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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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四川省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困境与实现路径

陈旭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社区是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的地域依托，也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强化社区风险治理，对促进社区发展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风险治理角度而言，城市社区应对风险的主要方式还停留在事中、事后的响应和处理阶段，对于深层次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的化解和预防，仍缺乏有效应对思路和对策。四川城市社区风险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在社区风险治理中社区负担太重。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最直接的“桥梁”，社区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街道层面的很多行政服务职能都下沉到社区进行落实，对社区提出各种要求并开展督查考核。（2）基层社区的风险治理能力不足。（3）社区居民参与风险治理的程度低。

社区在风险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社区往往扮演着“第一响应者”角色，即及时预警、立即响应、妥善处置，因此，为提高社区风险治理成效，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在社区风险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2）促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风险治理。社区风险治理有赖于社区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一致，有赖于社区安全文化建设，从而将社区风险治理变成社区居民的自觉行动，形成政府、社会与社区居民共担风险、沟通治理风险的良性格局。（3）组织专家团队到社区开展风险识别和研判。由于社区居民不具备发现一些风险隐患的专业能力，有时候在风险面前往往视而不见，因此，必须依靠专家的智慧和能力，到社区所在地，到居民家中，从专业角度去帮助社区查找风险隐患。（4）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区风险治理。（5）依靠科技手段提高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社区风险治理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社区公共服务，除了来自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保障以及有效引导外，还需要专业机构的科技支撑，依靠技术手段提高社区风险治理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公园城市建设及其空间政治生态学分析

黄敏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公园城市建设一方面是从属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目标和“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伞形概念的公共政策和学术话语；另一方面通过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尺度区分、重组和生产，探索新时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生态文明的可能性路径。关于“公园城市建设”的政策话语及实践探索的理解必须置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话语和政策实践的绿色背景下，作为统摄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次阶概念和落实“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目标”的地方实践进行阐述。“公园城市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城市生态文明的探索路径，而且为世界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三年来，成都天府新区在公共政策、战略目标、实践举措等方面进行了公园城市建设的试点探索，形成了一定成效，并在国际对话中展示了公园城市的未来城市文明形象。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模式虽然仍处于基础性阶段，但从空间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仍然有理由认为其能够实现城市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首先，旨在实现城市生态文明的公园城市所强调的社会生态观，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之下工具理性剥削自然的侵略性，也克服了生态中心主义抑制经济发展的缺陷，并由此带来关于城市及城市化的全新认识。其次，不同于只追逐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城市化路径，公园城市模式是一种追求生态、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平衡发展的空间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愿景下，重构了城市生态空间。最后，更重要的是公园城市所蕴含的社会生态变革潜能在其政治动能和社会动员的动力机制下得以保障。因此，公园城市作为城市生态文明探索的可能性路径之一，是最具有社会生态文明转型和解放性政治平等运动发展前景的城市化之路。

环境、观念与能力：国企新进员工融入障碍及其矫治研究

丁粮柯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国企新进员工在融入单位时会遇到诸多障碍，对于研究分析国企新进员工融入障碍的表现及其综合矫治之策而言，最关键的是构建一个合理的、有效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有效的分析框架是研究新进员工单位融入障碍的表现并挖掘其背后根源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提出切实有效的综合矫治之策的重要前提。通过对环境、观念与能力三个概念的阐释，为研究融入障碍问题构建了行之有效的三维分析框架。国企新进员工融入单位的障碍在三个维度上分别有所表现，在环境层面上，表现为新进员工的抵触规范和抗拒交往；在观念层面上，表现为新进员工的情绪纠结和心态失衡；在能力层面上，表现为新进员工的欲而不能和能而不欲。

国企单位要通过构建包容环境、化解观念冲突和提升员工能力的方式促使新进员工迅速融入。构建包容环境要做到：建立沟通和容错制度，增强制度的“兼容性”；营造健康的工作氛围，纠正“异化”的工作作风；建立合作型人际关系，增加交往的“舒适度”。化解观念冲突要做到：入职前，以科学招聘促使新进员工形成合理预期。入职中，以温情关怀促使新进员工增进心理归属。入职后，以疏导排解促使新进员工纠正片面思维。提升员工能力要做到：入职培训、轮岗适能、精准提升。

农村社会治理中“一肩挑”的演进、功能及优化路径

雷永阔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撰文指出，农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自上个世纪80年代成立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来，农村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化过渡为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并存的权力二元化状态，为解决因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一肩挑”模式应运而生。“一肩挑”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功能，即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巩固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地位实现政治整合；二是经济功能，将集体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纳入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农村经济；三是文化功能，通过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农村文化发展。“一肩挑”模式的社会治理功能在理论上充满了优势，但在具体的农村治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上述三大功能发挥不足的问题。在调研中发现，制约“一肩挑”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组织建设和人才缺乏是制约“一肩挑”功能发挥的根本因素；产业基础和文化冲击是制约“一肩挑”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基于“一肩挑”的上述功能在农村社会治理运行实践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对“一肩挑”的功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为不断提高“一肩挑”治理功能的发挥成效，从三个方面提出“一肩挑”功能优化路径的思考建议：狠抓基层组织建设，强化“一肩挑”的组织保障功能；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升“一肩挑”的“造血”功能；推动乡村文明建设，深化“一肩挑”的文化引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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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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