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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代性站在对人口问题十分乐观的立场上相信技术的进步会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理论和实际的差距迟早会被一劳永逸地弥合，这种观点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理论背道而驰。本文正是在这对立中关注被视为一种人类废弃物的“过剩人口”的问题。“剩余人口”的生产不再是工作需要，而是全球化的直接后果，为了满足全球化的平等发展将多余人清除出社会交流圈，通过放逐的形式缓解国家内的人口问题。这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的副作用。这一类“多余人”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被指认或自认为失去社会地位的个体，他们处于劣势地位，在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上都被认为是多余的。地区性人口过剩已然无法通过最初的全球化宣泄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所有的地区都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胜利的后果。"他们"是否太多？成为本文讨论的严肃话题，同时也为人口问题提供的另一种关注方式，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与多余人口相对立的“富人”的数量以及生活方式问题。正是经济发展巨大的悬殊使得现代化地区追求并找寻一种地区性“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式，如今这些“富人”霸权的国家和地区正逐渐自食恶果，地区性人口过剩已然无法通过最初的全球化宣泄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所有的地区都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胜利的后果。
本文选自《废弃的生命》第二章，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感兴趣的读者可通读全书。希望能够帮助各位理解相关社会现象。
目录
第一章 起初是设计——秩序构建产生的废弃物
附录：关于讲故事
第二章 他们是否太多?——经济进步的废弃物
附录：论人类力量的本质
第三章 废弃物堆积地——全球化的废弃物
第四章 废弃物文化
附录：文化与永恒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齐格蒙特·鲍曼
他们是否太多？
——经济进步的废弃物
他们总是太多了。“他们”本该少一些——或者最好是一个都没有。而我们永远嫌少，“我们”应该多一点。
在权威的《牛津英语大词典》上，直到19世纪后期——准确地说是1870年，“人口过剩”这一词汇才被收录。尽管18世纪末(准确地说是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就出版了《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他在其中坦率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人口增长永远比食物供给增长要快，因而除非人类生育得到控制，否则不可能有足够的食物供给每一个人。
对于那些最负盛名的代言人们来说，具有进取、狂热和自信的现代精神的他们很热衷于反驳和推翻马尔萨斯的观点来打发时间。的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现代承诺所代表的所有事物都相对立——现代性坚定地认为任何的人类苦难都是有救的，它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决方法将会被找到并实施，所有迄今为止未得到满足的人类需要都将会被满足，科学及其实际的运用（即技术)迟早会提升人类现实使之与人类潜能的水平相符，并一劳永逸地弥合“现在是”和“应当是”之间令人气恼的差距。这个世纪的人们相信(并由于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完美合唱而日益加强了这一信念)更多的人力（主要是工业和军事力量）可能并将会实现更多的人类幸福，而且国家力量和财富是通过其工人和士兵的数量来衡量的。的确，在马尔萨斯的预言被构想出来并引起争辩的世界的这一地区，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口增多将导致人类生存所需物品的减少。相反，劳动力和战斗力是越多越好，这似乎是医治匮乏这一恶疾主要的和最有效的方法。过去，全球广阔无尽的丰饶土地中尚散落着空白的地点，那里人烟稀少，实际上是等待征服和殖民的空白土地，需要庞大且人手众多的工业工厂和强大的军队去入侵并控制。大意味着美——而且有利可图。人口众多意味着强大的权力，强大的权力意味着大规模扩张领土。而大规模扩张意味着大量的财富。大国巨富意味着有容纳众多人口的空间。谨此作答。
因此，如果关注国家内部事务的人们想到需要养活的人口太多，对于他们来说以下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令人信服和可靠的，即使它是自相矛盾的:解决人口过多的方法是更多的人口。只有最强盛，也因此人口最多的国家才可以发展自身力量，去压倒、征服或者驱赶地球上那些软弱、落后、犹豫不决或者衰落甚至退化的民族，也只有这些国家可以展示力量并取得极大影响。如果此时用到“人口过剩”这一词汇，它会被视为一种矛盾形容法(oxymoron)。不可能有“太多的我们”相反，我们太少了，这才是要担心的问题。地区性的拥挤可以由全球承担。地区性问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解决。
人口密集分布图
1883年工会代表大会的一位发言者(某个来自萨尔特本的托因先生)对某一种倾向表示了非常严肃的关注，这实质上也成为那时全国人民对这一问题的共同看法，这种倾向即：
农业地区要垄断土地的倾向；将小农场变成大农场。小农庄正在破产，土地被吸纳入大的实体中。现有的土地系统将人们都驱赶到厂矿里去，和劳动力市场里的工匠竞争。全国的劳动者都想马上从其中解脱。
”这一抱怨是老生常谈了——在对经济进步兼具创造性和毁灭的动荡史的重复诊断中，只有嫌疑犯和可能的被告是不同的。这一次，劳动市场的人满为患要归咎于新农业技术的推行使大批小产业者破产。几十年前，工业机械化引起的手工业行会解体被视为灾难的主要源头。几十年后，轮到了农业进步的受害者曾经寻求避难的厂矿。然而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人们都通过减少在工厂设施外寻求工作的人口数量的方法，来减轻劳工生活压力及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一解决方法看上去很明显，也没有争议，因为不缺少迅速摆脱多余人口的地方。正如“农工工会”(Agricultural Workers’Union)富有传奇色彩的领导约瑟夫•阿彻(Joseph Arch)1881年在皇家农业专员前作证说：
Joseph Arch
问：你如何着手保证劳动者有更高收入？
答：我们已经大量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数量。
问：那你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答:在过去的八到九年里，我们向外移民了700000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
问：这700000人是怎样移民的，通过什么基金的资助？
答:我去了加拿大，和加拿大政府达成协议，向他们承诺了许多，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来自商业的资金赞助。
”通过大量放逐受影响的人口以转嫁国内“社会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恐惧城市中“冗余”的不断累积最终会达到自燃点。零星不断的城市骚乱会使已有的诸种力量发动起来。自从1848年6月巴黎的“暴徒街区”被清理后，大批叛乱的可怜人以及“没有被清理的人”被输送到海外——阿尔及利亚。1871年巴黎公社后历史又重演了，尽管这一次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被选为目的地。
现代从一开始就是大移民时代。目前尚未统计过数目但无疑是数目庞大的移民迁移到世界各地，他们离开无法使他们生存的故乡，到了可以给予他们更好生活的异国。最普遍的路线依照现代化的“热点”的变化而一次次改变，但总体而言，是从全球的“较发达地区”(现代化剧烈进行的地方)到“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还未在现代化冲击下失衡的地方)。
《时代》周刊聚焦移民问题
这些路线可以说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多余人口在本国找不到挣钱的工作或者无法维持其从前挣到的或继承到的社会地位，这一现象基本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另一方面，也要感谢迅速的现代化，拥有多余人口的国家在军事和科技方面相对于那些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有优势，尽管这优势可能是暂时的。这让他们将那些尚未现代化的地区看作并当作“无人区”(或通过镇压反抗的土著，或实行高压政策让当地人觉得无法忍受，使这些地方成为无人区），即那些做好了准备并欢迎大规模移民定居的地区。经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万到5000万的“前现代”地区的本地居民，约占总数的80%，在从欧洲商人和士兵第一次到来和定居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中被灭绝。在20世纪初，他们的人数已经到了最低点。很多被杀了，也有染上了外来疾病而死的，还有的在失去了他们先祖世代赖以为生的手段后死绝了。正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总结了欧洲主导的“野蛮人文明化”的故事时说的:“欧洲人到哪里，死亡就会追着哪里的土著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为了给多余的欧洲人口开辟新据点而清除土著人(即将国内因经济进步而大量生产的过剩人口填充入作为人类废品的垃圾堆积场的这些地点中）是以将这些过剩的欧洲人自然循环为“经济移民”的极为相似的进程为名进行的。例如，西奥多•罗斯福就把灭绝美洲印第安人视为对文明的无私奉献:“先锋者和定居者实际上站在正义一边：这块大陆不能仅仅被当成肮脏野人的猎场。”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对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施行“种族灭绝”的事件，却被美化成“荒地征服”，这场运动的头子罗卡将军对其国人辩护说，他们的自尊使他们“尽可能快地用理性或者武力去清除这帮野人，他们毁坏财富，使我们不能在法律的名义下享有进步和安全并占有共和国最富庶、富饶的土地”。
《罗卡将军征服内格罗河》
虽然过了很多年，但是他们的观点和所开启的对未来的憧憬，以及那些用来描述这些憧憬的辞藻从未改变。就在最近，以色列政府决定要将贝都因人驱逐出内盖夫（Negev）沙漠，以便为下一轮犹太移民定居腾出地方。五年前，阿里埃勒•沙龙（时任内政部长）似乎就预见到了在未来需要空地以缓解北方重镇过多的人口，他宣布贝都因人已经灭绝，内盖夫沙漠“除了一些山羊和绵羊外”别无它物。后来的行动使现实越来越接近沙龙的判断:在140000名内盖夫的贝都因人中，约半数已经到“被认可的村庄”和“开发乡镇”居住那些地方比城市的垃圾场好不了多少”。财长沙•赫尔麦什为犹太当局辩护说:“贝都因人的麻烦在于他们仍然处于传统和文明之间的边界上……贝都因人说，他们的母亲和祖母习惯和绵羊住在一起。”但是他的结论对于文明前景来说很乐观:为了下一代的犹太移民，我们需要内盖夫。在内盖夫，“用几个硬币就能买到土地”。
内盖夫（Negev）沙漠
“人口过剩”只是保险精算师的幻想:这只是一个代号，代指了一群人的出现，这些人并不能帮助经济平稳运作，他们只是使获得(更别说是增长了)衡量和评价经济运作的指数更加困难。这些人的数量正在不可抑制地增长，他们只是不断在增加支出，却没有增加任何收益。在一个生产者社会里，他们的生产力不能利用，因为所有能为现存的和未来的需求所吸纳的商品，都能在没有他们参加工作的情况下被迅速地、有利可图地、“经济地”生产出来。在消费者社会里，他们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没有钱去花费来增强这个消费市场的能力，但他们却创造了另一种需求，对于这种需求，以利益为目的的消费工业不可能回应也不可能通过进行“殖民”来获得利润。消费者是消费者社会最重要的财产;而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其最为厌恶和花销最大的债务。
“过剩人口”是另一种人类废弃物。他们不像可牺牲的人，后者是“不配生存的”，是建构秩序的设计的牺牲品，而前者不是在主权的强制下被排除于法律保护之外的“合法目标”。他们只是经济进步的无意的“附带受害者”。在经济进步(现代化的主要组合/拆卸流水线）的过程中“谋生”的现存形式已经被接连地拆解，拆成了重新组合(“再循环”)成新形式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组成部分被毁坏了，无法修补，而在那些于拆解过程中幸存的部分中，只有越来越少的数量被用来组成新的、更聪明更精简的装置。
与秩序构建的合法目标不同，没有人为经济增长中附带的牺牲者们作出筹划，更不要说预先画出区分该死的人和获救的人的分界线。无人下令，也无人承担责任，就像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Grape of Wrath)中那个困惑又绝望的主人公最终明白的那样:尽管他渴望战斗，手里也握着枪，来保卫着他那“经济上再也支撑不下去”的农场，但他却无法发现有哪一个个别的恶棍可以对他所受的折磨和不幸负责，好让他开枪射击。作为经济进步的副产品，人类废弃物的制造具有所有非人类的、纯技术问题的特征。这出戏剧的主要演员是“贸易问题”、“市场需求”、“竞争压力”、“生产力”或“效率”需求，而所有这些都掩饰着并含糊地否认着它们与那些具有姓名及确实地址的真实人类的意图、志愿、决定和行为之间的联系。
排除在外的理由是多样的，但是对于处在接受端的人来说，结果是差不多的。他们顶着要获得生物生存的途径这样巨大的压力，却被剥夺了赖以维持社会存在的自信和自尊，他们没有理由去仔细考虑和品味设计带来的苦难和默认状态带来的痛苦之间的微妙区别。他们也许有理由感到被拒绝、被激怒和愤慨，他们也有理由充满仇恨并心怀报复——尽管他们知道抵抗是无用的，也承认了他们的地位低人一等，他们却找不到把这些情绪转化为有效行动的道路。无论是根据明确的宣判，还是根据间接暗示但却从未公开宣布的定论，他们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不被需要的、没人想要的，他们的反应要么是不正确的，要么便处于缺席状态，这使得那种关于多余的指责成为最终实现的预言。
伟大的波兰学者史蒂芬•查诺夫斯基(Stefan Czarnowski)很好地洞悉了这些“冗余人”或是“边缘人”的条件和行为，他把他们描述成“失去社会地位的个体，没有确定的社会地位，无论是物质生产上还是精神生产上都被认为是多余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的确如此”。“有组织的社会”视他们为“行乞者和人侵者，以最乐观的看法是指责他们毫无理由的伪装或者懒惰，通常是指责他们无恶不作，如密谋、诈骗、处于犯罪边缘，但是无论何时有一项指责是必不可少的——即指责他们寄生于社会”。
纪录片《地球之盐》画面
多余的人总是处于劣势。假如他们想与现今的这种被赞美的生活方式相符合，会立即被冠以傲慢、欺诈和厚颜无耻地要求不劳而获的罪名——有时甚至会被认为怀有犯罪意图。假如他们公开表示痛恨或者拒绝赞颂这种富人享有但对他们这些穷人来说却是毒药的生活方式，这很快又会成为“公众意见”(更确切地，是公众选出的或者自封的代言人的意见)“自始至终告诉你”的一个例证——多余人，不但是异类，而且是吞噬社会正常肌体的癌细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所代表的一切”的不共戴天之敌。
“人口过剩”这一单词在英语里出现了130年后(确切地说是2003年1月22日），Altavista搜索到了70384个关于“人口过剩”的网站，Google搜索到大约118000个(在0.15秒内），Lycos搜索到336678个，Alltheweb搜索到幻337134个。比起主要论述废弃物的几百万个网址来说，这些数目并不显得特别庞大。但是请记住，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人口过剩不过是新兴的全球文明在制造和处理废弃物时的一个副产品。
霍克•布鲁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认为“剩余人口的生产不再是工作需要，而是全球化的直接后果”。他补充说，全球化“人口过剩”说法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以把多余人从社会交流中排除的方式结束了快速增长的不平等。“对于那些从功能系统中被排斥在外的人来说，无论是在印度、巴西、非洲，还是现在就在纽约或者巴黎的街区，他们很快就被断绝了与其他人的联系。他们的声音不会再被听到，事实上他们是被吓得无法言语。”
人口学家们想缩短那一套经过深思熟虑、评估过的变量，他们的做法过于狭隘，以至于根本无法对未来人口数量做出可靠的预测。人口预测基于最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趋势，其自身也在未经注意的情况下变化，人口预测反映的是当前的思维而不是未来的模样。这些预测更像预言，而并未达到人们将其归于(或希望其成为)科学预测的标准。的确，人口学家只能对预测的不准确性负部分责任:无论数据收集的多么精心，又评估的多么仔细，事实仍是“预言未来”并不能算作科学研究，即使最前沿的科学预言手段也对它无可奈何。在现今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因缺乏机构化规范而久负恶名的星球，人口学无法独自顾及到所有那些正处于“原始状态”（statu nascendi)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些变化的方向和含义至今还远未被人们所了解。尤其是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社会的背景，而正是这种社会背景将对“冗余”进行定义，并形成未来人类废弃物的处理机制。在这种前提下，以下的人口统计值得一读。它们应当被理解为现今世界对人口问题关注和忧虑的证据，尽管这些关注和忧虑很快就会被其他吸引人们思考的东西否认、拋弃、忘记或者代替。
根据“地球政策研究所”2002年9月5日的报告，现今为62亿的世界人口每年以几乎7700万的速度增长，但这一增长在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在所谓的“发达国家”（即西方的富裕国家和其他散布各地的“西方化”地区）中生育率已低于每名妇女2.1个孩子的不可思议的比率，而这一比率被视为“替代水平”(即人口零增长）。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如今的50亿人口有望于2050年达到82亿。最穷的国家，如阿富汗和安哥拉，是增长最快的，他们的人口将从如今的6亿6000万升至18亿。
我们透过纯粹以数字统计形式体现出来的日益逼近的“人口过剩”问题，透过这一问题隐藏的而不是暴露的社会文化现实，首先要注意到的是，那些“人口炸弹”即将爆炸的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原先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例如非洲，每平方英里55人;而整个欧洲，就连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和永久冻结带也包括在内，每平方英里平均261人。日本每平方英里857人，荷兰1100人，台湾1604人，香港14218人。正如《福布斯》杂志的副总编最近指出的，假如中国和印度的全部人口移至美国大陆，这里的人口密度也将不会超过英国、荷兰或比利时。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认为荷兰“人口过剩”，但是关于非洲和整个亚洲(除了“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人口泛滥的警报却不绝于耳。
“人口炸弹”
为了解释这一矛盾，人口趋势的分析者们指出定居人口密度和人口过剩现象并无多少联系:人口过剩的程度应该参考国家资源可养活的人数和当地环境养活A口的能力来衡量。但是，正如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和安•埃尔利希(AnnEhrlich)所指出的，荷兰之所以能养活这样破记录密度的人口正是因为很多其他地方都不能……举例来说，1984年至1986年，荷兰进口了约400万吨谷物，13万吨食用油，48万吨豌豆、小扁豆和其他豆类，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在全球商品交易中相对便宜，这使得它可以仅为出口而生产商品，如牛奶和可食用肉类，但这些商品以价格高而闻名。富国之所以可以养活如此高密度的人口，是因为它们是“高墒”的中心，它们吸收资源，特别是从世界其他地方攫取能源，而作为交换它们留下了污染物质，通常是工业加工后用完的有毒废弃物，它们耗尽并破坏了世界很大部分的能源供应。相对少的(就世界水平而言）富国人口消耗的能量大约占能源耗费总量的2/3。1994年9月5日到13日，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上，保罗•埃尔利希作了名为“太多富人”(这真是个生动的题目）的讲座，保罗对他和安的研究结论总结道：
人性对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冲击不仅由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口数目决定，也取决于这些人的行为如何。考虑到这一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主要的人口问题存在于富国。实际上，富人太多了。
”埃尔利希夫妇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它将我们紧抓不放的那幅画倒了过来，曾几何时那幅画卷为我们带来安慰，并以其力量赦免了我们所知和我们宁可不知道的罪恶。难道我们不是那些富人，那些地球资源的不负责任的享用者，这个星球上真正的“食客”、“乞讨者”、“寄生虫”？难道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将全球“人口过剩”归咎于那种“过剩的”、“多余的”生育，而应当将其溯回到“我们荣华无限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我们的政治发言人所宣称“无商量余地”并誓尽全力所保护的。
由于某些不需尽叙的原因，这是个很难接受的结论。似乎它就是我们对于“人口过剩”的忧虑的本质，但至少现今的忧虑中，被关注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一习惯并不神秘。毕竟，将“废弃物”和“有用的产品”分开的伟大设计并不标志着“事物的客观状态”，而是标志着设计者的偏爱。在设计标准的衡量下（因为没有其他权威的标准），是“他们”的生育造成了浪费，因为这种生育力使他们当地的“生命维持系统”承载了过重而无法承受的压力，而这一系统本来应该为我们古怪的、贪婪的、渴求石油资源的生活服务，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能量和其他资源。因此，是“他们”使我们的星球人口过剩。
这就难怪“地球政策研究所”，与其他众多由富国建立并资助来保护我们的博学的研究机构一样，从不怀疑控制“他们的”生育是解决全球“人口过剩”困境的关键。因此，计划的制订就需要作出针对“他们”的更简单也更直接的应急措施。这需要技术，而我们有万能的科学技术，我们可以提供也乐意提供(只要价格合理）。我们还从这个研究所得知“关键是有效避孕方法的获得”——尽管刺激这个极为不活跃的消费者市场(换句话说，对避孕用品预期消费者的制造，又被委婉地戏称为“提高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水平”)是避孕品这一商品被需要和购买的重要条件。
1943年开罗会议旧照
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上文提到的开罗会议决议启动一个二十年的“人口和健康计划”，由“他们”(“发展中”国家)支付2/3的费用，余下的由“捐赠者”(原文如此!）国家来提供。不幸的是，尽管“他们”“多半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我们这些“捐赠者”却没能履行我们的，这也限制了我们在这次联合的药品货物引进行动中的作用。“地球政策研究所”认为，正是由于这一迟缓，从1994到2000年有1.22亿妇女怀孕……我们却碰巧迎来了与“他们”强大的生育力作斗争的同盟军:艾滋病。举例来说，在博茨瓦纳，同期的平均寿命从70岁降到36岁，这使2015年的预计人口降低了28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是否仅仅因为我们制药公司的贪婪和对“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使他们对于提供廉价的、能战胜这一传染恶疾的药品毫无兴趣？
他们的过剩一直困扰着我们。说到底，是生育率的自然降低和其必然后果——人口老龄化使我们不安恼火。是否有足够的“我们”来支撑“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有足够的清洁工或者拾荒者来处理“我们的生活方式”每天所生产的垃圾——抑或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问的，是否有足够的“人为清理我们的厕所而弄脏双手”，而他们的报酬，仅仅是“坐在桌子后敲击键盘”的我们的1/10?正是这对抗“人口过剩”问题的不讨人喜欢的另外一面——即我们必须要引进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他们”来把“我们的生活方式”维持下去——困扰着富国。
“废弃之地”
要是没有我们赋予“废弃人类”(尤其是那些设法来到富国的“废弃人类”)的新作用，这一情况也不会像现在我们在除了高度安全的公司会议室和学究气很浓的学术会议大厅以外，处处都可以感觉到的那么可怕。
《废弃的生命》
齐格蒙特·鲍曼著
谷蕾、胡欣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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