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婚姻：虽有二妻一妾，却不觉得婚姻美好，女人总善妒
他与原配王夫人依父母之命成婚，两人感情深厚，王夫人却因病早逝，严复对她的思念一直持续。
王夫人过世后，严复娶了乡下女子江莺娘为妾，莺娘不识字，内向寡言、脾气欠佳，两人关系并不融洽。
或许由于严复与莺娘之间关系不和，严复与第三任夫人朱明丽成婚。朱明丽是受过教育的女子。两人因《天演论》结缘，分隔两地时两人隔三五天即通一封信，可见感情十分深厚。
奈何严复家中的妻妾关系并不和睦，在金钱安排、儿女教养、对严复的照顾陪同等问题上，明丽与莺娘时常发生争执，严复只好无奈感叹：“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而之后与莺娘的数次“大相冲突”，也让他觉得“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
可以看出，对于有妻有妾的婚姻，严复并不满意，为何严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或许看完今天的文章，你会得到答案。
严复的婚姻：虽有二妻一妾，却不觉婚姻美好
第一位伴侣：原配王夫人
在介绍严复自英返国，开始从事教育与学术工作之前，我们将焦点转移到他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严复一生有二妻一妾，共生了五男四女。
严复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在1866年春天，12岁时所娶的王氏。
对于王氏我们所知有限，甚至连其名讳也不可考，仅知道她是同邑布衣王道亮的次女。
王氏不识字，年龄与严复相仿。两人显然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
婚后不久，严复的父亲因从病人身上感染霍乱，不幸过世，享年46岁，留下严复的母亲陈氏、严复与妻子王氏，以及两个年仅十一二岁的女儿。此后家道中衰。
如上所述，这样的家庭背景迫使严复放弃科举正途，投考马尾船政学堂。至1892年王氏在天津因病去世之前，严复和她结为夫妻的时间共有26年，在这26年之间，两人曾多次分居异地。
从1867至1871年，严复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读书，其后出海实习6年(1872-1877)，偶尔有时间回家，长子严璩(1874-1942)即于此时出生。
此一阶段奉母、教子，经理生计的担子，都由王夫人来承担。1877至1879年严复在英国留学，到1879年的夏天才回福州。
次年，他又应李鸿章之邀，离开了福州，转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因为举家北迁，所费不赀，严复并未立即携眷北上。在这期间他曾写信回家，希望他的母亲与太太能寄来或托人带来福州土产，以慰乡愁。
他在1883-1884年之时方携眷北上天津。在26年之间，严复与王夫人或聚或离，除了严璩，王氏没有为严复生下其他的孩子。
或许是因为她不识字的关系，严复和她之间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返。
对严复来说，此婚姻主要是依循中国数千年之旧法，“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然而这三者，仍使严复对她有一份很深的情感与怀念。
1892年10月23日(阴历九月初三)王氏在天津因“慢性消化系统疾病”过世，年仅39岁。严复在王氏过世之后，曾写信给四弟观澜，表达内心的伤痛:
二十余日以来，兄无善足述，只有伤心。不但嫂氏生前贤慧，在在可思，而回看自己形骸，十风九雨。......嫂在时，与兄系同功一体之人，设有过差，敢于谏戒。
自今以往，孤立于上，凡事皆需自己留神，后辈何能劝沮;不料四十之年，一家旧人都尽，此后纵极荣华，而同苦者不能与我同乐，此所以略一思量，不禁放声长号，哽咽无已也。璋儿失恃之后，日夜悲啼，伏棺恸号，令人不忍卒闻。
信中充分反映严复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及其丧偶之痛。王氏过世后，先停棺于“紫竹林杏花村闽粤会馆之义园”，后来才送柩回里。墓地在老家阳岐，是由长子严璩亲自选择、督建的父母合葬之地，始建于1910年，至1912年方完工。
严复亲自书写了“清侯官严几道先生寿域”之墓碑，以及“惟适之安”四字(出自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于墓室前的围屏之上，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栖身之所。这四个字也是严复对后世的赠语。
严复对妻子的思念一直持续。1912年王氏过世20周年时，严复曾赋诗表示:“玉台旧事何堪忆，梦断香销二十年。”
在1917年10月18日(阴历九月初三)的日记里，严复写到“内子忌辰”;1918年6月30日又记下“先妻生日”;1919年的清明节，严复上山祭祖坟，并到王夫人墓致祭，足以显示两人之间的情分。
王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严复在某种程度受到王氏宗教精神的感染。
每年她的忌日，长子严璩都以礼佛的方式来纪念亡母，有一次严璩要求同父异母的弟弟“代劳拜佛”，弟弟因为“反对迷信”(或许也因为与王夫人不亲近)而不从，受到父亲的责骂。
严复一生提倡科学，然却不排斥宗教经验，对他而言科学与宗教不相冲突。对严复来说，佛教是他信仰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1921年夏天，在他过世前的两三个月，他亲手为王夫人抄写《金刚经》一部。
他在一封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说道:“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耳。然尚勉强写得《金刚经》一部，以资汝亡过嫡母冥福。”
严复的抄写工作并非单纯的体力活动，而是有着强烈的精神感受。
当他读到《金刚经》中下面的几段文字时深有所感，“每至佛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如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辄叹佛氏象数，超绝恒识”。
此外，其次子乳名“文殊”、三子乳名“普贤”、长女字“香严”、次女字“华严”(他的孙女严停云的笔名也因此是“华严”),都是佛教名词。
严复在以音译翻译西方名词时，也刻意引用佛典，如他将Royal Bank翻译为“赖耶版克”，自注“赖耶，本梵语，译言王家”。赖耶源自“阿赖耶”，为梵语alayavijnana(藏识)。其他的音译语如“赖摩"(Lima，秘鲁首都)、“毗勒”(bill)、“须弥”(Himalayas)等都有佛教语汇的意味。
同时，有些意译语也有佛教的痕迹，如free trade译为“无遮通商”、fixed capital译为“常住母财”。这都显示佛教思想对严复的影响。
除了佛教，从12岁开始的婚姻生活对严复的思想还有其他的影响，例如他提倡的“禁早婚”的观点。严复强调过早结婚无论对个人、国家，甚至更长远的种族发展来说，都是一件负面的事。1894年他写给长子严璩的一封信谈道:
近读......《教训幼稚》一书，言人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心身并治，不宜有偏。又欲为学，自十四至二十间决不可间断，若其间断，则脑脉渐痼，后来思路定必不灵，且妻子仕官财利之事一诱其外，则于学问终身门外汉矣。
在《法意》的按语中，严复说“中国沿早婚之弊俗，当其为合，不特男不识所以为夫与父，女不知所以为妇与母也。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
1918年在写给学生熊育钖(纯如，1868-1942)的信中，他也明白表示“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
又对严复来说，早婚的弊病是子嗣过多，养育欠佳，因而导致恶性循环，影响到种族的发展，所谓“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这样的想法无疑与严复的亲身经历与时代环境有关。
“禁早婚”在清末是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禁早婚议》一文也非常详尽地讨论早婚的各种缺点。胡适早年在《竞业旬报》(1906-1908)所发表的《真如岛》《婚姻篇》等文也罗列早婚的各种坏处。
王夫人去世之时，严复不到四十岁，后来他又娶了一妾一妻，生了四男四女。1892年严复38岁，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已任职十余年，这一年王夫人过世。
纳江莺娘为妾
严复娶了一个福州乡下的女子江莺娘为妾。她的父亲为泥水工人，因仰慕严氏家风与先生的才情，故答应此门婚事。此时莺娘仅13岁，比严复年轻25岁。
江莺娘为严复生下二子(1893年生瓛，小名文殊，1900年早殇;1897年生琥，字叔夏，乳名普贤)、一女(1899年生璸，字香严，乳名细宝)。严复纳妾之时正是他一生之中很不得意的时期，如他所述，“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一方面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得不到李鸿章的重用，同僚之中又有非常严重的南北派系之争。另一方面诚如上述他为了进人正统的士绅阶层，捐了一个监生，四度参加乡试，不幸都没有考上。
或许由于这两方面的挫折，严复于1880年代开始吸食鸦片(下详)。同时在1895年前后，严复也考虑“舍北就南”。后来因为严复发表《辟韩》一文，张之洞“见之大怒”而未果。
从1892至1900年，莺娘似乎都陪侍在侧，然而两人关系并不融洽。
根据严复的表述，莺娘不识字，个性内向寡言，脾气欠佳，“江姨向极寡言，既不出门，又不能看书”;“姨太心性，我岂不知？意孤心傲，就劝他亦不受的。其对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其性质，本极寡情，又脾气极其傲亢”。
这样的个性似乎与严复不甚匹配。严复的长辈郭嵩焘的记载显示，严复虽然才气纵横，但“气性太涉狂易”;继郭出任公使的曾纪泽也认为严复骄傲自负，有“狂傲矜张之气”。
严复的好友夏曾佑的批评最为直接，他说海军学堂内“侯官之于中西各教习，均以奴辈蓄之也”。严复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与同事相处不治，显然与其狂傲的个性有密切的关系。
以严复的个性来说，他所期望理想伴侣的“性情”须是活泼外向，“能言会笑”之人，“方不寂寞”，莺娘的个性并不符合他的要求。很可惜我们不了解江莺娘对此段婚姻的感受，只能看到严复主观的描写。根据严复在1910年时的说法，
“自渠十五岁(按阴历，以虚岁计算)到我家，于今十又八年......在阳岐、在天津，那一天我不受他一二回冲撞。起先尚与他计较，至后知其性情如是，即亦不说罢了......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向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
由此可见两人相处并不愉快，这不但与两人孤傲的个性有关，或许也是此一阶段严复在外饱受各种挫折，在家中心情不快所致。当然严复吸食鸦片或许也是因为希望借此纾解在事业与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痛苦。
续娶朱明丽为妻
1900年天津水师学堂在义和团事件之中为外人炮火摧毁。46岁的严复在仓皇之中逃到上海，在路上子生瓛因病夭折。在上海他遇到他的第三任夫人朱明丽(死于1941年)，两人并于4月成亲。
朱夫人的父亲为朱畇青，朱家的背景因史料缺乏，不甚清楚。只能确定她家住上海、识字，是一个在城市中长大，又受过教育的女子。然而明丽文字方面的功夫并不十分纯熟，写信偶有别字。
在婚后严家之中大小事情都由她来管理，分隔两地时严复与她三五天即通一封信，由此可见两人之间感情深厚。
她为严复生了二子(1904年生璇，字季将，乳名约翰;1910年生玷，字稚骞、无玷，又名佛烈)、三女(1901年生璆，字华严;1905年生珑，字海林;1908年生顼，字眉南，乳名毛头)。
严复与朱夫人之婚姻很可能是因为他与莺娘之间关系不睦，加上两人教育水平上的差异，造成心灵上难以沟通的结果。
根据黄遵宪(1848-1905)的说法，严复与朱明丽因《天演论》而结缘。黄遵宪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
如果此一传闻属实，那么朱明丽或许是因为读过当时风行一时的严译《天演论》，对严复心生仰慕之情，因而决定嫁给严复。
朱明丽的进门给严复的家庭生活带来一个变数。结婚已八年的江夫人对此事颇为不满。为了避免家庭纠纷，严复总是劝明丽要与莺娘和好，“卿与莺娘须格外和好，互相保重”。
或许是为了维系家中妻妾的和睦，再加上财务方面的考虑，1901年至1910年，严复在天津、安庆与北京等地任职之时，将明丽留在上海，仅带莺娘同往。由于空间的分隔，莺娘嫉妒之心似乎稍减，也全心全意地伺候严复的饮食起居。
这期间严复也曾考虑过全家团聚一地。在1907年开始于学部任职之时，同事严修(字范孙，1860-1929，为学部侍郎)劝他将全家迁来北京，但是严复考虑后却觉得不妥，他以戏谑而又无奈的口吻和明丽谈到此事，认为两地相隔虽苦，但见面时“回回新鲜”，亦复有趣。
明丽在上海不但要照顾家庭子女，还要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黄包车行(曾多达30辆车)，十分忙碌。然而严复对她的角色期望仍是颇为传统的，希望她尽一个做太太的“天职”，管束子女佣仆、少出门，多学习家常烹任:
“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男女佣仆认真管束，我不在家，大门似可不必常开，至滋失慎”；“居家无事，可以随时买些小菜，同璆儿等学习家常烹饪，此本是妇女孩们分内的事，他日持家，可省无穷气恼”。
1909年冬天，严复在北京任职于学部名词馆，他的妻与妾之间再度发生冲突，这次是明丽抱怨严复偏心，只寄西洋参给莺娘的孩子，而不给她的孩子。在妻妾争执之中，严复感叹“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
此外在金钱安排、儿女教养等方面莺娘与明丽也时有冲突。
1910年莺娘突然精神病发，延宕数月，严复与莺娘之间的夫妻关系因此而告终结。
在这期间，严复与莺娘数次“大相冲突”，让他觉得“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1910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1910年5月31日)莺娘离开北京，两人的关系至此结束。
后来莺娘有意返家，严复却断然拒绝。在与莺娘冲突之际，56岁的严复也曾考虑再纳一妾，然而又想到“艰于物色，若性情不对，则亦无益而徒增累耳”，因而作罢。
1910年秋天严复将明丽与子女从上海接到北京，住西城太安侯胡同。此后多半的时间明丽都伴随着他。
总之，在严复一生之中，他与第二位夫人的关系是以分居收场，而第三位夫人则是他生活上、情感上的重要支柱。
推荐图书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
黄克武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3月
4.一部研究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的权威传记，看启蒙先驱，如何笔醒山河
— end —
编辑 | 言小乔（实习生）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合作请联系微信号：yujiang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