我们国家在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农药的产品研发与施用技术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我们继续加强科技投入，为农民做好服务。另外一点就是，我国目前环境保护执法力度还不够，出现有法不依，使用违规农药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在加强法规建设，增进执法力度的基础上为农民做好服务。

▼ 问：您这里提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节点或者说是环节，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农药的产品研发和农药的施用管理。这三者之间需要相互配合？ 

孙红文： 是的。我们这里说的关键点就是通过病虫害检测现实数据的不断更新，科学研发出环境友好的农药产品， 农户科学管理农田、科学使用农药。这样才会保护农田 真正地保护环境。

以前，由于病虫害监测防治技术的匮乏和农药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很多具有“三致”作用的持久性农药流入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药的现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现代农药在研发过程中注重环境友好性：原药研发更倾向低毒，比如2008年杜邦推出的新产品氯虫苯甲酰胺，它作用于鱼尼汀受体，这是昆虫独有的结构，因此这种农药对没有此受体的人和哺乳动物毒性特别低（微毒）；制剂剂型注重水基化、微囊化，减少甲苯、二甲苯、壬基酚等助剂的使用。其次，各国在农药法律法规方面也在不断的完善，我国也不断地加强农药的管理，在进入市场前必须通过环境毒理学的一系列评价（如对蜂鸟鱼蚕的毒性），只有满足法律法规的农药才允许生产并进入市场，如2007年禁用了五种剧毒有机磷农药，2015年征集农药助剂的禁用限用名单，这些举措都从源头上阻断了环境不友好农药流入市场。

▼ 问：评定农药是否安全，具体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

孙红文： 农药在进入市场前首先要进行至少两年四地的田间药效试验和残留分析试验，只有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才能被允许生产或销售。这些标准都是根据我国国民饮食习惯和作物种植特点经过科学试验制定的。如果不按农药的推荐剂量和安全收获期进行生产操作，就会带来蔬菜残留超标和土壤、水体等的污染问题。现代农药已经从设计上很安全了，只要农民规范科学使用，就基本上不应该存在农作物残留超标和地下水被污染的现象。

农药在减少农作物病虫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部分农药也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施用中不是越多越好，随意加大用量不但不能促进植物生长，反而会使其生长受到抑制，严重的甚至导致叶片畸形、干枯脱落、整株死亡。磺酰脲类除草剂在土壤中半衰期较长，对下茬作物易产生药害。但也有极少数农药品种能促进作物生长，有增产作用，如吡虫啉可促进农作物生长。

▼ 问：所以，您一直在提--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来减少农药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和危害？

孙红文：是的。农户的农药施用技术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需要了解植物保护专业中虫害的“经济阈值”和病害的“防治指标”等术语，它们是用来评估病虫害虫的发生情况与经济危害水平关系的，当达到某一程度时应采取防治措施，如果低于此程度就对作物经济损失水平没有影响。因此，注重病虫害发生规律，把握好病虫害的防治时机，是减少农民加施和滥施农药的关键。比如在病虫害低发生水平时，过多的农药使用非但不会增加产量，反而会造成农药残留降低农产品品质，其进入环境中造成污染。此外，很多作物对某些农药比较敏感，过多的施用会产生药害，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需要控制好农药品种和农药施用数量以及施用的时间，就可以减少农药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 问：您讲到土壤对农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生物炭对农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通过研究，我们最终是想找到一种科学手段来减少或者降低农药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孙红文： 是的。我们的化学品进入环境，会发生一系列的迁移转化过程，影响其最终归宿和效应。其中吸附是一个重要过程，农药被吸附后，被锁定到土壤颗粒的内部结构中，其被动植物吸收以及向下地下水渗滤的程度都会降低，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降低了风险；但是同时，吸附态农药的降解活性，特别是被微生物利用的活性也降低了，从一定意义上是增加了持久性。因此，吸附是一个双刃剑。

生物炭是生物质残体经过缺氧热解形成的富含碳的物质，目前被认为是可以一并解决碳的固定减排、改善土壤环境肥力、解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以及修复农田污染的一个综合技术。生物炭可以吸附固定一些污染物；同时生物炭还具有多孔结构以及微量元素，有利于微生物繁殖；另外，生物炭上的一些基团可以催化农药水解，所以，生物炭的结构和性质选对了，就可以成为一举多得的农业技术。

生物炭作为“一石多鸟”的新技术，其施用于土壤后必然与农药发生相互作用，影响农药的最终归宿和生态毒理效应。生物炭具有多孔结构以及微量元素，有利于微生物繁殖；这些结构和特点不但可以吸附固定农药，还可以催化农药水解，有利于其微生物降解。但是，生物炭施用农田后，也会改变农田土壤的性质，如持水率、吸光特性；而土壤同时对生物炭具有反作用，使生物炭逐渐丧失其特质。因此需要系统的、长期的实验研究，确定生物炭的最佳加入量、加入周期，以发挥其最大的效益，达到有利于土壤增肥、作物增长、降低农药危害的目的。

▼ 问：有文章说--化学生物学已经成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推动未来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发展的关键研究领域。这是不是也预示着农药今后的发展方向？   

孙红文： 是的，化学生物学是一门通过用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命现象、生命过程的化学基础学科，因此，它可以通过探索干预和调整疾病发生发展的途径和机理，为新药发现中提供必不可少的理论依据。南开大学就建有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农药是用来控制害虫的，如果我们对害虫的独特生物化学过程讲清楚，就可以有效地设计农药，只对害虫产生作用，避免对非靶向生物产生危害。

当前农药发展方向呈现多元化。环境友好型成为农药的首选因素，要求农药向更高效、更环保和更安全的方向发展。改变了以前仅以高效、低毒为首选的状态，要求将药剂对环境安全作为首要条件。从引起水俣病的有机汞及高毒的无机砷，到引起神经毒性的有机磷类及因残留导致环境污染的有机氯类，以及近年来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磷化铝、溴甲烷等都被禁用。但是，人们对于农药的危害作用有时会需要一个过程，如新烟碱类杀虫剂是第四代农药，只在近年才发现其可对蜜蜂造成毒性作用，目前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 问：应该说我们一直在寻找农药与农业生产之间科学合理 绿色的发展模式？ 

孙红文：我国农药学家陈万义先生曾对我国农药发展与环境安全作过论述：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的“农业-农药”之间的两极关系演变为“农业-农药-环境”的三极关系，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使用农药，而农药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但农药的副作用受到了环境管理的制约，环境安全的要求推动了农药及其使用技术的创新发展，环境友好型农药的应用又促进了农业生产向安全、高效益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法律法规，像《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规定》，也在新型、低毒、高效农药的研制和推广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断更新农药品种，研发新的病虫害防治新技术。近年来，我国生物农药和绿色农药新剂型的发展创制成为农药发展的新亮点，植物免疫蛋白质农药等的研制成功和农药微囊化剂型的大量应用都是人们寻找农药与农业生产之间科学合理绿色发展的体现。

▼ 问：孙老师最新科研动态和团队能否给我们介绍下呢？ 

孙红文： 我现在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新型污染物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与人体健康；一个是生物炭技术应用。如刚才介绍，目前我国化学品管理工作还相对薄弱，很多环境标准是照搬国外的。而对于新型污染物，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刚刚起步，所以加强相关研究，可使我们保持在国际领先水平。

整体上，人类的寿命不断提高，但是，近年慢性病呈高发态势，如糖尿病、肥胖、不孕不育发病率都在提高。研究表明，这些慢性疾病与化学品污染有关，但是尚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所以化学品污染与人体健康是一个新型交叉学科。我们将从化学品环境污染过程研究逐渐过渡到人体暴露、健康风险等方面的研究，在南开开辟这一新的交叉学科。

在杰出青年基金结束后，我主要依托973课题、长江学者资助、国家基金等展开工作，希望在保持一个优势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带出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团队，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申请不同部门的团队项目，我们刚刚获得了天津市“131”创新团队的资助，这样有利于继续保持优势方向。希望可以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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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红文研究团队：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化学、人体健康与污染修复。2016年获得天津市：“131”创新团队的资助。

       孙红文主持或参加国家基金、973、863等项目40余项，发表期刊论文270余篇，其中SCI摘引130余篇，总被引用2000余次；获得发明专利授权4项，编写专著及教材10余部；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天津市科学进步二等奖。主讲本科生《环境化学》连续入选国家级精品课及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教师，天津市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孙红文担任中国生态学会污染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业委员会等若干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环境化学》、《农业环境科学学报》等国内外刊物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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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ngkai Zhu, Hongwen Sun*, Yanwei Zhang, Jiayao Xu, Bing Li, Qixing Zhou, Uptake Pathway, Translocation, and Isomerization of Hexabromocyclodo- decane Diastereoisomers by Wheat in Closed Chamber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50, 2652−2659该论文发表在环境科学领域顶级期刊上，通过设计密闭微宇宙装置，发现对于憎水性、半挥发性的有机污染物（六溴环十二烷），通过植物叶面从气相的吸收成为主要途径，而通过植物根系从土壤的吸收很难向植物的地上部分传输。从气相吸收污染物增加了从植物的人体暴露风险。

2-Peng Zhang, Hongwen Sun*, Li Yu, Tieheng Sun, Adsorption and catalytic hydrolysis of carbaryl and atrazine on pig manure-derived biochars: Impact of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biochars, J Hazard Mater, 2013, 244-245:217-224该论文是ESI高被引论文，系统阐述了不同性质生物炭对两种农药（西维因和阿特拉津）的吸附机理；并首次报道了除了吸附能力，生物炭还对农药具有催化水解的能力，催化水解的机理包括pH增高，表面金属氧化物及溶解性金属离子。通过该论文的结果，可以将生物炭作为一种农药污染的修复技术。

3-Tao Zhang, Hongwen Sun*, Yan Lin, Xiaolei Qin, Yanfeng Zhang, Xia Geng, K Kannan, Distribution of poly-and 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in matched samples from pregnant women and carbon chain length related maternal transfer, Environ Sci Technol, 2013, 47:7974-7981该论文发表在环境科学领域顶级期刊上，发现全氟化合物（一类广泛用于民用商品的表面活性物质）可以通过胎盘跨带传输，传输的效率与碳链的长度有关。这为健全全氟化合物的风险评价体系，筛选风险低的全氟化合物提供了科学基础。

4-孙红文主编《生物炭与环境》（专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10月。本书就生物炭的生产、性质及其在固碳减排、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微生态、固定重金属及有机污染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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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访谈感谢 孙红文老师

农环订阅微平台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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