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特别推送 | 刘思谦画传（三）：“小纸条婚姻”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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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谦特辑

编

者按

刘思谦教授任教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文史馆研究员，于1999年成为全国第一位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文艺批评近日特推送《刘思谦画传》（原载于《名作欣赏·别册》2019年第12期《澄明之境·刘思谦画传》）以及刘思谦先生的文章、学界同仁的评论四篇，以此表达学界同仁、后辈对刘思谦老师的敬意与祝福！祝刘老师健康快乐，永远充满活力！

“

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庆幸自己总算赶上了一个虽然还不能时时处处说真话但毕竟可以不说假话的时代。我所评论的作品大多是和我的心灵相通，能够启发我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人生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思考的作品。如果说开始时还不免要“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的话，那么渐渐地那郁结于心由屈辱和苦难所凝聚的思想的块垒便化解为一个令我神往的梦，这便是仿佛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人道主义理想，于是以往的经历和对尊严、自由的渴望，成为抹不去的思想和激情的背景，成为对文学的倾听、发现和表达，渐渐形成了我以人为中心为根本的社会的、心理的、审美的人本主义文学批评观与方法论。这是我的魂。以文学评论这种我喜欢的方式守护这个魂，是我为自己选择的生命创造方式。

”

《名作欣赏·别册》

2019年第12期

澄明之境

刘思谦画传

组稿：沈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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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刘思谦

“小纸条婚姻”进行曲

时间如箭，岁月如流。我与赵明和开始于1956年的婚姻，似乎转眼之间就相继度过了纸婚（一年）、银婚 （25年）、金婚（50年），并于今年8月28日在郑州一家大酒店里与我们的大儿子小力、小儿子小元、小儿媳玲玲，亲戚冠华、小磊，还有我的大约二十来名家住郑州的河南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孙先科、杨长春、王玉梅、姜丽华、姜泰生、訾红旗、李迎春、沈红芳、祝欣、汪振军、张兵娟等同学们，在这家大酒店共同庆贺了我们的六十年“钻石婚”。我的博士生李仰智及其夫人与妹妹，因为仰智作为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当时无暇来郑，于其后的第四天在郑州的另一家酒店为我们的钻石婚设宴庆贺，并且拍了许多照片。我的女博士郭力，从遥远的哈尔滨，为我们邮寄了一瓶鲜花表示祝贺。我们的女儿、女婿小东、小凌，因为远在美国未能回国参加庆贺，小凌在手机上发来微信说：“岳父岳母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孩子们和研究生们对我们的钻石婚的热情祝贺，激发了我对自己与赵明和六十年的婚姻记忆，并在激动兴奋之余，写下了这篇关于我们钻石婚的回忆与纪念文章,并名之为《“小纸条婚姻”进行曲》。

一

大约在1956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中午，我收到了赵明和写给我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今天下午六点半，我在东单邮局门口等你，有话和你谈。”当时我们都在北京东单附近的海军大院机要处工作，平时没有单独接触过，只是有时开大会或晚上值夜班发“急电”时碰在一起，听到过他在会上的发言；有时夜晚发“急电”时他“报码”我“减码”，完成后各回各的男女宿舍休息，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如今他突然给我写了这张“小纸条“要和我谈话。谈什么呢？我略加思索便猜出了个“八九不离十”：很可能和婚姻问题有关。那时我二十二三岁，他可能比我大一些，也大不了多少。当时我感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少女的青春萌动期，夜晚睡觉时有了一些自己可以感觉到的身体的骚动。而且当时海军又刚刚撤销了“不准谈恋爱”的规定。记得那时每到晚饭后，宿舍里常有几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同志，走出宿舍或走出海军大院，与她们各自相恋的男同志 “谈恋爱”（有时也叫作“谈朋友”），大约到八九十来点打熄灯铃才回来。这时候宿舍里便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心里便有一些孤单和寂寞，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年龄的自卑”，深怕自己嫁不出去。才二十岁出头就怕自己嫁不出去，这种心理如今想来，才知道正是年轻女性青春萌动期的一种朦朦胧胧的对性别的欲望，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恋爱结婚的向往和对性别孤独感的抗拒。而赵明和作为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位异性男同志，恰在这时给我写了这样一个“小纸条”，唤醒了我那朦朦胧胧的想要恋爱结婚的欲望。我毫不犹豫地按“小纸条”上写的时间来到了东单邮局门口，他正站在那里等着我，看到我来了，便对我说：“走吧，咱们到对面东单公园坐一会儿。”那时的东单公园就在东单邮局的对面，跨过马路，就是绿树成荫的东单公园。我们找了一个深绿色的长椅坐下来，开始了我们那未来的“小纸条婚姻”的第一次对话。我记得是他先说，也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给你写了那张小纸条，心里很高兴和兴奋，想着我们俩到一起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好。”果然是这件事。（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就在这天早晨,在食堂吃早饭时,他突然给我拿过来一个当时很难买到的小面包放到我吃饭的餐桌上）。我说了些什么呢？因时间太久实在想不起了，只记得心里是高兴的，并因这高兴而同意了。这里的“高兴”当然是以平时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为前提。我与他的“小纸条婚姻”就这样有了一个快捷而又简便的如今叫作“闪婚”的如同闪电般的开端。

1956年，于北京海军司令部机要处结婚后留影

接着便是由他向海司机要处领导（那时也叫“组织上”）报告了我们准备结婚的决定,并且很快便得到了批准，于1956年8月28日这一天，在海司机要处的一间有着一张乒乓球台桌，两个下象棋、打扑克的方桌的俱乐部里举行了 “赵明和刘思谦同志结婚典礼”，由当时的海司机要处党支部书记孙垂纪同志主持，这可能因为赵明和是共产党员吧？孙书记先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便让我们俩站出来，先向毛主席肖像三鞠躬，再向主持人和另外两位前来祝贺的海司领导三鞠躬，再向围坐在乒乓球桌子周围的十几位同志们三鞠躬，最后我们俩相互三鞠躬，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指着放在乒乓球桌上的四个小盘子里的花生米、瓜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向大家说：“请同志们吃喜糖吃喜糖。”大家又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俩说了声“谢谢！谢谢！”那个至今仍令我们难以忘怀的被我命名为“小纸条婚姻”的结婚典礼便宣告胜利结束。从这一天起，我与赵明和便是一对“结发夫妻”了。

从赵明和给我写的那张“小纸条”开始，到1956年8月28日我们结婚典礼的举行，总共用了大约三四天的时间。如此快捷的“婚姻进行式”，在当时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也就是在基本上拒绝了父母包办婚姻，提倡男女青年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的时代里，大约可以看作是一个少见的“速成式”的“婚姻进行曲”了。

看来我们的这个“小纸条婚姻”进行曲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先结婚后恋爱或曰将恋爱和婚姻合二为一的“快”而且“捷”这两个字。而这个在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如此“快而捷”的“婚姻进行曲” 之所以如此顺利，在我这个“小纸条婚姻”的女主人公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男主人公赵明和的善于“审时度势”和抓住时机，实现婚姻决断的机智, 自然也包括我对他的“决断”的自觉自愿的“应和”。

当时的“时势”或曰“时机”是什么呢？简单说, 是我响应了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号召，作为部队里一名年轻的转业在职干部，报考了1956年全国大学的招生考试，并且刚刚收到了位于开封的河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即将由北京前往开封上大学了。和我同时报考大学而且也考取了这所大学的，记得还有海司机要处的另一位比我小一两岁的从湖南来的女同志汪时进。这在当时海司许多正等待转业的女同志中，几乎有一点“轰动效应”，有些女同志还准备明年也要报考大学呢！比较聪明和机灵的赵明和，自然也是知道这些消息的。他那个决定了他和我的终身大事的“小纸条”，便写于我刚刚收到录取通知即将离开北京前往开封上大学之前的两三天，真的是不早也不晚，正是时候。这恰恰表现了这个男人之善于抓住时机做出决断的果断。那个“及时”的或曰“正当其时”的“小纸条”，恰如我们的“婚姻介绍人”， 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促成了这一个男人赵明和与我这一个女人刘思谦的终身大事的“快而捷”的完成。由此，我便于1956年8月28日我们的结婚典礼之后的两天时间内即1956年8月30日大学开学的前一天，匆忙而又及时地赶往开封，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同时也开始了我们的“小纸条婚姻”进行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国文坛由女性文学研究而引发了关于爱情婚姻的讨论，这些讨论比较偏重于婚姻与爱情关系的研讨，注重婚姻是否以爱情为基础，而忽略了或忘记了一个具体的婚姻，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个”男人而不是”另一个”男人与“这一个”女人相结合？这是后来我由女性文学研究和我自己与赵明和的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而产生的一个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记得我刚到开封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也收到上面写希望与我在某日某地约会，或者干脆就是“我爱你”的小纸团而不是“小纸条”。我自然没有应答。后来他们知道我已经结婚了，便不再来“小纸团”了。如果从社会上人们习惯了的眼光来看，我与他无论是从家庭情况还是从个人的学历、性格，都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可是我们这个“小纸条婚姻”，却已实实在在经历了整整六十年的光阴，而且看样子是会相互陪伴终生了。这是为什么？经过多年的思考,如果我们回到婚姻的“个人性”即每一对婚姻都是一个具体的女人与一个具体的男人基于各种原因而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之所以是这个男人而不是另一个男人，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和非常具体的，是“必然中的偶然”或“偶然中的必然”。正如赵明和之所以在那个适当的时机以“小纸条”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我这个女人的选择而不朝别的任何一个女人的选择，而我也在那个时机应答了他对我的选择，乃是一种极其个人性的某种客观际遇与个人主体性的必然的巧合。用另一种语言来说，这个必然性的巧合，便是民间所说的 “有缘”或曰“缘份”。由此，我敬领了上帝给予我的与赵明和这个具体的男人的“婚姻的缘”，由一张“小纸条”为中介而结合为一个彼此息息相关的“生存共同体”，如今已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钻石婚”岁月，而我们个人也由二十岁出头而进入八十多岁，今后还将共同度过那未来的岁月,达到如我的老伴赵明和所说“相互陪伴到人生的终点”。这也正是我们对自己这个说不太清楚的“有缘”或曰“婚姻缘份”的自觉自愿的应答和承担。

二

回顾我们这个一男一女组成的“生存共同体”婚姻之六十年岁月，我百感交集，不知该从何说起。想来想去，还是从2016年8月28日我们的“钻石婚纱照”和我们六十年来的儿孙们以及我们未来的曾孙曾孙女们谈起吧。

刘思谦中年时期留影（《智慧的出场》选用照片）

这件事是由我们的小儿子小元和小儿媳玲玲提出来并全力操办的。他（她）们说：“爸妈你们就不要管了，我们俩全包了。”小儿子、小儿媳的态度令他们的老爸老妈十分感动。六十年来,我们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小力、小东、小元以及他们的配偶我们的两个儿媳小桃、玲玲和一个女婿小凌都长大了，不仅全都大学毕业而且大都考取了出国留学生或出国研究生，在美国或加拿大取得了公民国籍，并且大都找到了符合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如今经济独立，婚姻美满，小力和小元这两个儿子前几年还相继被我国成都和郑州两家知名大企业聘请为公司的副经理和副总裁。我们的女婿小凌则名列中央组织部的“出国留学人员千人计划”之中，一年有九个月在南京某大学做兼职的物理学教授，另外三个月回到美国他原来工作的某大学上课。值得我们骄傲的是，这一切包括他们的婚姻都是他们自己做主，自己决定的，我们只是关心而从不包办干涉。我们的第三代即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五个孙子/外孙，其中有两个已经在美国大学毕业，并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估计不久我们老两口就当上曾祖父曾祖母，抱上曾孙子、曾孙女了。我们这个跨国的即将“四世”而“不同堂”的大家庭的四个小家庭的儿孙以及未来的曾孙、曾孙女们，需要也应该了解他（她）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以及未来的曾孙和曾孙女们的太爷爷太奶奶那已经过去的整整六十年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逝者如斯，这些已经和正在逝去的光阴，是需要作为生命主体的我们这个“小纸条婚姻”的男女主人公的记忆并写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应该是“我思我忆我写故我在”。这也正是我如今写这个“小纸条婚姻”进行曲的原因。

我和赵明和的“小纸条婚姻”前期是比较艰难的, 概括而言可以说是居无定所与食不果腹。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婚姻”既然是一个具体的男人和一个具体的女人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相互结合为一个“生存共同体”，就会遇到种种不同的历史际遇和不同的生存条件，出现种种不同的被相关学者专家们称之为不同的“个人性的选择”，而在这种“个人性的选择“中，每一个家庭中的每一个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都不能回避的便是人人都会面临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通称为“日常生活”的如“一日三餐”吃穿住行等非常具体而琐碎的问题，考验着每对婚姻的也是每一个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存态度乃至生存智慧。我将自己与赵明和这个男人的“小纸条婚姻”在“家庭”这个“生存共同体”的前期所面临的这些具体的问题，概括为“居无定所”与“食不果腹”，是符合当年我们所面临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生活实际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代呢？简单地说，便是从二十世纪中期即我们的“小纸条婚姻”开始的1956年到二十世纪后期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再到改革开放开始的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还记得我们的新婚之夜也是我们“小纸条婚姻” 的初夜，因为没有分给我们房子，是在当时住在北京沙滩街的他的三哥赵磊（又名赵明谦）、三嫂闫俊贤家门前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只能放一张双人床的“小偏房”里度过的。“初夜”这个对于我这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性来说，竟然除了“惊恐”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快乐的记忆。“初夜”之后我和他大约又在这里住了两三夜，其中还有一夜是在我的父亲刘潇然的一套两居室住房的地板上度过的。父亲刘潇然那时已与母亲周筱沛离婚多年，并和一位文化程度很低的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并且又生了一个男孩，家住北京中关村的父亲知道我已结婚但没有房子住，便留我们在他那里过夜。可是我刚刚说过父亲那时的住房只有两居室及一个很小的客厅，父亲便找来一张比较宽大的破凉席和一个旧褥子、一条勉强够两个人盖的被子拿给我们，我们便在他客厅的地板上过夜。我到开封上大学之后，赵明和有时候也从北京到开封来看我，我们便住在河大的招待所里。我们这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妻，就这样在北京开封居无定所地生活了两年左右。后来由于赵明和1958年由北京海司转业到辽宁盘锦农场劳动，我每年放寒、暑假时，便从开封坐火车迢迢万里去东北那个农场与他相会，住在农场简陋的招待所里。就这样大约又过了两年时间的1960年夏，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位于郑州的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而正在辽宁盘锦农场劳动的赵明和，恰逢刚成立不久的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辽宁分院前来这个农场选拔年轻的行政管理干部，赵明和有幸被选中，便离开农场成为中国科学院辽宁分院的一名行政管理干部。不久，又被当时东北一位著名的老干部柳文所选中,成为她的秘书而调入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柳文院长得知赵明和与他的“小爱人”（这是柳文院长当时对我的称呼）两地分居，而且知道我这时（1960年）恰恰分在刚成立的位于郑州的中科院河南分院，便给河南分院的院长打了个长途电话，很快便把我从郑州调到了沈阳辽宁分院办公室。可是，这时的辽宁分院也由于刚刚成立而没有现成的宿舍，我们在沈阳相聚仍然无房可居。从各地调来的人员包括我们俩都是白天工作，晚上便男女分别住在一间有着一个长长的大木板搭起来的有上下两层木板床的大通铺上。我与赵明和当然也和大家一样，分别睡在男女分开的长长的大通铺的木板床上。床上分别睡着一个挨一个的约十多个男女青年。仍然过着分居的生活，而且是集体的两性分居。每天晚饭后他的办公室里除了他没有别人，让我到时候过去，并说反正我们已经结过婚了。这样，每隔个三四天或一个星期的晚上八九点钟，便由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幽会” 一次，而每次“幽会”前他自然会在食堂买点零食给我，顺便解决“居无定所“所带来的年轻夫妻的性隔离问题。

这样的夫妻生活大约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办公楼和被称之为“三好街五一大院”的宿舍楼终于盖好了，我们分到了位于五一大院的一栋宿舍楼里的一个两居室单元房，只不过厨房与厕所是与同一单元的另一家共用而已。我们俩高兴极了，很快便从各自公共宿舍的木板床上搬进了新居，买家俱买生活用品锅碗瓢盆等等，并在这里一直住到1974年夏天我们全家五口人迁居郑州为止。这是后话。

这可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 高兴快乐的心情难以形容。我每天除了备课上课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这所“自己的房子”，还想方设法买到了几幅放大的齐白石、贝多芬等的字画挂在卧室里。每天一下班就回家，一进家门便感觉心旷神怡。我们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老大小力生于1962年，老二小东生于1965年，小儿子小元生于1969年。直到1974年春组织上为照顾已经与父亲离婚而四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工作的母亲周筱沛（时为河南省妇联副主席），把我们全家五口从沈阳调到了郑州，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全家由此而移居郑州。

以上所叙五十年代中期到1974年我们全家移居郑州前这十多年在沈阳的生活，仅以这个时期我们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是不能概括当时我们的生活全貌的，因为作为“生存共同体”的家庭更为重要的和居于首位的是“吃”或曰“吃饱饭”这件大事。我把“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组成的一个家庭”定位于一个“生存共同体”，而“生存”这个词通俗而言便是“活着”，而“活着”的首要条件便是“吃”或曰“吃饱饭”。

生命的一次性是生命哲学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的“吃”的重视之理论基础。任何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任何人要维持自己这只有一次的生命都离不开“吃饭”或曰“吃饱饭”。这一点，任何人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例外。可就是这处于生命哲学首位的“吃”或“吃饱饭”，在我们这个“小纸条婚姻”进行曲的前期，却常常处于艰难的境地，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我将其概括为“食不果腹”，是符合我们“小纸条婚姻”的生活实际的。

刘思谦与赵明和

“挨饿“或“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呢？肚子咕咕叫，走不动路，上不去楼，这还是轻的。再重一点便是身体产生浮肿，轻轻一按腿上的肉便是一个坑。这些症状我和赵明和当年都有过。那时各地都实行票证制，各种食品都要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等，各种票证按家庭人口发给职工。1962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了，我的丈夫赵明和还从他们老家河北省灵寿县康庄村将婆母接来沈阳给我们带孩子。他们一日三餐都勒紧肚皮少吃或不吃，每顿饭都让我吃饱，还尽可能地保证我每两三天吃一个从自由市场上买来的煮鸡蛋和苹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均为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出生的三个孩子，先天和后天素质都还好的原因。我至今还记得他（她）们小时候，我的奶水充足，听到他（她）那咕咚咕咚一口一口咽奶的声音, 我那作为母亲的既高兴又兴奋的心情。这是我们“小纸条婚姻”进行曲最美妙的歌声。

三

如前所述，我把“婚姻”以及由“婚姻”而组成的“家庭”命名为一个“生存共同体”。“生存共同体”这一命名，是基于我对现代“生存哲学”的理解，这里包括了一个生存共同体基于其所处的历史际遇与日常生活但又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个人性。通俗点说，这是因为“婚姻”或曰“家庭”这一“生存共同体”的夫妻，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自愿结合，但组成这自愿结合的“生存共同体”的每一个人，即夫与妻、父母与儿女以及儿女们中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可替代的与别的“个人”不同的独特的“个人”。这就出现了生存哲学中每一个“个人”作为人的主体性价值问题和作为人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的丈夫赵明和在我们的六十年“钻石婚”纪念日写了一篇散文《扪心自问六十年——“钻石婚纱照”纪实》，回顾了我们六十年的婚姻生活，表达了他对于我的“小纸条婚姻“的承诺：“与刘思谦陪伴到人生的终点。”这使我感动和高兴，我们都愿意并决心陪伴终生。他在这篇回顾我们六十年婚姻生活的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实事求是地说，我和思谦在六十年的陪伴中不是很和睦的，常常吵架，有小吵也有大吵，其主要原因是在政治观点上的不同或在处理问题方法上的不同，也有鸡毛蒜皮生活小事上的争吵……”

这段话唤醒了我关于“吵架”的记忆。我们俩的确是常常吵架。但是我对吵架并不怎么当回事，有时甚至认为这是夫妻之间必要生活的“伴奏”或曰一种调剂，否则不是太“单调”了吗？两个人天天年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总不能天天年年“你好我好大家好”或者天天年年都把“我爱你、亲爱的”挂在嘴边吧！作为两个来自不同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并有着各自不同个性和不同文化素养的人，总不能永远井水不犯河水一团和气一辈子吧，所以我认为夫妻之间吵架是难免的甚至是正常的，只是要注意掌握度数，不要过分，不要把小事吵成“大事”，甚至离婚了事。这就要看这对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和对吵架的把握和控制能力如何？在我与赵明和已过了六十年而且看来会相伴终生的婚姻生活中，的确如我们的三个孩子所说的“常常吵架”，但也的确是“吵完就拉倒”, 有时他吵完架拉开门就出去，过了很长时间还不回来，我便心急如焚，还常常在心里祷告“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总怕他遇到什么意外之事。直到他平安归来我才能放下那一颗不安与害怕的心。记得有一次在沈阳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可究竟是为了什么却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吵着吵着说了句：“算了算了，看来我们是没法在一起过了，干脆离婚吧。”我说：“离就离, 走。”我在前他在后，锁门，下楼，走出“五一大院”，向着自西向东的大马路上公安局的派出所走去，眼看着快到派出所了，他突然倒转身向后走去，嘴里还轻轻地说了一句：“算了算了，不离了。”我心里也正在想着这“不离了”三个字，便立即也向后转，跟着他又回到了家，只不过到家后谁跟谁也不说话，就这样沉默着过了一个多小时，该做午饭了，他主动去把饭做好了，对着我说了句“做好了，吃饭吧”。我和孩子们默默走向厨房，吃完饭了事。在我们六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未遂的离婚事件。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赵明和这篇散文里还有一个意思是说我们吵架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观点”的不同等，这一点我倒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们这一代人，如今叫作“30后”（20世纪30年代出生）。在我们的青年时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过程，现在我认识到，过去自己在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挫折，也确实如我的老伴在他的《扪心自问六十年——“钻石婚纱照“纪实》一文中所说，由于我“个性强”，又“心直口快”，“嘴巴把不住门”，而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他确实是有些胆小，而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封闭在政治权力话语的桎梏之内，连只在内心想一想都不敢，他只能把政治权力话语当作自己的话语，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我那时与他吵架时骂他“懦夫” “胆小鬼” “滑头”等，他也是承认的。

赵明和在他的《扪心自问六十年——“钻石婚纱照”纪实》中还总结了夫妻之间和家庭长治久安的经验：

一个家庭，夫妻两人的个性不可能一模一样，在遇到问题需要处理时，有时需要激进派，有时倒需要保守派，只有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做到家庭的和谐稳定。所以两人必须自觉认识到两人的优势互补性和性格的客观性。能进能退，互谅互让，这是夫妻之间和家庭长治久安的保证和力量源泉！

老伴赵明和从我们的“小纸条婚姻”所总结出来的这一经验，尤其是“两人的优势互补性和性格的客观性，能进能退，互谅互让”这句话，是他对我们“小纸条婚姻”进行曲几十年来经验教训的准确总结，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人无完人，婚姻中结为夫妻的每个生存共同体中的男人与女人都不可能是“完人”，所以每一对婚姻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应该相互学习和相互容忍，互谅互让，才能共同生存下去并且越过越好。我想，我们的三个孩子和五个孙子外孙子以及未来的曾孙曾孙女们，一定会记住他们的爸爸、爷爷、老爷爷的话，把自己的家庭生活过好。而家庭生活过好了，正是他们的学习和事业一路顺利和兴旺发达的必要保证。

1974年我们带领三个孩子由沈阳迁往郑州，尤其是两年后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祖国进入了gaigekaifang的xinshidai，我们的“小纸条婚姻”进行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也随之转入正常。我的工作由沈阳二中到郑州大学中文系写作课教师再到开封市我的母校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教师，一直至今，未离开河大。

刘思谦与家人

学生们都很喜欢听我的课，我便也越讲越起劲。1978年初，我开始结合教学与阅读，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及女性文学评论，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讲师而被破格提拔为教授。随后开始招硕士、博士研究生，并于1986年获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以及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妇联授予的“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出版专著《小说追踪》《中篇小说选讲》《文学梦寻》《“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学理与激情》，散文集《女人的船和岸》，以及与我的两名女博士郭力、杨珺合著的“国家一九八六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和《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等著作，被文学评论界誉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阅读与评论大全”。如今我已年逾八十，正在整理和加写一本我这辈子的最后一本书，暂定名为《我忆我读我思我写故我在——刘思谦散文随笔回忆录及文学评论自选集》，有望在2023年我年届九十岁时出版。我庆幸我以及我们的“小纸条婚姻”终于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改革开放时代，一个可以说出和写出自己经过阅读和独立思考而从内心深处产生的自己对文学与生活的思考和认识的时代。我的老伴赵明和1974年从沈阳市总工会来到郑州与我及我们的三个孩子团聚后，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他1948年在晋察冀边区行唐城冀晋中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机要训练大队，1950年7月调入北京海军司令部机要处，1958年转业到沈阳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工作，1974年调来河南郑州后，任河南省科委计划财务处副处长，1983年任河南省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主任、书记、高级经济师，1994年离休。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们的“小纸条婚姻”进行曲的男主人公——我的老伴赵明和在他2012年11月5日八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题为《八十述怀》的七律诗：

幼年家境尚兴盛，

两次飞祸荡无存。

气盛少年不畏死，

烽火岁月勇抗争。

戎装十载青春梦，

时势风雨无安宁。

人间劫难磨砺志，

上苍慧眼留余生。

 年届八十不悔恨， 

淡定处事夕照明。

倘问今生何所欲？

健康快乐伴我行！

注：“两次飞祸”，第一次是1943年日本鬼子华北大扫荡进入我的家乡河北省灵寿县康庄村，把我家房屋几乎烧光，家人逃亡。第二次是1946年解放区土改错划我家为地主，我的家庭出身实为富裕中农。

我读之大吃一惊并连声叫好。平时从来没有见他写过诗，甚至没有见他读过诗，竟然能写得合仄押韵，意境悠远。真正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增杰及其夫人潘国新读后写了《喜读八十述怀》曰：

明和兄平时藏而不露，为人低调，想不到竟怀有诗才，可喜可贺。最赞赏“年届八十不悔恨，淡定处事夕照明”二句。这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胸怀，是对风雨岁月的大彻大悟，也是对平凡人生的深刻诠释。试看古之帝王将相，今之高官巨贾，哪个有我们平凡人活得痛快潇洒？我们虽然没有财富，我们虽然没有握有权力，但我们却有一颗纯洁的心灵，自得其乐的快活！诗如其人。你可能像普通人那样有所不足，但在我们眼里，你是位好朋友；在妻子眼里，你是位好丈夫；在子女眼里，你是位好父亲。这就够了。因为你已经拥有了整个世界！

增杰  国新  敬复

我们的小儿子小元已经把2016年8月28日我们的“钻石婚纱照”取出来了。照片照得不是很理想，主要是照相师没有听我的意见，把老伴赵明和照得太年轻了。看起来似乎有点如我所说“像是我的儿子而不是我的老伴”，其原因自然主要是他不听我的话而致。到如今我们都八十多岁了（他比我还大1岁，即他84岁我83岁），我已经不染头发了，可他却仍然染头发和刮胡子，即我所说的仍然要“扮嫩”！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从我们几十年来的相册里，找出了1956年8月我们结婚时在北京的一张合影以资“证明”，还有一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这“小纸条婚姻”全家五口在郑州的合影。这两张照片和后来即六十年后我们的“钻石婚纱照”合起来看，还是能够看到如烟如箭的岁月在我们这“小纸条婚姻”进行曲的男女主人公身上留下来的岁月之痛的。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呢？孔夫子没有说，我也没有听到有谁说过。现在我想用我的老伴赵明和的《八十述怀》的最后四句来回答，并与他一道与我们的许多年逾八十的老朋友们共勉之：

年届八十不悔恨，

淡定处事夕照明。

倘问今世何所欲？

健康快乐伴我行！

2016年10月26日完稿

《名作欣赏·别册》

2019年第12期

澄明之境

刘思谦画传

组稿：沈红芳

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刘思谦画传》

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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