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多元未来：联合部队在未来的多种情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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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合部队季刊》2018年第一期，总第88期

原作：霍夫曼，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编译：学术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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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全长8922字，阅读时间约为10分钟

《多元未来：联合部队在未来的多种情景》

“时间的长河里不存在一个单数形式的未来，未来的数量是无法估算的，过去是唯一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来肯定是复数形式的。”  

科林·格雷

1

完善的战略制定都与艺术有着内在的联系，任何合理的战略都必须建立在拥抱不确定性、评估风险与检验假设之上，而不是致力于精确的预言未来，国防战略可能尤其如此。像制定长期国防战略这样的多维度复杂挑战，不可能依赖大数据提供的算法。正如兰德公司的迈克尔·马扎尔明确指出的，那不是国家安全挑战的本质，“这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一次性的问题。“他总结说，”数据和模型能提供的指导将非常有限。“国防领域的高层领导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改进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本文将探讨如何使用情景来优化国防战略的发展，并探讨三个关键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不确定性为美国的安全战略的未来揭示的一些潜在可能，以显示情景如何有效的应用于战略规划。合理的战略规划不是（或者至少不应该是）在消除不确定性和做出明确决策的前提下，进行准确的预言，这不明智，因为我们把握未来的能力是如此脆弱。正如科林·格雷(Colin Gray)曾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任何战略制定都要以承认未来会多次感到意外为前提，关键是不要因为意外造成的影响而丧失其能力——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惊人创新力和包容性的战略，严谨的战略规划，应要避免在单一世界模型上进行优化，应灵活地、自适应地、包容地进行谋划。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广泛的挑战，我们必须通过情景来开启未来的各种可能，以检验我们的计划的包容性或响应力。

在探索未来时，历史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挑战是既要保持与过去的联系，更要摆脱最糟糕的认知偏见，这种偏见认为既然未来是不可知的，那么它将由我们已知的东西所决定。明智的规划者不应该去寻找那些不知名的黑天鹅，而应不再逃避那些使组织脱离常态的不利趋势，这些不利趋势带来新的挑战和所谓的“孤儿任务”（orphan missions），也有人将其命名为“粉色火烈鸟”（Pink Flamingos）。

包括武装部队在内，一些大组织往往倾向于以线性和渐进的方式来思考未来，并将未来战争的情景仅作为其最后的补充，这导致了战略和行动上的意外。正如彼得·施瓦兹（Peter Schwartz）长期强调的，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意外的冲击并不是来自于意料之外的事件，而是源自于集体思维，大多数国际冲突在事前都曾有人提出过明确的警告，但却被我们果断的忽视了。由于我们倾向于将趋势预测理解为一种线性发展，而不是通过捕捉新的背景、或潜在的情景来改变我们的固有观念。回顾过去，在经历一次战略冲击之后，我们更倾向于构建一个关于信号和征兆如何在噪声中消失的脚本，而在现实中，这些信号却是被领导者在其舒适区的强大话语所淹没的。

这就是基于情景的战略规划的作用：打破刻板的心理框架，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展开关于趋势、假设和潜在冲突的讨论。情景和多种预期有助于决策者预见可能出现的拐点，并将不确定性考虑在内。基于情景的分析促进了关键的趋势和驱动力的整合，这些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的环境。在从现在到未来的各种不同情景中，通过识别关键趋势和驱动力，可以“帮助五角大楼的领导人避免明天看起来非常像今天的‘默认’图景的偏见。”

恰当使用“情景"可以在战略规划中减少不确定性，并减少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关键影响。特别是在战略管理的诊断和制定阶段，可以提高其评估水平，并在战略选择和制定过程中权衡取舍。如果没有情景，战略家们可能会追求官僚主义倾向的解决方案，以其作为行动策略。在情景中的同一个战略规划团队，可能对其偏差和首选方案在不同的世界中面临的风险有更好的觉察。

如前所述，好战略最终是一种运用预测、管理风险和检验假设的艺术。优秀的预测者，包括所谓的“超级预言家”，对自己的个人偏见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倾向于在评估中更依赖实践经验，以避免缺乏客观性，这种经验主义是一种习得的技巧，它运用了良好的趋势分析和情景方法，这是每个战略家都应采用的工具。

战略上导致不确定性的因素有很多，可能会出现在战略管理的不同阶段，我们不必逐一单独用它们来解释未来环境。上表描述了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潜在的不确定性和冲突来源。第一列详细描述了战略发展的基本步骤，包括需求评估和调整行动策略。第一行是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潜在来源，这可能阻碍对客观环境的理解，潜在选择的框架和决策。这包括内部（如官僚阻力或内部流程）和外部（对手是显而易见的因素）来源。良好的情景测试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对策，或是一个红队（Red Team）来挑战决策者的思考。红队是近来备受关注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某一特定行动方式的脆弱性，也是对战略制定的有效评估方式，它能够对未知世界做出充分的反应，而不是在一个想象的、或偏爱的世界中徜徉，这是战略过程中的一个关键。

对战略进行情景测试，可以帮助决策者和战略规划团队尝试各种选择的优先顺序，如看似有利的战略计划的后果、或是对风险置之不理，以及意想不到的、或不可预见的代价等等。正如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Mazarr）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风险分析中指出，“金融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最严重的灾难性风险，来自于对倾向性的或有利的战略蕴含的潜在风险视而不见。”

包括像国防部这样的官僚机构，在对未来进行展望时都倾向于使其与自身的首选方案相匹配。“情景”则提供了一种不那么危险的方式来描述多样化的未来，在此情况下，对今天战略的偏好、假设和认识偏见都可能不再正确，这有助于避免集体性思维。对于那些建立在关键假设或不确定性之上的各种可能，明智的决策者应该善加利用并能对其进行缓解，因为这些假设或不确定性可能会造成全局性影响。

一些研究认为，不确定性研究导致了过多的成本负担，对美国国防战略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位分析人士甚至声称，战略学家过于注重不确定性，阻碍了那些可能出现、甚至是必须做出的“艰难抉择”。在对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质量的分析的基础上，马克·菲茨·西蒙斯（Mark tz Simmons）得出结论：“必须采用创造性的、不加限制的预言，否则就不会有战略。最近的历史表明，对预言有效性的无端怀疑将会使战略分析边缘化，为不确定的利益增加投入，会使决策过程纠结于局部利益，并削弱决策的灵活性。”这反映了一个错误的观点，即做出决定和权衡的必要条件是预言。在现实中这更像是一种赌博，而不是一种战略方法，势必会在面对细节不明的情景中时丧失战略的灵活性。

虽然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被认为可能包含了不确定性，但更好的案例研究是2012年《国防战略指南》，对于奥巴马政府所做的每一项预言(善意的俄罗斯;不自信的中国;知足的逊尼派)，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五角大楼都接受了，但事实证明都是完全错误的。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问题、南海问题以及所谓的“伊斯兰国”的兴起，无疑终结了“预言很不错”的观点。事实证明，这种创造性的预言是盲目的，没有任何值得赞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情景”可能会产生一个更明智的选择，这是对战略分析的扩展而不是边缘化，对长期战略而言，理解不确定性的概率和潜在的影响，并进行更加明智的预见，远比预言更为重要。

“情景”有助于解决战略制定中固有的内在矛盾。保罗尼采国际研究学院（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哈尔·布兰茨（Hal Brands）教授认为，战略制定饱受这种内在矛盾困扰，包括“需要预见和事实不确定之间的关系; 未来规划所必需的稳定性和目标之间，以及未来需要的灵活适应能力之间。”把握这种先见性与内在不确定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制定好战略的“圣杯”。

尽管情景提供了好方法，但情景本身并不产生战略。正如理查德·但泽（Richard Danzig）所指出：“情景的传播，无论是复杂的、广泛的还是富有洞察力的，都不能削弱战略应对不确定性的必要性。”情景是一种机制，因为它们是战略可能不得不面对的合理情况，而负责任的决策者应为此准备预案或对冲措施。

2.关键的不确定因素

本文选择了三个关键的不确定性因素，作者认为它们将极大的影响未来一、二十年里美国的政策实施和国防战略的背景环境。有许多相关的大趋势将影响我们的未来，其中一些可能相互叠加形成不确定性，可能因此出现一条貌似合理实则危险的路径。如果这三种不确定因素被排除在决策过程或合理的未来之外，现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不得不加以调整，且可能是通过一些我们目前还无法承受的“方式方法”。这些不确定因素是：

1.主要对手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在一个高度合作的世界秩序之中形成了极端倾向，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存的国际体系和规则是以冷战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调整为基础的。而在这种不确定因素的推动下，存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大国竞争环境，这样的世界将以许多规则和价值观的崩溃为基础，可能会拒绝通过国际协调机制来避免经济或安全领域的直接对抗，而在主要大国影响范围内，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日益增加。这是一种具有高对抗风险的未来，现行的发展计划将会使联合部队在未来战争的关键方面失去优势。

这种驱动因素的发展趋势很不好。俄罗斯公布的国防开支预计在未来3年内将增长44%，是所有国家中增幅最大的。中国的重大经济发展和快速的军事现代化，可能会演化成一种情景，在此情境里大国竞争会爆发为一场战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在抵消美国的力量投射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新兴大国和过渡时期的研究表明，“霸权衰落和新兴大国同时出现”的时期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战争。正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的那样，在16个新兴大国的崛起的案例中，有12个导致了国家间的战争。

在此影响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一个秩序完全混乱的世界，而中国和俄罗斯将会与民主和开放的自由秩序背道而驰（译者注：在本文中，中国和俄罗斯都被丑化为自由民主世界的威胁）。

2.美国的经济表现。这种驱动因素涵盖了美国国内经济表现的潜在范围，从超过3%的高增长率直到经济表现持平或略有下降。这一趋势的负面影响将基于美国持续的政治两极分化，以及压制收入保障和医疗支出的螺旋式上升局面带来的联邦预算改革的持续僵局，在此情况下，到2030年的福利支出和利息支出将消耗联邦预算的85%，债务水平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0%。

从1946年到1973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了3.8%，而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了74%(年增长2.1%)。但是，从2000年到2014年上半年，实际GDP(考略通货膨胀率)仅增长了1.7%，是历史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尽管最近出现了5.2%的显著增长，但从过去20年的整体趋势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中位数是持平的。

对美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是略高一些(1.9%到2.2%)。这些预测将受到包括美国税收政策、基础设施投资、潜在的卫生政策变化、政府福利项目改革以及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大量的技术创新等诸多变数的影响。然而，未来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支付美国政府融资所需的利息。

经济增长和由此带来的强制性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样重要，这可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增长，并对联邦活动(包括国防)所需资源产生负面影响。1980年美国的公共债务为9,09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33%。到199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两倍达3.2万亿美元，占GDP的56%。联邦债务总额现在超过18万亿美元，接近GDP的100%。在未来5年里，它将超过20万亿美元，预计在2029财年将超过24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2027年我们的利息支出将超过7000亿美元，高于2009年的2,020亿美元。这将是一个拐点，因为利息成本将超过国防部的资金。

图1显示了公开持有的联邦债务在经济量中的占比，它还显示了主要的冲突是如何发生的，它导致了前期的债务激增，这是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所预测的债务水平大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婴儿潮一代到了退休年龄。

可能存在重大风险的情形是，美国的债务负担将大幅增加，这将增加所需的利息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迈克•马伦(Mike Mullen)曾声称，美国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联邦债务水平。即便以正常的利息成本计算——高于4%——我们的偿债成本在未来10年将会增加4.4万亿美元，这种未来情景就我们目前的战略和发展趋势而言，是无法承受的。

3.盟友的凝聚力和能力。这个驱动因素检验了美国当前结盟机制相关的假设和趋势。该机制利用美国的国家优势作为获取和影响世界主要地区的资源。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强化联合部队能力的来源，是维护国际规范和价值观的集体机制。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合作伙伴所提供的基地对美国的全球力量投射和常规威慑具有巨大的价值。

在这个情景的一端，我们假设有一个高度团结的、强有力的盟友和一个扩展的伙伴网络，这些伙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足够强大，可以将强大的军事力量输出到境外。他们将拥有强大的常规能力，足以为北约做出贡献。在此情境下，区域性军事力量将得到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2%的支持，并且有足够的现代化资金来维持与美国军队的协同行动。

而在此情景的另一端，我们的盟友在政治上是弱势的，人口老龄化对人口构成挑战，在经济上被低生产力和不温不火的贸易所冻结。在这10年结束时，这些国家将把GDP的1.25%用于国防开支，但几乎没有任何应急能力。这些盟友可能会依附于北约，而不会对其硬实力做出任何贡献。

目前形势是在向不利的方向发展。观察家认为，未来的欧洲可能会藉由一场“完美风暴”瓦解其一体化的努力。由于经济生产力低下、人口老龄化和内部安全需要，许多北约成员国已经大幅削减了国防开支，并可能更倾向于应对内部安全挑战。增加国防或集体防御的开支的可能前景正在减少。正如图2所示，一段时间内我们在欧洲的主要合作伙伴的地面部队数量正在持续减少。

同样的挑战也存在于亚洲。日本正在迅速老龄化，其国防开支只占其国家预算的5%，占GDP的1%。日本的债务已经占到GDP的245%。目前美国盟友的总体国防开支是稳定的，但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正如地区国防支出在图3中所显示的那样，亚洲的安全将因中国蒙上阴影。

3.未来的多个情景

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未来的唯一动力，而可视作最符合美国偏好的发展趋势。二十多年前，美国经济出现顺差，每年增长3.5％，债务占GDP的33％，北约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联盟。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一个单极的世界，后来发现不过是昙花一现。今天，我们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国家的核心利益，又要按照世界要求的那样——而非美国自身的意愿，去履行国际义务。

当然，在安全环境中也有其他趋势，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技术扩散以及全球和国内收入平等，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但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其对未来美国国防战略的影响，并不如本文所讨论的因素重要。

如果我们要沿着三个坐标轴来标识这些驱动力，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未来的选择空间，如图4所示。每种驱动力都有潜在的指标或阶段，表明了每个趋势是如何出现的。如图5所示，这些驱动力的交汇点和波腹产生了未来世界的各种潜在可能。

基本的情景是在三种动力在最好的情况下相交：中国和俄罗斯与西方没有竞争关系，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能力很强，致力于当前国际秩序，这是一个“理想情景”。不太理想的是，三种极端不确定性因素的产生了一些前景灰暗的组合，任何健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都应给对这些情景进行测试。这些情景是：

1.美国责无旁贷（Indispensable America）。这种未来情景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力量，以及削弱的国际秩序之间的组合：西方的联盟结构被削弱，几乎没有作战能力，美国也没有前沿部署部队的基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安全战略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布兰德教授所指出的:

“随着盟国相对于其地区竞争对手的衰落，地区军事平衡正在发生不利的变化，这使得美国作为欧洲和东亚地区稳定与安全保障者的传统责任更加难以维系。如果发生冲突，美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以保卫其在这些地区日益不济的盟友。”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美国将成为维持自由世界基础规则的依赖，将不得不承受更大的责任负担，成为所谓“责无旁贷的国家”。

2.美国独善其身（Independent America）。这种情景中，尽管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竞争程度也越来越激烈，但美国的经济表现却已衰弱，经济产出的大部分用于国内需求，尤其是医疗保健和收入保障。接下来的十年，随着国防费用的持平，美国的国防开支将首先集中在确保国内安全，而用更少的、更复杂的全球打击系统来提供一些常规威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将是维护国界和国内安全。在这种情景里，美国领导人会厌倦担负北约的责任，不愿意为其安全付出代价，而是寻求一个“独善其身”的美国，摆脱沉重的负担和各种纠缠。

3.失序争斗的世界（Contested Disorder）。这是所有三个因素叠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景。有报告指出，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的一种可能是经济增长1.5%，持续的政治分裂，以及美国国防开支持续减少。由于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的爆发，世界经济秩序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凝聚力减弱，美国对现有盟友和伙伴的兴趣和参与度大大弱化。大多数人美国中产阶级不愿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支付成本。在这个情景里，北约可能仍然存在，但它的相关性和能力已经沦为一种外交辞令。而更加复杂的是，俄罗斯一直在欧洲外围国家和旧世界各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的深入渗透，并设法继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在亚洲，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大成为每个国家的贸易、经济增长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并已取代美国成为未来世界的增长引擎。

4.启示

在这些不同的未来情景中，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并不令人鼓舞——更强大的敌人，更少的朋友，更少的收入、虚弱的政府、无力的外交。这是一个更多极和更混乱的世界。 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或制度，管理起来就会比较困难，详细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总体而言的观点是......

1.美国国会几位主要领导人和智库所提出大幅增加美国军队规模的方案，是无法适用于情景2和情景3的。投资大幅增加问题将因过早的投资/收购和舰船退役而愈加严重。

2.一种观点认为：“由北约或冷战伙伴组成的联合部队，进驻外国军事基地并依靠其输出作战力量”，这种假设在情景1中能会成为糟糕的赌注。由于将盟友和合作伙伴构视为优势的主要来源，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公开强调的，在评估未来的工作环境和军事战略时，这种战略优势可能大打折扣。在过去的15年里，尽管人们对分担费用的问题感到困扰，但事实证明，美国的联盟体系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力量投射是关重要。问题是美国在未来如何管理其联盟架构，以及如何通过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该体系的价值贡献。潜在的风险可以通过与现有的、甚至是新的合作伙伴构建协同能力来抵消。如果未来的趋势向完全负面的方向发展，比如英国脱离北约，美国可能不得不大幅改变其防御姿态，挑起更沉重的负担。

如果美国在前沿部署的部队规模更小、数量更少的话，想要维持情景3里中国全球力量覆盖，或者是中、俄两国的联合发力，就会面临更大的行动风险。中、俄两国将迅速获得其想要的势力范围，他们将继续对美国的前盟友施压并获取其商业利益，而这终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就业和繁荣。在此情况里中国和俄国将开展合作，而现存的国际秩序被侵蚀和不受保护，这将迫使美国的宏观战略、国防开支和军力建设发生重大转变。一些人认为，大国间应就新秩序达成和解及协议。但是，这种“和谐的交响乐”的达成条件非常罕见，很难从中、俄这样的国家（译者注：原文以 revisionist指代中俄）和崛起的大国那里获得。

上述情景也许并不会出现，但可以识别和跟踪所涉变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宏观战略应该针对这些潜在的情景进行测试，并采取一些行动来增加获得“理想情景”的机会。美国国防战略也可以通过针对这三种未来的情景测试加以优化，评估如何弹性的适应可能的未来环境。美军联合部队的未来设计，不仅要考虑今天的典型作战规划，还要广泛考虑这些潜在的未来情景。

战略围绕假设形成，因为所有战略都有其目的，并且必须依赖于因果关系，以期使离散的决策和行动会产生预期的效果。情景的使用可以测试该假设，以帮助实现“永不过时”的战略。

显然，美国自身的行动为这些情景如何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输入。没什么是事先注定的，美国行动与否都将有推动这些情景不断发展。这些未来情景并不是一种假想，它们主要是为了阐明各种潜在的可能性，以期作为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的战略话语起点，他们可以澄清趋势的影响、凸显主要矛盾，并为我们不得不适应的未来世界，描画可能的选择。

多元未来有助于决策者了解潜在的未来环境及其影响，以引出潜在的问题，设置节点来跟进正在出现的选择。决策者应该通过多元未来的情景优化决策，阐明战略选择(投入、撤出和对冲)，并为适应未来做出更好的准备。多元未来也有助于测试战略的鲁棒性和适应性。我们可以使用情景测试战略的适应性，以及如果假设发生变化会带来多大的风险。如果风险太高则应修改战略或制定应急计划以降低之，使战略更加稳健。

最后，战略和规划是基于完全信息的想定，而非预言。经过适当设计和使用的“情景”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但它们本身不是战略，而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是五角大楼文职领导确保“明天的军事并不完全建立在昨天的思维模式上”的工具。如果不能完全避免，就应该正视这些模型或“内部剧本”。

5.结论

战略制定一贯要求消除制度偏差和体制盲区，需要对未来的不懈审视，需要对检验合理假设进行大量的智力挖掘。还需要长期的思考和想象。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在《战略：一部历史》（Strategy: A History）中指出：“制定战略意味着能够从短期趋势和琐事中查找长期和必要的东西，以解释原因而不是症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项技术迫使决策者看到整个森林，并想象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生长。

我们可能必须学会接受战略上的意外，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颠覆和非线性变化的可能性也在上升。但是复杂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是新情况，也不是对合理战略的不可逾越的挑战。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战略任务，最好的选择是直面影响关键决策的集体思维。

陆军参谋长指出：“战争倾向于屠杀传统、共识、群体思维和短视的‘圣牛’。下一场战争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可能是事实，但在危机四伏的时代里这是一种昂贵的方法。为了排除传统的集体思维和基于共识的自满情绪，我们需要更好的利用这些“圣牛”进行情景测试，通过适当使用多元未来可以慢慢烤，直到牛排烤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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