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1季度国际社会学期刊论文扫描：理论、性别与文化社会学
作者：高行云
SOC荐文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Sociology等几个刊物12篇，今年第1季度的论文
1 性别/家庭社会学：时间与分配
2020年，丹麦的社会学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作者安德森在北欧社会学旗舰刊物Acta Sociologica第1期上发表文章，讨论夫妻间家务分配(的讨论与分配，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传统的分析往往讨论是经济因素，但是安德森想探讨“非经济”因素。以the 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SOEP)数据，研究发现：
社会关系网络，没什么影响，但是帅不帅、靓不靓之类的身体吸引力（但受到年龄影响，尤其是在40岁以下女性。这方面也有body mass index 可以测量）却在影响家务分配。经济因素也不能只当成收入，也要看经济方面的潜力。
有兴趣再了解安德森研究的影响，可能看《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出版25周年时，《欧洲社会政策期刊》特刊专辑。
谈到家庭/性别，那可以看看一篇延续了我之前推送“冻卵”、“想象/期望”议题的讨论：
冻卵，如何让女性不再为生孩子而找伴侣：生命历程的时间预期研究
理论与历史社会学复印资料（第3期，2019年12月）：女性能动性
不过，英国社会学学会旗下的老牌刊物《社会学》（Sociology）刊出另一则相关的研究：如何想象自己成为卵子捐赠者《Egg Donation Imaginaries: Embodiment, Ethics and Future Family Formation》。这篇文章，一方面，尽管他的研究案例认为经济补偿可能是决定捐赠的重要因素，但并未必对这种心态感到羞愧；另一方面，这种捐赠的想象又和道德（保护无子女者的地位）利他主义结合起来。
有兴趣从生育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对于父/母职的理解，和意外怀孕研究联系起来的，今年在《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上有发表：《Parenthood as Intended: Reproductive Responsibility, Moral Judgements and Having Children ‘by Accident》。
这种以期望/时间为取向的女性议题研究，也扩展到更为基础的“成为女人”的探讨，见《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今年第2期刊登的文章：《Waiting like a girl? The temporal constitution of femininity as a factor in gender inequality》。作者Susan Pickard从“时间”角度重新阅读波伏娃、朱特勒等经典作家的作品，指出现代女性作为一种混合状态——既被要求延续传统的女性化模式，又不得不学习和涵盖更多的男性风格和角色，其实意味着多重时间性在发展作用：比如协调经济事业的时间和个人/家庭关系的时间。
Pickard尤其借鉴近年“期望/未来社会学”的悍将Iddo Tavory的作品，比如：
Pickard分析了女性的几个方面的时间协调，包括：
1.年轻工作女性：工作与生育时间的矛盾。一位女性这样说：
“I knew from a very young age that I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 that was my career in life… I went to work in a bank for four or five years. And I always knew it was just a job until I had children”
甚至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也会认为，这种时间意识会影响女性工作者追求更高的目标，或者放慢自己的工作以避免与情感关系发展的矛盾。因此，与男性同龄人相比，女性在时间上模棱两可能导致职业轨迹较慢的原因之一。
2. 中年女性：工作/照料时间与老龄化的双重标准
女性到了中年，面临新的时间协调的麻烦，不得不纳入自己“成为女性”的一部分：照料长辈或家人。一位受访者这样说：
这种情况产生一个后果：对老龄化的双重标准，认为女性在工作能力上比男年老得更快，因而人到中年，男性的职业生涯往往更独立目标发展时，女性反而因此时间协调问题而掉队。
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看看儿童研究。
媒体总在说：由于手机、Ipad等媒介的发展，儿童的社会技能在下降。但事实真是这样吗？要如何检验？《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20年1月刊，就发表了这样的论文。该文章对1998年和2010年两个cohorts——正好在互联网/触控技术发达的之前和之后，主要是幼儿园入学数据，分析老师、父母对儿童social skills历时比较。
不过，作者首先认为，这种“道德恐慌”并非首见，早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电影、漫画等影像技术的发展，早就有这种担忧存在过。其后，50年代电视、70年代的video game，都产生了同样的担忧。几位作者评估了数据中父母/老师如何看待儿童在同龄人面对面的时候，协调彼此的期望的社交能力——安慰同情对方、保持友谊、尊重财产权等。
但是，研究却发现，“道德恐慌”真的只是恐慌，因为并没有数据支持儿童的社交技能在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媒体上一般说法，在于一种零和思维 ——越多花在屏幕，越少花在真实社交，但这个预设可能本身就是错的。同时，作者也认为要考虑很多抵销作用：比如，父母/老师的教育水平在十年间已经提升，因此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也在增长，会有抵销作用。以及，教育标准在越来越宽容，可能实际上已经下降但父母/老师却越宽容谅解了。
不过，几位作者并没有专门探讨“道德恐慌”这个专题，但这却有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几年前就有从这个议题入手探讨文化社会学中深层结构（deep culture in action)的作用（而非文化只是即时使用的工具箱， culture in action），见：Reed, Isaac Ariail. 2015. “Deep Culture in Action: Resignification, Synecdoche, and Metanarrative in the Moral Panic of the Salem Witch Trials.” Theory and Society 44(1):65–94.
如果对道德恐慌有兴趣，可以今年刚刊出一篇综述，发在《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On Moral Panic: Some Direc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这篇综述从经典研究——Cohen的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1972)中的时间变化的轨迹序列（Reed文章中有表格综述）开始，到Ben-Yehuda（2008）等人的研究，更强调归因而非轨迹。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之处，比如 ：
1. 不能只看外部的评论叙事（尤其是媒体传播分析），也要看恐慌故事内部本身的叙事；
2. 大多这方面研究，都预设了有个“鬼”的存在
3. 大多研究案例，是全球北方，尤其是欧美，而非全球南方的。
4. 尽管这些谈“道德恐慌”，但是从话语/文化角度关注道德却多，而“恐慌”本身却也被精神分析之类的学说研究，却不被重视。
2 理论：跨学科对话
但是，一但谈到以心理/精神为导向的学科内容，社会学就打怵，似乎是共谋的边界。所以，《欧洲社会理论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今年第1期是个专刊：
Special issue titl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What intersections?
这种紧张关系，正如借鉴使用弗洛伊德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一样批判弗洛伊德如何伪装成普世的心理论断。不过，这个紧张关系在当代又有新版本，就是认知神经科学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
该专刊刊登了布迪厄的徒孙——也是非常强调要研究心理学、批判布迪厄的里昂学派大佬Bernard Lahire的文章：Soci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sychologies and neurosciences。我之前推送过他的文章：
心理学在社会学中不受推进，和社会学自己也有现象学或诠释学传统有关，比如韦伯、象征互动论、舒茨。今年《古典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的第1期，正如可对照阅读《欧洲社会理论杂志》，因为全是这方面内容。同时，这一期也刊出了书讯和评论：
——《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最后一卷中新出的方法论一卷。对于不懂德文的读者，也是一种了解的方式吧。
不过，要回应心理、个体层次的社会学，不光是心理学，还也可以看“行为经济学”。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论阅读社会学家，也是一种套路。例如，《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2020年第1期就有篇文章讨论布迪厄理论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点：有限理性、预期理论和时间不协调性（如：今天/一年的经济预期）。尽管社会学家对行为经济学的态度不一（比如德国经济社会大佬Streeck就非常反对），但行为经济学自身的问题——缺乏统一的理论，尤其是将心理认知与社会结构充协调起来的能力，所以社会学对经济学也大有作用了呀！
其实这篇文章要给我们启发，或者是：我们社会学家，真正去了解过经济学的variation and development吗？还抱着“经济人”的口号在批判吗？不过，这一期的《社会学理论》还真有一篇，在谈“经济人”的现象学分析（基于舒茨的理论——一位银行家，也是社会学家！）。
3 文化：物质与认知
我推送介绍过英国社会学学会旗下的《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的近十年获奖论文，一直有“后布迪厄”或“物质转向”，尤其关注艺术领域，见：
美学/物质转向？英国社会学会《文化社会学》期刊十年获奖论文述评
2020年第1期的《文化社会学》就刊出篇Paul Jones（利物浦大学）的文章，认为社会学对于建筑研究一直滞后，但建筑又能够从时间意义上反映出政治权力的设计与斗争，比如国家及其建筑师积极寻求创造过去文化的意义，这甚至不仅和建筑设计，也和建筑材料有关。
简单地讲，建筑之于时间—政治，将公共可见的之物和不可见的公共时间感（过去、现在、未来）结合起来。
Jones的案例是19世纪英国伦敦的建筑风格变化。因为这个时期的大英帝国确立起来，急需一种文化形式，用于表征当下英国之风，但是政府当时反而倾向于用历史主义风格——新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是因为政治表征也离不开对于“连续性”的追求，更想把19世纪中叶的英国打造成为历史发展的巅峰，而非某种断裂。
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19世纪中叶英国的哥特式的例子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19世纪中期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
19世纪中叶的伦敦水晶宫
1851年世博会的“水晶宫”是另一个案例：如果说新古典/新哥特建筑是重建过去、表征现在，那么世博会建筑将是表征未来，重建现在。在皇家艺术协会主持下，建筑师将工厂、铁路、船坞中常见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打造了铁框架和玻璃幕墙的效果（与上述建筑的石制结果完全不同！）。
文化社会学在这个季度也有理论讨论的推进，但见于左派社会学的刊物Critical Sociology。文化社会学里持久争论是culture/resources谁在解释社会行动/分层差异上更有解释力《Structures of Stratification: Advancing a Sociological Debate over Culture and Resources》。
要说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学差别，就看这一期的《文化社会学》和《美国文化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因为同样走出布迪厄的影响，但美国更多在讨论认知科学。今年第一期就是专刊Special Issue on Cognition and Culture。美国的认知取向的文化社会学，除了Vaisey，基本都出征了。
要知道，《美国文化社会学杂志》是美国文化社会学大佬、“强纲领”学派、看重涂尔干理论的亚历山大（Jeff Alexander）主办的刊物。同样是该派、同样是耶鲁同事的学者Philip Smith在这一刊的介绍中就说：
（认知的文化社会学）的基本主张是从实验和生理心理学前沿学习。他们认为，社会学里现有的行动者和行动的主张需要修正，认为我们花了过多精力在理解有意识的思想和冷静地审思，而不是自动的直觉反应（gut reactions）。
The essential claim was that much could be learned from the experimental and physiological frontiers of psychology. Existing models of the actor and the action in sociology needed revision. We had been giv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conscious thought and cool deliberation rather than automatic gut reactions
进一步讲，认知社会学是想联系意义和行动中的因果链——文化意识即大脑认知即神经元的信息处理。同时，Smith也把这一波放在社会学的跨学科学习的脉络下，如同1980年代，科尔曼、Harrison White发展数理社会学。
对于认知社会学具有个人主义取向，Matthew Norton在这一期引入了“分布式认知”（the distributed cognition framework）。一听分布两个字，就知道这个认知神经科学里用的词汇了，是指在某一功能系统中表征状态的跨媒介传播（the propaga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states across media within a functional system）。Matthew Norton尤其参考了哈钦斯的作品《荒野中的认知》。Norton的案例从最简单的计算数字到复杂的法律审判。比如：
639*453 = ？？
人脑没法直接算出来，而是要借用另一媒介：纸、笔。于是，以任务为中心，神经系统跨越不同的媒介，并协调衔接，达至解决问题。同样的，在法庭中，同样的法规或情况，其任务导向是判定有罪或无罪，要跨越不同的媒介环境（从法律、法官、律师到原告和被告），但却不同人的大脑中神经元联系不同，也给出不同的判定。
最后，有一些或许激发中西对比提问的文章，比如：
中国在推社区警务，那美国的社区警务怎么样？
Rios, Victor M., Greg Prieto, and Jonathan M. Ibarra. 2020. “Mano Suave–Mano Dura: Legitimacy Policing and Latino Stop-and-Fris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5(1):58–75.
中国有富士康工厂？欧洲是什么样的富士康模式？
Pun, Ngai, Rutvica Andrijasevic, and Devi Sacchetto. 2020. “Transgressing North–South Divide: Foxconn Production Regimes in China and the Czech Republic.” Critical Sociology 46(2):307–22.
荐读文献
1. Downey, Douglas B., and Benjamin G. Gibbs. 2020. “Kids These Days: Are Face-to-Face Social Skills among American Children Decli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4):1030–83.
2. Esping-Andersen, Gøsta, and Christian Schmitt. 2020. “Multi-Dimensional Couple Bargaining and Housework Allocation.” Acta Sociologica 63(1):3–22.
3. Lahire, Bernard. 2020. “Soci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sychologies and Neuroscie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3(1):52–71.
4. Hayes, Adam S. 2020.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of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5. Hudson, Nicky. 2020. “Egg Donation Imaginaries: Embodiment, Ethics and Future Family Formation.” Sociology 54(2):346–62.
6. Nicky Falkof, 2020. On Moral Panic: Some Direc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Critical Sociology. Issue1.
7. Jones, Paul. 2020. “Architecture, Time, and Cultural Politics.” Cultural Sociology 14(1):61–79.
8. Pralat, Robert. 2020. “Parenthood as Intended: Reproductive Responsibility, Moral Judgements and Having Children ‘by Accid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1):161–76.
9. Freeman, Kendralin J., Dennis J. Condron, and Christina R. Steidl. 2020. “Structures of Stratification: Advancing a Sociological Debate over Culture and Resources.” Critical Sociology 46(2):191–206.
10. Ailon, Galit. 2020. “The Phenomenology of Homo Economicus.” Sociological Theory 38(1):36–50.
11. Smith, Philip. 2020. “The Neuro-Cognitive Turn in Cultural Sociology: From 1.0 to 2.0.”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8(1):1–2.
12. Norton, Matthew. 2020. “Cultural Sociology Meets the Cognitive Wild: Advantages of the Distributed Cognition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8(1):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