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虚构/非虚构讨论 | 约翰·霍洛维尔：宣传与炫耀——记者成了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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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非虚构”讨论专辑

在推出一些优秀的国内研究后，本公号将连续推送美国学者约翰·霍洛维尔(John Hollowell)的研究，从其著作《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精选四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价值、道德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像力的前面，这导致美国的文学和新闻写作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兴起了介于两者之间的写作形式，它们或被称作“非虚构”（nonfiction）,或被称作“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约翰·霍洛维尔深刻地分析了六十年代美国几种非虚构写作的性质和根源，并对代表作家作品（杜鲁门·卡波特、诺尔曼·梅勒）进行了精彩的评论。这些研究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参照。

FACT AND FICTION

John Hollowe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宣传与炫耀：记者成了明星

（美）约翰·霍洛维尔

于是乎，在我们的后工业社会里，我们再也无需去崇拜或效仿知名人士了。相反，他们一时间和我们平起平坐，给我们娱乐，使人感到有趣。

——埃德温•戴蒙德《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直到前不久，我们文化中对于记者的流行看法，还可能会使人想到三十年代影片中那帽圈上贴着“记者”标签、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这种晚场电影中的形象。象在《头版新闻》这样的影片中，记者被扮演成平凡人物，他追赶救火车，采访可能会犮生在悬崖上的自杀案，在都市的一间狭窄房子里敲着打字机。如果少来点戏剧色彩，

普通美国人也许认为记者是兢兢业业的专业人员，是庞大的新闻制造机构中不知其名的一部分。有一个建立了“名望”的记者，就有成千上万个不为公众注意、默默而有效地工作的记者，他们给我们传播每天的新闻。然而，近年来，记者的形象似乎在不断变化，以致于潇洒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有可能取代报纸记者。不过我们很少把记者当成文学工作者，成为明星者的也是寥若晨星。

然而，六十年代以来，一些新新闻记者成了正在改变我们对记者看法的先锋队的组成部分。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诺尔曼•梅勒和其他一些人成了明星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明星世界通常是给电影偶像和政客们保留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每天要承受大量人物形象和事件形象的冲击。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形象》一书中称人物和事件形象为 “人为事件”，因为经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投影，它们必然是歪曲的。布尔斯廷写道，由于我们对新闻和流言蜚语具有不可满足的耍求，我们已经从采集新闻发展到了事实上的“编造新闻”：

丹尼尔·布尔斯廷

我们期望新闻充斥着报纸。如果肉眼凡胎者或普通公民发现不了新闻，我们仍然指望有事业心的记者去挖掘。成功的记者就是善于发现新闻，即使不发生地震、暗杀或者内战。如果他实在发现不了新闻，那么他就必须造一个——通过他向知名人士提的问题，通过他从平淡无奇的事件中发现的令人惊讶的趣味……我们对待“新闻”的态度的这种演变不仅仅是美国报纸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这是我们对待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多少是新奇的、令人惊讶的和重要的这一系列问题的态度的一种革命化演变……世界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祈求捏造某神东西来弥补世界之不足。

新新闻记者把注意力转到他自身以及他如何 “获得新闻”这方面来，这样他自己就成了布尔斯廷描写的形象世界的产物。“新新闻报道”在杂志采访、图片传播、电视演讲节目以及文学闲谈专栏中倍受注意，使一些记者成为名流。我不想在这儿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希望贬低一些最优秀的新新闻记者取得的真正成就。正象批评家约翰•奥尔德里奇在一九六四年所说的那样，我们社会的文学创作再也不能与它的宣传相分离了，这完全是我们现行的经验。宣传“新新闻报道”及其主要实践者,有三个因素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1）新新闻记者本身想成为明星的愿望；

（2）如同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艺术始终要求新奇的东西；

 (3)卡波特、梅勒和沃尔夫试图给“新新闻报道”下个定义，即新的文学流派。

一

汤姆·沃尔夫的浮夸风格对改变公众对于记者的看法起了很大作用。沃尔夫在关于六十年代 初期新纪实小说崛起的文章中承认，记者们早就觊觎通常只有小说家才享有的名望。沃尔夫和他许多同时代人有一种共同的梦想。他对我们说，他的那个梦想就是要写出一本能使他脱离报界、使他名利双收的魔书：“在报馆，底层的编辑部雇员中也就是记者中，有抱负向上爬、想成为本地新闻编辑主任、总编或主编等的人寥寥无几。编辑们感觉不到下面有什么威胁……记者们的要求不高……仅仅想当明星！ ”

沃尔夫和许多新新闻记者毫无二致，他向往作家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神话，例如，他在描述六十年代初期纽约记费们之间展开的激烈竞赛的开 端时，他把《先驱论坛报》的同事吉米·布雷斯林描绘成一种英雄：布雷斯林干起来象突厥人。为采访一条新闻他可以在外头呆一整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回来，然后在房子中间的桌子旁坐下来。他是长相英俊的爱尔兰人，一头浓密的黑发，具有伟大摔跤运动员的胆量，他坐到打字机旁的时候，弓着身，使自己变成象滚动的球的形状。他会喝咖啡，抽烟，直到水蒸汽从他身上冒出来，他看起来就象是一个装满了液态氧的滾动的球！

用一个评论员的话来说，沃尔夫颂扬“新新闻报道崛起的那种片面性读来就象是“我的朋友和我是如何创造文学历史的”。

汤姆·沃尔夫

沃尔夫成了弥漫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名流神话的一部分，虽然也许其程度比同时代的小说家要略低一筹。他浮夸的外向个性帮助他把现在编演电影时司空见惯的名导演原则介绍到报纸和杂志的新闻写作中。尼古拉斯•米尔斯指出，讲到传统的新闻写作，“我们通常想到一些报纸例如《纽约財报》、《圣路易斯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但是当我们想到‘新新闻报道‘’的时候，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作家。”

象小说家一样，记者以电影明星和政客们有时使用的方法，为自己创造了名望。卡波特的形象是“漂亮人们”的朋友，梅勒的形象是“唯理智论的强者”、沃尔夫和他们一样，其作为现代化花花公子的形象有助于加强他作品的趣味性，并宣传他的个性，沃尔夫穿着进口的意大利鞋子和带有真钮孔的英国手工制服，他的打扮时髦，态度清高，和我们通常认为的记者埋头苦干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主要大学和新闻学院的小组讨论会上频频出现，使大学里听讲座的学生为之倾倒。他对于通俗文化的知识以及他身着香子兰米色服装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使人们对“新新闻报道”产生了较强烈的兴趣，如同我们文化中其他众多的方面一样，记者现在成了公开炫耀的对象。迈克尔•阿伦在谈到记者作用的这种演变时写道：“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做一个作家兼记者或记者兼作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诱惑人的事。海军上将、飞行员和主教——人人都有出头之日。 今天轮到记者（还有一些其他人）出头了。

有些地下报纸的记者近年来取得了民间英雄的地位，比起沃尔夫和布雷斯林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最臭名昭普的例子就是亨特•汤普森，他是揺滚乐报纸《滚石报》“全国事务”的记者。汤普森在他关于时事的印象主义杂文中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吸毒狂、满腹歪才的人物形象，这使他在年轻的追随者中成了个传奇人物，各大学争先恐后请他作讲座。他作为新新闻记者打响的第一炮是1967年发表了《地狱天使：奇怪而又骇人的传奇》，这个作品是他作为加州摩托车帮派臭名昭著活动的参加者——观察者写成的。从那以后,他写了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不久以前，还写了《关于竞选后一系列事件的忧虑和厌恶》，反映了 1972年总统竞选的内幕。汤普森“新新闻 报道”的多样性——他称之为“准新闻写作” ——也许是一种最为极端的形式，因为它要求作者杜撰他所描述的许多突发事件。

亨特•汤普森

当这位“准新闻记者” 1974年参观密执根大学时，该大学报纸对他进行了如下描述：

面对希尔礼堂一千五百人出现的一幅狂热情 景，这使得《关于竞选后一系列事件的忧虑和厌恶》的作者兴高采烈。汤普森扮演起彻头彻尾的传播媒介英雄来。他走进礼堂，张开双臂成V字形，准备接受听众随时给予他的奉承……每当汤普森用他的写作风格讲话时，人群就欢呼起来，沉浸在一种偶像颂拜的气氛中，……他们洗耳恭听着他所说的一切。

新新闻记者的明星地位与他报道的个人风格吻合得天衣无缝。由于作家往往是自己所描写的事件的参加者，自我表现和炫耀的倾向成了“行动的一部分”。例如，在196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梅勒可以跳上讲台，痛斥越南战争的暴行。与此同时，又给自己提供写作的“材料”。即使是不太知名的新闻记者也已成了参加者和观察者；有些人为了要写事件而故意人为地安排事件。例如，汤姆•沃尔夫讲了一段关于《纽约每日新闻》记者迈克尔•莫克的趣闻。莫克为了写一个独自在帆船上闲荡的饮食狂，潜入长岛海湾冰凉的水中：

他们租用的汽船在离那胖子的单桅小帆船大约一英里的地方突然出了故障，这时离截稿时间大约只有四至五分钟了。此时正值三月，莫克扎入水中，开始游了起来。水溫大约是华氏四十二度。他奋力游着，直到他气息奄奄……（但是）莫克得到了新闻。他赶上了截稿时间。《纽约每日新闻》上出现了莫克为了给二百万读者获得这个大胖子的饮食传奇新闻而在长岛海湾中奋力游泳的照片。

我们通常认为记者是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他收集事实，本身不参与行动。这种看法已被参加者与观察者的观点取代了。六十年代最优秀的记者积极搜寻“新闻”，常常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制造新闻。例如，在1968年5月哥伦比亚大学的骚乱中，一些最佳报道就出自地下的解放新闻社记者和《哥伦比亚每日观察家》报记者之手。他们和示威者们一起都在强占的楼房里呆过。以最显眼的《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固定新闻界报道了逮捕的人数和大学建筑物遭到的破坏。这些报道只反映了行政当局的观点，一般只讲了发生在被占楼房外头的事情。根据罗伯特•格兰辛关于地下报纸历史的介绍，呆在那些“被解放的大学楼房里的记者们”把大量的新闻稿传遍全国，详细地描述了哥伦比亚大学内部诗朗诵、跳舞和各项政治发展的情景……《生活》杂志登了出大价钱买下的地下摄影记者拍的二百多幅照片。

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活动。

 二 

虽然记者卷入新闻里面这事本身往往是允许的，但“新新闻报道”也反映了我们文化的各个方面出现的日益严重的表现癖。标新立异的电影制片人和流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有一次说，在未来，“人人都会有十五分钟的成名机会。 ”确实，鉴于现行美国生活的一般趋向，他的预言很可能会应验。例如，1969年，一对未婚夫妻在演出时公开在舞台上私通，而且裸体人在电影和戏剧中越来越时髦。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关于菲力普•罗思的《我作为男人的生活》（编者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一书的评论中说，我们整个的文化中有一种日益滋长的自我表现倾向：

在我们的历史中，美国人受到如此驱使来表现自己，还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最近对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时，幽静的私生活被列为很不受人欢迎的东西之一。在社会上，在艺术里，我们就可以发现，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撕开隐私的伪装，或者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从忏悔诗歌的时髦到色情描写的弥漫充斥，从镜头朝里对准记者自身的新新闻报道到对于同性恋者新的肯定和其他一些日益傲慢的少数派人士。

安迪•沃霍尔

菲力普•罗思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

一度曾经是隐私的行为已经完全被推到公开的领域中。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时代罕见独特，我们的社会已经产生了细大不捐地记录一切的热情。几年前，一个电视记录节目详细地描述了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地区劳德一家 人的日常活动。所有的事情就在电视摄像机前进行；一个儿子揭示自己是个同性恋者，在这个电视连续节目结束前，劳德太太在四百万电视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提出同丈夫离婚。虽然水门事件的历史使人震惊，理查徳·尼克松那倒霉的白宮会谈的录音带甚至也反映了全社会益滋长的自我暴露倾向。

理查徳·尼克松

新新闻记者们进入了一个公开宣传的世界，那历来是我们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某些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设计了一些与他们的文学声望截然不同的公开形象。在十九世纪，埃默森和索罗就是公开的讲演者。象斯蒂芬·克兰和理查德•哈定•戴维斯这样的记者取得了远远超过自己作品的名望。有关克兰的谣传很多，说他是个奸夫是个吸毒成瘾的家伙，直到他1900 年死去为止。接着，又出现了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这样的小说家，他们创造了一些形象。那些形象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放到公众面前的。约翰• 雷伯恩写了一篇关于海明威公众声誉的文章。根据他的介绍，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关于 “名流” 的含义之间的差别，不仅是程度上的，而且是类别上的的。雷伯恩说，自从有了广播和电视以来，作家已成了让公众消费的一种商品：

只是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在二十世纪）和它们所有的宣传力量的崛起，著名人物才成为名流。大众传播媒介创造名流，并不是完全通过颂扬他的成就，而是宣传他的个性，因为在公众看来，使他鹤立鸡群的首先是他的个性。大众传播媒介和名流有着一种象征性的关系：为了报答它们赋于他的荣耀，名流答应让他的私生活——他的性格、他的各种爱好和他的态度成为一种商品，让广大传播媒介的顾客消费。

左：厄尼斯特·海明威

右：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

虽然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对于文学市场的商业 主义深感遗憾，但有些人则公开赞成它诱人的力量。在六十年代，新新闻记者和纪实小说的作家们成了知名作家，他们靠宣传和经济上的成功兴旺起来。今天，对于一个成功的作家来说，他就能参加电视演汫节目，参加小组讨论，有作家创作室，也许还能在大学里讲一个学期的课，接受优惠的薪金。此外，作家的私生活在“深度性”的 釆访中被揭示出来。约翰•奥尔德里奇把有了第一本成功小说的当代作家作了如下描绘：

他声誉卓著，名驰遐迩。只要人们一讨论起目前小说的状况，人们就提到他的名字。人们来采访他的工作习惯，他的性生活，他对同时代人的看法。他同其他作家展开辩论……也许他会参加一个大型的、全国性宣传的小组讨论，就“严重怃虑时代的小说”这样一类大型、至关重要的题目发表意见......。这个年轻作家的头脑中就会产生一些真正的疑问，不知是否明智或有必要定下心来写第二本书。

例如，杜鲁门•卡波特的文学生涯就严密地遵循奥尔德里奇描述的模式。1948年，他以极为富有魅力的姿态出现在《其他声音，其他机会》杂志的背面上，他舒展着身子躺在长沙发椅上，朝外看着读者，孩子气的脸似乎在说，一个新的天才刚刚降临在文学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卡波特精明地树立起他在公众中的形象，一方面又在培养他的文学才能。他在电视讲演节目中出现过，同梅勒和戈尔•维迖尔这样的同时代人进行过辩论，又让人采访了他这个阔佬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在冷血中》出版以前，他已经获得了高级葡萄酒和“漂亮人们”衰落的鉴赏家的声誉。

 

杜鲁门·卡波特

《在冷血中》的出版，给卡波特带来了完满的名流地位。各种水平的读者渴望读到“纪实小说后面”的流言蜚语细节。他是怎么样认识凶手的？如此残酷无情的罪犯对他那吹毛求疵的态度和矮小的身材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怎么会让堪萨斯霍尔科姆地区的人们揭露这么多克拉特案子的情况？正如《生活》杂志刊登的一幅照片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读者们想要知道“这个精明的小流氓是怎样成功的”。在文学专栏和鸡尾酒会上，1966年成了杜鲁门•卡波特年，这不仅是由于《在冷血中》的文学成就，也是由于这本书给它的作者带来的名望和财富，弗•威•杜皮在给他的评论定题为“杜鲁门•卡波特的成绩”时，讽刺地捉弄了这本书的主题。虽然小说家长期以来享受了明星地位，但是，一本纪实性小说顷刻间给作家带来如此的荣耀，这是以前罕见的。

卡波特的自我宣传技巧使得围绕《在冷血中》一书出版的访问记和图片小品文增殖为美元。当《新闻周刊》一名记者问到他有关《在冷血中》的全部公开声明时，卡波特讥讽道：“小孩子们淮会抢这本书看。”卡波特抢夺者的本能和他的宣传手法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他在整个生涯中稳扎稳打，他把小说、小品和短篇小说改编成戏剧和电影的能力与他的文学成就并驾齐驱。罗伯达•莫里斯解释说：

他看见过轻松愉快的《青草竖琴》和《花房》被改编成精采的戏剧，看见过风姿绰约的霍利•戈茱特利从杂乱无章的蝶蛹的紧凑情节状态中出现，变成了光彩夺目的蝴蝶奥德利•赫伯恩，成了好莱坞的卖座人，并且差不多成了大白路①上的白色女神。我们也是看到这种情景，看到他日益功成名就，声誉鹊起，其程度到了不相称的地步。我们看到开始时艰苦的跋涉者成了云雀，金子不是以金矿粉末、而是以金块落到他手里，但我们没有一点羨慕之心，只是显然有几分惊愕之意。

自从诺尔曼•梅勒的畅销战争小说《裸者与死者》（1948）出版以来，他在更大程度的公开炫耀方而获得了成功，在给《总统文件》（1963）和《自相残食者与基督教徒》（1966）写的自传性的前言中，梅勒对于“误解”了他小说的那些批评家们进行了猛烈的报复，详尽地阐明了现代建筑学、情欲高潮、帝国的心理、大麻和左派政治等这些偏见。在《我的广告》（1959）中，他宣布说他的抱负就是要创造“一场我们时代意识中的革命”。从《裸者与死者》问世起，梅勒如果不是我们最好的小说家，也是最精力充沛和畅所欲言的小说家。他在《总统文件》一书中坦率地承认说，“这些年来我内心深处一直在竞选总统。”

梅勒在他整个成功的商业性生涯中，一直戏剧般地出现在公众眼里。1961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刀捅了他的妻子。之后，他被送进医院进行精神病方面的观察。他曾两次获得《老爷》杂志的“未定成就奖”，而且他作为口出恶言的酒吧间吵闹者也是臭名昭著的。梅勒作为海明威具有勇武气魄的神活的法定继承人，喜欢戏剧般地同他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体验相对抗来考验他的男子气概。象他小说里的主角那样，梅勒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向那些敌对的批评家和整个世界证明他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勇气。他让自己的存在主义心理、他这个“时髦人物”的理想主义以及他对个人英雄主义莫名其妙的信仰奇特地相结合。梅勒那小说家和新闻记者的魅力只是这种结合的副产品。

诺曼·梅勒

1969年，梅勒在取得了《夜晚的军队》（编者注：《夜幕下的大军》）的关键性成功以后，他就同吉•米•布雷斯林分别竞选纽约市的市长和市参议会主席，以此把他的政治宏愿的种种幻想付之考验。梅勒与布雷斯林论坛的基础是一种非正统的想法，认为纽约市应垓脱离纽约州的其他部分，把自己变成笫五十一个州。梅勒的主要灵感是一个在“把权力分给邻居”的旗帜之下的分散政权、建立地方自治的计划。虽然纽约的选民们并不准备让梅勒的激进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选举结果是他在五个人中列为笫四）他那想把文学名望变为权力的企图暗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趋向。电影明星竞选国会议员，垒球明星成了播音员，政容成了电影明星。一俟名流地位本身似乎成了唯一的普通标准，获得明星地位的原生之地几乎不再是主题了。

梅勒的政治竞选也强调了约翰•奧尔德里奇关于作家名流地位的意见。梅勒的生涯就是接连不断地排除隔离艺术和生活、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的障碍。梅勒不满足于做雪莱的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之一，他在作为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和文化英雄这样的双重角色上成功了。奥里德里奇在1964年解释说：

人们必须一贯牢记：我们目前在这里对付的东西，实际并不是一个文学世界，而是一个宣传和名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作家走运，仅仅凭他的个性或在公众中的形象就能获得一个在性质上——如果不是在范围上——同电影明星和政治人物相提并论的地位，但是他的地位可能同他对文学的贡献关系甚小，或者全然无关。

如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新新闻报道” 和纪实性小说是创立在一个约定的、受社会约束和作家投入社会的形势之上的。理査德•吉尔曼说，象梅勒这样的某些小说家受着他所谓的“领域的混淆”之苦，即艺术家的生活与艺术的距离在日益缩小。吉尔曼与梅勒的态度形成对照，他引用弗兰纳里•奧康纳对梅勒的强烈反感来对付梅勒哗众取宠的表现癖：“他为什么一直要逼自己上阵，出这个洋相呢……他为什么不让自己的作品为自己说话呢？”关于奥康纳小姐对作家适当作用的对立态度，吉尔曼说：

这种态度代表了“古典的”距离、克制、超然以及作为人们生活再发明者屈服于想象力主宰、而不是作为世界事务干涉者的态度，这种对待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态度支配了大部分严肃的美学事业，这是近代伟大的小说家——詹姆士、普劳斯特、乔伊斯•曼和卡夫卡等人的特有的态度。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小说化纪实小说和新新闻写作的作家们获得了显赫的文学声望。对于沃尔夫的两个文集和《电冷却器酸性试验》持支持态度的评论家们不再认为他的作品为纯新闻写作。在鸡尾酒会和在出版社里，编辑和作家们开始把“新新闻报道”当成文学世界的一部分加以讨论。卡波特、梅勒和沃尔夫各自提出了一个设计巧妙的新风格的定义，有助于推动人们谈论“更髙一级的新闻写作”。这足纪实小说的一种，和文学作品一样，风格新颖，见地深刻。

虽然传记、自传、回忆录以及忏悔书等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文宇形式，似“非虚构文学作品”这个词本身暗示：只有小说——长篇小说——才是标准的。丹•威克菲尔德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中祝贺卡波特和沃尔夫的新闻写作，并且指出，《在冷血中》和《糖果色桔红火花流线型婴孩》等这样的作品正在改变着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地位。

我似乎总觉得“非虚构文学侬品”，这个词的消极声音反映了对待浩如烟海、种类繁多的写作领域的共同态度。这个词本身暗示，“小说”就是标准，是严肃写作的中心，任何别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以“非”那种风格加以解释……。传记和历史这样的领域，如果有点单调乏味的话，也跻身于小说这个主要文学实践的令人尊敬的同类之列。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和庞大的、但文采方面略为欠缺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领域的分支。不管是否称之为新闻学的报道，或者用报告文学这个较花哨的词，在讨论到严肃文学时，它通常前面带一个形容词“纯粹的”。

威克菲尔德接着又说，卡波特、沃尔夫和其他人的作品正在从纪实性小说中消除由来己久的特征。小说家对于报告文学的兴趣正在使之成为一种更为合法的文学活动。

卡波特、梅勒和沃尔夫对“新新闻报道”形式巧妙地下的定义，也在它的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那些致力于“事实的想象”的小说家来说，这些定义代表了想把小说的威望用于报道的企图。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虽然这个新的形式有过许多历史的先例，各个重要人物总是声称发明了“一种新的形式”。宣传性的声明、采访记以及在电视上出现增强了“新新闻报道”在文学与新闻世界中产生的兴奋情绪。

卡波特执意说，《在冷血中》不是“纯粹的新闻写作”，而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虽然许多批评家起初蔑称那句话为“一个显然是不伦不类的小说家的托辞”，但卡波特坚决主张要承认它的新颖性。他对于这本纪实性小说的解释在两点上比较聪明。第一，他想说明，《在冷血中》是他一生全部作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新闻写作的纯粹的变种。第二，他声称是他“赋予了它新意”——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满足了所有艺术对于新奇的普遍要求。人们认为这一点是此书受人特別注意的因紊。几个很有才华的新闻记者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而卡波特在一次采访中说，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作家如此彻底地把新闻写作技巧同小说家精采的叙述手法融为一体。

此外，他没有给人一种印象，即他是任何运动或任何报告文学流派的一部分;他的要求比这大和高得多。他事实上是这样说的:“我单枪匹马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那是小说家和记者双双羨慕的。我用来叙述故事的那种无可挑剔的真实性以及叙述技巧，都是他们无法匹敌的。”他似乎在说，唯杜鲁门•卡波特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来。

当然，作出这种精心解释的文学传统是很古老的。卡波特于1966年作的决断同菲尔丁②在1742年的声称一脉相承。菲尔丁认为他的《约瑟夫•安德鲁斯》是“散文形式的喜剧史诗”，是“迄今为止史无前例的文学风格”，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以后，作家就指望有读者与批评者，并企图预先建立一套他的作品该如何判断的标准。

梅勒步卡波特的后尘，自己炮制了一套《夜晚的军队》的“美学”。他的“作为小说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小说”的副标题，反映了他想宣传他那印象主义新闻写作正确性的愿望。梅勒和卡波特一样，不想让批评家把他的纪实性小说仅仅看作是一本出自名作家之手的好书，而是要看作梅勒所谓的他那“持续不断的存在观点”中的最新发明。虽然《夜晚的军队》并不象《在冷血中》那样是一本失去控制的畅销书，在梅勒写了《一个美国梦》和《我们为何去越南？》两本拙劣小说受到种种怀疑后，它再次肯定了梅勒的力量。

杜鲁门·卡波特 

《冷血》

（ 原作名: In Cold Blood）

南海出版公司  2013年

诺曼·梅勒 

《夜幕下的大军》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年

当然，《夜晚的军队》并不是梅勒首次涉足新闻写作。他以前的政论性文章——也就是描写约翰·肯尼迪作为总统候选人魅力的“超人来到超级市场”以及反映1964年共和党代表大会的非正式历史“红灯下”——就是他的书的形式涉足新闻写作的前驱。在1964年的一次采访中，梅勒略带蔑视地看待新闻写作，视之为写小说的一种小憩，足“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所写的东西是你自己意识的反映，那么即使是新闻写作也会很有趣的。人们不应该指望证明新闻写作是一个重大的活动，这显然比写小说少费劲。最好把新闻写作看成人们保持身体健康能力的一种活动，而不要把它当成对你文学艺术这杯美酒的根本背叛。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末，梅勒获得了三本重要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给他带来的声望后，他开始把他的新闻写作看成是他“观点”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最近一个纪实性文章集锦的前言中写道：“在当代问题上，想立即有发言权这一争而未决的愿望不断地把写小说的动力转移到新闻写作中去。这种转瞬即逝的书开始把（已经酝酿好的）大部头小说中的许多主题包括进去。”

汤姆•沃尔夫对于“新新闻报道”的要求和那两个小说家虽相似，但更加复杂和过分。沃尔夫向“老新闻写作”的“灰白色调子”和在当代小说中间热衷于神话、寓言和浪漫事迹的倾向同时发起攻击。沃尔夫把新新闻记者当成游民无产者——是向文学这座寺庙进攻的下等阶级的作家——他们通过实验学会了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所有叙述手法。沃尔夫在1972年说，随着现实主义小说的衰落和“老新闻写作”贫血症的出现，“新新闻报道”就成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写作形式：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种新新闻报道正在形成，……只是有一个例外在五十年代，作为神圣东西的小说正在撚烧着最后一丝明亮的火焰。在那十年中，把小说当作神圣的形式加以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后突然一落千丈，因为那时已很明显，以后不会再有小说黄金的“战后时代”了。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新新闻报道”以一种更加壮丽的形式——在风格上更加壮丽——出现了。

很显然，沃尔夫争论的立场是想傲慢地“为之赢得一切”。他把美国的写作看成是在那目标朝着地位和经济成功的大竞赛，把新新闻写作看成是在那两方均可大获全胜的东西。他建立了一个新新闻写作的神话。他说，老新闻写作太虚弱，不可能探索激烈动荡的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由于依赖于神话和寓言这种索然寡味的形式，已开始写毫无人情味的主题和幻想的环境了。沃尔夫说，那两种写作形式都使读者厌烦。纯文学的作家们，由于老朽年迈，脱离了当前的现实。因此，除了电影可能例外，“新新问报道”贏得了一场竞走中的叙述“竞赛”。

使人感到好奇的是，三位主要的叙述性新闻写作的作家都强调别具一格和新奇的东西，其结果使他们互不理踩。在沃尔夫眼里，梅勒具有某些好的远见，但仍然是个“正面看台上的文学绅士”。他的报道忽视了最佳"新新闻报道”所要求的那种“挖掘和跑腿工作”，在另一方面，卡波特藐视沃尔夫和布雷斯林，因为他们不是小说家：“那帮人同创造性的新闻写作毫无关系——从我用这个词的意思看——因为他们俩（布雷斯林和沃尔夫）或者那一报道流派中的任何人，都不具备写小说的适当素质。”从整体来看，对形式所下的这些巧妙的定义都反映了作家的愿望，那就是要人们承认，他们是叙述艺术的无人区开拓前进的文学先锋。

接着，尽管最优秀的"新新闻报道"有着实际的文学成就，它的宣传者们的言论大大地扩展了它的影响。“新新闻报道”在六十年代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写作形式，不仅仅是因为它描写了那个年代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还因为它本身也成了这种报道的目标。于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新新闻报道”，必须被看作既是改革的动因又是在社会中致力于使生活更令人惊讶、更激动人心这样一个目标。正如前《老爷》杂志编辑哈罗徳•海斯在1969年给一个“新新闻报道”的集子写的前言中抱着怀疑态度所说的那样，“在这整个十年中，把虚假的东西同真实的东西在大部分活动中分离开来，是一个会持续到未来的任务。”我们心目中有了这个任务。才求助于卡波特、梅勒和沃尔夫在非虚构文学作品中所作的探索。

本文选自约翰·霍洛维尔著作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第三章节 

作者 

（美）约翰.霍洛维尔

译者

仲大军 周友皋

出版社

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88-07

注释

①纽约市存老汇和时代广场一带的别名，原文为“Great White Way”，因这一带为剧场区，入夜灯火辉煌，如同白昼，由此得名。——译注

②1707—1754,英国小说家。

明日推送：

“虚构/非虚构”讨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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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井水甜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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