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譚公延闓行狀（下）

Original: 余傳韜代撰文古逸英华 2019-06-13

譚先生天資明敏，自小便以能文章為士林所稱贊，而其精到練達，更非普通人所能企及；少時，在兩廣督撫幕中，遇到疑難的公事為他人所不解的，祇有譚先生瞭如指掌，而且區處條理，都能恰如分際；但譚先生生平，絕不願以此見長，他的一切，都蘊蓄而不外露，所以外間人往往以他一無所長，這真是譚先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地方。

谭延闿先生

民國十七年二月國民黨第二届第四次全體會議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四中全會後蔣總司令督師北伐。進駐徐州，五月一日佔濟南。日軍為阻我北伐，出兵濟南，慘殺我交涉員蔡公時及軍民，先祖奉令赴徐州與蔣公研討對策。六月二日北伐軍克河北滄州。六月四日大元帥張作霖離京回師東北，在瀋陽皇姑屯車站，被日軍預設地雷炸死。五日革命軍佔領北京，十二日佔領天津。十七年十二月東北張學良歸附中央，全國統一。民國十七年十月中央頒佈國民政府組織法，五院組織法。先祖任國府委員、行政院院長，胡漢民為立法院院長。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先祖輕微中風，赴上海療養院休養，九月病癒還都。

张学良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為保全實力，拒絕編遣軍隊，又提出黨統問題，汪精衛通電響應，七月汪、閻、馮等在北平成立擴大會議。蔣中正率領大軍馳驅中原。十月閻馮等兵敗下野，戰事始告結束。

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為星期日，先祖在家休息晨間寫大字十二張，午後作書四通，即偕長子伯羽及長婿袁仲頤赴小營看馬。先祖性素愛馬，蓄有良馬數匹，在小營出觀盤馬，驟患腦溢血，乃即返宅請南京名醫診治放血，八時許胡漢民先生、戴傳賢先生及陳果夫先生等先後前來看視，先祖昏迷入睡，未及談話。二十二日晨七時，特在上海請來名醫、及先祖二子即家嚴季甫公、三姑祥、小姑韻、叔祖澤闓均乘夜快車抵京。各名醫於八時又施手術放血，並打退熱針，九時體溫增至一百一十二度，脈博微弱，九時五十五分溘然長逝，得壽五十一歲。

先祖的養生之道及對生死之理念，胡漢民先生也有深刻的解述：“譚先生的病，種源已久；兄弟在廣東時，每見他行走不便，曾問他‘究竟為甚麼緣故呢？’他說：‘我找過醫生，據攷驗的結果，斷定不是腳氣，即使有病，想來也沒有關礙了。’譚先生從前豪飲健飯，因此，凡找到醫生，如果許他飲食自如的，便以這位醫生為通達；如果為他多立戒條的，他便以為不行；他說：‘我以前已經吃錯喝錯，何必現在戒它，反令我感受痛苦呢！’有一位醫生，曾為譚先生作精密的診斷，結果告訴譚先生說：‘依你的病狀，將來有兩個死法：（一）得急病—腦充血而死；（二）由半身不遂而死。’譚先生告訴兄弟：‘這兩個死法，假如任我自擇，我必定揀第一個，如果半身不遂幾年，未免太使我難堪了。’這些事實，我們驟然看來，似乎有些奇怪，仔細想來，則譚先生實另有其人生觀。就兄弟的見解，以為惟莊子的‘養生主’近之，這就是黃山谷所言：‘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的道理。在譚先生抱定生與死為萬物變化之迹，為人之所不能逃，如果悅之、惡之，甚之為苟全生命計，勉強節制，便全然沒有生趣了。這真是能知道‘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便‘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的。兄弟以為一個有懷抱——能做得事業的人，對於生死，總有一個超人的見解。不過假如普通人本沒有知識，却不能以此藉口，以致放縱頹廢，弄到馬援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這一層是大家應有的認識。

“譚先生的嗜好，是寫字做詩，此外看馬，他自命不凡，以為有伯樂之才。二十一日那天，也因在小營看馬過久，便突然病發，載回家時，早就失了知覺，服藥不能，打針不可，諸醫束手。到二十二日上午，呼吸便完全停止了。”

國民政府即日明令褒揚令曰：

國民政府九月二十二日令

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德量醇深，謨猷弘遠。辛亥之役，建樹湘中，應援鄂渚，克奏光復之勛。嗣後討袁護法諸役，力持正義，大節曒然，暨乎壬戌癸亥之際，手挈湘軍，追隨總理，入襄至計，出奏膚功，為主義而效忠，固初終之不貳（註）。國府成立，以迄於今，定策決疑，夙夜匪懈，于以弘濟艱難，克定危亂，從容作鎮，政績彌昭。方今大亂漸平，國賴耆碩，何圖訏謨未竟，痼疾難瘳，天下憖遺，民失師保，遽聞溘逝，震悼殊深。着由財政部撥發治喪費壹萬元，派宋子文、鈕永建、賀耀組、魏道明、呂苾籌、陳融前往治喪，所有飾終典禮，務極優隆，以示政府崇報耆勳之至意。此令。

（註：譚伯羽《譚祖安先生年譜》“貳”為“懈”）

胡漢民先生對先祖為人處世之評語是“休休有容”，“和平中正”，“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通而有節”。全文如下：

譚先生“休休有容”，具有古人所謂宰輔的氣度，他的性格，祇有“和平中正”四個字，可以得其大略。兄弟與譚先生相處十餘年，從未見其疾言厲色，有時有人為什麼問題，互相爭持，譚先生一來，往往令人意消；遇到難以解決的事，一經譚先生區處，也就十分妥貼了。所以有人視譚先生為藥中的甘草，幾於攸往咸宜。但是譚先生在我們工作中，不僅如隨便配合的甘草，而是在配合之後，能使我們的工作，發生偉大的效能，顯出異常適當的作用的。這一點，凡熟於中央政情的同志，一定已有深切的認識！

位于南京玄武区灵谷寺东北侧的谭延闿墓

胡先生稱謂先祖對國事的貢獻“勝過藥草中之甘草而發生偉大的效能”。陳誠先生在致其子履碚的信中，也有類似的評語。陳先生說：

我上星期日到角板山，老先生（蔣公）問起你們姐姐兄弟等，我略告之。老先生說你最像外公（譚延闓），將來一定有造就，做父母的人聽到人家說自己的子女好，自然開心。外公學問、道德為國人所敬佩，固不待言。尤其於國家的貢獻之大，實有不可以言語所能形狀者。外公任國父秘書長時代，確能做到胼上下化異同之工夫。外公任國民政府首届行政院院長時，使胡漢民先生與老先生合作，尤其能對付汪精衛（兆銘）之輩，實不容易也。外公逝世後，因之黨內諸元老發生分裂，更使國人感佩而念念不忘也。假使外公多活幾十年（死時年僅五十二歲），或許國家不至如此四分五裂，為日本軍閥所乘也。外公也是老先生所最敬佩者，如不死對於國家更可相得益彰。（錄自《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第六六○頁）

譚景錫、譚景元、譚怡令感謝先祖親外孫女婿余傳韜先生代撰文

附記：

本文除另有說明外，取材於先伯父譚伯羽先生編輯之《譚祖安先生年譜》，及胡漢民先生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先祖過世後七天，在立法院總理紀念週之講演《悼譚祖庵先生》（載《胡漢民先生文集》民國六十七年國民黨黨史會出版）。如年譜後敍伯羽先生（一九○○—一九八二年）民國八年赴德國留學，十八年回國後即逢戰亂，多次奉派往歐洲使館，一九五〇年起又長滯海外，先祖之年譜實由徐建實、簡叔乾兩位先生撰述，於一九六四年伯羽公交由先父季甫公在台北印刷，分交親友。

胡漢民先生（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廣東廣州人，長先祖四十三天，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進士，一九○二年考取公費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為中山先生得力助手。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革命後胡先生為廣東都督，先祖為湖南都督。一九三六年先祖隨從漢民先生進見中山先生，是為先祖追隨中山先生之始。一九二四年冬中山先生北上，臨行將廣州軍、政責任分別交由譚、胡二位負責。

一九二〇年吴佩孚在湖南衡陽與先祖交往，先祖過世，吴親書輓聯寄南京，時吴已兵敗，寄居四川萬縣，聯云：

巫峽猿啼數行淚

衡陽歸雁幾封書

（本文出自《譚延闿日記·先祖譚公延闓行狀》，分兩部分刊發，今日發佈的為下半部分。代文者余傳韜先生為譚延闿之親外孫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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