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乔焕江：作为地方知识的“偏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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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孙且在其长篇小说《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中以词条的方式，集中呈现了“偏脸子”独特的话语系统。作为地域的“偏脸子”已经消失，而作为记忆的“偏脸子”依然存在，那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记忆，以及凝聚了这一切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它属于在这些特殊空间里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一群人。孙且将把凝聚着“偏脸子”人日常情感和生活智慧的词语生动形象地记录下来，把它们以一种地方知识或特殊感觉结构的形态呈现出来，让我们记住在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或者“东方莫斯科”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存群体，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本文原刊于《黑龙江日报》2019年1月23日12版《天鹅》，感谢“天鹅”公众号和作者乔焕江老师授权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乔焕江

作为地方知识的

“偏脸子”

这是一部本应被称为《偏脸子词典》的作品。词典用于文学作品的命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都是以词条的形式简洁明了而又具体生动地把一个特殊的民族或特定的地域人群的感觉结构勾勒出来。这本关于哈尔滨“偏脸子”的书也是如此，至少我和本书的作者孙且一直这么看。

《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

作者：孙且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2018.7

孙且以其《洋铁皮盖儿的房子》为人熟知。《洋铁皮盖儿的房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虚构，它其实更是一种地方知识的写本。以集中的笔墨把行将沉入城市记忆暗夜的城市一角打捞出来，并为其芜杂的或经常被认为“上不了台面”的感觉、经验赋形，让人们记住或者想起哈尔滨还有一个叫做“偏脸子”的地方，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者所能实现的。我就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哈尔滨籍的香港人在一篇关于《洋铁皮盖儿的房子》的评论下激动地留言，他在查询哈尔滨的偏脸子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如果没有文学对城市记忆的钩沉，又有多少个体的记忆将无从寻觅自己的家园啊！当然，孙且的这部长篇，可以从多个视角解读，比如童年视角叙事与成长小说，比如对特定年代历史的反思，等等。但作为一个对哈尔滨多元复杂的城市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我的兴趣比较早地就更多集中在小说对地方知识的书写和呈现。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属于作家孙且的一张特别的名片，如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一个“邮票那样大小的”小镇把他邮到全世界。

插画｜黎纲峰

孙且在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中，以词条的方式，集中呈现了“偏脸子”独特的话语系统。话语是日常的，语言才是体系的。但在个体化、具体化的话语实践和规范性的语言系统之间，显然还有多种多样尚未被体系化但同样具有潜在体系性的话语系统。它们通常和特定的地方相关，和特定的人群的生活方式相关；与规范性语言系统的征服欲望相比，它们更着意于此时此地或一时一地，是特定地域和人群生长性的表达。它们也不仅仅是表达和交际的工具，它们也评价，但又不是理性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而是内指的，止于情感和伦理的心安理得。正如一切知识无非缘于地方知识的生长，通行公认的语言体系也并不能割断与这些具体话语使用系统的联系。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吊诡和时代的造化，有的话语系统会顺风顺水扶摇而上，而有的则随波浮沉被历史的巨浪冲散。“偏脸子”的话语方式就是如此。在势无可挡的新一轮城市化大潮中，“偏脸子”这样的所在愈发沉寂而终于销声匿迹，就像不曾出现在这座城市的辉煌历史上一样。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中，只有那些容易变现的，并且与西式都市化想象或者怀旧消费文化吻合的建筑、饮食才会以符号化的方式成为城市的名片，在哈尔滨如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或者作为饮食胜地的老道外。

插画｜黎纲峰

然而，这座城市是如此的复杂，正如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萧红笔下所见，当她从呼兰小城到哈尔滨，从道外东兴顺到道里欧罗巴，在红霞街短暂居留，间或到南岗的电影院画海报，她穿越的不同生活空间既相互区隔又彼此依存地扭结在一起：中央大街珠光宝气灯红酒绿的另一面，又岂不是道外的辛苦营生拼命挣扎？也许更要提及后来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哈尔滨，那些林立的工人生活区，如今，消费型都市的“去工业化”已经把众多工厂推出城外，但在那些独特空间里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人们，他们的情感、体验、记忆，以及凝聚了这一切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呢？如果不能在新的都市文化空间留下一点点形式，人们又将到哪里安放他们的记忆？所幸我们还有文学，还有如孙且这样的扎根“偏脸子”的作家。对于“偏脸子”来说，所幸我们有了这本《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它把凝聚着“偏脸子”人日常情感和生活智慧的词语生动形象地记录下来，把它们以一种地方知识或特殊感觉结构的形态呈现出来，让我们记住在这座被称为“东方小巴黎”或者“东方莫斯科”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存群体，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们的再度出现，这座城市在那些喧嚣停歇的片刻所显现的莫名怅惘，其来由才可能被我们捕捉和理解。

《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这本书其实是进入这座城市内心的一个秘密入口。这并非虚张声势，因为它写的恰恰不是中央大街，不是防洪纪念塔，不是太阳岛，甚至也不是老道外，而只是“偏脸子”。在我看来，“偏脸子”对哈尔滨，乃至对今天面目相似的诸多城市，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说，这本书中的众多篇章中有一把快速进入“偏脸子”的密钥，《偏脸子话》这一篇虽然也算对齿，但更应当是书中的《歌谣》。“哈尔滨是一座没有方向的城市，街道不按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格局来布置，而以广场为中心，呈散射状。”书中常见孙且特有的那种与知识链接的描述方式，但我更愿意把它视为全书中关于今日城市的谶语。是的，“哈尔滨没有方向。”正如今天的很多城市，不都是越来越失去方向了么？这是现实，更是关于城市和城市人命运的寓言。疯长的摩天楼群，明亮的城市夜景，当人们再难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又能向何处去寻找方向？它的另一重意味则是，新的景观鳞次栉比地拔地而起，汽车或是地铁，载着为明天而担忧的人们从一座楼直接到另一座楼，没有多少人还能在意那些不起眼的过去，更少有闲暇慢下脚步去聆听从过去的某个角落发出的喟叹，人们多已被今日或明天各种待完成的指标所裹挟，而这些不得不拼命向前生怕被城市落下的人，这些无力寻思今日之我从什么样的过去而来的人，又如何得知自己到底要去往何方？忘记了自己的过去，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成了流离失所的人。

插画｜黎纲峰

吊诡的是，“偏脸子”却正好以收容流离失所者的空间而得以问世。“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哈尔滨俄人自治会在塞瓦斯托伯尔街（今安心街）以西的地势较高处，建了二千多间简易的俄式板夹泥的民居，安置逃难到哈尔滨的俄罗斯难民。年底，哈尔滨市政局将这片区域正式定名为新安埠。在民间，老毛子称作‘纳哈罗夫卡村’，流氓、无赖集居地，咱们老百姓称作‘偏脸子’，偏岗子，偏坡地。”俄罗斯的难民、胶东掖县逃荒的“咱们的人”，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都在“偏脸子”安下了家，尽管他们注定被视为城市的边缘人或零余者，尽管他们此后在历史的动荡中飘摇欲坠，他们还是在这里短暂地扎下了根。在城市的夹缝中，他们倒开始确立起自己的方向，氤氲起自己的炊烟。“偏脸子人以松花江为方位地标，来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显然又只能是一种在地的经验，“偏脸子”人的东南西北与地理学意义上的相差甚远，然而他们却因此安顿下自己的日子。城市已经视他们为异类，那就在与自然的关联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吧。“偏脸子”是地形特征描述，但久而久之，与城市所谓的“正”相对的“偏”，大概也成了“偏脸子”人坦然领受的命运。不过，因为这份坦然，“偏脸子”人从来也没有自轻自贱，相反，在他们的话语实践场域中，自有自己的情感价值取向。俄国侨民老库头儿库德里亚什，什么都可以卖掉唯独要固执地留下自己的巴扬（《巴扬》），小胖墩儿跟“我”学守门，是因为这样在足球场上更醒目而可能帮自己快一点找到自己的妈妈，老豁牙子的革命历史虽然不被承认，但他仍然至死不渝……

插画｜黎纲峰

作为被排斥和区隔的所在，“偏脸子”里很多人的命运可谓多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偏脸子”的自在空间活得有精气神儿。或者说，孙且在这本书里尤其要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精气神儿。但这种自我的生存尊严是从哪里来的呢？《老巴夺》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对精神需求有过多要求的人，都活在过去。”这句话，也许值得今天在另一种意义上流离失所的人们细细品咂吧。

本文原刊于《黑龙江日报》2019年1月23日12版《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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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陶令篱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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