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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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农民合作难题及其破解之道

聂洪辉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让农民组织起来达成农民合作，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十分重要。因为“只强调农业技术变革是不可行的，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变革，引进新的社会组织还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学界对农民“善分”还是“善合”或能不能“合”存在争论。目前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只是乡村治理和农民合作社研究的副产品、次主题。通过重回梁濑溟等老一辈学者对农民合作的经典命题，即如何实现农民合作，指出农民合作难题的现实表现是，合作动力弱达成合作目标难，合作意识弱达成合作共识难，合作能力低达成共同行动难。农民合作难的根源是，农业合作收益小导致没有合作动力，人情面子文化造成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弱，伦理等级社会造成合作能力低，缺乏合作锻炼使得合作能力和合作意识难提高。今天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的老一辈学者的这些观点，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符合农民合作的现实情形。事实上，目前乡村治理和合作社的研究旨在探讨如何规范乡村治理和合作社发展，如何规范农民合作行为，走的是与梁濑溟等学者完全相反的道路。梁濑溟等学者以农民难合作为前提预设再强调引导、训练农民合作，乡村治理和合作社的研究者主张规范且以农民能合作为前提假设或预设。可是，这个前提不存在或不牢靠，恰恰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重新探讨农民合作的根本性问题，可以深化农民合作问题的研究。为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可行的方案。正是因为各地农民合作动力、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不同，才导致目前乡村治理研究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

国有企业有创新能力吗？——马克思主义技术创新演化观视野下的认知

温丽萍、韩立金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基于新古典主义研究视角国有企业由于自身的产权性质、委托代理等问题通常被认为不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动力，但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技术创新的成功实践表明国企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低于现代私人企业似乎己成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条“真理”。但随着新世纪后十年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学术界反对这些论调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各种研究视角肯定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其立论的角度或者仍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与概念，作针锋相对的辩论。或者通过近年来国有企业成功的技术创新的案例，从事实与实证层面上来说明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无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或是外企，只要是企业都有创新能力，这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没有关系。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自创生演化过程，在其不同阶段对企业的要求不同，换而言之，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适应技术创新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技术发展的0到1阶段，技术创新路径不明确，商业模式不成熟，创新的风险收益与责任相统一的私营经济更容易取得成功。在1到100阶段，在主导技术出现后，技术范式、商业模式、产品功能特征明确后，国企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规模优势、资源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可以集中力量攻坚关键应用层面的技术，完成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取得市场优势。

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进展与前沿热点——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嵇江夏、宋迎法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增的态势下，城市内部治理问题日渐复杂化，而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技术的高速发展则为探索新型城市建设模式提供了支撑。自2009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推出“智慧地球”全球战略后，以北京、上海等为首的诸多国内城市陆续开始践行“智慧城市”的理念。随着城市治理形势的复杂化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影响，智慧城市的治理问题关乎其效能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智慧城市治理相关文献，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与VOS viewer，对2010-2020年间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演进趋势、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可知2010-2020年国内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内容可归纳为智慧城市治理的方法途径、技术支撑、以及实践应用三大类。其中，智慧城市治理的方法途径包括对于城市建设、政务服务、大数据治理三个角度的研究；智慧城市治理的技术支撑包括对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嵌入城市治理的探讨，以及对于城市信息管理基础的研究；智慧城市治理的实践应用则聚焦公共安全智慧管理、智慧社区治理等热点研究主题。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方面，未来研究热点可能集中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助力城市治理。伴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与落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城市大脑已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新兴产业热点。城市大脑是指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基于互联网大脑模型所形成的类脑化城市架构，以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构建起中枢性城市智能信息平台，从而达成智慧城市的两大建设目标：一是实现智慧城市内部各元素的信息有效交互，形成综合性城市神经元网络；二是提高智慧城市服务的感应能力，通过对各类数据信息的实时汇集与分析，实现对城市全域状态的精准定位与科学治理。在智慧城市治理的应用实践方面，公共安全治理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智慧化将可能成为研究趋势。

人的现代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角色与矛盾

刘小年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国家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现象，根据马克思的人的发展思想，进行过程、角色与矛盾相统一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经过进城就业、新市民等阶段，目前正处于落户城市的阶段；农民工与市民扮演的角色，由生产的人、权利的人向身份的人转变；面临的矛盾，由生产的矛盾、分配的矛盾向执行的矛盾发展。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进程相应，在学术研究上，需要由制度的研究转向利益的研究，由以农民工为要素的研究转向以农民工为社区主体的研究，由排斥的研究转向合作的研究；在公共政策上，需要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利合作、深化城乡改革与把握发展机遇。农民工与市民扮演的角色由生产的人、权利的人向身份的人转变，面临的矛盾由生产的矛盾、分配的矛盾向执行的矛盾发展。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相应，在公共政策上，也应该进一步发展：一是需要进一步支持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利合作。即：市民向进城的农民即农民工让渡市民的权利——先是就业的权利，在当前又是落户的权利；农民工以劳动力的形式为城市生产服务——一开始作为廉价劳动力，后来又作为工人阶级新成员。二是需要进一步推进城乡改革。农民工要进城与市民合作开展互利的生产，离不开政府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改革及由此对农民工乡城流动形成的政策支持。三是需要进一步把握发展机遇。农民工市民化及相关农民工、市民的现代化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实质不过是适应与利用外部世界新的变化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就农民工市民化来讲，自身的变化表现在一方面城市进入了大城市、中心城市引领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农民工在落户城市时出现了明显的回流现象、代际变化现象。在农民工与城市都产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城乡改革将双方的需要对接、实现更有效率的生产，以适应外部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新形势，是当前公共政策制定时不能回避的又一个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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