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从“拥汪”到“联蒋” | 肖如平、周志永

谭延闿，湖南茶陵人，清末进士，曾任湖南督军、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两广督军等职。国民政府建立后，出将入相，先后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与谭延闿相比，蒋介石虽为后起之秀，但自中山舰事件后，其地位日益上升，逐步超越谭延闿。自1926年至1930年，谭延闿与蒋介石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逐步由“同僚”转变为“臣僚”。期间，谭延闿对蒋介石走向权力中枢曾予以有力的支持，也对蒋介石的独裁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抗争，但出于现实利益及共同的政治理念他最终成为蒋介石坚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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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在苏联顾问和中共的支持下逐渐成为南方革命政权的首要人物。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党军司令官。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共设五军，党军改为第一军，以蒋介石为军长;建国湘军改编为第二军，以谭延闿军长。“廖案”后，谭延闿接替许崇智出任军事部长，成为广州国民政府内的军事实力派。1926年1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9人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对此，苏联顾问在回忆录中说:“政府主席汪精卫、军事部长谭延闿和国民革命军的总监蒋介石--成了解决军队生活中一切实际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负责一切政治问题，谭延闿负责军需，而蒋介石总揽了一切军事行动问题、组织问题以及军队的训练事务。”此时，汪精卫、谭延闿与蒋介石各有分工，相安无事。然而，中山舰事件打破了这种格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驱逐第一军党代表。并派人送信给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吿以将采取行动，宣布戒严。谭延闿等人见信后深感震惊，因为蒋介石3月19日还与汪精卫、谭延闿等人会面，与谭相谈甚洽，并无任何征兆。汪精卫见信后，极为愤怒，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经过讨论，决定由谭延闿和朱培德两人共同前往阻止蒋介石的鲁莽行动。临行之前，他们还派人通知第二军和第三军做好军事准备，“以备万一之变”。

然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接受谭延闿、朱培德的劝告，反而对谭延闿颇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言，“组安军长不以此举为然，书生态度，不知革命之举动也。”由于未能说服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等人返回汪精卫家后，与陈公博、李济深、古应芬商讨对策，决定再派陈璧君、谭延闿、朱培德三人与蒋介石会谈。对此，谭延闿在日记中说:“璧君与朱及余再至造币厂与介石谈，湘芹亦在，辞多枝叶，卒无效果，仍返汪家。”之后，陈璧君、宋子文、谭延闿、李济深、邓演达等人列席而谈，仍无结果。当晚，谭延闿又到苏联军事顾问住处向季山嘉等人表示慰问与致歉。

次日，谭延闿先后三次赴汪精卫家，与朱培德、邓演达、李济深等人寻求解决办法。下午，蒋介石去探视汪精卫，汪精卫对其极为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之可言也。”辞汪后，蒋介石遇见谭延闿，并再次向他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缘由。谭延闿对蒋介石的解释不完全相信。然而，正当汪精卫与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商讨如何处置蒋介石时，苏联顾问和中共却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的政策。在事变当天，张太雷对谭延闿表示，此事应化小为无，中共决无抵抗之意。周恩来也强调，中共绝无谋叛之事，希望国共冲突能得到和平调停。苏联顾问团则决定撤销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退让政策，影响了谭延闿和朱培德等人的态度。

谭延闿

同日下午，蒋介石邀请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人谈话，详细解释了他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原因经过，并最终获得谅解。谭延闿在日记中说:“介石电话来，吾遂起赴其约，谈甚久。于此事起源及经过言之甚详，初疑介石不至于此，今乃释然。”对于此次谈话，蒋介石在日记中却说:“下午与谭、朱、李各军长谈对俄顾问及共产党各问题，皆赞成余意。事前皆反对我出此举动，而事后将余之言奉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其如此之速也。”对于这种转变，谭延闿在日记中称:“横眉怒目变为平心静气，前事已如梦矣。”

谭延闿对蒋介石逐步消除疑虑的同时，对汪精卫的态度却悄然发生变化。21日，谭延闿曾多次赴汪精卫家，分别与李济深、朱培德、周恩来、伍朝枢、邓演达商讨应对之法。22日，苏联顾问团决定对蒋介石让步后，谭延闿虽然对蒋介石的疑虑有所转变，但对汪精卫也未失去信心。然而，汪精卫的隐匿与出走却引起了谭延闿的不满。23日，汪精卫突然留书隐匿，不知去向。对此，谭延闿在日记中说:“得精卫书，知已移居，今则正式请假矣。何香凝殊忧悬，与谈久之。……九时赴东山沙勒伟也夫(索洛维也夫)之约，谈顷之，渠亦以汪先生不宜避去为言也。”在此重要关头，汪精卫负气隐匿，不仅不利于事件的解决，也令国民党群龙无首，内部陷入混乱不安。因此，谭延闿等人一致认为问题的解决“专在精卫之出否”。26日上午，谭延闿、张静江等人向陈璧君打听汪精卫的确切住处，“(陈)则坚不说。询以理由，则曰君自知之……有顷，张静江来，舁而登楼，垂涕而道，然璧君则曰迟矣，不可追矣。吾遂出，过宋子文，相与叹息。”当晚，众人再次推举谭延闿去说服陈璧君。为了找到负气出走的汪精卫，谭延闿一日三次至陈璧君处，最后一次竟在深夜将陈璧君呼起，“与谈久之”，仍无功而返。至此，谭延闿“知精卫决不归矣”，并有“妇家料理公事久之”之叹。可见，汪精卫的隐匿以及陈璧君的态度令谭延闿极表不满。

谭延闿等人对汪精卫失望的同时，转而对蒋介石抱有希望。4月1日，当蒋介石乘中山舰返回黄埔后，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宋子文等人即前往慰问。为了向谭延闿等人表明心志，蒋介石特意将孙中山先生的手札交给谭，请其为手札写跋。4月6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言:“为蒋介石跋孙先生手札，卷凡二十三通，有论胡展堂、汪精卫书皆精到之，两人皆非俄式革命家。其期许介石则甚。”至此，谭延闿也认同汪精卫“非俄式革命家”。

其实，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党、政方面均处于劣势，军事上也不占优势。然而，由于苏联考察团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甚至试图利用蒋介石来对付国民党右派等因素，使蒋在广州国民政府的地位迅速上升，并继承了汪精卫出走后遗留下的权力真空。而对汪精卫颇为失望的谭延闿也转向支持蒋介石。4月15日，谭延闿、张静江、朱培德赴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商谈政府改组问题，同意推荐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上述决议。至此，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领导人，而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则进一步接任了汪精卫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蒋二人成了汪精卫出走之后的最大受益者。

蒋介石掌握军权后，又藉口中共与国民党右派矛盾激化，提出整理党务案，以限制中共的发展，并获得谭延闿的支持。5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蒋介石、谭延闿、孙科、宋子文、朱培德等人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联席会议案和国共协定案。5月17日，蒋介石就中山舰事件向大会提出“自请处分”案，经讨论处分案不能成立。谭延闿认为“蒋介石自请处分，语绝沉痛，吾亦引申之，愿听处分。一误于于树德之请宣布实情，再误于孙科之提出信任案，于是请罪变为褒功。”对此，蒋介石也颇为自得，他说:“中央全体会议通过整理案党事案后，余即自请处分三月二十日案，全场决议以此案既不能完全发表，认余自认罪案不能成立，且通过以后，本党完全信托余为革命重心，完成总理未竟之志也。”19日，经蒋介石提议，会议选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6月3日，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李济深等人召开军事委员会，讨论北伐军总司令人选。蒋介石率先提名谭延闿为总司令，谭延闿则提议蒋介石为总司令，并获得会议通过。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会客，与张、谭二公谈总司令事，余惶愧力辞，推组安担任，而彼不允。各军长又推余不休，否则视为不负责任，进退两难矣。”至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领导体制形成了以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三人合作分工的局面。

性格各异的谭延闿、蒋介石、汪精卫均追随孙中山多年，且都在广州革命政权内担任着重要职务。孙中山去世后，鉴于汪在党内外的地位，谭延闿与汪的关系要远比与蒋密切。中山舰事件之初，谭延闿对蒋介石颇为疑忌，但随着苏联顾问的妥协让步以及汪精卫的出走，谭延闿逐步转向联蒋，从而在党政军方面形成了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三人合作机制。

（本文原刊于《民国档案》2018年第4期。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志永，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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