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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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与治理——以S市0-3岁儿童托育政策为例
陈光捷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撰文指出，政策执行偏差源于政策执行实效与政策目标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在执行过程中基于既定政策标准的一种衡量。对衡量结果的分析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通常可分为政策内容引起的偏差和政策执行行为引起的偏差。传统的学者们对偏差的原因分析多从政策主体本身考虑，将其归因为执行主体单一、执行者素质不高、执行主体路径依赖等，有的学者也从环境方面和运行机制方面予以了一定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没有在原因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公共政策执行的本质是对利益分配方案的落实过程，政策执行所涉及的主体均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并谋求在政策过程中使自己的诉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根据权力-利益矩阵，托育政策所涉及的各利益相关方位于矩阵的不同位置。理性的经纪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政府是各方利益与权力冲突的中心，企业支持的托育机构也与在权力和利益方面有所渴求的社会舆论、家长产生冲突。治理偏差的关键在于化解矛盾，在多个利益相关者中寻找利益平衡点。利益冲突只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原因，但在偏差研究过程容易被忽视，也正因为如此，从利益相关方理论的视角看待政策执行偏差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水平。首先，清晰地界定政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分析各利益相关方所具有权力与欲获得的利益。其次，现实的政策执行中，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利益是复杂的，而且同一利益主体的拥有的多种利益身份加剧了这种复杂的程度，因此必须直面复杂的利益关系，多维、系统地看待利益冲突，结合实际情景审视利益冲突对政策执行造成的影响。最后，我们必须看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及其产生的问题是政府政策创新之源。我们不能武断地将一些问题交给市场处理，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过多干预会产生负面效应。从托育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满足人民新兴生活需要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甚至是积极作用，其对政策工具的有效利用在解决市场遗留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意味着我们需着重关注中国政策过程中所执蕴含着一种对政策创新的巨大推动力。
城市贫困治理的时空正义性：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
郭险峰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撰文指出，贫困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贫困治理需要在历史进程中根据现实逻辑解决。2020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扶贫之路开启了新的征程。全面小康时代，反贫困的重点和领域发生了改变，解决相对贫困成为主题。城市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主要表现之一，城市贫困治理在当前时期特征下具有时空正义性。从时间正义性看，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扶贫关注领域的转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经济安全的脆弱性；老龄化社会的加剧等让城市贫困治理成为一种至善至道的治理重点取向；从空间正义性看，城市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城市的共富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体系现代化的主要空间领域，城市贫困治理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城市空间表达。这种正义性认知的构建，促进了城市贫困治理的时期转型，要求全面梳理城市贫困的类型和人群特征，采取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的行动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城市贫困治理基于贫困人群的复杂性而推进困难，单一的政策体系或应对举措难以适应巨大的贫困规模和复杂的人群特征，多元共治是基本的价值取向，分类施策是基本的行动方向，对此学者们已多有诉及。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完善，力图从低保制度、保险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在内构建一系列制度体系安排。但很显然，现行制度体系的安排仍存在“救助多于发展促进；贫困类型难以全面覆盖、政策存在交叉重叠”等问题，反贫困行动体系仍需优化。作者从反贫困的内外因作用方法出发，认为城市贫困治理的实践行动可以从内源性突破和外源性完善两个方面构建一个内外围合体系。内源性突破即是贫困人群自我发展内生机制构建一是积极树立脱贫主体意识，不悲观不沉沦，由被动而主动，由外推力转向内生力。二是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贫困人群之所以贫困，除开身体因素制约导致的能力缺失外，缺乏发展能力，包括缺乏参与就业创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方法和能力是主要原因。外源性突指的是发展型救济体系的完善。一是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型救助金低线，应对城市物价和通胀带来的生活水平挤压问题；完善城市医疗保障体系，规避低收入人群因病致贫难题；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准确对接反贫困政策体系；二是构建教育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政策体系。参与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 打破代际贫困循环的重要途径。
“后轴心时代”中西文明历史化路径比较及共生可能性分析
车凤成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分析世界历史进程中“轴心时代”特征时，雅斯贝斯发现处于“轴心期”阶段的“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具有一种共性，“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发生既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缘环境相关，也因各自自然地缘特征而形成相应的超越取向与超越所以可能的精神品性；经比较分析可认为西方文明的超越取向是外在的，而中国文明的超越取向是内在的，以“外在超越”为其特征的西方文明历史化路径遵循“创生-化生”逻辑，并以追求“排他式共生”为最终目的，而以“内在超越”为其特征的中国文明之历史化路径则遵循“化生-创生”逻辑，其共生理想是包容性的。具体说来，西方文明“创生-化生”逻辑既受希腊哲学“本质-现象”思维影响，同时也与基督教“创世-救世”说相关，而中国文明“化生-创生”逻辑在包含儒家“仁本体”学说的同时也将道教“生生”及佛教“众生平等”等理念涵纳其中，三者在中国文明历史化进程中既彼此鉴照、又相互阐释，从而使得中国文明的价值内核在历史化进程中不断获得创造性再生。两相比较，可认为由传统地缘政治学逻辑所支配的西方文明“排他式共生”实质上是对不同文明交往之道的偏离，而以“包容式共生”为其特征的中国文明因其“地缘文明学”取向而倡导“共生主体性”，其历史化进程之继续展开也终将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合作共生。地缘文明学是对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超越，“地缘文明学……在承认文明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不同文明和文化逐渐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世界地缘文明秩序。”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已成为一种现实急迫性，而合作之可能源自对所有生命体的尊重，这一点也是前述雅斯贝斯后期“世界哲学”伦理内涵所在，因为无论是作为欧洲哲学基础的希腊形而上哲学还是作为西方文明世界化进程之犹太-基督神学背景，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知识，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哲学，必须在拥抱非西方他者的前提下实现内在超越。
农民职业转向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问题缘起、现实审思与路径选择——基于S省N村的考察
李建勇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撰文指出，农民职业发生转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社会流动性增加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农村劳动力价值萎缩、农村社会结构性力量弱化、多元价值观渗透与蔓延而带来的职业转向已然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由此使得按劳分配、能者多劳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渗透到农村之中，搅动了千年传承的超稳定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加速了农民以经济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入城离乡的人口单向流动，打破了城市与乡村之间横亘着的制度堡垒，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进程逐步加快。长久以来农民进城务工、职业选择外倾是导致农村人口流失、内生动力不足的主要行动逻辑，农村人口的空心化与老龄化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实施必然带来诸多困难，对传统的农耕文明、熟人社会、礼俗秩序的传承与继替必然产生诸多影响。乡村文化振兴何以可能？“乡村文化将以何种姿态完成与现代性的共处，现代性会对乡村文化振兴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完成它的重构？就成了未来乡村文化构建中需厘清的重要议题。”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抛弃，而是应站在国家历史发展大势的战略高度，思考人口流动的必然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应对策略。笔者认为，在农民职业发生转向的时代背景下，审视和研究乡村文化振兴的视角也应该发生转向，克服乡村文化价值式微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载乡村文化的主体在职业转向中能否实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继替、转渡、融合、创新，实现价值规范与文化模式的成功构建，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形成未来乡村发展的“再有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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