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旷新年：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 ——对文化研究的一点朝思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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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世纪初，文化研究兴起，风风火火大有成为“显学”之势，几乎要变成当代文学研究的同义词。2002年，《视界》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化研究文章《吊带衫》引起了学者旷新年的注意。这篇大三学生所写的文章把一件小巧玲珑的吊带衫写得云蒸霞蔚，风云变幻，气象万千。这种“文化奇观”促使学者旷新年当时对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进行了反思。他借用朱寒冰同学对吊带衫的描述来描写文化研究，揭示文化研究的暧昧性。文化研究既是反抗，又是撒娇，看起来离经叛道，充满语言暴动，然而却并不是要推翻和瓦解体制，反而是要在体制之内分得一席之地。文化研究的兴起标志着“传统左翼”向“现代左翼”的脱胎换骨。旷新年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研究有可能存在的弊端和陷阱是——文化研究既拆除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暴动和爆破，同时也无力发起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战。从根本上来说，文化研究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转变成为一场装满橡皮子弹的语言扫射和文化批判，使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无害化。这与其说是炮火连天的战争，不如说是装点后现代社会和消费主义时代的绚烂烟花。本文深刻的洞察和反躬自省，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有警醒意义。

感谢作者旷新年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

——对文化研究的一点朝思暮想

旷新年

文化研究与反抗

从上一个世纪走过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国内的一门“显学”，文化研究快要变成当代文学研究的同义词了，连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也会问“搞文化研究吗”？似有取代过去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说“吃过饭了吗？”之势。从出版到教学，从研究生培养到本科生课程，文化研究搞得红红火火。文化研究不仅成为了批评舞台上的当红小旦，而且已经在学术界分得了一块蛋糕。在第7期《视界》杂志上发表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就很抢眼，令观众赏心悦目，叹为观止，就像香港电影里常说的“眼睛好像吃了冰淇淋一样”。尤其开首一篇《吊带衫》，写得行云流水，波澜起伏，柳暗花明，气象万千，不禁暗暗惊叹一位三年级的大学生，像一位长袖善舞的魔术师，把一件小巧玲珑的吊带衫写得如此云蒸霞蔚，风云变幻，分明已是一位语言游戏的大师，令人禁不住赞叹：“真是好身手！”我们由读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消费者”，就像不经意撞上了一场文化晚宴，亲眼目睹一种文化奇观，一件小小的吊带衫，做出了一道令人目不暇接的“满汉全席”。当然，我们所“消费”的，是既“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重新诠释了的符号产品。

完全可以借用朱寒冰同学对吊带衫的描述来描写文化研究，只要把“吊带衫”这三个字换成“文化研究”就行：文化研究是“独立的、高雅的、时尚的、干练的”，“仅仅是那么‘一点点’布料，文化研究就成了他们‘嘲弄’原权力的权力，令他们产生‘炫耀、诽谤和抵抗’的快感。‘因此，一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企图利用大众文化来控制接受者对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另一方面接受者又可以利用这种资源来产生颠覆和抵抗的效果。’”

自从“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以来，文化就被“边缘化”了。而这位被边缘化了的“文化”由此成为了一个忙里忙外眉飞色舞眉目传情的传媒老手。于是，酒有酒文化，烟有烟文化，茶有茶文化，性有性文化，广场有广场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吃喝有饮食文化，拉撒有厕所文化，穿衣有服饰文化，连放个屁都少不了文化的包装。就像上海的小学老师不化妆就不能登上讲台一样，没有文化的包装，连巨贪巨腐、汪洋大盗、大款二奶也不能在媒体上飞扬跋扈、趾高气扬。文化是权力必要的化妆师。股票有借壳上市，资本化的人格和人格化的资本也要借文化浮出海面。曾经有人谆谆教诲俺们，“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这些硬道理都不是赤身裸体地出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而是穿着一件件文化大衫沐猴而冠。就像没有爱情的性交是奸污和强奸、没有说法的敛钱是抢劫和盗窃一样，没有法律保护的金钱是没有洗干净的黑钱，没有文化包装的经济是没有出路的经济。用一句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话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人吹牛皮“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没有文化搭台，哪有经济唱戏的地方？如果没有文化叠被铺床，经济就好比没有婚姻执照的卖淫嫖娼。实质上，当代那些挂着经济学招牌的“大师”轰轰烈烈地从事的都是伟大的“文化”事业，正如创造发明了“轿车文明”和“二房”理论的大腕擅长的都是文化大话一样。似乎自从经济学成了帝国主义，文化就成为了经济学家身边一只会卖弄风情的小蜜，一为千疮百孔的富婆搞掉暗疮撑起胸脯的美容师，或者等而下之，成了一没有丝毫贞操下贱不堪只会卖身的暗娼；然而，实际上，为了“全球化”的伟大事业，文化不知做了多少指鹿为马、偷天换日的事业。可惜没有“新大陆”可以再发现，不然现代世界历史就要从他们开始重新写起了。

文化研究的意外之想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还是“妾身未分明”。“待晓堂前拜舅姑，画眉深浅入时无？”文化研究充满了暧昧性。她既是反抗，又是撒娇。这种反抗展现了柔软的姿态，因此，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表演。她把误读当成了反抗的策略，把误读编辑成为了一种充满无奈和自欺的“革命”。文化研究初看起来刁钻古怪，充满了离经叛道。她孤芳自赏，然而并非真要道破“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日常生活，而是对梦中的迷离充满了咀嚼、留恋和回味。她对强暴既充满了幽怨，又对所有的强暴顺水推舟。她对父权秩序充满了挑衅，然而又并非真要从父权制中破门而出。她对体制充满了语言的暴动，然而并不是要推翻和瓦解体制，反而要在体制之内分得一席之地，要在体制之内找到并且站住自己的位置。“谁说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文化研究不是要与千古的父权制进行彻底的决裂；而是相反，要把决裂、反叛、冲撞柔化成一种打情骂俏，提高成为一种有品位有格调的调情，打造成有条件的屈从。我常常能够欣赏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自我牺牲的姿态和英勇就义的声音，为了献身文化研究，不得不忍受惨不忍睹的广告和肥皂剧的折磨和蹂躏，与他们周旋到底，就像只身打入虎穴的卧底。他们的话语有点听起来奋不顾身的壮烈味道，就像张维迎们在为“先进生产力”申辩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声嘶力竭起来一样。

正像吊带衫是内衣外穿，充满了革命和反叛，充满了出奇制胜一样，文化研究也斗志昂扬，充满了斗智斗勇。更为迷人的是，文化研究是如此感性和性感，是一种如此感性和性感的研究方式，它抚摸当代花天酒地灯红酒绿莺莺燕燕莺歌燕舞的感性生活最隐秘敏感的部位。文化研究深入夜总会、招贴画、同性恋、俱乐部、酒吧、广告、时装、旅游以及眼花缭乱颠倒众生的消费文化和多姿多彩不断翻新的流行时尚。文化研究好像是一位风姿绰约、顾盼生情、千娇百媚、人见人爱的小家碧玉，风情万种，光鲜闪亮。在某种意义上说，不经意间，文化研究已经被收编为父权秩序中的一位姨太。如果“大房”是一位风韵犹存的掌握着政治、经济权力的经济学家，那么，文化研究则更像是花枝招展、含苞欲放行使着文化权力的姨太太。说得白一点，“大房”是抢饭碗的，就像一位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往公众的饭碗里吐痰，把饭碗抢到手。俗话说，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如果说“大房”是帮着打天下的，那么，“二房”则是帮着坐天下了。“大房”满身唾沫和铜臭上不了台面；相反，“二房”这位风华正茂的美人，既有“个性”，又有“人性”，既有“感性”，又有“良心”，既有“颜色”，又有“文化”，甚至她暴戾乖张的性格也成了“夫君”新的附庸风雅、有容乃大的资本。“夫君”早年敲骨吸髓、巧取豪夺、择肥而噬、杀人越货的勾当像愈久愈香的陈年佳酿一样早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消闲解闷的趣闻轶事，成为了她打情骂俏的资料和他们天伦之乐、延年益寿的养料。“二房”可以耍脾气、犯上、挑衅，可以做出种种使人难堪的出其不意的小小恶作剧，有时候甚至还会放肆到抓破“夫君”的脸皮，带给他小小的痛苦的尴尬，而这种小小的痛苦的尴尬，又带给他加倍的出奇的快感，因为资本主义带有施虐和受虐的双重性格，一点点无伤大雅的尴尬和施虐反而会给他罪恶的一生带来一种特别提神和满足的快感。

文化研究婷婷玉立、楚楚动人，出落得俊俏妩媚。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时代，文化研究天生丽质，“出污泥而不染”。在当代被欲望所驯服的大众社会里，文化研究是唯一不被驯服的力量，似乎天生一种高贵的不可驯服的反抗姿态，与大众文化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沉醉于语言的魅力和语言的力量。她饱读从马克思到福柯以及各种各样的另类和非法读品，甚至自许为左翼知识的一脉秘传。“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来摧毁。”但是文化研究毕竟受过世界上最好的文科教育，甚至修炼成了博士及第。文化研究建立在中产阶级深厚的财富土壤和文化根基上，她敲打着中产阶级的感性生活，是中产阶级感性生活天然的守夜人。她深知人性唯一光明的前途就是改良和提高人性，政治的唯一出路就是用学院政治代替暴民政治。

学院政治是没有真正的政治目标的政治。作为没有政治目标的离经叛道，文化研究迅速地被吸收到大学的学科建制之中，结成与现代体制亲密无间的手足情谊。文化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学院政治的真正成熟，标志着左翼批判力量阵地的彻底转移，或者说，标志着“传统左翼”向“现代左翼”的脱胎换骨。文化研究既拆除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暴动和爆破，同时也无力发起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战。从根本上来说，文化研究将战场从外部转向内部，可以说，文化研究从资产阶级内部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使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无害化。文化研究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转变成为一场装满橡皮子弹的语言扫射和文化批判。这与其说是炮火连天的战争，不如说是装点后现代社会和消费主义时代的绚烂烟花。

2002年10月28日完稿 

本文原载于《天涯》杂志2003年第1期， 亦收录于旷新年著作《把文学还给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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