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社会学的国际前沿综述：在线民粹、网红带货、国家监控……

文/高行云

以下文献，基本来自于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这本期刊

1. 平台经济：网红带货与骑手地图

网红显然和明星不一样，就像说起网红是“带货”，但明星是“代言”。关于明星代言研究很多了，但网红带货呢？什么样的网红更有“电子口碑”（这也是个专门研究领域了）呢？

最近一项在俄罗斯的研究，对38位Instagram活跃女性用户（21-35岁）进行了深度采访，谈谈他们为什么关注那些网红，为什么会买那些网红带的货？其实，俄国有20%人口是Instagram的活跃用户，Instagram的全球用户中有8%是俄国人！俄国的女性用户也是Instagram的主要群体。

这些受访者指出，漂亮的照片和高质量的发文是十分重要的，但一开始是靠照片吸引关注，后续保持追踪则更重要发文的质量了。有几位受访者说，很不喜欢网红用滤镜，因为感觉太假了，不过大多还表示会接受的。近60%的参与者表示对网红的广告持中立态度，但也有10%的人说，广告让他们很不爽，有的甚至说广告是他们“取消关注”的原因。

究竟带货和网红间是什么关系叫？可能是个倒“U”型了。

一些受访者指出，当Instagram在俄罗斯推出，刚有网红的时候，人们基本对他们提供的广告与信息都挺信任的，但现在随着Instagram发展，网红也专业化、也更多报酬了，于是骊其来源广告的信任就减弱了。

那么，网红带货这么难了，什么样的带货还能打动人呢？这些受访进认为，网红必须比传统明星更努力地工作、努力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才行，而且他们追随者规模将取决于更强的沟通力、对订阅者的接近和友好、励志感与高质量的发文评论，尤其是喜欢那些三个词

——开放、诚实和对话。 

平台上除了“网红”，当然还有外卖骑手。

最近对爱丁堡的外卖骑手一项研究指出，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有“两个爱丁堡”——一个是被其自然地理所划分，另一个是被骑车风险导航所划分的，因而当“平台城市化”之后，和城市是既是共生，也是紧张的。一方面要选择安全路线，另一方面又要将违规越界也视为自己成为骑手的一部分了。

这个研究的第二作者是来自建筑学院，所以还将33名外卖骑手的路线形成了GPS轨迹日志，进行了可视化处理，甚至还做了3D的地形图~~~见下： 

再来看一些短评的平台研究。

什么样人更会参与平台经济呢？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男人、年轻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可能参与平台经济，但参与方式会各有不同：女性更有可能从事家政或清洁工作，但较少当滴滴司机，与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相比，白人不太可能成为开滴滴。

当工作场所越来越算法化、自动化，大家都有什么态度呢？一项研究表明，乐观与悲观的二分法是和不同群体有关：教育水平、技术水平越高的话，越乐观，反之则越悲观。

以上参考文献

Djafarova, Elmira, and Oxana Trofimenko. 2019. “‘Instafamous’ – Credibility and Self-Presentation of Micro-Celebrities 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0):1432–46.

Gregory, Karen, and Miguel Paredes Maldonado. 2020. “Delivering Edinburgh: Uncovering the Digital Geography of Platform Labour in the C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8):1187–1202.

Hoang, Lyn, Grant Blank, and Anabel Quan-Haase. 2020. “The Winners and the Loser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Who Participat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5):681–700.

Dodel, Matias, and Gustavo S. Mesch. 2020. “Perceptions about the Impact of Automation in the Workpla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5):665–80.

 2. 线上与线上：冲突、互补与转换

美国社会学学会旗下刊物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于2019年第5期刊出一篇文章，是来自弗吉尼亚大学Brooke Dinsmore关于教育场景下老师和学生间关于“手机”的争夺战。通过对37位学生和19位老师的访谈，作者发现两个群体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手机”权力/文化。对学生来说，教室也是他们（同伴）社会生活一部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界线早就模糊了，所以理所应当尽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多用手机及其它信息技术。但老师还是接受不了，他们认为“教室就是教室，不是社会的一部分”，会用“分化”和“隔离”的策略对付学生，并且寻找制度性权力（如学校规范）来强化自己的传统权力。 

了这篇文章，你会感觉老师在紧张的战斗——真是很努力、但也很沮丧（真是管不住学生~！），学生在无心恋战——很不满（虽然学校允许带手机，但有的老师会有要求），但也很不在乎（反正我能搞定躲避你们这些所谓规定）。

那么什么样孩子会更依赖手机、更会导致过度使用的负面问题呢？

如果你看心理学文献，会把用手机太多当成负面指标，和成瘾或抑郁症等研究联系起来，但在传播研究中数字素养分析中，可能看成积极的指标，和数字包容性联系起来，和教育背景、性别、种族、识字水平联系起来。伦敦政经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Helsper, Ellen Johanna于202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可以将两个研究框架结合起来： 

通过一项欧盟调查（随机抽取了25个欧洲国家的1000名使用互联网的儿童），作者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1. 家庭背景是低学历的话，儿童更有可能过度使用互联网

2. 对过度使用互联网的心理上负面影响，在社会人口指标中年龄很有解释力：年龄大些孩子会更少陷入这方面问题；

3. 存在自卑等情感问题的孩子，也可能因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形成一些心理问题 

此引起的关注是：到底线上与线上是什么关系？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互补还是互斥？

最近的项研究对西班牙4922名18岁以上的受访者的调查表现，当问及这面对面和数字网络的两种关系时，当这位受访者是外向型人格时，更可能觉得两种网络之间是互补的，数字网络有助于丰富面对面的网络，尤其是当人们将自己描述为外向型时。作者也指出地中海文化比英美文化更重视社会交往，但美国的调查也显示有49%的受访者认为有这种互补关系。 

不过，时至今日，已经不光是线上—线下的一对一关系，而是我们有很多个线上关系平台，就像我们很多种线下关系朋友一样。于是，有个问题就出现：为什么我们不再用人人网、微博，而更专注地用微信了呢？这种社交平台转换何以可能？ 

韩国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平台转换是和两个疲劳因素有关——社交软件上的过度互动和不良关系，也和两个额外因素有关——替代软件的吸引力和同伴压力。

以上参考文献

Dinsmore, Brooke. 2019. “Contested Affordanc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gotiating the Classroom Integration of Mobil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5):664–77.

Helsper, Ellen Johanna, and David Smahel. 2020. “Excessive Internet Use by Young Europeans: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Digital Literac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9):1255–73.

Requena, Felix, and Luis Ayuso. 2019. “Individualism or Complementarity? The Effect of Digital Personal Networks on Face-to-Face Personal Network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4):2097–2111.

Hwang, Ha Sung, Jae Woong Shim, and Sung Bok Park. 2019. “Why We Migrate in the Virtual World: Factors Affecting Switching Intentions in S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4):2127–37.

3. 政治与网络：民粹、运动与国家

尽管我们常常将民粹主义者视为使用社交媒体（如Twitter）的行家，但是到底他们是怎么使用呢？其实我们对他们的行为模式并不是特别了解。

一项关于荷兰政客的研究（2010-2016）指出，民粹主义政客反而社交媒体的使用更迟钝！为什么呢？

这要从政客回到党派。因为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相对集权、组织文化也讨厌异化协商，因而对政客随时在twitter发各种信息反而有消极激励机制。正如一位民粹主义议员说：

[W]e do not want ‘Labour Party’-like incidents where individual MPs all air their own individual opinions and start criticizing each other on social media.

（我们不能像工党那样——一出了什么事都发表自己看法，想批评就批评，而且在社交媒体上互相批评。） 

除了政治精英，那么商业精英呢？有一项研究对186年非洲使用数字平台的企业家调查指出，其实他们根本不相信所谓的网络或平台是是中立和非政治的。

除了精英，那老百姓呢？也有项研究对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调查，指出大多数人不了解他们收到的信息是如何通过算法过滤的，但是年轻人里却对算法选择的认可程度更高。

除了精英与百姓，网络平台上也有一些“关键的行动者”，比如Hip-hop黑人明星是如何推动和建构黑人认同和社群呢？通过对267万的Twitter上推文分析，挖掘出四种框架：speaking to whites（黑人明星作为代表向白人发声）, solidarity（内部团结、共抗不平等）, Black is beautiful（强调黑人自身的优点，对抗刻板印象）, and equality（希望社会承认BLM运动及黑人价值）.

这些关键行动者，除了社会运动人士，还包括商业机构——数据分析公司。有一篇文章提供了这些公司的清单，可供参考： 

不能忘记的是——国家机器！国家也在监控着网络

荷兰学者的一项研究就采访了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美国前情报官员、英国反恐网络的前高级警察，还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等情报安全机构的2006-201年讲话稿，不管恐怖主义、公民隐私权等问题，最重要：评估监视技术实际有效性的是成本效益分析。下面是他们的分析框架。 

以上参考文献

Fletcher, Richard, and Rasmus Kleis Nielsen. 2019. “Generalised Scepticism: How People Navigate News 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2):1751–69.

Wahome, Michel, and M. Graham. 2020. “Spatially Shaped Imaginar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8):1123–38.

Jacobs, Kristof, and Niels Spierings. 2019. “A Populist Paradise? Examining Populists’ Twitter Adoption and Us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2):1681–96.

Harlow, Summer, and Anna Benbrook. 2019. “How #Blacklivesmatter: Exploring the Role of Hip-Hop Celebrities in Constructing Racial Identity on Black Twitte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3):352–68.

Simon, Felix M. 2019. “‘We Power Democracy’: Exploring the Promises of the Political Data Analytics Industr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5(3):158–69.

Cayford, Michelle, and Wolter Pieters. 2018. “The Effectiveness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What Intelligence Officials Are Say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4(2):88–103.

最后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一篇文章，谈谈传媒学者在Twitter的表现。

见这篇文章：

Does really no one care? Analyzing the public engagement of communication scientists on Twitter

为什么他们研究传媒、自己也玩Twitter呢？为了学术传播？个人交往？到底发什么样推文？他们会在Twitter和政治人物互动吗？有激进主义吗？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03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