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后真相时代的痛点

From plus评论员学术plus 2019-03-28

新年伊始，我们既要好好的和2018道别再见，也要想好怎么与2019和平相处。因此，学术plus在回顾2018的基础上，全面展望2019的国际局势、政治、经济、法学与媒体界的趋势与走向。

从2010社交元年到2019，不足十年光景，互联网从一种可供利用的工具已经变成身处其中的“大环境”，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也远远超越了传播渠道或者媒介载体的范畴。而无论从宏观媒介环境还是国内外媒体学界研究方面，都让我们无法忽视“后真相时代”的困境、挑战，以及那些很痛的痛点。展望2019，大国博弈的全球大局与后真相时代的交织，媒介环境将更加复杂，如何更好地“凝聚群体共识”无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文章仅供参考，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2019后真相时代的痛点

作者：学术plus评论员曾倬颖

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是一部没有编年的历史。

2018年有点冷。

在天寒地峭的12月，微信改了版，把知乎、抖音的功能集于一身，力求通过改进内容分发匹配机制，让用户看到想看的内容；知乎忙着裁员，尽管着急投放广告、收了年费，还是改变不了自己在知识付费领域出局的命运。

遥想2010，Facebook、人人网兴起，一步踏入社交元年，我们亲历了微博、微信从兴起到普及，亲眼见证自媒体从疯狂燎原到去粗存精。互联网媒介的发展充分演绎了麦克卢汉所提的“媒介即信息”，红红火火地搭建起了 “地球村”。

转眼2019走来，这个世代进入最末一年，互联网发展的红利阶段悄然过去，就业市场刮起裁员寒潮。印证了那句“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是一部没有编年的历史”(Tanaka, 2016)，一个阶段过去，短短不足10年。

流量为王、渠道为王已经成为历史，内容为王取而代之。

2018，自媒体新规出台、自媒体乱象整顿，收效甚好，给好内容生产创造清净空间。好内容，似乎也迎来了好时代，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为之买单，越来越专业的平台愿意为之投资。而传统媒体则面临着巨大的发展难题，从好内容好作品的播出平台我们可以管中窥豹，收视好、口碑好、讨论广的好作品在网络平台的播出>地方四大卫视>CCTV>>(远大于)其他地方二级电视台，就连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际级平台已经落于队伍的中后段，真是让人唏嘘。

一组数据：2018年6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6.09亿，占总体网民的76%，比整体网民增速高1.4%。

网络媒体从资讯、视频到音频，全线超越传统媒体，全线施压，而全面亏损的传统媒体，面临的不仅仅收视行为和广告收入的大幅降低，“人才空心化”现象持续蔓延。如何生存，如何良性维持成为了难题。

从媒介环境看到的

【入口】入口乃兵家必争之地，所有平台都在积极构建基于内容和关系的信息流，今日头条2019年即将推出飞聊，打算与微信正面一战；微信在18年年底做了7年之痒的改版，大改内容分发，也强化了短视频入口。

【内容】网络平台拥有最好的内容资源，也占有更高的用户渗透率，是资本的优势也是技术驱动产生的结果。技术驱动信息生产方式变革、更新内容分发技术、带动生态架构调整，促进了内容生产力大释放。但是好内容稀缺、假消息漫天、媒介公信力大打折扣仍是挑战。腾讯2018年新媒体趋势报告中显示65.3%网民认传统媒体公信力远远高于自媒体，其新闻类报道的及时性、系统性、专业性均远远高于自媒体。可以看到，虽然当前传统媒体所面临的下坡路仍将持续，但在全球环境大势动荡的2019年，面对大势及大事，传统媒体在及时报道、深度报道方面取信于民、还真相于民，仍然大有可为。

65.3%网民认传统媒体公信力远远高于自媒体。

【内容形式】传统媒体中电视台严重受创，但广播电台在稳健地进步发展。各种互联网音频平台在2018年的多笔融资也在预示，音频形式承载的好内容，特别是知识音频将在2019迎来新风口。

【数据】2018年Facebook连续爆出用户数据泄露被非法盗用，被曝卷入Cambridge Analytica数据丑闻。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法规在2018年5月25日生效，彻底改变了在线数据保护流程，使用户能够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公司持有的个人数据。互联网用户所产生的社会数据，是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在不断肯定其重要性的同时，建立行业规范和法规显得尤为紧要，保障数据隐私性、安全性应该也是新的一年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命题。

【技术驱动】2018年AI赋能给媒介插上了一些把想象变成现实的翅膀，自动写作等开始在媒体运营中得到运用。随着5G到来，新的通信技术会在现有媒体内容形式基础进行新赋能，三网融合成为过去，物联网融合成为新的增长点，本来已经独领风骚的短视频、直播、知识音频将可能实现更高营收。

从媒介研究看到的

让我们聊聊2018年国际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沿重点。

国内，根据2018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结果(《第六届(2017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结果--〈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10期》)，研究重点包括舆论赋权、网络抗争；数据隐私；对外传播。根据对2000-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自主项目的文本分析(张立, 杨文涛, 尤瑜, & 王晗, 2018)，舆情舆论、媒介融合、社会化治理是重点研究主题。

国际上，我们选取了web of science中引用数和影响因子排名最靠前的4本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对四本期刊在2018全年所发表的文章标题和摘要进行了文本分析，如下图，其重点关注落脚在社交媒体、个人主义、情绪极化。

互联网早已不再仅是一项技术，而成为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大环境。

当今，垂直化的大众媒体被平面化的社交媒体取代，互联网早已不再仅是一项技术，而成为了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大环境。

借鉴国外的研究看，对社交媒体的主要关注集中在其对群体共识的强化和极化影响，即大范围的集体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取而代之的是小群体的亚文化、群体共识越来越容易凝聚甚至容易极化。互联网企业掌握用户数据，花足了心力进行用户细分人群画像，去寻求更多商业机会。

而从治理的角度，是否应对细分人群有更细致的分析？从而为防范社会分化、传播正能量、网络舆情治理提供扎实依据。从国内的研究看，重点着眼国内舆论，胡泳 & 陈秋心 ( 2017)提出虽然国内存在普遍的舆情和舆论概念的混用，而实际的重点则是在强调舆情，体现的是对社会监测与控制的需要。

可见，无论国际国内，互联网治理都是重心，虽侧重不同，实则核心一致。

当今是个后真相的时代，客观事实对舆论形成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的信息会产生更大影响，导致假新闻漫天、阴谋论盛行，治理面临危机。

学界呼吁建立基于事实的媒介环境，呼吁公众积极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胡泳, 2017)。政府从2010年开始重视互联网治理，积极实践文明治网、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微博微信政务新媒体、弘扬网络正能量等，逐渐形成了新的治理策略和公共话语，从互联网治理透露出的国家权力，不断地进行着更新颖、更巧妙的表达(Yang, 2015)。

2018年，直播平台、自媒体、游戏行业皆接受了整顿，文明治网成效显著；崔永元曝光娱乐圈阴阳合同、花总曝光酒店行业卫生乱象、丁香医生揭露权健集团并没有被网络审查一竿子打死，反而得到充分讨论，发挥了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属性，也彰显出正义与公民责任；国务院12月发布推广政务新媒体有序发展的办法，积极应用媒体促进与公众沟通、走群众路线，让7亿网民看到了府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新举措和新成效，既维持网络空间的天朗气清又使之具有一定活力。

互联网治理以及相关的研究逐步从 “一言以蔽之”、“控制与抵抗“、”审查与异议“的二元对立中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元并举”。应对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既需要对个体、小群体的分类分析，也需要放在媒介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环境中展开关联分析，寻求高适应性的对策。

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远远超越了传播渠道或者媒介载体。

展望2019，大国博弈的全球大局以及后真相时代的交织，为媒介环境发展提出了复杂的挑战以及充实的可能性。从国际国内的研究来看，当前互联网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挑战是凝聚群体共识。在加上后真相时代中，假新闻漫天，情绪感情越来越容易被煽动， 2018年在Science上发表的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表明：假新闻的传播比真实信息传播的更快、更广、更深(Vosoughi, Roy, & Aral, 2018)，可见媒介环境治理和公众媒介素养提升所面临的挑战之高。而对公众来说，好内容稀缺，内容真实性难辨却已成为最大痛点。

我们处在这个被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却无一不抱怨着好内容的缺乏。我们处在这个后真相的时代，却时刻面临着是真是假的选择。期待新技术、新治理在让生活更美好的同时，信息供给能得到更好的平衡。

【参考文献】
第六届(2017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结果--《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10期.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ANJ201810001.htm
胡泳. (2017). 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新闻与传播研究, 24(04), 5-13+126.
胡泳, & 陈秋心. (2017). 舆情: 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 传播与社会学刊, 40, 33–74.
张立, 杨文涛, 尤瑜, & 王晗. (2018).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图谱与热点分析——基于2000-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实证分析.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38(3), 137–144.
Han, R. (2015). 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 China’s “Voluntary Fifty-cent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224, 1006–1025.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15001216
Tanaka, S. (2016). History without Chronology. Public Culture, 28(1 78), 161–186. https://doi.org/10.1215/08992363-3325064
Vosoughi, S., Roy, D., &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6380), 1146–115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p9559
Yang, G. (2015). China’s Contested Internet.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