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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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中国城市住房限购政策扩散的机理和方式——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实证解释

何邵平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撰文指出，我国城市住房限购政策的扩散呈如下特点：第一，时间上，住房限购政策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后呈现陡峭的“S”型，符合政策扩散的一般规律，并经历了快速扩散阶段、基本停滞阶段及加速扩散阶段。第二，空间上，住房限购政策扩散主要集中在华东经济发达区域、受北京影响的华北区域，并在这两区域都呈现显著的近邻效应，地区地理位置相邻的同级城市往往会相继发布住房限购细则。第三，在扩散内容上，住房限购政策扩散内容呈现简单机械的政策模仿和争先恐后的利益博弈特征。这些特征是动态变化的过程，既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城市政府的纵向强制压力、地方城市政府之间横向竞争压力的变迁，也同时表明城市政府政策创新能力不足，需要完善公共政策内容和相关机制。第四，扩散方式上，住房限购政策扩散采用中央对地方的强制扩散方式和同级城市间的平行扩散方式，强制方式下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城市数量多，且扩散作用极为明显。

对此，中央应充分利用“近邻效应”提出区域政策导向。在经济发达的相互学习竞争明显的城市和区域，加强政策宣传，采取措施激励和促进地方城市政府创新本区域的住房限购政策。要健全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创新意识的激励竞争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这两种机制既有助于激发城市政府政策创新动力，减少地方城市政府简单机械的政策模仿，同时还有助于城市政府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科学合理地反映各方利益诉求。还应建立和健全督查问责机制，惩罚变相执行或拒不执行住房限购政策的地方政府行为，发挥地方城市政府官员推动政策创新的主导作用。

城市治理研究：文献梳理与评述

黄璐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撰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持续增多，规模持续拓展，随之城市方面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研究者们逐步致力于有关城市治理议题的探究，他们基于多种视角对城市治理问题开展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视角包括城市治理的定义、模式、评估，以及社区治理、大都市区治理等。我国相关领域学者以参考与借鉴西方国家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积极开展了有关城市治理问题的研究。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国内学界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质量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一，研究的领域有待于完善与拓展，诸如需要研究创新城市治理模式、跨区域治理等内容；第二，研究成果缺少有效的实证研究，特别是没有充分地探讨我国城市治理的研究个案。难点主要在于：一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我国城市治理问题开展研究的难度。在改革开放数十年、新型城镇化与新时代等多重背景下，城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重心下移，这种转型中的探索创新，显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二是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的理论模型和实践经验有难度。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的城市治理的理论模型和实践经验存在极大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本国、本地特征。不顾实际地生搬硬套势必行不通。三是对城市治理模式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或参与主体的城市治理需求的匹配程度进行研究的难度较大。如何有效匹配并使它们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且如果想要构建量化指标体系，也会存在一定难度。

城市蔓延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部分中部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孙超英、邹炀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撰文指出，由于成渝“中部塌陷”区域的部分中部城市，要素边际回报显著低于中心区域的成都和重庆主城区，而长期处于要素流出的窘境，致使地方政府财税状况欠佳。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新城建设等城市蔓延扩张的途径，寻找财源，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以拉动地方经济。但实证研究表明，尽管短期内城市空间蔓延可以缓解财政压力，长期内却会使其加剧，并最终损害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城市蔓延所带来的城市密度与距离的变化，改变了区域内各类要素与土地的交流路径，降低了交流频率，阻碍了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而造成区域内潜在的资源不合理配置，最终也带来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这既不利于摆脱“中部塌陷”的困境，更不利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长远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

为此，要遵循城市客观规律，通过改革来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规划和未来的发展蓝图，建立促进双城经济圈的协调机制，破解利益结构的藩篱。一是要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进的背景下，通过打破行政区划对于各类要素流动的阻碍，深化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力实现整个区域内产业的合理集聚和各类要素的合理配置，增强土地利用效率，开拓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二是要弱化成渝中部地区领导干部的经济考核指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大对民生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考核力度，补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城市相较于核心区域的民生短板，丰富完善社会保障内容，在集聚中营造平衡，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区县、地市、省区和全国的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和城乡占补平衡，耕地指标国家统筹管理下跨省域调剂的实践中来，在减缓城市蔓延同时，改善政府财政压力，提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外围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社会整合理论视角下城市基层治理运行逻辑研究——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践为例

刘箴、刘倪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撰文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到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水平。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基层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基层治理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风险和挑战成为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

在此背景下，促进基层治理转型、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焕发基层治理活力的呼吁不断，全国各地纷纷进行了基层治理的探索，涌现了众多城市基层治理的优秀模式与经验。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即是其中一例。这一案例呈现了城市基层治理成功运行的一系列逻辑：党建引领的多层次整合是基层治理的核心要义；精干的政府执行体系是整合基层治理资源的关键；广泛、有序的社会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信息技术是实现基层精细化治理的支撑手段；法治是持续性整合城市基层治理资源的重要保障。在我国的制度情景和政治优势下，党建引领发挥着核心作用，带动并整合其他要素的功能。城市基层治理是在制度情景的约束下，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创新性探索，不存在适合任何现实情景、一成不变的万能治理模式。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识别出具有普遍作用的运作模式，从而深化对公共治理趋势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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