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陈漱渝：鲁迅夫人许广平——纪念她诞生120周年，逝世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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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一般人印象中，许广平是作为鲁迅夫人存在的。有人曾将许广平比喻为“月亮”，但许广平这个“月亮”并不是完全依靠鲁迅这个“太阳”发光。她是一个独立的光源体，是一位独立的作家，社会活动家。本文为陈漱渝先生2018年5月17日下午于上海鲁迅纪念馆树人堂的讲演，分别从许广平的身世、《两地书》的出版、许广平与鲁迅先生共度的十年危难生活、许广平不幸被捕、与民主人士一道北上以及整理出版鲁迅先生的著作等方面，细致讲述了许广平传奇的一生，为读者呈现了一位伟大的妻子、母亲与革命志士。
感谢作者陈漱渝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陈漱渝
鲁迅夫人许广平
——纪念她诞生120周年，逝世50周年
鲁迅与许广平
在一般人印象中，许广平是作为鲁迅夫人存在的。有人曾将许广平比喻为“月亮”，但许广平这个“月亮”并不是完全依靠鲁迅这个“太阳”发光。她是一个独立的光源体。所以我在文章开头就要强调，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说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有一部三卷本的《许广平文集》为证。这套书在20年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共有380万字，其中有诗歌、杂文、散文、论文、回忆录，共389篇，囊括了许广平 从1917年至1966年近半个世纪的作品。她应该还有一部分日记，只见引用，未见出版。380万字并不少。鲁迅的创作（不含译文、古籍整理）汉字用量也只有300万字，所以说许广平是一位独立的作家并不是溢美之词。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文字更是传世之作。只要鲁迅研究这门学科还存在，许广平的这些回忆录都是鲁迅研究的入门书。虽然不同人可以有不同评价，许广平回忆录本身也的确水平参差不齐。但她的鲁迅夫人身份，决定了她的回忆录无可替代。
许广平还是一位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学生时代她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鲁迅跟她的感情也是在著名女师大风潮中建立的。1926年许广平到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担任训育主任之后，跟校内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许广平成为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成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许广平又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成为了民主促进会的元老。民主促进会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成立的宗旨就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与此同时，她还被推举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时期，她既是民主运动的骨干，也是妇女运动的骨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许广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还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她担任这些职务，不能说跟鲁迅夫人的身份毫无关系，但同时也取决于她本人一生的斗争史。“斗争史”这三个字，取自许广平一篇回忆录的篇名：《我的斗争史》。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许广平文集》
高门巨族的叛逆者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曰）出生。原名许崇媊，在许家属“崇”字辈。许广平不乐意带“女”字旁的偏旁，父亲就给她改名叫“广平”。原因之一，是希望广东能够太平。因为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广东成为了抗英斗争的前沿阵地。原因之二，是因为唐玄宗时有一个宰相叫宋广平，是历史名人，所以叫“广平”也很吉利。许广平自号“景宋”因为她母亲是一个澳门侨商的女儿，姓宋，所以许广平用这个号表达对母亲的景仰之情。
鲁迅评论女作家凌叔华的作品时，说她笔下的女性是“高门巨族的精魂”。我套用鲁迅这句话加以改写，称许广平为“高门巨族”的叛逆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解释一下“高门巨族”。
许广平出生在广州高第街，这里有一座聚族而居的大院，里面居住的许姓亲属多达一二百人。许广平的远袓许拜庭是盐号学徒出身， 后来发家成为了广东四大盐商之一。曾袓父许祥光，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反抗英国军队进驻广州城，带头捐献了六万两白银购买武器粮饷，成为了抗英爱国运动的领袖。袓父许应瑢曾任浙江补政使、浙江巡抚等要职。杭州岳坟附近有他题写的匾额。父亲徐炳橒，属庶出，体弱，不善经营，在大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跟鲁迅的父亲有些相似。
在许广平的亲属中，鲁迅提到或接触过的有三位。第一位叫许应骙，许广平的叔袓，曾任闽浙总督，著名的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分子。鲁迅在南京求学时，由于接触新思潮，他的叔袓父周椒生就强迫他抄写许应骙、参秦、康有为的奏折。鲁迅曾跟许广平开玩笑，说他“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第二位叫许崇智，许广平的堂兄，追随孙中山参加“二次革命”，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鲁迅跟许广平恋爱时，他担任过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位叫许月平，许广平的妹妹，曾协助鲁迅在广州开设北新书屋。
说许广平是高门巨族的叛逆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二是放足，三是抗婚。
按广东旧俗，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学点刺绣，多少识几个字，能写封家书，就足够了。但许广平却跟家里的男孩子一起读书，不仅 用广东话读，而且学习北方官话；不仅读《四书》《五经》，而且读课外书，甚至到图书馆读新书报。这在守旧的大家庭无疑是一种叛逆行为。
缠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陋习，反映出封建士大夫一种扭曲的性心理和审美观。缠足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源于宋朝。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菩萨蛮》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淡黄弓样鞋儿小， 腰肢只怕风吹倒。”然而，缠足毕竟是一种摧残少女正常发育的行为，试想，用一条八尺到一丈的大布条，把一个四五岁女孩的双脚狠狠缠住，两个月中逐渐让脚缩成三寸金莲，从此不能正常行走，这是一种何等残酷又何等愚昧的行为！
许广平
许广平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其中一位姐姐外号叫“玉观音”，脚裹得很小，到书房读书全靠老妈子背着，结果九岁就天折了。许广平八岁那年，妈妈先用几口针为她穿耳，接着就是缠足。许广平用大哭大闹的方式反抗。许广平的妈妈就是小脚，刚结婚时绣花鞋可以立在酱油碟子里。但是，许广平诞生时，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倡导维新变法，其中就包含了“戒缠足”，而且出现了戒缠足会一类民间团体， 许广平的父亲比较开明，支持许广平反抗缠足，对她妈妈说：“你是胖人小脚，走路要靠两个丫头搀扶，女儿将来若嫁了乡下人，缠了双足岂不受苦。”后来父亲把许广平抱到袓母那里，替她解开缠脚布，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许广平的父亲在缠足问题上比较开明，但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最不应该的是，许广平刚出生三天，父亲喝醉了酒，竟在头脑发昏时把许广平许配给了一个劣绅的儿子马天星。那家人在乡间为非作歹，口碑极坏。许广平的父亲虽然内心反悔，但仍收下了马家的聘礼。许广平懂事之后，从家中一个老仆人口中得知此事，内心受到极大摧残，想拼死反抗。后来知道拼死不能解决问题，女性只有具备独立工作能力，人格才能随之独立。1917年，许广平父亲去世，许广平投靠在天津的姑妈，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第二年获得了公费。后来马家催婚，在二哥的帮助下，许广平于1921年彻底解除了婚姻。从上可知，许广平是一位叛逆的新女性。反抗旧礼教，反抗旧社会，这就是他跟鲁迅结合的思想基础。鲁迅为什么会跟原配夫人朱安分居，为什么会跟许广平同居？因为许广平属于新时代，朱安属于旧时代。
二
《两地书》，鲁迅、许广平爱情的见证
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既是一部社会评论集，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情书。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人类的各种情感当中，爱情更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纸上罗曼史”的情书是爱情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情书別称为“红笺”。宋代词人晏殊的《清平乐》中就有“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这样的句子。认真追溯起来，情书的历史应该跟文字的历史一样漫长，但是中国传统社会重子嗣而轻爱情，男女并不平权。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 中国古典文学流传千古的情诗比较多，如李商隐的《无题》，陆游的《钗头凤》，而男女双方传情达意的情书却十分罕见。
在中国现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曙光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人之子”终于觉醒，知道了人世间应有爱情，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和无所可爱的悲哀。一批现代情诗应运而生，如徐志摩的《偶然》，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除了情诗，沟通男女心灵的情书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当时第一批出版的情书集，有蒋光慈、 宋若瑜的《纪念碑》，庐隐、李唯健的《云鸥情书集》，朱雯、罗洪的《恋人书简》，朱湘、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徐志摩、陆小曼的《爱眉小札》, 章衣萍的《情书一束》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鲁迅、景宋（许广平）的《两地书》。
《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两地书》的出版，既有政治压迫、情感催化的因素，也有经济困窘的因素。鲁迅在《两地书》的“前言”中写得很清楚，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常目睹因为抄出私人信件而株连他人的情况，即古代所谓“瓜蔓抄”。1930年，鲁迅又因列名于自由大同盟发起人，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作为“堕落之人”通缉，于是鲁迅将朋友给他的信全部焚毁。1931年1月，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被秘密逮捕，从他身上又搜出了一份鲁迅的印书合同，官厅想从中找寻鲁迅的行踪，鲁迅只好又烧掉一批后来收到的信札，“挈妇将雏”避居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店。因为几经磨难，鲁迅愈益感到他跟许广平这批信札的珍贵。“纸墨寿于金石”，将这批信札整理印行，就成了最佳的保存方式。
所谓“情感催化”，跟1931年8月1日未名社作家韦素园的英年早逝有关。为出版韦素园的纪念集，友人搜集他的遗文佚简，但因为环境险恶，重病中的韦素园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却被鲁迅毁掉了。信是情感的载体，鲁迅为此深感情感上的负疚，为了长远保存跟许广平的这批文情并茂的书信，鲁迅选择了出版《两地书》的方式。
毋庸讳言，鲁迅出版《两地书》也有其经济考虑。1932年8月17日，鲁迅致挚友许寿裳的信中写的清清楚楚：“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为啖饭”“图版税”这就是经济考虑。因为从1924年开始，稿费和版税成为了鲁迅的主要收入。鲁迅到上海之后，成为了专业作家，版税在他的经济生活中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物价腾飞，鲁迅的大学院特邀撰述员的闲差又被国民党教育部裁撤，每月减少了三百元收入，加之孩子多病，负担亲族生活成为了鲁迅生活中大苦，出版《两地书》于是就成为了鲁迅当时选择的解困手段。《两地书》出版后竟然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仅1933年就一版再版印刷九次，总印数为6500册，所获版税陆续达1625元。1934年出第3版，1935年出第4版。这在当时的出版界实属罕见。鲁迅去世至建国之前，《两地书》又先后八次由不同出版社重印出版。
《两地书》收录的是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至1929年间的通信，共135封，其中鲁迅信67封半。第一集收1925年3月11日至7月30日的通信。当时许广平是位于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鲁迅是该校的教授，寓所在北京西城阜孔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第二集收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7日的通信。当时许广平在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第三集收1929年5月14日至6月1日的通信。当时鲁迅从上海到北平探亲，身怀六甲的许广平留在上海——这是他们同居之后第一次离別。鲁迅还有7封致许广平信未收入《两地书》，写于1932年11月13日至同月25日，其时鲁迅第二次从上海到北京探亲，——这是他们同居后的第二次离別。这7封信未曾结集的原因，估计是当时《两地书》已经编就。
《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
《两地书》有三种版本：
一、 《两地书》通行本，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初版。青光书局是北新书局的另一名义，此书后收入《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
二、 《两地书》原稿，先后收入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真迹》，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全编》，2005年人民文学社又将原稿收入《鲁迅全集》的书信卷。
三、《两地书》誊抄本，为53岁的鲁迅用工笔揩书在宣纸上手书，作为留赠孩子的纪念，后收入《两地书真迹》。
这三种版本，通行本与誊抄本差別不大，但原信跟通行本有不少差异。主要是鲁迅编选《两地书》时对全部通信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隐去了一 些人物的真名（如将“顾颉刚”改为“朱山根”，“黄坚”改为“白果”)，删去了一些广州时期派系斗争的内容，特別是对许广平信件中的文字进行了一番润饰， 但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并无改变。
《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早有研究社指出，《两地书》不能仅仅当成情书来读，而应该视为一本严肃的社会评论集。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该书写作的时间段虽然只有四年；即使加上鲁迅生前未曾结集的1932年通信，前后也不过七年。但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权建立、国内战争爆发等剧烈震荡。这些书信渉及了广泛的政治事件，如国际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的辛亥革命，二月革命，北伐战争，五卅惨案，以及包括女师大风潮在内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对于政治问题、教育问题和文艺问题，作者都进行了精到的评论。比如，谈到教育问题时，鲁迅指出：“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 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乱了这现象。”（1925年3月11日）又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可有这样的时候。”(1925年3月18日）这番议论，不仅是对当时教育状况的针弊，也是对教育商业化倾向的一种警戒。谈到辛亥革命的教训时，鲁迅说：“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是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 1925年7月30曰） 鲁迅这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革命哲学，是用无数先烈鲜血 和生命换取的宝贵教训，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谈到当时北京和厦门的社会环境，鲁迅以“大沟”和“小沟”的关系进行比喻：“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实可谓形象生动，一针见血。
作为学生和寻路者，许广平向鲁迅询问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鲁迅的回答不仅对许广平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读者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鲁迅告诉许广平，跟旧社会战斗宜进行“堑壕战”，而不应赤膊上阵，即使身处“黑暗与虚无”的境遇，也要进行绝望的抗争，“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1925年3月18日信）。在谈到自己的处世原则时，鲁迅谈到自己奉行的是“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別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926 年10月28日）这些话也应当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圭臬。研究鲁迅生平经 历、思想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认为《两地书》中有许多精当的社会评论，并不意味着鲁迅对一切人和事的批评都可以作为定论。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许多本质和真像往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显山露水，任何人最终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旅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有一贯性，也有差异性。《两地书》写作之初并无公开发表的动机，是具有相当私密性的文本，其中对一些人物的褒贬是鲁迅个人对评议对象一时一地观察的印象， 更不能视为对其人的盖棺定论。比如，鲁迅鄙薄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 教授顾颉刚，教务长刘树杞等，他们各有其历史贡献，这是对这些人物进行独立研究之后才应该得出结论。
根据辞书，“情书”的基本释义是男女间谈情说爱的书信。《两地书》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情书，决不是单纯的政论时评或心灵鸡汤，只不过没有某些情书句句“哥哥妹妹”，“死去活来”那样肉麻罢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情感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过程，因此《两地书》诸信表达的情感前后必然有所不同。1925年3月至7月的书信评议内容较多，相互称呼也比较正规。 因为当时两人还是师生关系。1925年6月28日《两地书》所收鲁迅致许广平信只有半封，注明“前缺”，而同日许广平来信全缺，根据《两地书》原稿，鲁迅信中注明“前缺”的那半封即所谓“训词”，现已收入《鲁迅全集》书信卷，因内容纯属调侃，写的是端午节那天鲁迅酒醉跟许广平等“小姐们” 打闹的情况，故公开发表时有意隐去。所谓此间“缺许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 也不见得是真正佚失，很可能是渉及隐私，不予披露。1925年6月29曰鲁迅致许广平信末注：“其间当缺往来信札数封，不知确数”，应属同一情况。 同年7月9日鲁迅致许广平信末又注：“其间当缺往来信札约五、六封”，现据手稿能查到的，只有7月13日鲁迅致许广平信，附《京报》的剪报，题为"罗素的话”,还有7月15日许广平致鲁迅信，7月16日鲁迅致许广平信，7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信，这些信的内容表明，此时鲁迅跟许广平的关系已经跨越了师生的界限。1925年7月30日至1926年8月26日其间无信，估计原因是鲁迅跟许广平往来频繁，以直接接触取代了书信往来。1925年10月双方由师生成为恋人，直至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期间， 双方才恢复了鸿雁传情。
《两地书真迹》上海古籍出版社
《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之间的通信，是两个热恋情人的通信，不过感情仍然表达得含蓄委婉。比如，1926年9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写 道：“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別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许广平10月14日晚复信说：“‘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你何妨体验一下？”双方就是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传情，表达对对方无限忠诚和无比信赖。
《两地书》第三集的通信是夫妻之间的通信。当时许广平已有孕在身，四个月之后他们的独子海婴即诞生。许广平体谅鲁迅旅途的辛苦，用她的“魄 力”来抵抗分别期间的无尽思念；将自己的饮食起居一一叙述，务求其详，琐碎到剥瓜子、看小说、睡午觉、访邻居......对于寄信的情况许广平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然而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待到走到邮局门口，又不愿投入挂在门外的方木箱，必定走进里面，放在柜台下面的信箱里才罢。那时心里又想：天天寄同一个名字的信，邮局的人会不会诧异？于是就用较生的别号，算是挽救之法了。这种古怪时思想，自己也觉得好笑，但也没有制服 这个神经的神经，就让他胡思乱想罢。当走去送信的时候，我又记起了曾经有一个人，在夜里跑到楼下房外的信筒那里去，我相信天下痴呆盖无过于此君了......”（ 1929年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鲁迅给许广平写信则更加用心，不仅详细汇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而且连信笺也精挑细选。比如，1929年5月13日鲁迅给许广平信的信笺上就印了三个通红的枇杷，并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橘， 北人曾作荔枝看。”因为许广平腹内怀子，鲁迅故以含籽的枇杷为寓。另一 七绝是：“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这同甘共苦的并蒂莲，正是鲁迅和许广平以沫相濡的象征。鲁迅1929年跟许广平通信时，他们已经相恋四年，同居两年，但仍保持了初恋时的激情，每次收到对方的信都有“喜出望外”之感。这并不是一般夫妇都能做到的。
三
“十年携手共艰危”
鲁迅曾赠送许广平一本画册《芥子园画谱三集》，并在扉页上题赠了一首七言绝句：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芥子园”是清代文学家李渔在南京的一所别墅。《芥子园画谱》是一部讲中国画技法的图谱，其中第三集专讲如何画花草禽鸟。因为这部书是李渔的女婿请人在芥子园编绘的，故以此为书名。鲁迅喜好美术，提倡木刻，所以用这部上海有正书局的翻印本赠送妻子，希望这本书能让她赏心悦目，消除工作和生活的疲劳。这首诗写于1934年12月9日，其时他们相识相恋、相依为命将近十年。
早在《诗经》中，就有“携手同行”这个成语，多指男女双方共同面对艰难险阻。女师大学生运动期间许广平跟她的战友结成了一个叫“偕行社”的团体，取“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之意，表达的是一种战友情怀。这十年当中鲁迅跟许广平共过什么艰危呢？试举几个例子：
1925年8月，北洋军阀控制的教育部动用军警解散闹学潮的女子师范大学，把留校的学生强行拖出校外，并打算将许广平等六名学生领袖武 装押送回原籍。在最紧急的几天，鲁迅掩护了许广平，让她躲在他阜成门故居的南屋里，跟作家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住在一起。
1930年3月，鲁迅因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作为“堕落文人”予以通缉。鲁迅于3月19日到内山书 店避难，住了一个月。这是鲁迅在上海期间第一次避难。1931年1月中旬，柔石等左翼作家被捕，从柔石身上搜出鲁迅的出版合同，警方向柔石逼问鲁迅的住址。1月20日，鲁迅和许广平母子躲到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店避难。他们合住在旅店一间原来工友的宿舍，大床让给保姆和儿子睡，鲁迅与许广平挤在靠房门的小床上，直到2月28日才回家, 在这里住了一个月零八天。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鲁迅住在四川北路底的北川公寓，书桌对面可望见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战争爆 发时，屋里电灯全灭，战车在楼下穿梭，子弹在头顶掠过，其中一颗子弹洞穿进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鲁迅1932年2月22日给老友许寿裳的信中 是这样描写的：“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现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1月29日终日在炮火声中度过。1月30 日日军入室搜查，因为有人在楼内放冷枪。于是鲁迅一家和二弟周建人一 家只好又到内山书店楼上避难，十人同住一室，用厚棉被挡住窗户，怕子弹飞进来，在黑屋里闷了整整一个星期。同年底，瞿秋白夫妇在鲁迅家避 难一个月，都是由许广平负责接送。
周建人
“以沫相濡”的典故取自《庄子•大宗师》，说泉水干枯了，鱼呆在陆地上, 都快渴死了，只好彼此嘴对嘴吐气，使对方的嘴唇湿润一点。比喻在艰难处境中抱团取暖，相互救助。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十年是"以沫相濡" 的十年。许广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牺牲自我，甘当无名英雄，无微不至地照顾好鲁迅的餐饮起居。鲁迅经常对朋友说：“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貌似抱怨，实为感激夸赞。此外，许广平还帮鲁迅誊抄稿件，校对文稿。鲁迅生平最后十年的创作数量超过了此前的二十年，显然离不开许广平这位幕后的无名英雄。鲁迅希望许广平“聊借画图怡倦眼”，表明他了解许广平的辛劳。“怡”有赏心悦目、解除疲劳之意。“此中甘苦两心知”，说明他跟许广平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都知道对方的酸甜苦辣。所以，《题 < 芥子园画谱三集> 赠许广平》，是鲁迅夫妇共同生活的艺术写照。 鲁迅去世之后，除了培养独子海婴之外，照顾鲁迅母亲和原配朱安的职责也落到了许广平肩上。
一九三八年十月，许广平曾在《文艺》半月刊二卷二期发表《纪念还不是时候》一文，向九泉之下的鲁迅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你曾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自你死后，不自量力然而也逼于无奈的我，硬担起来了。稚子在旁，体弱多病；提携抚育，废寝忘食。老母在平，年高体衰，生活之需，虽由我勉强筹措；然而亲友无多，相见且难， 遑论照料。则其悲戚，谅不待言。所谓事姑育子，诚有未尽。倘精灵不泯，尚荷督我助我，先生先生，我向你伸手了！”
的确，在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抚孤成立非常不易。海婴自幼多病，动不动就晐嗽气喘，只能长期休学在家静养。在他身上，许广平倾注了全部母爱，耗费了大量心血：每天量体温，每周称体重，每月照X光。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起，每周带他去医院注射三次。海婴因为身体孱弱，经常受到邻近一些顽童的欺侮。有一次，他的锁骨处竟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咬了一口，一圈血红的齿印一个多月都没消退。为了使海婴能够在一个气 候适宜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一些友人敦劝许广平母子到福建去居住，许广平也一度产生过侨居海外的念头。
鲁迅去世之后，母亲精神上承受了一场惨重的打击。她虽然态度镇静， 不怎么哭，然而却两腿发抖，艰于行止。在这种悲怆的心境中，母亲仍不忘抚慰远在上海的儿媳。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满怀感念之情地写道：“你因佩服豫才，从以终身。现在豫才盖棺论定，深得各国文人推崇，你能识英雄于草昧也不失为巾帼丈夫。已有一部分的人，很在赞扬你呢。"”自从大先生过去后，一切事体赖你主持。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如无你这样一位能干而贤慧的人，我更要痛苦呢。”“我并非同你客气，这真是我的福气。我家有你这位贤淑又能干的人，又这般能体贴我，我一直是将你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一九三七年初，许广平曾想北上侍奉母亲。但母亲耽心她受到周作人夫妇的欺侮，忍痛劝阻了。在致许广平信中，她百般体恤地写道：“昨曰许先生（按：指许寿裳）和宋先生（按：指宋紫佩）来我这里，谈起你来平的事，大家都觉得有困难。他二位走后我静静一想，这事实在难。我虽然很想见你同海婴，但我真怕使你也受到贤媳（按：指朱氏）他们一样的委曲。 大太太（按：仍指朱氏）当然是不成问题，不过八道湾（按：指周作人家） 令我难预料。”
朱安
对于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生活，许广平也竭力维持。她写信给朱安说：“你的生活为难，我们是知道的，而且只要筹得到，有方法汇寄，总想尽办法的，以前知道寄款不易，在胜利前先托人带上巨款，也是此意。......来信说不肯随便接受外界捐助。你能够如此顾全大局，‘宁自苦，不愿苟取’，深感钦佩。我这些年来一切生活不肯随便亦是如此。总之，你的生活我当尽力设法，望自坚定。社会要救助的人很多，我们不应叫人费心。至于报上说有人想捐一笔款，买下藏书，仿梁任公办法放图书馆内，我们不赞成的。 如果有人说，谢绝好了。”对于许广平的长期资助，朱安曾多次表示感激。 她临终前一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致函许广平说：“我的病恐怕好是不容易的事......您对我的关照我终生难忘。您一个人要担负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临终前一天，她神智甚清，曾对来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 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六月二十九日，朱安病逝。逝世前，她将麻料里子一块、蓝绸裤料一块送给许广平以作纪念。
四
《遭难前后》：中华民族的女战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海的租界区沦为孤岛；因为日本军队不能进驻租界，这些地区好比是汪洋大海当中相对安全的岛屿。1941年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不宣而战，日本军队迅速进驻了租界， 上海全面沦陷。许广平是有名的抗日分子，写过宣传抗日的文章，参加了 抗日团体，又是鲁迅夫人，所以预感到会有危险，便提前做了一些准备。 比如焚毁了鲁迅去世之后的一些抗日书刊，以及可能招惹麻烦的“违禁品”。 此外为儿子海婴准备好必备药物，安排好自己一旦遭遇不测时的转移处所。 但许广平并没有料到迫害这么快就会降临。
《遭难前后》
1941年12月15日凌晨五时，即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一星期之后，十余名日本宪兵队的便衣和若干旧法租界巡捕房直辖人员，共二十三人，在 一个叫佐佐木德正的戴眼镜的日本宪兵带领下，狼奔豕突，冲进了许广平霞飞路寓所。
“你姓什么？”“眼镜”用中国话发问。
“姓许。”许广平沉静地回答。
“叫什么名字？”
“逸尘。”
“还有什么名字？”
“广平。”
“另外还有没有？”
“景宋”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其实，许广平还有其它一些写抗日文章时使用的化名。为了不给这些野兽增添材料，她第一次开始“撒谎”。“撒谎”，本来是为真诚纯厚的人们所不耻，但鲁迅说过：“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许广平记住了这一至理名言。在被捕过程中"撒谎"就成了她迷惑敌人，保全同志的斗争武器。"眼镜"把许广平的"谎言"当成了真话，满足地说一声：“对了。”接着开始搜查。第一个搜查目标是那一米多高的书橱。这里放着许广平随手翻看的新书以及朋友们赠送的译 著——上面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另有一部《鲁迅三十年集》和一包《鲁迅日记》（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六年）手稿。搜完书橱，敌人又逐一搜查了抽屉,，前后长达两小时之久。晨七时，敌人把许广平押上了一辆无篷的空货车， 还抄走了两大包东西，里面除了《鲁迅日记》手稿，还有一部《鲁迅三十年集》，鲁迅、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十余枚图章，以及《上海妇女》等书刊，就连海婴的一本简陋的集邮簿也成了侦察的资料——因为里面搜集了各国邮票（发还时有一些苏、英、法等国的稀有邮票被敌人撕了）
利用被捕前的间隙，许广平赶快拿出一瓶治气喘的药，走到尚未起床的海婴跟前，嘱咐他发病时及时服用；同时趁机暗示他，一旦出事，就按预先准备立即告诉王任叔（巴人）同志的爱人——她跟很多进步文化人熟识，可以通知大家迅速转移。后来王任叔的爱人用电话通知有关朋友时，被她的二房东听见。二房东怕牵连，逼她搬家，她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回乡下去了。
押解着犯人的空货车在金神父路的一所大宅前停下来，“犯人”们被驱遣到这里先进行一次登记。接着重新押上车，兜了好几个圈子，开到了阴森森的日本宪兵队总部。这是人间的地狱，是禁锢和死亡的世界；也是反抗者的栈房，冶炼钢铁意志的炉膛。
许广平先被押进一间普通亭子间大小的房间，重新填写了张表格，交出了手套、手表，随身带的一百多块钱，最后连裤带也给收缴了。办完这些手续，许广平作为"囚徒"被领到另间办公室。大约上午九点钟，一个满脸横肉的叫奥谷的曹长开始对她进行审讯，照例先从姓名、籍贯、学历问起，一问一答，一答一写，一直持续到晚九时。“横肉”疲惫了，把许广平押出办公室，推进了后院朝北有两扇漆黑铁门的牢房。
关押许广平的是五号囚室。里面只有上海普通客堂间一般大，但关押着四十六、七个囚徒，男女混杂，像沙汀鱼一样并排躺在地板也是铺板上。 囚室北面是厕所，南面躺着一个遍体水肿、脓血直流的垂死犯人。许广平挤在西面四五个女囚徒之间，左面传来茅厕的臭味，右面传来脓血的臭味。 闻着这种回想起来都叫人呕心的奇臭，本身就是一种难熬的苦刑。晚上人盖的是一层薄薄的破旧棉布毡。清晨四点起床后，犯人集体围着两个装酱油的旧木桶洗漱。吃饭用的是龌龊的筷子和脱了瓷的洋瓷碗，吃的是米麦混合物，冷冰冰的，每餐一小碗改善伙食的时候，偶尔也吃些鱼肉，不 过鱼的肠肚都没有清除，放在饭上腥臭扑鼻；肉是死军马肉，黑而且硬， 每人只能分到两小块。囚徒中也有破格受到优待的，大多是日、韩籍人。 据老囚徒说，他们往往并不是因为犯法被关押，而是负有监视其他囚徒的秘密使命。在五号囚室，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士兵，因为暗杀日本宪兵而被捕，被打得晕死过去六次，但什么真情都没说。他向许广平介绍对付敌人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实在应付不了的时候，就是哭哭啼啼或夸大些痛苦也不要紧，像你们女人最好应付。”这种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给许广平以极大的启发。
每天上午九时左右，是提审的时间。许广平被捕的头四天，敌人轮番施展了 “欺、吓、哄、诱”种种手法，毫无效果。第五天，“横肉”开始动武了。 他先用拳头猛击许广平的头部，接着用他那黄皮马靴狠踢过来。最后强迫许广平脱去外衣，只剩下小衫裤，用皮鞭狠命抽打。受刑之后，许广平两眼肿得像青紫色的核桃，被马靴踢过的大腿结成硬块淤血，身上留下了道道鞭痕。敌人疯狂跳踉，使许广平知道了她被捕的真实原因：原来是要通过她追查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许广平跟进步文化界的广泛联系和她不堪刑辱的体质，使敌人把她当成了理想的突破口（翻译偷偷对许广 平说，只要她能提供上海进步文化人的情况，就可以被释放）。然而，利令智昏的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即使在受刑最苦的时候，许广平也始终恪守着“牺牲自己，保全別人，牺牲个人，保存团体”的信念。当“横肉”把三尺长的军刀架在她脖子上的时候，她心想：“大不了一死！决不能出卖那些对袓国竭尽忠贞的义士。”当敌人以“剥光衣服拉到南京路游街”相威胁的时候， 她料定这不过是恐吓。她想：如果有血性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儿女、姊妹、 被敌人凌辱到一丝不挂去示众，这将是暴露敌人、唤起民众的宣传资料。 真有这种机会，她不怕！这样，敌人进行了一天刑讯，结果是一无所获。
第八天的上午，许广平经受了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这就是受电刑。“横肉”在许广平的手脚上套上一双马蹄形的铁圈，连上两条电线，接在一个六寸高的黄木匣上，而后通电。电流带着滋滋声通过马蹄形的铁圈传遍了许广平的全身，她的每个细胞都遭到电的炙烧，每条神经都遭到电的刺激。 每一阵通电她都感到一阵剧痛，一阵昏眩。电流在加强，许广平的怒火也在升腾。她下定决心：去罢，大不了一死，敌人別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情报！ 敌人施一次电刑，逼一次口供，前后共十几次，从上午九点一直审到下午, 许广平没有牵连一个朋友，没有供出一个组织，没有说出一个刊物的内容和背景，充分表现了临危不惧、凛然不可侵犯的革命骨气。一个在旁观看的日本军曹恼羞成怒，把电流加到了最大限度。这时，许广平反而觉得平 静下来，因为她已处于濒死状态。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得恶狠狠地再把许 广平拖进囚室。受过电刑之后，许广平总想呕吐，但又吐不出来；头痛欲裂，几乎抬不起来，全身骨节发酸，喉咙干痛，两个膝关节各留下了一块橄榄一样大小的焦痕。
第十天的夜里，许广平被转押到一号囚室。这里只关了三十多个人， 比五号囚室干净一些，也宽松一些。但敌人的审讯并没有放松。“横肉：问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仔细。凡是一本作者签名赠送的书，他一定要追问作者的情况，跟作者认识的过程，作者当时的住址，等等。如果一位作者赠送了两本书，他就要追问哪本书送在前，哪本书送在后。如果许广平的回答和书的出版年月不符，那就会成为莫大的把柄。这样，每问一本书就如同过一关，十本书就得过十关。对每本书都要预先编造一套应付之词，而且要经得起敌人反复盘问。不然，稍有漏洞，前面的口供就会被全盘推翻。 为了有效地跟敌人斗智，许广平吸取了那位中国土兵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在受过电刑头昏脑胀的情况下，许广平每天晚上仍坚持将白天的口供重温一次，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像私塾的生徒将书本倒背如流一 样。即使敌人突然发问，她也能做到应付裕如，不露破绽。因为她的嘴就是战友的安全线。她要竭尽全力守住这条安全线！
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到十二月三十日为止，审讯在翻来复去地进行 了。最后，“横肉”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叫许广平写下被捕后的“感想”。写什么呢？悔过？绝对不！服辩？更不！许广平只在纸上写了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做坏事，只望快快恢复自由，使得我可以好好去照顾孩子。”敌人 实在榨不出什么口供，只得将为期半月的审讯暂时告一段落。
十二月底，许广平从一号囚室迁到了关押刑期较长的政治犯的新囚室。 这里房间较小，关的人也较少。跟许广平同室的是十来个女犯，其中有一 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九四二年元旦，每个犯人喝了一碗红豆汤，十几个人分吃了两只橘子，算是度岁。喘息了两三天之后，许广平就被带去“参观”审讯其他犯人。这一阶段，敌人正在外面调查她的材料，核对她的口供。
一月下旬，许广平又迁到一间旧式楼房改建的囚室。女囚室只有八、九个人。每天上下午，有两次到天井放风的时间。这时可以跑步，也可以做操。抓紧这一时机，许广平使劲活动她的肌肉和筋骨，就像笼里的鹰， 为迎接飞翔的日子而梳理羽翼。她认为，没到非死不可的时候，就应该排除万难活下去，争取最后胜利的前途，争取亲眼看到敌人的末日。这跟在敌人严刑逼供时持“大不了一死”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春节到了。大年初一，一连三顿都是酸臭的剩饭，据说是为了让犯人在春节中能更好地反省。同室的犯人一个个被叫走了，后来只剩下了三几个人。终于有一天，即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许广平被带出了囚室， 发还了她带来的物品和抄走的两包东西，而后跟七个男难友一道被便衣宪兵押上了一辆货车。车子循着四川路朝南开，到了南京路转向西，驶到了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一个叫“调查统计局驻沪办事处”的汉奸特务机构。日本宪兵把许广平移交给了一个穿黑长袍的小个子就走了。
下午，“小个子”——像是直接负责的人物——叫许广平十个手指都按上油 墨，在一张表格纸上打上手印。然后拍照，拍完正面，又拍侧面。“小个子” 问话了：“你有没有熟识的店铺可以做保？”许广平想，中国店铺不适宜给这种地方做保，于是说：“我在上海这些年，最熟的是内山完造先生，他做保可以吗？”“小个子”说：“顶好不要东洋人做保，你再想想看。”这时，许广平虽然希望尽快获释，但为了不使同胞受到牵连，坚持说：“想好了，还是只有内山先生认得，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认不得许多商店。”“小个子”没有法， 只好允许许广平跟内山书店通了电话。当晚，“小个子”又把许广平带进一间房，里面有七、八个人。他们叫许广平写下被捕经过。许广平想，如果敌人将她写的东西加以窜改，改成服罪自白之类的东西发表出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什么东西也不想写。”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两三点钟，“小个子”又来提许广平，说是对保。这时， 许广平看见了内山完造先生和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她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就像开了闸一样，涌出了眼眶。内山先生和王宝良也情不自禁，热泪夺眶而出。办完保释手续，又过了一天，在三月一日下午，被关押了七十六天的许广平终于恢复了自由。这一天，正巧是阴历元宵佳节。
内山完造
回到家中，许广平先用热水洗净那长满虱子的头发，浑身感到轻松了 许多。夜幕低垂，她偷偷来到周建人先生家，请建人先生通知一切朋友暂时不要来看她，她也暂时不到其它地方去，以免被暗中监视的敌人发现。 在建人先生家里，许广平跟分別两个半月的爱子海婴团聚了。原来王任叔同志的爱人下乡后，海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住到了建人先生家里，使用一个假名——周渊，入学读书了。母子重逢，悲喜交加。许广平接回海婴， 就开始焚烧那些可能再招惹麻烦的书籍、照片和文稿。为了继续斗争，她还请来杨素兰医生治疗坐牢、受刑后的后遗症：心脏衰弱、血压高、精神兴奋、贫血......她要坚持治疗下去，使身体逐渐强壮起来，去承担她应该担负的工作。
四年后，许广平将她狱中的这段经历写成了《遭难前后》一书，连载于一九四六年的《民主》周刊。一九四七年，又由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书中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夸张的情节，但通过朴素的语言和真实的叙述，却把许广平坚贞的政治节操、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书中的一字一句，有如一个个高亢的音符，奏出了革命正气歌的壮美的旋律，谱成了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动人音节。 郑振铎在该书《序言》中对许广平的事迹给予了崇高评价：“她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精神，拼着一已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的。这是一位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表现！这是中华儿女们的最圣洁的精神的实型！她在抗战初期的时候，曾尽了说不尽的力量，加入了好些重要的团体，其中之一是复社，还有一个上海人民团体的联合的救亡组织。这组织的分子， 人数很多，全靠了她的勇气和牺牲，得以保全着。”
五
五一口号，奔向光明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共二十三条，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成为了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在我国统一战线史、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多党合作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中共中央为执行毛泽东关于“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方针，曾秘密接送20多批次，共350位民主人士北上进入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这些民主人士当中就包括许广平。
1948年10月，许广平携独子海婴奔赴解放区，整个行程由中共在香港方面的负责人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安排，民主促进会的吴企尧和他的大舅子，企业家周景胡护送。上海的家业就委托《鲁迅全集》出版社的职员照料。路线是：乘火车由上海出发，经南昌、长沙至广州，再买机票乘美国军用运输机飞九龙，转道澳门抵达香港。1948年11月23日夜，在香港乘一艘客货两运的千吨级小海轮（华中轮）到东北解放区。船头悬挂的是葡萄牙国旗。这是花巨资租来，作为掩护。船上有三十几位民主人士，包括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历史学家侯外庐、翦伯赞，法学家沙千里，民主促进会的元老马叙伦......一路上可说是有惊无险，但11月25日晚船行至台湾海峡时却遇到了十级台风，千吨海轮剧烈颠簸，如被迫到台湾海岛避难，那就无异于自投罗网。幸而次日凌晨天气转晴， 一夜的风险才得以平息。1948年12月4日，许广平_行乘坐的这艘海轮抵达辽宁丹东（当时叫安东）大王家岛，12月6日乘火车抵达沈阳待命。 在海轮上的这段时光，周海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用他在香港买的一 架“禄莱”相机拍下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珍贵的 历史见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广平在船上一直在为海婴织毛衣。这种母爱的自然流露感动了郭沫若。郭老在海婴的纪念册上题诗一首：
团团毛冷线，船头日夜编，
北行日以远，线编日以短。
化作身上衣，大雪失其寒，
乃知慈母心，胜彼春晖暖。
1949年1月，马叙伦、许广平联名致电周恩来，对中共表示敬意和谢意。2月14日，周恩来复信：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 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
2月14日”
在沈阳，许广平一行安排住进了俄式宾馆——铁路宾路，受到热情接待，每人每月还发零花钱，上街有警卫人员随行。许广平母子参观了由延安搬迁来的鲁迅文艺学院，捐赠了东北书店出版鲁迅著作的版税“共五根金条”（每条十两，当时一斤应为十六两）。除在宾馆讨论召开新政协的事宜之外，许广平等民主人士还到长春、抚顺、鞍山、哈尔滨进行参观考察。 1949年2月25日，这批民主人士乘专列抵达北平，住进了北京饭店。3 月14日，许广平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讨论建国后大学的教育管理问题。3月24日，许广平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担任国统区代表团团长。同年九月参加了政协会议，十月被任命为政治院副秘书长。
六
她活在鲁迅的事业中
毋庸置疑，鲁迅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作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在鲁迅的事业中获得了永生。许广平说，对于鲁迅著作，她有许多异乎一般读者的感情。她跟鲁迅共同生活之后，鲁迅每一种译著的出版，往往是鲁迅跟她共同校对。她在校对上要多费些功夫，而鲁迅主要负责确定编排格 式，选择字体，出一本书往往经过六、七个校次。
在煌煌巨制《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当中，有些作品是鲁迅和许广平共同完成的，除开前文提及的《两地书》之外，还有译文《小彼得》。 该书由德国女作家至尔•妙伦著，许广平译，鲁迅校改并作序。鲁迅跟瞿秋白合编的《萧伯纳在上海》，搜集资料和校对也主要靠许广平。
此外，鲁迅有些作品的单行本也是由许广平选编的。比如《夜记》，1937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收1934年至1936年鲁迅杂文 13篇。后来这本书所收诸篇分別编入了其它杂文集。《夜记》是鲁迅生前想编的一本杂文集，早已登过预告，许广平编选此书是为了完成鲁迅的遗愿。《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第13本杂文集，内收鲁迅1936年创作的杂文35篇，即鲁迅生命最后一年的著作。鲁迅生前作了一些编集的准备，由许广平最终完成，于1937年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
许广平参与编辑的鲁迅著作中，最重要无疑是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本）。这部书600余万字，囊括了鲁迅的著作和译文，是我 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装帧精美的“现代中国社会百科全书”。许广平有一篇长文，叫《<鲁迅全集>编校后记》，详细介绍了这部经典的诞生过程。 这部书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复社主持出版，并代理发行。集稿、抄写、 编辑、校对各项工作许广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特別是负责全书的二校 (以手写本和初稿本为据），态度极为谨慎。《鲁迅全集》后来又出了若干版，如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但都是以1938 年版为基础。周海婴先生曾回忆了第一部《鲁迅全集》的诞生过程。他说, 当时全集的编校工作在许广平霞飞坊六十四号（现为淮中路927弄）寓所的客堂和亭子间进行。协助编校的人很多，空间狭小，因此桌椅相接。如要出进，旁边的人需要起立挪位。中午吃的是包饭，甚至吃的路边摊。
由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包含了鲁迅译文，规模大，成本高，售价因而不菲。但一般读者对鲁迅译文的需求相对要少。鲁迅临终前，曾有意编一本《三十年集》，收录他从1906年至1936年的著作，包括小说、 散文诗、杂文以及研究、辑录、考证古籍的著作，共29种，30册。于是, 许广平又编校了这套《鲁迅三十年集》，于1941年10月出版，以纪念鲁 迅逝世5周年。由于这套书是平装单行本，庄重大方，售价低于包含鲁迅译文的《鲁迅全集》，深受读者欢迎。
鲁迅著作中有一个特殊部分，就是书信。书信是鲁迅跟亲友之间直抒胸臆的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创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鲁迅书信散存在受信人手中，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未能妥存。因此，征集鲁迅书信, 就成为了保存鲁迅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任务。鲁迅去世不久，许广平就登报征集鲁迅书信，先后惠寄的信有八百多封，计通信者七十余位。由于不 少受信件希望许广平阅后能退还原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又无法一一拍照或复印，许广平在杨霁云先生帮助下只好选择了复写抄存的办法，一次要力透五层纸，以至抄写者的右手中指很快就磨出了硬茧。1937年《鲁迅书简》出版，仅收69封鲁迅书信。1946年10月，许广平编辑的《鲁迅书简》出版，共收入鲁迅1923年至1936年致77位亲友的书信55余封， 为今天《鲁迅全集•书信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迅一生致亲友的信估计有6000多封，但至今搜集出版的只有1333封，许广平当年一人能征集到860多封，后来捐赠鲁迅博物馆的竟至982封，可见是很不容易的。
鲁迅的文化遗产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日记。日记是鲁迅生活的忠实记录，撰写鲁迅传记、编写鲁迅年谱，考订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的社会交往和读书生活等等，通通离不开鲁迅日记。鲁迅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留学日本期间，也写过《扶桑日记》，但生前保留的仅有1912年至1936年的日记。鲁迅去世之后为妥善保存《鲁迅日记》，许广平先存在银行保险箱内，后想抄出一个副本保存，便临时取回家。不料日本宪兵队作为许广平的罪证带走，获释退还查搜之物，一清点，失去了其中1922年的日记。幸亏鲁迅友人许寿裳抄录了若干条，现在已附录在《鲁迅全集》 中。
编撰《鲁迅年谱》，是许广平对鲁迅研究的另一贡献、年谱是一种工具书。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故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鲁迅去世之后，海内外很多读者都想了解他的生平，但鲁迅的自传过于简略，而且都不完整。1937年10月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需要收录一篇《鲁迅年谱》，由许寿裳、周作人、许广平共同完成。周作人撰写的 是1912年以前的部分，北平、厦门、广州时期由许寿裳撰写，上海时期由许广平撰写。许寿裳总其成，其间鲁迅母亲也提供了他童年时期的一些史料。这部分年谱虽然简略，但材料准确、宝贵。许广平在编撰过程中表现了一种高度求实的精神。比如，许寿裳撰写的1927年10月条目，原文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改成了“与许广平同居”这六个简明的字。许广平感激许寿裳的好意，但她认为这些修饰语都是不必要的。她说：“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 样对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 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
结语
如何理解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人死去之后灵魂是否仍旧存在？对于这种终极性的问题，鲁迅生前就进行过思考。在《祝福》这篇著名的小说里，鲁迅借主人公祥林嫂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根据我的理解，人的生命可以划分为肉体与精神这两个层面，任何人肉体的生命都有终结的一天，会迅速腐朽，化为尘埃。但人精神层面的生命却可以持久而永恒。鲁迅颂扬的那些从古以来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都是精神不死的人。鲁迅的作品和精神都是不朽的，而许广平的生命已经跟鲁迅的生命溶合在一起，她的事业已经溶合在鲁迅的事业当中。所以，她成为了一位二十世纪中国不朽的女性。
本文为陈漱渝先生2018年5月17日下午于上海鲁迅纪念馆树人堂的讲演，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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