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中我们最大的优势
2020
07.21
星期二
今天要讲的，其实是两个故事，两个可以拿来对比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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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9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的首次露面，选在了工人体育场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上。邓小平在八万球迷的掌声雷动中重新回到政治舞台。
邓小平复出之后，立刻开始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8月底，他就会见了率团来访的美国国务卿万斯。
邓小平本想尽快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是万斯带来的并不是好消息。尽管尼克松已经于五年前访华，但美国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一直阻碍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次，卡特总统关心《巴拿马运河条约》更甚于中美关系，而万斯更关心的是即将与苏联签订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加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美方再次决定推迟有关中美建交的工作。
邓小平的失望溢于言表。他果断改变了策略，开始积极邀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访华。邓小平认为布热津斯基会是一个更好的谈判对象。
从左往右：布热津斯基、卡特、万斯
时间到了1978年4月19日，《巴拿马运河条约》签署完成的第二天，布热津斯基立刻确定了访华行程。5月21日，他抵达北京。
当天上午，外交部长黄华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会上布热津斯基重申了“美国不谋求霸权”的主张。下午，布热津斯基见到了邓小平。东西方的两大战略家碰头了。
后来布热津斯基回忆他与邓小平的会面，写道：“邓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我对他的目标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他总是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地讲明观点和想法。”
布热津斯基的兴奋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五天后他向卡特汇报访问情况后，卡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他被中国人征服了。我对他说，他受到了迷惑。”
尽管卡特取笑了布热津斯基，但这次访问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不久即正式展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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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那么大的劲，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工作终于得以继续推进。等不到正式建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转向了他对两国合作最期待的领域。
1978年6月23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邓小平的指示做出十几天后，教育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
7月6日，卡特政府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率领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座谈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向邓小平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您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叛逃？”
邓小平莞尔一笑，回答道，不担心这种事，中国学生忠于自己的祖国，即使去国外留学之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宝贵财富。
弗兰克·普莱斯
普莱斯对邓小平的回答大感意外。让他更意外的是，邓小平当场建议美国立刻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而且他希望马上得到答复。
普莱斯在华盛顿时间的凌晨三点给卡特总统打去了电话，征得了卡特的同意。将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事情敲定。
普莱斯与卡特
2009年4月，卡特在访谈中回忆起当夜的情形，他说自己很少在半夜被人吵醒，普莱斯的电话让他很纳闷，因为他想不通普莱斯干嘛非要专门来一个电话，他觉得自己早在普莱斯出发前就已经给他充分的授权答应此类请求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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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作都在加速。
1978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的报告。选拔工作几乎在同一时间展开。
相比以往，这次的选拔标准非常简单，只要求业务好、身体好、外语好。三个“好”里，又空前强调外语好。对过去被放在主要地位的政审，几乎没有要求。
到了10月，由北大校长周培源带领的代表团访美，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一路参观了众多名校。代表团的工作卓有成效，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明确这些大学会接收中国留学生。
同月，通过紧张的层层选拔，52人的最终名单出炉。这52人是从14717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基本上以三四十岁的学者为主。
在经过两个月的集中培训（主要对外语和外国文化）之后，12月26日，文革后首批52名赴美留学生从北京出发，经巴黎转机，到达华盛顿。他们要赶在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的同时，立刻开始学习。
留学生们一出海关，就被成群的记者包围了。镁光灯不停闪烁。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吴葆祯医生代表留学生宣读了在飞机上起草的声明，声明的最后几句是：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学习从来没有如此让人兴奋。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后来在他们中间，诞生了7位院士，众多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以及更多的学科带头人。
截止1985年，中国陆续向美国派出了19000多名留学生，学习的领域从最初的理工科延伸到经济人文等各个领域。
四十年来，从中国前往美国的留学生连年增长。到2019年，仅此一年，中国在美留学生就有36万人。
一直到今天，中国总共向世界输送了六百多万留学生，其中一大半后来回国发展。
这些留学生，将中国带给了世界，也将世界带给了中国。
第二个故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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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要讲第二个故事了。准确的说，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一连串的事故。
我们都知道，这两年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政策了。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公开承认，实施了几十年的对华“和平演变”策略失败。这种情绪蔓延到白宫，就导致副总统彭斯抛出了“新冷战”的口号。
这件事发展下去的后果，就是到今时今日，中美之间除了热战，几乎动用了所有对抗的手段。在我看来，这就是“战时”。
彭斯
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美国人的思路是这样的：当初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决定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时，一方面是看中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利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中国人有钱以后，会自发、主动地移植美国的政治体制。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于是美国学者开始认为，中国人有钱以后也不会要民主，所以他们判断，原先的对华策略失败了。
事情果真如此吗？美国人得出这个答案，恰恰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美金，和美国的六万美金相比，有天壤之别，和一般发达国家的四五万美金相比，也存在不小的距离。此外，中国政府报告每年都会写，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中国还存在许多贫困人口——这些都是最容易找到的公开资料，但我没有看到一个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提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共识是“中国人有钱也不会爱民主”，而不是像地道的中国人那样想：我算“有钱”吗？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的策略不是失败了，而是还没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
中国人不是不爱民主，只是对“美国式民主”很谨慎，几十年里美国用大棒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制度，成功的例子有几个？一个履历上都是失败案例的推销员，凭什么指望靠空口就说服潜在的大客户呢？
吊诡的是美国学者认为自己之前的策略失败了，中国学者却好像不这么认为。十年前，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在凤凰卫视上参加一档节目，他总结了一个观点：根据西方经验，工业化要求工人聚集，带来城市化，城市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带来法制化，法制健全以后，人们诉求变多，开始走向民主化。中国现在城市化走了一半、法制化刚刚起步，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最后都会有的。
金教授的话可谓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战略的最好注脚。似乎对美国自己的政策，中国学者的理解比现在的美国学者还要深刻。
而金灿荣是中方主要的智库成员之一。
细想一下，这实在是一个很精彩的讽刺故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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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谈到了金灿荣教授，正好前两天发生了一件有关他的趣事。
威廉·巴尔
最近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著名的保守派智库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做了一场演讲，演讲中的一句话经由BBC的介绍，在中国广为流传。
这句话阐述了中方屡次提出的“双赢”概念。巴尔对这一主张嗤之以鼻，他说，在中国，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的意思。
中国网友又一次被震撼到了，他们在微博上询问，这又是哪位送枪党人的丰功伟绩？
找来找去，有人翻出了金灿荣教授之前的视频。
金教授自己也转发了相关微博，配上一张哭笑不得的脸。
有人找出来，双赢等于中国赢两次这个天才的说法，最早是2010年美国一份保守派智库中的创举。金教授引用了那则报告，来说明现在的美国知识界缺乏对中国的知识，到达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从国家战略到日常汉语的翻译，这又是一个精彩绝伦的讽刺故事。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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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怀疑，美国知识分子不是不懂中国，而是故意装傻。比如说“中国人有钱也不爱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知识分子找的托辞，毕竟他们不能明说，自己是怕中国人真正有钱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不保。而将“双赢”解释成“中国赢两次”，则是抹黑中国的惯常操作。
我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有的时候美国知识分子确实就是故意使坏。比如，他们把任正非“杀出一条血路”翻译成“要让鲜血覆盖我前进的道路”；又比如，把“韬光养晦”翻译成“卧薪尝胆”；或者大笔一挥，把“中国仰人鼻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翻译成“中国人再也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我同时也要说，也存在许许多多的例子，证明美国一些所谓的“中国专家”，就是简单的“水平不行”。
我们可以以著名的“中国通”白邦瑞先生为例。他是铁杆对华鹰派，彭斯的“新冷战”演说就是在他当主任的哈德逊研究所做出的。
白邦瑞
白邦瑞在台湾留学三年，从未在中国长待，却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纵横华盛顿四十年，这里面的逻辑已经很值得人玩味了。
更值得细品的是，白邦瑞最有名的观点之一，是他发现了中国成立大半个世纪之久的秘密部门——“战略忽悠局”。在其名著《百年马拉松》中，白邦瑞将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从各个角度力证战忽局的存在，甚至为战忽局指定了专门的教材——《资治通鉴》。
白老爷子钦点的局座张召忠
这还不算完，白老爷子更是苦口婆心地劝美国政府要当心那些成天在美国骂中国的异见人士，因为在白邦瑞看来，那些都是中国派过去迷惑美国的特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让美国政府相信中国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产生战略误判。
《百年马拉松》是当年美国最畅销的书之一。不得不说，老一辈“中国通”真的很厉害。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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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白邦瑞先生等老一代“中国通”水平差强人意是因为岁数大了或者没来过真正的中国，那么新一代“中国通”的表现会不会好点呢？
答案是，并不会。
我可以举在中国颇有名的美国记者欧逸文和何伟为例。他们都曾是《纽约客》驻华记者，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都以“中国问题专家”闻名。
可是，从他们的文章可以看出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俯下身来研究过中国社会。他们不像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往往把姿态放得很低，凡事以学习甚至朝圣的心态去试图理解美国人的想法。美国记者先生们可没有这种掉面子的习惯，他们到哪里都带着一副名叫“美国价值”的眼镜。这副眼镜存储着他们老家的画面，凡是和这些画面成像不同的，一定要接受他们的质疑乃至嘲讽。
欧逸文
比如在《打打谈谈》这篇文章中，欧逸文就中美关系采访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那几个小节是全文中最让人尴尬的桥段之一，因为几乎阎学通说什么，欧逸文就“震惊”或者“不解”什么。如果一个在中国待了七八年、号称擅长观察中国政治的记者，对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不停地感到“不解”，那么我不得不怀疑，这位记者七八年的时间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到底有没有好好地研究自己报道的对象。
何伟
何伟也是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今年3月份的雄文《成都封城日记》，这里我还要再提一次，在那篇文章中，身处成都的何伟，固执地以美国式的科学态度，嘲讽中国人人戴口罩的现象，质疑中国人戴口罩的效果。除此以外，他在描写武汉从1月份的混乱中恢复秩序时，报道的角度更是阴阳怪气到了清奇的程度。何伟说他找到了一名匿名的援鄂医生，这名医生对武汉的情形充满了负面评价——负面评价我们都接受，关键是，何伟找到的负面评价是以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的新颖角度做出的：
武汉确实恢复了秩序，食品和衣物是足够了，可是没有香烟、酒、茶、饼干、饮料和宠物食品……感觉像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唉，谁知道以后情况会不会变好？
Seriously？宠物食品？计划经济？何伟先生你确定这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女儿上小学的中国医生在那样的环境下会说的话吗？真的不是你自己编的？
何伟曾经作为“中国通”回到美国，欧逸文已经作为“中国通”前往华盛顿，而他们的前辈波廷杰，更是已经官至白宫安全事务副助理，我想问，如果美国培养出来的都是这样的“中国通”，能指望华盛顿真正理解中国吗？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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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尾之前，我还想花一个小节简单谈一谈美国一些华人移民的作用。
章家敦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关系问题上，有一批华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老一代有章家敦先生——我没有读过他，但久闻他的大名，章先生在国内广受尊敬，大家普遍认为，他的“中国崩溃论”把美国人忽悠惨了，为祖国争取了至少十年的发展机遇。
而新一代的裴敏欣教授，被称为“低配版的章家敦”，我是读过的，今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未来的文章，可谓“振聋发聩”。他说，中国的防疫工作极其失败，国内天怒人怨，所以，中国离崩溃不远啦——时至今日，如此胡话文章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发表在美国最顶级的外交政策期刊上，给人的感觉就像至道学宫登上了《人民日报》，美国对华研究水平之低，可见一斑。
裴敏欣
我想说的是，这批八十年代就离开中国的华人，比起欧逸文和何伟，可能还要不如，毕竟他们连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也没有。他们唯一的特长可能就是黑起中国来，更敢写敢冲。比如裴教授的文章小标题，不是叫“纸老虎”，就是叫“东亚病夫”，想从他笔下找到平和一点的句子，几乎不可能。
千万别误会我，我个人是很为这批华人惋惜的，作为学者，他们几乎快要弃智遗身了，到头来却还要受白邦瑞们的怀疑，将美国战略失误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他们头上。
普天之下，还有比这更冤的吗？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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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是在四十多年间几百万留学生的教育以及其他经济文化交流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只能用“贫乏”来形容。
还记得中国一年中前往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吗？36万。同一时期美国来华学习的有多少？2万。而且这2万里，还有一些一直待在中国、只是在美国出生拥有美国籍的“假美国人”。
教育部2018在华留学生统计
基数不够，只好强行滥竽充数。所以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为什么华盛顿的“中国专家”圈子，会由一批从来没在中国长待过的偏执老人、自以为聪明其实一知半解的傲慢记者以及离开中国几十年、急切地想获得美国认同的华裔学者组成了。看他们的文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这些人在“温暖的学术氛围”中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小圈子，彼此引用，互相欣赏。
这个时候我很不想摆出那句老生常谈，但我确实找不到更精确的概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前一阵子，我在翻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难得地看到一篇算是清醒的文章，文章作者感慨：现在的美国，正竭尽全力挑起一场与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的竞争，而中国呢，花了四十年时间，将美国里里外外研究了个透，早已准备充分。
作为中国人，我是不同意这位作者的观点的——中国和美国实力仍有差距，我们远没有到“准备充分”的地步。
以我对美国学者观点的了解，我估计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会同意这位作者的观点——什么叫对中国一无所知？美国那么发达，那么领先，有那么多华裔，有那么多在中国待过许多年的记者先生，美国怎么可能不了解中国？在信息和资讯透明的美国，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
我想起曾经看到的一则新闻，那是在香港修例风波中，一些媒体不约而同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到美国接受教育、被认为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中国留学生，会聚集在一起，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唱国歌、声援中国政府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幡然悔悟”，顺着西方的论述，站到相反的阵营呢？
“中国通”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最后，他们只好又一次求助于这个答案：这一批中国人，都是从小被洗脑的，中毒已深。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只是我想问，到底谁才是被洗脑的那一方？
阻碍美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不仅是傲慢，还有懒惰，但归根结底，还是傲慢。
参考资料：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现在怎么样了？》，
http://sz.xdf.cn/201812/118485567.html；
洋眉吐气，《外媒翻译中文碰瓷合集》；
阮佳琪，《“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这话还真不是金灿荣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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