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目 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实践价值、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
王立峰 孙文飞（1）
抗战时期美国新闻档案中的延安形象
朱 叶（1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的思想解读及现实启示
俞良早 李宝国（29）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
翟坤周（4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主体—内容—工具”三维整体框架
王国敏 何莉琼（56）
数字治理研究
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从工业化看数字化
谢新水（67）
被计算的权利：数字城市的新贫困及其治理
姚尚建（80）
技术适配城市：数字转型中的主体压迫与伦理困境
梅 杰（90）
公共治理研究
行政权力、信息公开与政府清廉度——基于韩国中央政府机关的实证研究
倪 星 许凤显（102）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精细化运作——基于文本和实践的描述性分析
韩志明 李春生（118）
政治学研究
新中国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与国家治理成效
古洪能（130）
当代中国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与过程机制
杨 欢 丁俊萍（141）
英文摘要
（155）
文章摘要
1
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实践价值、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
王立峰 孙文飞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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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峰、孙文飞:《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实践价值、现实困境与未来进路》,《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内部制度，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不断得到强化与优化，其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相比，请示报告制度实施过程中面临配套实施法规供给不足、制度执行不力、联合请示报告不规范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的现实困境。逐步完善配套实施法规、增强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和执行能力、规范联合请示报告的程序和权责界限以及健全请示报告制度的监督机制，应成为未来请示报告制度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可循进路。
【关键词】建党100周年；请示报告制度；政党权威；政治权威；民主集中制
2
抗战时期美国新闻档案中的延安形象
朱 叶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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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叶:《抗战时期美国新闻档案中的延安形象》,《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1936年，著名美国记者斯诺撰写《西行漫记》，拉开了西方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抗日根据地情况的序幕。此后，这一类报道陆续增加，但数量有限。1944年夏，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美国记者、外交和情报人员在延安开展全方位观察和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采访，发回大量新闻报道和调查报告，把美国对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报道推向高潮。本文根据新闻报道和观察组的调查报告档案，梳理记者团和观察组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详实描述展示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整体形象。记者团的报道和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报告，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观察与评估依据，并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建党100周年；抗战时期；美国新闻档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延安形象
3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的思想解读及现实启示
俞良早 李宝国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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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良早、李宝国:《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的思想解读及现实启示》,《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恩格斯提出，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处于痛苦的境况中。可是俄国农民由于其孤立性的阶级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反对沙皇甚至对沙皇抱有种种希望的心态，使沙皇专制制度得以稳固和延续。这个阶级并非像民粹主义者所说的，是“本能的革命者”，比西欧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俄国不具有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势，但也许有一种可能性：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俄国人民在西欧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即将爆发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意义十分重大。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观点，在当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及精神；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但不能够急于求成。
【关键词】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俄国革命；社会主义社会
4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
翟坤周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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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坤周：《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初期集中连片贫困重点片区和贫困县扶贫开发到21世纪初“国定贫困县”实施参与式扶贫，再到新时代“贫困县全部摘帽”，县域贫困治理构成了中国减贫实践的独特进路。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任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仍需要以县域治理的独特进路持续巩固拓展“县域”脱贫攻坚成果、接续衔接“县域”乡村振兴实践。然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从“县域治理”维度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以及揭示增强“县域”乡村振兴自主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在新发展格局决策导向下，亟须找准县域乡村振兴突破口和切入点，塑造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大循环的“空间结构共生型”县域乡村振兴进路，完善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框架。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取向，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优选方案。这就要求深化新发展格局下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实践模型、实施原则和集成路径研究，为形成县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县域治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空间结构共生型”；贫困治理
5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主体—内容—工具”三维整体框架
王国敏 何莉琼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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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敏、何莉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主体—内容—工具”三维整体框架》,《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转换，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沿循“谁衔接”“衔接什么”“怎样衔接”的思路，通过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主体—内容—工具”的三维整体框架，揭示二者有效衔接需要多元主体联动形成衔接合力、五大内容协同促进提质增效、多维工具集成提供衔接保障，进而围绕“五大主体”“五大内容”以及“三大工具”进行系统化衔接，以助益稳定长效脱贫、缓解相对贫困及促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成果；相对贫困；“三农”
6
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从工业化看数字化
谢新水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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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水：《谁将成为数字化主导国：从工业化看数字化》,《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数字化将带来一场大规模的革命，于任何国家而言，如何引领数字化都是一个具有时代价值的问题。从社会制度要素看，数字化要有超越工业化的社会行动模式。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轫国和主导国,是基于人的社会协作模式在起作用，具体包括占有性个人主义提供了社会协作的支点、企业家精神赋予社会协作动能、去中央化的权力结构提供了社会协作势能、利益分享保障社会协作可持续。在全球化、风险社会中开启的数字化与工业化有关联性，那就是，要从社会协作迈向社会合作。这是因为数字化竞争具有特殊性，而且数字化本身具有道德属性。这就决定了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隐藏于其中的“社会事实”：合作共享。数字化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个人利益，而是要提升全社会的福利和全球福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只有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才能保证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成为数字化的主导国。
【关键词】工业化；数字化；社会协作模式；社会合作模式；主导国；合作共享
7
被计算的权利：数字城市的新贫困及其治理
姚尚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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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被计算的权利：数字城市的新贫困及其治理》,《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从工业化到数字化，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治理开始直面工业革命的多重转向。数字城市是指城市的可计算性，在城市治理中，数字化转型包括信息适应型治理、数据应用型治理与算法引领型治理等三个阶段的内容。由于贫困的相对性，任何剥夺能力与权利的治理都有可能使城市居民陷入贫困。数字城市反贫困要畅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技术通道，降低城市生活的数字门槛，分享城市数据红利；从城市权利的角度，基于计算的治理需要拓展城市权利的获得路径，防范城市数字化转型对于权利的计算，从信息均衡、数据共享到差异共存等三个方面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城市治理；数字城市；数字化；公共服务；贫困
8
技术适配城市：数字转型中的主体压迫与伦理困境
梅 杰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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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杰：《技术适配城市：数字转型中的主体压迫与伦理困境》,《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既经历了从数字地球到数字国家再到智慧城市的实践推进，也面临着数字压迫下的主体性危机和伦理困境。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出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彼此勾连，主体性的保卫在数字压迫下无奈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暴发的“数据邻避”现象使得城市数字治理不得不思考便捷生活同个人隐私、技术导向和以人为本等复杂关系间的调和与平衡。数字技术具有发展上的不确定性和应用上的异化可能，因此，必须警惕数字化转型滑向算法独裁的潜在风险。在技术适配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成为数字技术价值体现的最佳场域，数字化转型又为提升城市能级，促进整体跃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跳板，二者间形成了彼此依存的紧密连接。然而，无论是西方智慧城市探索，还是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教训和经验都提醒着一个重要事实：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价值，在观念、制度、规范变换中引导科技向善和城市数字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关键词】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数字压迫；伦理风险
9
行政权力、信息公开与政府清廉度
——基于韩国中央政府机关的实证研究
倪 星 许凤显
（华南师范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韩国世宗市地方警察厅侦查系长、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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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 星、许凤显：《行政权力、信息公开与政府清廉度——基于韩国中央政府机关的实证研究》,《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各国政治实践表明，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政府拥有过大权力是诱发腐败的主要原因，而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得腐败愈趋严重。本文以韩国李明博政府（2008—2012年）和朴槿惠政府（2013—2017年）执政期间的375个样本为对象，依托韩国政府机关权力指数和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等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行政权力大小与政府清廉度显著负相关，信息公开程度与政府清廉度显著正相关。同时，信息公开程度发挥着调节作用，缓解了行政权力给清廉度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因此，在行政改革和廉政建设中，必须优先调整政府机关的职责类型，限制行政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运作，并积极推广运用信息公开制度，使之真正落到实处。
【关键词】行政权力; 信息公开; 反腐败; 韩国
10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精细化运作——基于文本和实践的描述性分析
韩志明 李春生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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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明、李春生：《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精细化运作——基于文本和实践的描述性分析》,《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精细化管理是超越粗放式管理的城市管理形态，是现代城市管理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必须要通过精细化的运作来进行落实。文章通过对各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政策文本和管理实践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尽管城市的发展阶段、规模体量及其面临问题等有所不同，但各地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方案及其实践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尤其是在价值理念、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机制、量化指标和组织落实等六个方面，展现出科学设计、理性规划、精益求精和精心运作的特性，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益。城市管理千头万绪，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需要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精细化管理；精细化运作；粗放式管理；城市治理现代化
11
新中国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与国家治理成效
古洪能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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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洪能：《新中国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与国家治理成效》,《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国家治理成效就是国家治理的结果，包括目标任务已经达成（成就）和尚未达成的情况以及由此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国家治理者的组织体系，政党政治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演变为“以政党为中心”的政党治国体系，是国家治理成效的内因和根源。新中国构建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在改革开放前具有单调、严厉、刚性的显著特征，在那些需要集中力量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难以预防和纠正错误，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后果。改革开放后重构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更为包容、更为宽松和更具弹性，由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因其控制机制和社会组成等还不够完善，所以还存在腐败、社会矛盾冲突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的政党领导治国体系是新中国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所以必须坚持；同时这套体系还需继续改进完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保持和扩大国家治理成就并最终实现国家良治。
【关键词】新中国；国家治理；政党领导治国体系；治理效能
12
当代中国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与过程机制
杨 欢 丁俊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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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欢、丁俊萍：《当代中国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与过程机制》,《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3期。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内核，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奇迹”的成功奥秘。透视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制度体系和过程机制，以呈现党是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这一经验事实，有助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从内向视角来看，党在纵向上通过“七大制度柱石”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并在横向上将七大制度以“毛细血管作用”的方式嵌入六大政权机关日常运作中，以实现党对国家“六权”的统摄与领导。这种制度创举丰富了政体类型学的既有知识，为国家治理体系的谱系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政权机关；治理体系；政党-国家关系；政体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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