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程巍：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下）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

内容摘要

对鲁迅而言，1920年代写作《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之时流行的“民族性”和“文明”的话语及鲁迅本人的写作动机，使他“重建”了1905年那张“幻灯片”及其历史语境，从而将它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然而，正因为“回忆”暗含“现在的动机”，这张“幻灯片”就不得不进行“修改”，成了一个文学文本，而非历史文本。

该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后有所增补。本文为程巍老师特别为海螺重新修订版本，文艺批评公号特转载此版本。

感谢海螺社区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程巍

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

（下篇）

三、砍头与枪毙

 将“砍头”改写为“枪毙”，看似完全没有必要，反而会“颠覆”这张“幻灯片”的真实性。作为有意识的写作者，且受过考据学训练，鲁迅似乎应该完全避免这种关于同一张“幻灯片”的前后不一致的叙述。不过，一旦考虑到1920年代日益强化的“文明”话语以及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的不同动机，我们或许会获得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效果来说，枪毙远不如砍头。这也是鲁迅研究者为何通常选择《呐喊·自序》版的“幻灯片”而不是《藤野先生》版的“幻灯片”的原因：这种强烈的视觉刺激性和心理震撼性，就鲁迅而言，才足以构成一个改变人生轨迹（弃医从文、疗治国民精神）的创伤事件；就《呐喊·自序》的读者/中国人而言，也才足以感到震撼，尤其是当“砍头”与“麻木的表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另一方面，正因为砍头具有强烈视觉刺激性，它才在19世纪西方的刑律改革中开始被视为一种不人道、不文明的处决方法，越来越被绞刑和枪决取代。

绞刑（尤其室内绞刑）被认为是“文明”的处决方式，因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按照西方轻刑原则改良死刑，废除“斩首”的“亚洲之法”。日本最初引进的是中国式绞刑，但很快发现“这种绞刑颇成问题，在实施的头一年，至少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三起报告说死囚在这种装置上‘处死’后又活了过来”，日本于是寻求一种更有效的绞刑工具，有人“拿出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所画的英式绞刑架图样，让人仿制出模型，以备用于日本。1873年初，经过几个月实验以确定其效率后，日本政府正式采用这种新式绞刑架”[19]。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彻底废除斩首刑，代以英式绞刑，以向西方证明日本的“文明化”。

改用绞刑，被当时的西方认为是“日本进入文明世界”的标志，例如1882年英国人H.S.帕尔默在一篇题为《日本近来的进步》文章中就首先谈到日本的普及教育，然后谈到死刑，并认为死刑方式更能体现“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日本近来走向文明的进步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刑法系统的彻底改革……死刑一律改为绞刑，以取代传统的斩首。”[20]。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极大关注，被多家报刊转载，因为它展现了“西方文明标准”在东方的重大胜利。“死刑的文明化”也延伸到了军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在交战时对军事间谍几乎无一例外处以死刑，“传统处置方式是绞刑或枪决”[21],不久这两种方式成了国际通例。1886年美国出版的《军事法》规定：“依据国际法，犯间谍罪的人处以死刑……要么采取绞刑，要么采用枪决。”[22]不过，无论是1864年日内瓦公约，还是1899年海牙公约，都不对“军事间谍”提供保护，但海牙公约第2章就“间谍”的处置问题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即便现场抓获的间谍，也必须在经过审判之后进行惩罚。”[23]在军队里面，在枪毙与绞刑之间，绞刑又被认为是一种“没有颜面的死法”，因为“对一个间谍来说，枪毙才是好的死法”[24]，这让被枪毙者有一种似乎死于战场的荣誉感，同时能够缓解执行者的“负罪感”。

鲁迅1909年回国，其时清廷正在按照“文明的标准”修改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以日本刑律为楷模，主张废除中国名目繁多的死刑，只在斩首与绞刑中择取一种，或一律代以西方军队通用的枪决。1910年5月清廷颁布《大清现行刑律》，虽废除了一些死刑方式，但保留了斩刑与绞刑。次年颁布《大清新刑律》，规定死刑仅用绞刑，但少数重罪（侵犯皇室罪、内乱罪等）仍适用斩刑。到1914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一律改为枪决，至少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枪决为死刑唯一形式。

废除斩首刑，与被处死者本人的痛苦程度无关，而与关于“身体完整性”的伦理观念及砍头仪式带给旁观者的心理震撼有关。正因如此，1900年，一向谴责中国砍头死刑野蛮的“文明之国”的八国联军在处决被捕的拳民（即战俘）时，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砍头，因为他们发现枪毙不如斩首有侮辱性（对拳民）、震慑力（对旁观的中国人）和观赏性（对旁观的联军士兵）。美国一家电影公司为此还拍摄了一部名为《砍中国人的脑袋》的电影，其说明文字称：“我们的画面显示，一长溜倒霉鬼跪在地上，等待执行者的处决，尽管有一点恐怖，但它真实反映了这个偏鄙之国的处决方式。”[25]八国联军为自己使用斩首方式处决中国拳民辩护的理由，是这种野蛮的处决方式本来就是中国这个野蛮之国的处决方式，而且，按美国1876年美国国会就排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的结论，中国佬的脑容量在“黑鬼”与“黑猩猩”之间[26]，不能算作人，因而不配享有只有“人”才配享受的“文明”处决方式。

义和团运动被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或西化的国家（1917年之后又被中国新文化派）指控为中国人愚昧、野蛮、不接受文明和进步的最新证据，并对中国施压，要求其推行“文明”。在一连串外患之后，清政府决定顺应“世界趋势”，重启因戊戍政变而中断的“新政”，事关“文明”核心标准的刑律是其中一项。1905年，清廷所聘修律顾问、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因中国新订刑律包含斩、绞两种死刑，认为不合“世界大势”，向清廷进言曰：“各国之中废除死刑者多矣，即不废死刑者，亦皆采取一种之执行方法。今中国欲改良刑法，而于死刑犹认斩绞二种，以抗世界之大势，使他日刑法告成，外人读此律者，必以为依然野蛮未开之法。”[27]冈田所谓“世界大势”，即日本仅采用“文明”的绞刑。然而，至少，当时的美国也是几种死刑方式并存。

日俄战争，从日本一方来说，是通过打败一个欧洲强国从而进入“文明世界”的一场战争，因而，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刻意向世界舆论显示日本作为一个“文明之国”严守日内瓦公约及其改进版海牙公约，如掩埋或者火葬战场遗留的俄军尸体、向俄军尸体行礼、对多达8万的俄军俘虏进行善待（将其悉数迁至日本六地、对伤兵给予治疗、改善伙食、提供体面的卫生设施及娱乐）等，以赢得欧美强国的尊重。为此目的，日本报刊检查机构对涉及日本形象的一切报道和图片进行检查，正如莫里斯·露所说：“对有关日本皇家的报道的检查，是为了向全世界人民以及日本人自己提供一个证据，证明日本人正在变成一个‘文明’的民族。照片是这种强化的可视性的一个部分。”[28]一直密切关注日俄战争进程的辜鸿铭1904年底发表《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说“日本投入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赢得欧洲国家的尊重。这一目标已然达到。甚至连俄军的克鲁帕特金将军都说：‘日军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像骑士和绅士一样作战。’”[29]。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先后俘虏近8万俄军官兵，均送往日本本土的战俘营，对其颇为优待。

日俄战争同时是一场争夺“文明的代表”的文宣战争，双方都邀请了一些外国军事观察员和战地记者随自己的部队行动。因而，并非偶然的是，在公开场合（或可被转换为世界舆论的场合），双方都对不受国际法保护的军事间谍甚至显示出一种人道乃至宽容，例如1904年《神户纪事报》报道一个替日军充当间谍而被俄国人处死的日本人的故事：

最近，俄国官方向已故的横川精三的家人提供了一张一家中国银行的500银元的汇票。横川是战争早期在哈尔滨被处死的两个间谍之一。横川先生当初是想将他的钱捐给俄国红十字会，但俄国官方拒绝这么做，而是将这笔钱交给已故间谍的家人……俄国人猜测横川先生是日军的一个大佐，而他的同伴冲先生也是一位军人。但这是一个误会。横川先生是一个爱国者，而且显然是一个具有非同一般的自我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他的事迹已见报几次，但我们依然要提一下战争爆发几个月前他从日本到了北京。在上年1月，他突然离开北京的住所，与自己的妻子不辞而别，一走便音信了无，直到他作为一名军事间谍被处死的消息传到日本。[30]

日本也是如此。日军1904年9月30日在烟台处死一名“化装成中国农民”（瓦西里·利亚波夫）的俄军间谍，并将此事通报给俄军。[31]1904年底，一个从上海一位俄军军官手里秘密领取500银元的奥地利人米亚津斯基为俄军充当间谍，但此人想以双面间谍赚钱，于是又与在上海的一位日本军官联系，被这位日军军官拒绝，当他绕道天津到达营口时，被那里的日军抓获，押送到辽阳日军军事法庭，被判以死刑，但死刑迟迟没有执行，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到战争结束，日本天皇特赦了他。[32]1905年，满洲两位地方官吏因派手下刺探日军情报并将情报转递给俄军而遭日军逮捕，中国政府闻讯立即与日本驻华使馆交涉，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中立国”地位，引渡两位官员，而此时，其中一位已被日本军事法庭判以死刑，中日谈判的结果，日军认为这位已判死刑的中国官员掌握了日军重要情报，可以免死，但必须扣押在日军监狱，而另一位则引渡给了中国官府，在中国监狱关押了一阵子（Russo:187）。

日本宣传画，日军处死替俄军充当间谍的人（非中国人）

奉天电讯局包括局长在内的16个中国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而在1905年3月被日军逮捕，但次日便因日本天皇的特赦而被释放（Russo:188）。1905年7月，又有9个中国地方官员及其手下因间谍嫌疑相继被日军逮捕，经过审判，其中两个被无罪释放，一个被判入狱，一个被处死刑，此时中国政府迅速向日方提出抗议，称“中立国的官员，无论民事官员，还是军事官员，不论其行为如何，均应由其本国政府根据本国法律进行审判”，但日方辩称，这些中国官员是在交战区从事有利于交战国一方的间谍活动，中国政府的这个抗议缺乏国际法基础，“不过，日本政府却采取了谨慎的步骤，知会其战争大臣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后，日本战争大臣向中国政府发来调查结果，说明“日方采取的步骤是公正的，合理的。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案子，日方也将公正地办理”（Russo:189）。这样的事例不少，究其原因，是双方都担心中国政府改变“中立国”立场，偏向对方；对中国政府而言，也是向国际舆论显示自己恪守“中立国”的地位的举动。

俄军抓获替日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无论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俄国人抑或欧美人，一般以公开的绞刑处决，但日军抓获替俄军刺探情报的军事间谍，在日本国内则以绞刑处死，在满洲战场则几乎一律以斩首处死。

对于斩首，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1922年8月（鲁迅写作《呐喊·自序》前几个月）有过一番评论。他把斩首与中国人的感觉“迟钝”联系起来，正如《呐喊·自序》将斩首与中国人的“麻木”联系起来。周作人谈到1900年时“我”没离家逃走，院子里还有一个叫“得法”或“得寿”的也留了下来，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泰然处之。一日，终于走进来一个“长毛”，“却见得法（或得寿）已经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背着手，专等着长毛去杀他了”，但“似乎是我赶出去，把长毛杀了。得法听得噗通的一颗头落地的声音，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杀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个长毛，于是从容的立起，从容的走出入了。在他的迟钝的眼睛里并不表示感谢，也没有什么惊诧”[33]。

在1926年5月发表的《死法》中，周作人谈到各种处死方式：“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34]次年7月，正逢国民党右派“清党”，枪毙和斩首大量被抓获的共产党人。此时胡适却在上海发表“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的演讲，引起周作人的不满，他在《人力车与斩决》一文中讥讽说：

胡先生的演说连《顺天时报》的日本人都佩服了，其不错盖无疑了，但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地野蛮，不文明么？工业的血汗榨取，肉眼看不出，也就算了，卖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车文明吧，大家却都容许，甚至容许人力车的文明国还特别容许这种事业，这是怎的？常见北京报载妇人因贫拉洋车，附以慨叹，但对于妇女去卖淫并不觉得诧异，在替敝国维持礼教的日本《顺天时报》第五版上还天天登着什么“倾国倾城多情多义之红喜”等文字，可见卖淫又是与圣道相合——不，至少是不相冲突了。[35]

这里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周作人已离开新文化派视西方和日本为“文明国”而将中国贬为“野蛮国”的立场，接着，他由人力车谈到“清党”：

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我仿佛记得斩决这一种刑法是大清朝所用的，到了清末假维新的时候似乎也已废除——这有点记不大清楚，但在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民国，这种野蛮的刑法总是绝对没有，我是可以保证的。我想，人力车固然应废，首亦大可以不斩；即使斩首不算不文明，也未必足以表示文明吧。昔托尔斯泰在巴黎见犯人身首异处的刹那，痛感一切杀人之非，胡先生当世明哲，亦当有同感。[36]

周作人这两篇文章相当重要，它们写在1926年10月鲁迅写作《藤野先生》并将《呐喊·自序》中的“砍头”改为“枪毙”的前后。由于不能将这一“改动”归因于鲁迅的“遗忘”，那就是一种有意的改动：鲁迅四年前写作《呐喊·自序》，其隐含读者是中国人，是单方面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藤野先生》不同，它的隐含读者还包括日本人，因而，在沿袭《呐喊·自序》的写作动机的同时，他还要努力为中国人树立一个可以效法的“文明”标杆——这就是日本人。正因如此，在《呐喊·自序》中，日本人只是抽象的存在，不与中国人构成“民族性”对比，而《藤野先生》不同，它把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的“镜像”建构起来，此时，就须避免砍头的“野蛮”处决方法，代之以“文明”的枪毙。

四、“麻木”，或“中国人的劣根性”

把“砍头”改为“枪毙”，不仅使处决场景失去部分视觉冲击力，也使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的日军“文明化”了。由于《藤野先生》试图在“文明”的日本人与“麻木”的中国人之间进行一番国民性建构，那么，野蛮的砍头场面就必须改写为文明的枪毙场面。这种基于“对比”的国民性建构往往互为镜像：日本的国民性不仅显示在“幻灯片”上的日本兵身上，还显示在“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的藤野先生、“为我的食宿操心”的日本职员以及替我打抱不平的那些日本同学身上，而中国的国民性也不仅显示在“幻灯片”上即将被处决的和围观的中国人身上，还显示在东京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藤》：313）

《藤野先生》插图

但“我”却一直是孤独的例外。把鲁迅笔下这几张留日学生的“快照”，与“幻灯片”拼接在一起，会产生一种蒙太奇的效果：“麻木”就像麻醉气体一样，从“幻灯片”上那个将被处决的中国人和围观砍头场面的那些中国人的脸上，扩散到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的内心，让“我”大受刺激：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7]

“清国留学生”真如鲁迅描述的那样是“麻木”的一群？早从1901年开始，“清国留学生”云集的东京便是中国“拒俄运动”的海外中心。日本政府对中国学生的拒俄运动暗中鼓励。1903年3月的一个深夜，留日学生忽被街上的摇铃声惊醒，原来日本同学特意赶到留日学生住地，以中俄将要签订密约的消息相告。留日学生群情激昂，次日便召开大会，演说者慷慨陈词，听者也无不动情。此时，日本学生也在召开“强硬青年大会”，他们便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大会，以“同文同种”相号召，称“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拒》：194），演说完毕，力邀在场几百中国学生前往参加他们的“强硬青年大会”。

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学习操练和射击等军事技能，为奔赴满洲抗击俄军作准备。留日女学生也组织起来，成立“赤十字社”，学习战场救护，以便一旦听到召唤就将义无反顾投身满洲战场，她们还上书时在东京考察劝业博览会的载振，谓“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情，虽不克任，而裹伤收尸，缝絍具食，或能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拒》：137）。尽管日本政府暗中鼓励中国留学生拒俄运动，连前来阻止留日学生别太过火的东京警察也面赞“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拒》：96），但顾及“拒俄义勇军”之名及其军事训练惹起“国际”麻烦，日本方面渐渐禁止他们公开活动，于是义勇军大批返国，加入国内拒俄运动，但对留日女学生的“赤十字社”的活动，“日本皇族、贵族甚欢迎之”（《拒》：137）。对留日学生的爱国热诚和献身精神，1903年《苏报》刊文大加赞扬，说“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居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拒》：80）。实际上，当时的东京就像一个炼炉，将来自中国各地的学子淬炼成清末民初各项激进主义革新运动的重要力量。

日俄战争期间（1905年秋）鲁迅与日本同学摄于仙台小川写真馆（后排右一为鲁迅）。

鲁迅1902年2月到1904年8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之时，正值东京中国留学生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其中最为活跃而且力量最为壮大的是拒俄派和反满革命派，两派人员互有重合，但宗旨不同。鲁迅一度出入排满主义圈子，常“听演讲”，但他似乎不喜欢东京的吵吵闹闹，不久淡出，只身前往“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藤》：313）的仙台（作为一个战俘营所在地，仙台有大量俄军俘虏，且仙台医专也为俄军伤兵提供治疗）。然而，在1922年的《呐喊·自序》中，为把“麻木”建构为“中国国民性”的核心特征，他就避谈1902到1905年间东京留日学生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因为这种精神状态与“麻木”或“愚弱”挂不上钩）；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呐喊·自序》中那个寂寞的孤独者形象还在，但安排了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出场，却是一个个浪荡子的模样，好让他们充当“精神麻木”的国民性标签。

问题在于鲁迅1920年代创作《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时，1917年以来新文化运动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话语轰炸已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毋宁说“创伤意识”），中国读者以这种无意识阅读“幻灯片事件”，自然就将1920年代的情感结构投射到了语境大为不同的1905年。新文化派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只是“复活”了此前西方有关中国人的种族特征的叙事，但这一叙事恰在日俄战争时遭遇了危机。随日军行动的英国军官伊安·汉密尔顿中将深入满洲城镇，发现：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以其聪明和能干让我感到惊讶。四围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妻子、女人以及孩子——以我的判断，也都令人极为尊敬。实际上，他们是令人震惊的证明，在他们面前，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此前的整个生活系统地被欧美对“未经文明开发的中国人”的模式化的描绘所操纵和误导……我记得我曾向几个参与过镇压义和团的军队朋友询问过他们对中国人如何看。就我记忆所及，除了当初住在北京并一直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文森是个例外，其他人几乎都以三言两语就把中国人打发了，说他们是“肮脏的恶魔”、“野蛮的猪猡”或诸如此类……很难想象，这些有尊严的、聪明的而且常常长得相貌堂堂的男人以及这些敏感的、实在的和勤劳的女人是西方文学所描述的中国人形象的原型……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如此令人尊敬的质量，以致让我感到警醒，觉得我们被他们远远抛在了后面。在我以前整个生活中，我从来没想过会有如此充满热情的一个民族，如此热情地专注于劳作。[38]

日俄战争1905年9月以日本获胜告终，一改欧美所建构的黄种人的孱弱形象，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同心协力，也让西方看到黄种人联合的可能。战火甫燃，各国就密切观察着这场“种族之战”。1904年2月，当日军在旅顺港的战斗中首战告捷时，《中外日报》以一种深远的眼光评价说，此战“实较之保全土地、幸免瓜分诸端尚万万也。案亚欧人自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不可破”，“不料今日日俄之战一开，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此例为何？乃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373）。这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提供了充分的说服力。后来的历史也的确如此，中国的革新事业从日俄战争之时就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道：先是清政府的“新政”，各种改革全面铺开，紧接着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惜这个“共和国”的国民却在再度兴起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话语的轰炸下渐渐“失去了自信力”。

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利用“同文同种”动员中国人支持日本针对俄国的军事行动，但日本的战略目标既然是与西方列强达到平起平坐，它又必须消除日俄之战乃“种族之战”的观念。尤其战后，日本一定会与中国的中日联盟愿望划清界限。1906年1月6日《日本每周邮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的这种愿望已在“日本引起不安”，担心被西方作为“黄祸”的证据，“在中国人中间，不少人设想中日这两个相邻的帝国生死相依，而就日本而言，为其自身生存的利益计，也势必与中国联手对付外国入侵”，但“在日本看来，种族区分纯为无稽之谈”，因为“利益共同体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理性的纽带”[39]，中国不要指望日本此后会纯以同文同种而对中国施以援手。

此时，日本的报章杂志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态度开始转向，不再是“同文同种”、“中日一家”的态度，相反，是要逐步瓦解出于权宜之计而在战前和战时建构起来的“同文同种”和“中日一家”的叙事，重新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确立种族优劣等级。樱井希典中尉在沈阳之战中受了重伤提前回国，由于他作战勇敢，被认为是日本军人的骄傲和日本民族的英雄。希典在战后第二年（1907）出版了回忆录《人弹》。这个当初耿耿于怀于“三国干涉还辽”而使日本“失去辽东半岛”的日本军官，又对日本再次失去“满洲”耿耿于怀。他在这部“回忆录”中谈到他随自己的连队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在一个中国村庄里过夜：

一脸蠢相的老人以及脸蛋肮脏的孩子像蚂蚁一样围着我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长烟斗衔在老人的嘴里，似乎对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的巨大麻烦完全无动于衷或者无知。这些房屋的及其主人的肮脏，难以用笔墨描述，我们这些初来者必须掩着鼻子躲开这种可怕的气味。名义上这里成了一处军营，但我们只能在这些房屋的屋檐下待着，下面传来刺鼻的气味，周围是大大小小的满身大蒜味的中国人！[40]

这完全不同于随日军行动的英美军官或记者在当时的观察，而与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兴起的“支那人的劣根性”叙事息息相关。希典甚至避谈日俄战争之时满洲无数无名无姓的百姓为日军充当间谍或者组织义勇军打击俄军的事，而只谈少数中国人充当俄军间谍，并归之于中国人的民族性：“当然，中国人为了钱几乎什么都可以干，有一些就因为俄军的贿赂而充当他们的间谍，尽管我们小心提防，他们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41]在希典眼里，中国人应该成为日本人的忠仆一样的角色，于是，他难得谈到了一个“明朝难民后代的老人”（“明朝难民后代”一语颇为奇特，不过，考虑到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人认为中国已“夷化”从而失去“文化中心”地位，此后东亚“文化中心”已向东移至日本，那么，希典就是以“文明中心”的地位对待作为“文明边缘”的中国）：

在这些村民中，有一个叫张天兴的明朝难民后代的老人。他十分忠诚地为我们服务，替我们清早打水，晚上生火。这个好人发现我们次晨将要开拔，将彻夜帮助我们。当我们开拔时，他一直将我们送到村头。当然我们忘不了这么一个好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时不时谈起他的忠诚服务。[42]

希典《人弹》出版的次年，一个化名“亚洲夫子”的作者出版了一部有关日俄战争中的情报工作的不算严谨的而且有着种族主义色彩的书，其中写道：“以前的战争从来没有像这场战争一样大量使用间谍。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国人，实际上还有第四国人，即朝鲜人和中国人，也被迫招募为间谍，而此时他们的国家的一部分正被交战的两个异族强国摧残。这是只有被打趴下的、被人践踏的懦弱而又贪婪的民族才会遭遇的恶果，如远东的那个留着猪尾辫的民族。”[43]“亚洲夫子”也像希典一样谈到中国人为了蝇头小利而为俄军充当间谍：

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就已将所有为俄国人服务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登记在册，列为嫌疑，受到密切监视，如果必要，就将处决。这就逼得名单上的这些人在日军占领地区离开自己的乡土，或寻求俄军的保护。但日军情报人员对这些人放出话说，倘若他们转而替日军充当间谍，他们的名字将从嫌疑人名单中抹去。这个通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因为无数中国人和朝鲜人早已准备为了蝇头小利而从事间谍工作。[44]

如果说日俄战争进行之时，西方和日本的报章大多将“黄种人”（主要指中国人和日本人）视为一体，惊叹于他们的力量以及力量的联合可能带来“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之战”的可怕前景，那么，日俄战争之后，如何瓦解这个可能形成的庞大的“黄种人同盟”，就是欧美的外交考虑的重点。另一方面，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之后，也想摆脱作为权宜之计的“同文同种”说辞可能在西方列强那里造成“黄种人对白种人的种族之战”的强烈印象，而急切地与中国人进行种族和文化的切割。实际上，十多年后，当“世界大战”（即后来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结束之后，作为协约国的日本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种族平等提案”（Racial Equality Bill），不仅使日本作为“文明之国”为西方列强所平等接纳，而且，这一“种族平等提案”让日本在依然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欧美列强（尤其是本来道德姿态颇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面前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击中了其要害（这可能是本来支持中国的诉求的美国随即偏向日本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一“种族平等提案”，正如日俄战争之前以及之中祭出的对中国人颇具蛊惑性的“同文同种”、“中日一家”、“东亚一体”一样，被证明只是日本为掠取同盟国的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并进而染指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而祭出的漂亮说辞而已，而且，正如《日美关系的拐点：1920-1930年代日本的樱花外交》的作者们就1919年日本的提案所说，“日本自身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行为越来越具有种族歧视的特征，与其申说的目标南辕北辙”[45]。

1905年9月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普利茅斯签订和约，日本执意将中国排除在和谈之外，以中国利益代表者身份出现。面对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并经过讨价还价，日俄代表终于达成了和约，其中第三条规定，“日俄两国军队完全地、同时地撤出满洲”，“恢复中国对目前处在俄军或日军占领或控制下的一切领土的完全行政管理”（Diary：341,342）。尽管和约将辽东半岛排除在外，但各国认为这一和约为中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保护了中华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Diary：359）。1906年1月，中国报纸登出满洲在战时的人员和财物损失（死亡2万人，损失财产合计4千万圆），而中国政府可能据此向日本和俄国提出赔偿，时在北京的日本代表表示如果统计准确，日本可以考虑赔偿，然而日本报纸却发表评论，说即便这份统计确切，也“无法区分哪些为日军、哪些为俄军所造成，而对不带偏见的局外人来说，无疑，考虑到中国自己没有放一枪便将恢复整个满洲的主权，那中国自己应该欣喜地承担其这个损失”，“面对日本方面做出的如此巨大的慷慨之举，中国却试图与日本商谈其已恢复主权的那片国土上的国民的微不足道的损失的赔偿问题”[46]。

由于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的胜利和付出没有为日本带来相应的利益，以致普利茅斯和约内容传到日本后，一种丧权辱国的感觉立即流行开来，群情激昂，到处发生示威和骚乱（Diary：331,322，333），如同当初“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国内发生的情形。日本报章杂志丑诋中国人的言论开始流行，在“中日黄金十年”尤其是日俄战争期间受到压制的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如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及其日译本《支那人气质》——的话语又泛滥起来。也正是在这些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话语开始在日本重新泛起的1906年，辜鸿铭在英文《日本每周邮报》开辟“中国平话”（Causeries Chinoises）专栏，11月3日发表的文章即驳斥阿瑟·史密斯及其《中国人的特性》的“权威性”，说它只不过是在为“约翰·史密斯”（英国人）在华殖民统治提供说辞罢了，言外之意也在讥讽日本人对这本书的热情：

在中国的约翰·史密斯非常想要成为高中国人一等的人，而阿瑟·史密斯牧师于是就写了一本书，彻底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的确是高中国人一等的人。因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就成了约翰·史密斯最为珍视的人，而他的《中国人的特性》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圣经。[47]

不过，《支那人气质》也是鲁迅后来多次向“国人”推荐的读物。不管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否阅读过这本书，但这本书的许多观点已被作为“权威看法”大量写入日本人有关“支那的民族性”的著作，例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鲁迅在1926年7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当天午后在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买到安冈秀夫这本书，傍晚就开始在灯下读。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其中说：“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48]后来几天，他继续读这本贬低中国人的书，挑出一些过于荒唐的说法讥讽一番，不过，他在日记（7月4日）中又写道：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49]

上面之所以引用1926年7月4日鲁迅日记中的这一段，是因为鲁迅对安冈秀夫之于“平江不肖生”（即留日学生向恺然）1916年出版的描写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的“黑幕”的《留东外史》的评价非常赞同，而这就牵出了一条隐蔽的线索，即鲁迅1926年10月12日——也就是读《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之后不久——写作《藤野先生》时，《留东外史》对民国初年中国留日学生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的描绘，可能影响了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对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的描绘。然而，《留东外史》恰恰区分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留日生与清末的中国留日生：“诸君须知，此次[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的亡命客与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别。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穷苦万状，仗着热心毅力，拼的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今日的亡命客则反其事了。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50]

空白

《留东外史》

输入

假若说1897到1907年“中日黄金十年”(尤其是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中日双方的“隐性同盟”关系)塑造并一直延续着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好感及其“中日联合”的梦想，哪怕1907年之后当中日关系开始走向紧张、破裂乃至最终兵戎相见时也不曾改变，甚至在日军相继大规模进犯东北和上海后，给来华救助上海的日本伤兵的“日本援助团”成员西村真雄写下“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以寄托愿望，那么，1906年之后（即“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流行的而且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人的劣根性”的种族话语则大大影响了鲁迅以及在日俄战争之后留学于日本的陈独秀和钱玄同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之时有关“中国国民性”的叙事。

 • end • 

注释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注释⬆

[19] Daniel V. Botsman, 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52.

[20] H.S.Palmer, “Recent Japanese Progress”, in Good Literature: A Weekly Review of American and Foreign Publications, ,vol.3, no. 61, March 11, 1882, p.396.

[21] James Anson Farrer, Military Manners and Customs, p.145,p.146.

[22] William Winthrop, Military Law, vol.1,Washington: Law Bookseller and Publisher,1886,  p.1105,p.1106

[23] James Brown Scott, ed.,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p.119.

[24] Lila Stewart Mann Smith, “What We Are Doing and Chapter Work: Nathan Hale Chapter Celebrates ”,  in Mrs. Mary S. Lockwood, ed., The 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 vol.IX, July-December 1896,Washington: National Society, 1896, p.351.

[25] John Haddad, “The Laundry Man’s Got a Knife!: China and Chinese America in Early United States Cinema”, in Colleen Fung et al, eds.,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1, p.39.

[26] 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7, p.373.

[27] 李光灿《评<寄簃文存>》，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28] Morris Low, Japan on Display: Photography and the Emperor,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2.

[29] Ku Hungming, “The Moral Cause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The Japan Weekly Mail, Dec.24,1904.

[30] A Dia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War as Published daily in the “Kobe Chronicle ”, vol.II, Kobe: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Chronicle” Office, 1904-5，p.6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只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Diary”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1] “Japanese message to the Russian Army”，in The Russo-Japenese war fully Illustrated, vol. II, No.5, Tokyo: The Kinkodo Publishing Co., 1904, p.702.

[32] Sakuyé Takahashi, Russo-Japanese War with the Decisions of the Japanese Prize Courts,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1908, p.186.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出该著首词“Russo”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3] 周作人《夏夜梦抄》，《知堂文集》，天马书店，1933年，第234页。

[34] 周作人《死法》，《知堂文集》，第82页。

[35] 周作人《人力车与斩决》，《谈虎集》，止庵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36] 周作人《人力车与斩决》，《谈虎集》，第185页。

[37]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38-439页。

[38] 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7, pp.165-166.

[39]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e 6，1906.

[40] Tadayashi Sakurai, Human Bullets: A Soldier’s Story of Port Arthur, trans.Masujiro Honda and Alice M. Bacon, Tokyo: Teibi Publishing Co., 1907, pp.33-34

[41] Tadayashi Sakurai, Human Bullets: A Soldier’s Story of Port Arthur，p.71.

[42] Tadayashi Sakurai, Human Bullets: A Soldier’s Story of Port Authur, pp.75-76.

[43] Asiaticus, Reconnaissance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trans.J. Montegomery, London:Hugh Rees, Ltd., 1908, p.2.

[44] Asiaticus, Reconnaissance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p.18.

[45] Misuzu Hanihara Chow and Kiyofuku Chuma, The Turning Point in US-Japan Relations: Hanahara’s Cherry Blossom Diplomacy in 1920-193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40.

[46]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 13, 1906.

[47] Sinessis，“Causeries Chinoises: Or Plain Talk on Chinese Subjects”, The Japan Weekly Mail, Nov.3, 1906.

[48]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

[49] 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第349页。

[50] 不肖生《留东外史》（上），岳麓书社，1988年，第1页。

或许你想看

张旭东 王安忆：对话《天香》 

或许你想看

@文艺批评Wenyipiping

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长按赞赏

本期编辑 小肥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