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克：越轨的都会之“恶”——《阿金》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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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简略地说，鲁迅笔下的阿金只是一个上海弄堂里被外国主人雇佣的女仆而已。这一人物创作基本处在自斯密斯的‘从仆’、‘包依’到鲁迅自身的‘西崽’、‘西崽相’这一发想的延长线上，或者再扩大一点说，与鲁迅借助斯密斯对国民性的思考有关。

本文指出《阿金》一文，可视为鲁迅在光怪陆离的上海都会生活里，对底层人物的感受中，直觉到的对中国社会在大转型期所需的，一方面强悍、冲动、有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又会呈现出“野人其形”的样态，甚至还会带来对传统的伦理秩序产生极大破坏的近代精神——“浮士德精神”的某种直觉。阿金的力量来自于，她在自己生活世界的生存竞争中，个人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利益所在，以至于不屑于掩饰，恣肆放纵甚至完全无视社会道德约束的野性的生命力。这就是本文阐释的“越轨的都会之‘恶’”。值得留心的是，鲁迅或其笔下的“我”以为“越轨”的事项，反倒恰恰可能是审视鲁迅精神世界的另一途径。

感谢作者张克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越轨的都会之“恶”： 

《阿金》的挑战

—文·张克

一、《阿金》的挑战

《阿金》一文写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简略地说，鲁迅笔下的阿金只是一个上海弄堂里被外国主人雇佣，廉耻感稀薄——“好像颇有几个姘头”，既善于嘻嘻哈哈调笑又有强悍刁蛮的一面、声音响亮、勇于吵嘴的女仆而已。奇特的是文中“我”对她的异常的讨厌，“自有阿金以来，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1]“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2]《阿金》文末甚至说，“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3]言辞之间虽然有自省，但恨意仍难以抑制，对阿金如此沉重的苛责是不同寻常的。 事实上，关于本文究竟是写实的随笔、漫谈还是鲁迅以杂文形式虚构的作品也不乏争议。李冬木于二〇〇年底、次年三月通过对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132弄9号鲁迅故居（鲁迅居住时的地址名称为“施高塔路130号大陆新邨9号”）的实地踏查，质疑《阿金》的写实性。加之无论从许广平的多个回忆录还是从曾详细记录鲁迅当时日常生活的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等文章中都不能得到关于阿金的实证性的信息，他得出的结论是：“‘阿金’是一个想像的产物，是一个虚构的人物。”[4]

萧红著《回忆鲁迅先生》

《阿金》是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一篇散文

无论《阿金》一文生活细节上是否都是写实的，无可否定的是，文中“我”对阿金的情绪反应的真切和激烈确是实在的，且也并不脱离弄堂生活的真实生态，非采用了如《故事新编》那样借一点由头点染一片的笔致——当然细究起来文末还是不乏此种痕迹。竹内实观察到，“那文中所描写的，应该是市井的一般情景和日常生活。然而在一般杂志里，并没有写过这些。”[5]他尝试把阿金与中国的“泼妇”传统相勾连，并延伸到对鲁迅的其他作品的解读上。譬如，他指出，“鲁迅的杂文《阿金》中的负面形象阿金，到小说《采薇》里，已经被赋予了正面的、反封建的意义。用俗话讲，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以毒攻毒’。”[6]竹内实勾连的细致功夫令人赞叹，但诠释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至少不及王瑶自“油滑”入手把《故事新编》的笔致与传统文化资源勾连来得妥帖。笔者以为，《阿金》一文的神韵不在传统而在现代[7]，阿金带给“我”的挑战内蕴着深具现代意味的危险性。这一点竹内实似乎也有所意会，他把阿金和其生活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定性为互相否定的关系——“阿金确实是一个社会中应该否定的人物。然而，如果其社会也必须被否定的话，那阿金又可以称得上是足以否定社会的人物。”[8]这里所说“否定”性是值得留意的。

竹内实

与竹内实把阿金与中国的“泼妇”传统相勾连不同，李冬木考虑的是《阿金》的写作机制——“鲁迅以怎样的意识框架把这些要素构制为一篇作品”？[9]他把对鲁迅的“意识框架”的寻找转化成了对某类思想文本的追溯。他寻找到的是，《阿金》与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一书的日译本中关于“异人馆”的“厨子”这一内容的相似性。他的结论是：“‘阿金’这一人物创作基本处在自斯密斯的‘从仆’、‘包依’到鲁迅自身的‘西崽’、‘西崽相’这一发想的延长线上，或者再扩大一点说，与鲁迅借助斯密斯对国民性的思考有关。”[10]

竹内实、李冬木的研究都建立在亲自探访鲁迅故居的基础之上，但饶有意味的是，他们的落脚点都落在了“阿金”与某种文化资源（或中或西）的勾连上。这是合宜的研读方式吗？

二、阿金的力量

笔者却想把理解《阿金》的重点铆在鲁迅笔下“我”对阿金异常厌恶的情绪得以滋生的某种空间感受上——即“自有阿金以来，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只要这种“空间感受”是真切可信的，我们其实不必纠缠《阿金》一文里的生活细节包括阿金本人是写实抑或虚构的问题。

众所周知，鲁迅在上海时期历经数次搬家，自景云里到拉摩斯公寓，之后又到大陆新邨，最大的考虑是寻找较安静的写作空间。这并非易事，习惯、租价、居住感受等都是原因。他曾在给萧军、萧红的信里感慨，“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11]许广平对鲁迅深为市井俗音所干扰的印象非常深刻，她回忆说：“住在景云里二弄未尾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之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12]可见，《阿金》一文的情绪确有着真实的生活基础，李冬木也认为，鲁迅把这一大段经历复活在《阿金》里了。[13]

其实，作为在现代都会中卖文为生之人，鲁迅在《阿金》一文里呈现的那种在逼促的住宅空间里不悦的情绪反应——因阿金生出的各种扰攘的声音、行动分明打扰了自己的写作而产生厌烦是不足为奇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切。德国文人本雅明在观察大都市生活时曾写道，“一个大城市变得越离奇莫测，在那里生存就越需要对人性有更多的认识。实际上，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促使个人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利益所在。在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对其利益的熟悉就远对其人格的熟悉更有用。”[14]不难看出，“我”对阿金的感受正是这样，“对其利益的熟悉就远过对其人格的熟悉”。阿金在“我”的感受里，并不具备清晰、全面的“人格”特征，几个弄堂生活的场景片断过后她只给“我”留下了道德上的不洁和有股野性的生命力的模糊印象——“阿金的相貌是机其平常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15]尽管面目模糊，但阿金对我利益的伤害却变得越发清晰、严重起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至于会达到“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新念和主张”、“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这样的力度。

阿金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如此大的力量？或者，颠倒过来看，鲁迅笔下的“我”缺乏何种力量、因为何种原因才被阿金如此轻易地就“摇动”和“塞住了”“一条路”的呢？

阿金的力量不正来自于，她在自己生活世界的生存竞争中，“个人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利益所在”，以至于不屑于掩饰，恣肆放纵甚至完全无视社会道德约束的野性的生命力吗？这可真是“越轨的都会之‘恶’。”[16] 越轨”是说阿金的野性和放纵不合礼法秩序，尤其是中国社会对女性的伦理要求，而这种野性的疯长自然与脱离乡村熟人社会的规训，进入都会生活有关，正如阿金宣称的——“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我”对阿金的厌恶里，可以说有着双重原因。其一是出于自己安静的写作空间被不断打扰，会影响自己卖文的生计，这自然也属于“个人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利益所在”。其二是，“我”的轻易被阿金生发的声音、神态、行动等扰动，恰恰对比出了，自己缺乏那种不为环境所左右的强悍生命力，而这却恰是阿金所具备的。她能在弄堂的底层社会生态里任性而为，应付自如，这对靠写作谋生，四体不勤，生存能力柔弱又敏感的“我”来说，不吝是个暗暗的并不令人愉快的对照，甚至是个辛辣的讽刺。自认为在知识、道德、社会身份等方面均高出一筹，善感但不免柔弱的文人与野性十足、毫无廉耻感的底层女仆，狭小的都市住宅空间更是放大了这一触目的映衬，“我”遭遇的心灵刺激恐有着内在的杀伤性。“我”在触及这种对照的冲击时顾左右而言它，唠唠叨叨地臆想起大而空疏的关于中国男性与女性的历史承担问题，“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17]这不过是焦虑、羞愧于自己的虚弱，反而自诩道德高尚且有反省精神的遁词罢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与其愤恨而无奈的感慨，“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不如直面：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中国男性的标本应是如何？

三、 阿金与阿长

只有在逼促狭窄的上海弄堂那样的都会住宅空间里，“阿金”之流才有可能如此难以躲避地侵入“我”的生活，造成对“我”的极大精神压力，当然也对照出了“我”的无力和焦躁。而势必引发出的自我的诘问从来都是令人难堪的，非反身而诚即可直面那么简单，所以，尽管“我”的言辞在表面上显得好像已经足够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了，但语气、语态、运思上却分明可以看出“我”的种种逃避、掩饰和责怪。

《阿长与〈山海经〉》图册

在这里，将鲁迅在《朝花夕拾》里的《阿长与〈山海经〉》和《阿金》对照会看出更多意味来。《阿长与〈山海经〉》里记录的也是一位女仆，并且也多次强调了“我”的空间感受——睡觉时被阿长挤占了多半个席位而愤恨。整个文章前半部分“我”的叙述语气也是“迫不及待地宣告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是一种乔装的，如孩童的俏皮天真一般然而读者又分明能体会到这已是经历了人生沧桑后的诚挚而温暖的语气。《阿长与〈山海经〉》里，“我”对自己童年的成长世界里并不高明的阿长的不以为然乃至厌烦、憎恶、怨恨也是真切的。不过在作者的叙述中，当朴实的阿长特意为童年的自己带来心爱的宝书《山海经》时，一切纷杂的情感都汇作了深沉的敬意，命运施于阿长的不幸也被一种心灵终归安宁的宿命感取代了。虽然阿长的世界与“我”长大以后的世界毕竟还是隔离的，“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18]但“我”最终以无限的深情祈求、希冀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19]

阿长与阿金，同为女仆，前者为生活于故乡的乡下女人，见识不高却遵循着朴素甚至略显可笑的传统伦常过活着；后者虽也出身乡下现在却已混迹于现代都会的弄堂里，所见杂多濡染渐深越发野性十足，早已失却了对传统伦常的一丝敬意。

如何理解鲁迅对阿长与阿金这两种类型的女性生命的截然相反、又都刻意推向极致的情感态度？让我们不妨做一个并非毫无理由的设问，在二十世纪以降“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一个事实恐怕是：更多的阿长们要被裹挟着进入都会，她们还能如在乡下时那样抱朴见素、淳淳昏昏吗？势必有相当一部分要或深或浅的出现“阿金”化的情形吧？“我”的追忆里阿长的单纯，难道就应当是她的真实人生吗？“我”对阿长的深情、对“阿金”的苛责，其中的情愫不也有着混迹于现代都会的小资产阶级文人“我”的一种自我精神救赎、恐惧的投射吗？《阿金》一文里“我”看上去既理直气壮又闪烁其辞的语气，还有行文中对“我”情不自禁的自嘲和反讽不也时时提醒我们，“我”刻意隐藏起来的虚弱、恐惧究竟为何恐怕才是我们更应紧紧盯住的命题。

《朝花夕拾》原版封面

四、世界的“阿金化”

恩格斯曾写过三篇《论住宅问题》的文章，特地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住宅问题的敏感。“我”对阿金的空间感受正是在逼促狭窄的都会住宅空间内发生的，是否也属于此类情形呢？

恩格斯认为城市里住宅的短缺、条件的恶劣是和现代都会对农业人口的急剧的吸纳有关的，但它能成为可讨论的公共话题却是与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感受有关。“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20]被恩格斯严厉抨击的蒲鲁东的改善住房条件的设想，无非是诉诸于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府需提供公共福利的责任，而这在恩格斯看来，“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21]这是在批评蒲鲁东缺乏以“经济”的眼光洞穿住宅问题本质，只好乞灵于“法学空话” 的思想方法。而对于另一个提出了用“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使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22]的方式来改善工人住宅条件的小资产阶级学者萨克斯，恩格斯则严厉批判道，“蒲鲁东曾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学领域，而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则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23]

总之，恩格斯激烈批判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力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住宅问题，只好求助于冠冕堂皇的法学或道德空话的做法。在他看来，住宅问题只是整个社会问题的表征而已，说到底，现代大都会的出现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产物，所以结论只能是：“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24]领略了恩格斯对蒲鲁东、萨克斯不无苛刻的批判之后，其实也不难循着鲁迅的反讽笔调发觉，《阿金》里“我”对“阿金”的莫名的愤怒与厌恶，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恩格斯批判的那种“带到道德领域”的无力吗？究竟该如何理解阿金身上的野性这一“越轨的都会之‘恶’”呢？

鲁迅早年在《摩罗诗力说》不是也曾礼赞过“蛮野如华”吗？那时他可是激动的宣称，“尼佉（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25]阿金不可以视为“野人其形”，“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的可能的力量吗？须知，恶的萌动从来都伴随着对既有道德、秩序的“越轨”和破坏，显示出丑陋、不洁乃至可怕的面相。现在，《阿金》里的“我”，空有“带到道德领域”的浮动言辞，文末从阿金到中国文史上的诸如昭君出塞、木兰从军、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联想，无非想刻意申明“我”自己作为男性对于女性并无道德上的歧视；相反，自己也认定不应把历史败亡的大罪过都推到女性身上，这种刻意表明自己对女性还是有一份正确的现代道德观念的自辩，究竟有多少说服力呢？除了让我们看到刻意“带到道德领域”的无力感外，岂有他哉？

《摩罗诗力说》

正如恩格斯并不负责局部地、技术性地提出改善住宅的方案，他从城市住宅这一微观问题里看到的是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结的必要性，他瞩目的是整个世界的革命性变化。相类的，鲁迅笔下的“我”在对“阿金”这一刁蛮女佣侵扰到自己的空间感受里，直觉到并且深为恐惧的也是整个世界的变化——“世界的‘阿金化’”[26]——“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细细思量，鲁迅以对阿金的“空间感受”上的文学直觉（整个世界的“阿金化”）和恩格斯以“经济”的眼光看待城市住宅问题（整个世界的全面变革），体现出的是相同的思致：这是一种或以一个支点撬动整个世界（认识）、或对世界的革新毕其功于一役（行动）的思维特点。鲁迅的这一思维特点当然有其作为文学家的直觉性，如孙歌指出的那样，“鲁迅终其一生留给我们的精神产品，几乎是严格地限定在不能直接还原为这些时代特征的思想层面，而他主要的论战对象也并非可以直接还原为现实中的强权政治和非人暴力。”[27] 所谓“不能直接还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会把鲁迅思考的问题——无限掘进的否定性走过的作为一个环节的结论、意见封闭、凝结起来、进而教条化。鲁迅的这一思维特点提醒我们，在理解、陈述鲁迅的精神遗产时，是万万不可拘泥于某种直接、具体的结论的。对《阿金》的理解同样应该如此，径直肯定对“阿金”的指责是武断而毫无意义的。尤其是，不可以不顾《阿金》一文本身除了对“阿金”的讽刺之外，还有对“我”本身的意见也发出了强烈的自我反讽。

如何看待这一思维特点？它对我们认知现代都市文明、乃至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是否大有裨益还是需要有所扬弃？这自然是值得追问的大问题。关于鲁迅的思维方式，笔者曾参照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思维，指出鲁迅的思维方式也是近于“反讽”式的，其核心是以连根拨起，以承受虚无的决绝来获取无限掘进的否定性。[28]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苏格拉底反讽思维的出现恰恰是雅典城邦文明衰落的标志的话，鲁迅式的“反讽”思维的出现难道是中国走向现代市民社会的预兆？

歌德著《浮士德》

歌德的巨著《浮士德》里，被陈腐的书斋生活纠缠多年的学者浮士德博士，想要重获生命的无限活力时，可是要去勇敢地把生命拼将上去，和恶的、否定性的魔鬼靡非斯特一起走进市民社会、创造出不断自我超越的人生的。《阿金》里的“我”与“阿金”，其结构非常类似尚未出书斋的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关系。但与浮士德的狂躁然而进取相比，“我”多的是东方式的“带到道德领域”的无力和虚弱的自怜自辩，缺乏的正是浮士德不惮投身并不纯净的人生历程和市井生活中，在自我超越、自我否定、永不满足的生命冲动里创造、搏击，最终成就崇高人生的动的精神。《阿金》里“我”指责“阿金”时有一个观察是，“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29]这不恰恰也是“我”的精神自画像吗？

《阿金》一文，可视为鲁迅在光怪陆离的上海都会生活里，对底层人物的感受中，直觉到的对中国社会在大转型期所需的，一方面强悍、冲动、有力量，然而另一方面又会呈现出“野人其形”的样态，甚至还会带来对传统的伦理秩序产生极大破坏的近代精神——“浮士德精神”的某种直觉。在这个意义上，《阿金》里“自有阿金以来，四周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等言辞，并非夸饰的虚张声势；相反，这种深沉的恐惧感倒是显示了，即使在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人代表如鲁迅那样强悍的生命身上，对“浮士德精神”依然有着强烈的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恐怕正是大多数中国现代文人在二十世纪以降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关于都市文明的种种言辞背后的真正心理动因。

余论

《阿金》里还具体提及了两首流行的市井小曲：“‘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和“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后者由黎锦晖创作、演唱、传唱甚广，被鲁迅说成“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30]，可见不喜欢之极。

以现在的眼光看，歌词、曲调当然已经是相当传统了。有意思的是，为鲁迅极为厌恶的《毛毛雨》却被沪上作家张爱玲认为恰是最能体现上海弄堂气质的音乐作品，她的喜爱溢于言表：

“我喜欢《毛毛雨》，因为它的简单的力量近于民歌，却又不是民歌——现代都市里的人来唱民歌是不自然的，不对的。这里的一种特殊的空气是弄堂里的爱：下着雨，灰色水门汀的弄堂房子，小玻璃窗，微微发出气味的什物；女孩从小襟里撕下印花绸布条来扎头发，代替缎带，走到弄堂口的小吃食店去买根冰棒来吮着……加在这阴郁龌蹉的一切之上，有一种传统的，扭捏的东方美。多看两眼，你会觉得它像一块玉一般地完整的。”[31]

“这里的一种特殊的空气是弄堂里的爱”。鲁迅与张爱玲，竟有着如此不同的对于上海弄堂流行小曲的感受？孰是孰非呢？同样都能捕捉到上海弄堂里“一种特殊的空气”，至于那“空气”的振动牵引出的是“弄堂里的爱”还是扰动出恐惧的阿金那样的“越轨的都会之‘恶’”，想必迄今为止人们多有各自的偏爱。若是依照“浮士德精神”，为何不能将“爱”与“恶”的冲突、激荡和奏鸣视为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华文明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常态欣然接受并奋力投身呢？而这，正是笔者对《阿金》一文的领会，争辩后的领会。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 , 2015年10期

张克著

《颓败线的颤动：鲁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1年12月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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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3]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4] 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5] 竹内实：《阿金考》，竹内实：《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程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版，第133页。

[6] 竹内实：《阿金考》，竹内实：《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程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版，第146页。

[7] 《阿金》一文写于一九三四年的年末，本年鲁迅写作了几篇以宋元明清野史为材料的杂文，如《儒术》、《买〈小学大全〉记》等，同时期给人的信件中也多谈此类史料。本年关于此类材料分量最重的两篇长文《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恰恰写于年末的十二月，《病后杂谈》写就于十二月十一日，《病后杂谈之余》写就于十二月十七日，补充的附记则写就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阿金》的写就时间是本月的二十一日，刚好是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完成不久，如果考虑到二十三日鲁迅又给《病后杂谈之余》增加了一段附记的话，可以说鲁迅本月的写作状态，确实存在着谈现实的《阿金》与谈历史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之间微妙的映衬关系。笔者尚未读到自此角度切入、考察的文章。

[8] 竹内实：《阿金考》，竹内实：《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程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版，第149页。

[9] 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10] 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11] 1934年鲁迅致致萧军、萧红信，《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12] 许广平：《景云深处是我家》，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960页。

[13] 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36页。

[14] 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页。

[15]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6]  “越轨的都会之‘恶’”是笔者尝试站在“我”的立场上给阿金行为的社会定性。笔者使用“越轨”一词的 灵感其实是来自于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一文中对萧红行文的评价——“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而“都会之‘恶’”是表明阿金的“反道德”的举止本身就是都会生活的一部分。值得留心的是，鲁迅或其笔下的“我”以为“越轨”的事项，反倒恰恰可能是审视鲁迅精神世界的好材料。

[17]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8] 鲁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9] 鲁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20]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2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22]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23]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24]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25]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26]“世界的‘阿金化’”是笔者对鲁迅关于阿金的深层感受的提法。鲁迅的这一直觉体现出他作为文学家极为敏感的心灵品质。其实在当时，讨论上海住宅问题的文章并不鲜见，例如郑振铎在1927年的《文学周报》第4卷上就曾发表过《上海的居宅问题》一文，历数了诸如杂陈无章法的建筑的安全隐患，“伙夫、堂倌”等底层人的睡觉问题等事项，还引英国的伦敦为参照，讨论大都市的住宅问题。不过郑振铎的讨论只停留在社会事务层面，和鲁迅的《阿金》体现出的对精神问题的直觉和关注有着相当的差距。（郑振铎：《上海的居宅问题》，《郑振铎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4—69页。）

[27] 孙歌：《为什么“从‘绝望’开始”》，录自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95页。

[28]  参见拙作：《颓败线的颤动：鲁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第六章“作为试毒剂的反讽者”，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254页。

[29]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30] 限于篇幅歌词不再引述，可参考陈子善的《张爱玲说〈毛毛雨〉》一文，收录于《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31] 这段话出自胡兰成的《记南京》一文里所引的张爱玲的谈《毛毛雨》的文字，录自上引陈子善的《张爱玲说〈毛毛雨〉》一文，收录于《沉香谭屑》一书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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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西奴风与落花生：——评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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