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林云柯：超级英雄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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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从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引发的有关爱与他者的神秘性的论争谈起。如果说科幻是现代人遭遇神秘性并试图理解它的一种表现，是人类神话的一种现代形式，那么为了理解它们，我们需要回溯作为“现代神话”的世俗“启迪之种”生成之路。科学理性与神秘主义相伴相生，而又彼此排斥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有机进程，这一进程即“世俗化”进程。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学视野中，“世俗化”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成模式，掩盖了“世俗化”（如拉丁词源“Saeculum”所示）也即意味着一段神秘性被永世容忍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神秘性或被抬升或被压制，在认识的结构中被不断转移，并反作用于认识观念的形成。本文作者林云柯强调，科幻并不是科学对于神秘性的决然剔除，反而是在两者间的张力中才能够生成之物，无法被科学驱逐的“神秘性的幽灵”如何启迪科学才是“科幻”的动力源所在。就此而言，无论是所谓的“硬科幻”还是超级英雄题材作品，它们都是被神秘性的“启迪之种”培育之物。

本文原刊于《天涯》2021年第4期，感谢林云柯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林云柯

超级英雄的诞生

爱不是人类发明的东西，它一直存在，而且很强大，是有意义的。

——《星际穿越》

将近六年之后，当《星际穿越》重新回到大银幕时，布兰德博士这段关于爱应被考虑进科学判断的自白仍被诟病如初，或者说，在人们急切地想要把控一个超出原有科学控制力之外的致命之物时，这种诟病的程度甚至被加深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与“科学幻想”这个文学类别的字面意义不同，近年来这个文类是在一种“危机—解决”模式下被重新激活的，而这同时意味着只有把危机尽量推向不可解决的境地，科学作为一种外部手段的幻想权重才会被最大化。在对于《索拉里斯星》及其电影改编的评论中，塔可夫斯基关于“人性的本质必然是爱”的主旨归纳被齐泽克依据作者原意一笔抹去，这个如暗室一样会分娩出可识别的具象的星球被归结为一个“不可穿透”的外在之物。通过危机的“不可解决”而得到支持的科幻，正如我们无法越过的休眠仓和冷冻受精卵，这些器具是时下科幻的受限之处。而正如《星际穿越》和《索拉里斯星》所展示的，人的自我救赎和对于神秘性的执念曾是“科幻”的根源所在。齐泽克与诟病布兰德博士的观众可能都遭遇了一样的失焦：不是“不可理解”被粗暴地归结为了爱的感应，而是在对于“不可理解”的神秘性执着的理解之中，我们遭遇了某种神秘性的东西，并试图以此去拓展或颠覆已有的科学限制。爱本身而非“他者”的神秘性，才构成了科幻文学演化的基础。

《星际穿越》海报

《索拉里斯星》海报

因此，科幻作为现代人遭遇神秘性并试图理解它的一种表现，它无外乎是人类神话的一种现代形式。当然和齐泽克一样，人们也曾在现代科技爆发的前夜把神话作为当下历史的外在之物，像用过的演算纸一样被丢入历史的废纸篓。在以弗雷泽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第一代神话学家的眼中，被归于巫术范畴的神话被认为是现代人类进化的史前史，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神话被设想为一个人类终会摆脱的历史阶段。然而，上世纪历史进程中不可控的人性证明了这样的神秘性只会被转移、改造和扭曲，却不会消失殆尽。于是，以荣格和弗莱为代表的第二代神话学家重新将人类回归到与神话共生的状态中，甚至将神话作为一种可堪利用的生产性要素。在罗兰·巴特的笔下，“神话”被直接分析为一种修辞术，用以勘探最平白的消费品中的神秘结构。正如斯特伦斯基如此直接地论述道：“我们不应把神话当作某种古已有之的实存之物,而应将之视作一种‘繁荣昌盛的工业’,它不断推陈出新般地创新制造和市场营销着被‘称为’神话的那样一种产品。”

科学理性与神秘主义相伴相生，而又彼此排斥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有机进程，这一进程即“世俗化”进程。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学视野中，“世俗化”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成模式，透露着社会分工带来的精神内容甚至共鸣机制的消逝，从而承载了之于进步主义的异见立场。但这一视角也掩盖了这一概念作为历史性进程的本意，正如这个词的拉丁词源“Saeculum”所示，“世俗化”标识了一段神秘性被永世容忍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神秘性或被抬升或被压制，在认识的结构中被不断转移，并反作用于认识观念的形成。由此，科幻并不是科学对于神秘性的决然剔除，反而是在两者间的张力中才能够生成之物，无法被科学驱逐的“神秘性的幽灵”如何启迪科学才是“科幻”的动力源所在。就此而言，无论是所谓的“硬科幻”还是超级英雄题材作品，它们都是被神秘性的“启迪之种”培育之物。而为了理解它们，我们需要回溯作为“现代神话”的世俗“启迪之种”生成之路。

一、科幻的修辞学前史

完美的神创造了不完美的世界，这是西方世界所面对的初始神秘事件。作为第一个试图一劳永逸地解释世界及人类存在的正当性方案，灵知主义给出了最初的“二元对立”思维：可见世界被归属于恶意的造物神，在其起源上就被打上了恶的烙印，从而区别于另一个完美的世界。伴随着对于这个世界的道德贬低，最初的“认识”观念也随之产生。这种认识观念无关可见世界的自然认识可能——纯粹理性与知识学都被排除在外——而专注于不可见世界进程的思索。为了对抗这种以厌世为基础的救世认识，最初的神学家里昂的伊利乌斯试图重新为可见世界赋予道德性，将世界解释为一个道德改进的场所，以孩子的成长为喻赋予了万物“犯错的自由”。由此，在认识修辞的起点，可见世界的合法性就与道德扭结在了一起：可知的神秘性象征道德，而不可知的神秘性被归于堕落与恐惧。围绕着这最初的扭结，认识活动及其修辞话语的演变齿轮开始转动。但正如我们之后会看到的，无论外部科技条件如何发展，这一对立似乎都牢不可破。

经典不仅仅是认识救世或灭世的文本，而需要担负道德劝诫的任务，这使得文本需要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与感官世界相连。这种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阅读观念最初被古代东方教会最著名的教父奥利金所确立。“未见之物是通过与可见之物的相似性和关系而被看到的”，这一时期的释经学家以此为原则希望在排除物质多样性干扰的前提下——尤其是通过道德寓意排除无用而有害的动物对于神正论的干扰——维持可见世界在神正论层面的合法性。在奥古斯丁最终确立的修辞体系中，字面义与感官之间的联系被“历史”所替代。物质世界被限制于“已知”之中成为一个不具自身生产性的基础，知识主要由“寓意”来承载，而相应的关于灵性的神秘性则被归于人的“内在思索”。至此，在可见世界里也无法安然栖身的神秘性开始向个体转移。

由于卸除了字面义与物质世界的实证基础而将意义最大程度归于寓意，奥古斯丁的修辞学极大强化了教会的阐释权威，同时很好地避免了释经冲突。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世界的发现是不可避免的，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于“身体”的发现。释经学理论的下一个经典时期发生在十一到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开始质疑把人仅仅理解为非物质性的灵魂存在，提出了“身体+灵魂”以及“形式+质料”的存在模式，由此物质世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知识地位。这一修辞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可见世界中的“相似性”这一思维方式突出了出来，是这个世界使得我们能够认识神。作为一种认识原则，“相似性”在今天的科学技术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仿制”使得人们能够从自然物形态与生物中提炼出可被仿效的原型，而“证明性”思维作为“相似性”观念的自然衍生，以类推的形式深植于现代理性之中。而从实践层面上看，在这种“类比”修辞的推动下，人对于物质世界的探索和抬升已不可避免。

奥古斯丁

托马斯·阿奎那

虽然阿奎那的“类比”修辞只是一种“横向类比”，它并不承诺一种“纵向”的超越性，正如阿奎那并不认为对于物质世界丰富性的认识能够直接通达神本身，但原则上也无法避免另一种“纵向类比”的可能。这一来自于唯实论神学家安瑟伦的修辞比阿奎那的修辞产生更早，“人神相似论”体现了这一修辞的核心原则。在安瑟伦的修辞中，在世身体的神圣性几乎承载了可见世界的全部合法性。正如“道成肉身论”表明神化为耶稣在地上拯救世人，“圣餐变体论”将仪式上分发的食物解释为圣体的血肉，在安瑟伦的修辞中，“相似性”被进一步强化成了“同质性”原则。今天，在“碳基生命”这样的修辞中，大量在表征上殊异的事物均被还原到某一种高度同质化的元素基础上，这正是“同质性”修辞的当代表现，而这几乎反映了我们所认为的现代科学中“最为科学”之处。此外，“寓意”的世界也由此被转化为了“秩序”的世界，在后来美国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所谓的“存在之链”上，无论顶端与低端都是存在的未知之渊。“同质性”在现代科学被塑造为一种同一与差异的精确类比，而这种精确性的强迫则开启了排斥性的潘多拉魔盒。

在有关现代科学的修辞学前史描述中，科幻所承载的焦虑愈加清晰，它们是关于可言喻之物与不可言喻之物的绝对排斥，是对于可知性的绝对执着，是新发现对于旧事物的绝对替代，以及与超级英雄题材的“现代神话”直接相关的——身体及其未知潜能成为了最为神秘之物。

二、早期科幻中的两种“身体”

十九世纪最早的科幻作品几乎就是围绕这些由类比性修辞带来的思想后果所展开的，并且也被具体科学与社会语境所支撑。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科幻作品《弗兰肯斯坦》讲述了一个将身体作为质料拼接，却无法处置其中灵魂神秘性残余的故事，它揭示了“身体+灵魂”的二分构体无法在一种简单的增补中构成我们所能接受的生命体，对“身体”的理解必须是整体性的。在十九世纪前，英国森严的医疗等级体系在客观上并不支持这种整体性的生命体理解：内科医生作为体系中贵族般的存在，在权限上压制外科医生，而最底层的药剂师则只能照方抓药，没有独立的诊治权。但这一体系被1665年至1666年的一场大瘟疫打破，因为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低层级的医生开始不顾权限，自主诊治病人。此后，医疗等级制度的打破就不可避免，时至1815年，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开始成为卓有影响力的群体，并进一步在十九世纪中叶前产生了名为“全科医生”的医疗群体。可能并非巧合的是，1816年，玛丽·雪莱开始创作《弗兰肯斯坦》。

《弗兰肯斯坦》

作者: （英）玛丽·雪莱 著，孙法理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0

对于生命体的整体性表征不但没有消除个体的神秘性恐惑，反而加深了它。十八世纪末的“生物学”基本上被作为“治疗学”来研究，而在这一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由扎维埃·毕夏开创的组织生物学，一种将生命定义为“所有抵抗死亡的技能的总和”的科学范式。这种不借助于显微镜，只关注整体生命体征的生物学，使得抽象科学中已有的观念能够最大程度地在新生命现象中发挥作用，以避免过多的认识断裂。与此同时，由于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已知原理的适用范围，仍然无法解释的部分就被认为有某种未知的原理支持。正如思想史学家梅尔茨所说：“这个未知的——可能是不可知的——元素或因素，我们必须承认它存在，它无意中支配着我们对已知东西的反思。”由此，已知与未知形成了一种排斥性的生产关系：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绝对不知道的东西也随之增多。

与此同时，随着航海时代的开启，“身体”这一隐喻已经不只限于人体，整个地球本身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隐喻而被人们所理解。作为地理探索类科幻的早期作品，《海底两万里》可以说还是“横向类比”所引发的全球性探索的直接体现，但它背后对地球“身体”神秘性的酝酿却往往被忽略了，基于十八世纪末的“生机论”而产生的“大陆漂移说”才是地理探索类科幻的恰当背景。虽然这一设想作为科学学术到二十世纪才被正式提出，但实际上早在1858年，安东尼奥·斯尼德于《天地被揭开的奥秘》的配图中就展现了这一设想。在此之前，地球地貌的形成并非基于一种“生机论”的设想，而是被设想为一个死亡凋零的全景式直观：如一颗苹果的干瘪过程，有处下陷而有处持平。但随着地质学的发现和不同大陆上相同动物化石的发现，全景式的凋敝成因已然被打破，而漂移论则成为了虽未被证实却唯一合理的折中设想。然而，这就使得整个世界本身在“身体”的整体性隐喻中遭遇了“生机论”的悖谬：一个活体似的地球，但其动因、规律以及是否有其背后的操纵者，对此人们一无所知。

地理探索类科幻非但没有将世界的隐秘角落照亮，反而开启了更多不可测的深渊。从这个角度说，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就标志了此类科幻的“终结”。在这一神话系中，海陆旅行者在世界的阴暗角落发现了某种不可名状的事物，它们是这个世界的“旧支配者”，被到访的旅行者唤醒，成为了最具颠覆性的破坏之力。这类邪神的产生并非是传统的“机械降神”，而是前文所论述的修辞学发展的后果。正如洛夫克拉夫特在《克苏鲁的呼唤》中所写：“如果我们有朝一日真能把所有毫无关联的知识拼凑起来，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世界，我们的处境也将充满恐惧。果真是这样，我们要么被已知的真相逼疯，要么逃离光明，进入一个平静而又黑暗的时代。”

《克苏鲁的呼唤/克苏鲁

神话I》

作者: （美）H.P.洛夫克拉夫特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 2018-05

三、“世俗化”修辞与“责任”

的产生

不可穷尽而又必然遭遇的身体神秘性始终笼罩在现代科学幻想之上，这是超级英雄题材科幻产生的重要基础，而产生了典型超级英雄文化工业的北美则还拥有一些独有的特质。1620年，在“五月花”号到达北美并建立起最初的殖民地之时，以温斯洛普为领袖的精英层意图在与“母国”分离之地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意识，其原初修辞即取材于奥古斯丁的“预表法”。根据奥古斯丁自己的解释，所谓“预表法”即“伏笔”与“应验”之间的关系。它仍然属于奥古斯丁自己的“寓意”系统，因其不必依赖文本意外的物质经验佐证而指向一种“自阐释”的文本权威。然而在美式“预表法”中，这种“自阐释”塑造是为了一种世俗历史时间中的类比性扩大化修辞。在“新英格兰—新以色列”以及“温斯洛普—新摩西”这样的类比中，“预表法”要神圣化的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是可见的历史“躯体”。但更重要的是，“预表法”也由此催生了一种全新的观念：全新的人或事物承担了旧时的责任，而非旧主转世或不刊之典所致。严格的说，只能是在这里，凡人首次具有了“责任”观念。

作为凡人承担神圣责任的保障，神必须被置于可控且仁慈的形象之中，于是便产生了与“预表法”相辅相成的“契约神学”。“契约神学”之中“个人契约”的意涵被一个经典的伦理修辞所传达：“神本可以……但却仍与人立约。”以虚拟语气描绘神的立约行为，这改变了《旧约》中神力的任意莫测，转而具有了可测性、仁慈、平等观念、愿意服从契约法律道德以及能够通过自然规律被认识。这一修辞使得个人与神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私人信仰关系，而无需其他外部中介。但由于这一切神学修辞的宗旨又都以殖民地的兴盛为目的，故而“契约神学”的另一极则被置于“国族契约”之中，信仰与恩典的可见世俗效果仍然需要国族在具体历史中的昌盛得以体现。由此在“预表法”的修辞观念下，“契约神学”在产生伊始就存在内部张力。后来被美国国父们以理性原则推举的“社会契约”在此时尚只是一种调节机制，用以调节个人与国族契约的两极。而相应的“社会律法”则作为“俱乐部式信仰自治”与“国族社会”的调节。

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种个人与国族之间的平衡很难被长久维持，并且大概率会倒向国族一边，且作为调节机制的社会律法会被提升为一种高于个人的社会权威。但北美确实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这一平衡，且保证了个人主义极高的权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美殖民地建立初期的“反律法主义者”们为这种特例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其中最为著名的异见者，同时也是罗得岛殖民地的创立者罗杰·威廉斯，他反对“预表法”在历史叙事中的扩大化使用，不愿意承认恩典需要通过国族契约与世俗政治权力中介才能被证实。在逃避殖民地官方追捕的过程中，威廉斯遇到了印第安人，并用钱买下了一块土地，取名为“普罗维登斯”，即现在罗得岛州的首府。在这里，威廉斯以一种消极信仰自由的立场实现了北美最初的“政教分离”：由于世俗之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达到神圣，故而应该以“堕落者平等”为基础实现世俗权力上的平等，在个人信仰不受约束的前提下，公共空间内无人比他人更具权力与道德优越性。严格的政教分离衍生出了严格的公私分离，以一般的方式在一般的场合谈论信仰成为了一种典型的社会世俗话语，这一点被认为是北美“世俗主义”最大的成果。但由此在北美实际上由少数人与被排斥者所奠定的个体自由观中，信仰的神秘性成为了完全私人性的存在，并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可控性的焦虑。

罗杰·威廉斯被驱逐后受到纳拉甘塞特印第安人接待

四、美式“现代神话”的生成

北美世俗化进程中的内部张力可以说是产生了超级英雄题材的全部基本要素。“寓意”与“类比”修辞统一于历史性的“预表法”，从而产生了个体责任观念；信仰的绝对私人化与国族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所谓“公民抗命”的传统；基于“个人契约”对于神圣意志的个人化理解，使得个体决断成为了政治行动的动源……这一切划定了人的一种特殊生存境遇，一定程度上又返回了灵知主义最初的“救世”知识观：“人”作为一个“括号”将超自然力与自然世界容纳在一起，成为一种具有二元论形式的“精神一元论”。被视为美国确立最初人文精神的爱默生和梭罗都执着于记录这样的生存体验，无论是《依靠自己》还是《瓦尔登湖》都表现了文人远离国族社会，以个人的“自然—超自然”体验重新认识的诉求。这种不来自于社会机构的教化经验反而才是革新社会机构的可能性所在。这种真正美国本土的原发性思想被称为“超验论”思想，而如今即使在美国学界也鲜有被正面提及。在十九世纪末的本土思想文献中，“超验论”被定义为在实践上人类自身价值不可分割的断言，而在理论上又是本能中内在神性的断言，即将一种超自然的属性转移到人类的自然构成当中。而同时，“超验”又是一种情绪的浪潮或心灵的呼吸，人应当接受它并使之运转起来，却不知它意在何方。

美式超级英雄的人物设定几乎如实展现了这种由本土世俗化修辞发展而来的个体存在境遇。以漫威作品为例，在《X战警》中，尽管各种超能力光怪陆离，却都未超出“自然力”的范畴，比如电磁、风暴、冰火、仿生学或其他物质强化与接触吸收等状态。而这一超能力设想范畴并非《X战警》所独有，在环保主义动画《地球超人》中，五位不同种族的少年持有的五种力量分别为“土、火、风、水、心灵”，集合起来就可以召唤出“地球超人”保护地球。另一个更具体的力量层面上，整个《X战警》系列的大主角仍然是拥有最“朴实”超能力的金刚狼，“动物之力”乃是最为基础的“自然—超自然力”。相似的设定也出现于1987年出品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布德斯塔警长》，这部电影就将这一超级英雄设定为可以适时调用“熊的力量”“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的超能力体（从这个角度说，最接近的《X战警》超自然力设定的中国超级英雄应该是自然系英雄“金刚葫芦娃”）。

与后来更为火热的《复仇者联盟》不同，《X战警》似乎更接近于美国世俗化焦虑的实底。系列中的超级英雄大多是普通人，甚至出身底层，未经自己的选择就承受了超能力的重负，一开始就被迫成为了被社会排斥的异在个体。拥有不可控力量的超级英雄与虚弱无力必须依赖强大政治权威的正常人之间的对立，恰如“反律法主义者”与新英格兰世俗政治权威之间的对立，而X教授所建立的“变种人学院”也几乎是威廉斯所开辟的罗得岛殖民地的复刻，目的都旨在赋予受排斥者重新融入公共社会的可能。但超级英雄题材实际上更加凸显了个体神秘性焦虑的一面，当人自身的神秘性愈加的强大而不可控，那么对于自身生存境遇的改变就将对超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个体神秘性的勃发必须面对这样的抉择：超能力是要颠覆自然，还是要维持并且改良自然？这实际上就是《X战警》中万磁王阵营与X教授阵营之间的核心对立。

《复仇者联盟》海报

《X战警》海报

实际上，纵观《X战警》的故事始末，这种焦虑在美国社会心理中的凝重几乎无法纾解。《金刚狼3》以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收场，虽然金刚狼最终破坏了世俗权威对于个体超自然力的征用——变种人的工业化克隆生产，但却无力颠覆这一邪恶的世俗权力组织，只能以将变种人幼童放归自然开始又一个轮回为结局。至此，虽然金刚狼的超能力在超级英雄中最为“朴实”，但他几乎是作为美国世俗化历史的“道成肉身”来支撑这个系列故事的：弑父，经历了美国所有关乎国运的战争，作为超自然个体受过人工改造……承担了美国世俗化进程中几乎所有阵痛的他，无可置疑地占据了大主角的位置。

与《X战警》相比，《复仇者联盟》中超级英雄的人设则显然是其反面。无论是具有神格的雷神托尔一族，还是被启发出神秘力量的奇异博士，甚至是黑豹、美国队长和钢铁侠所依凭的人类科技都远远超出现有科技的发展程度，这些人设实际上重新回到了“机械降神”的传统之上。而与《X战警》中出身底层的超级英雄不同，《复仇者联盟》中超级英雄的人设几乎都是精英甚至君主或宇宙级别的领袖。虽然其中也有几个例外，但这些例外似乎更能凸显这种精英设定的主导思路：蜘蛛侠的超能力实际上应该属于《X战警》自然系英雄一侧，因此他社会层级和经济属性最为普通，但其父亲也还是精英军人与特务；不具有超能力的鹰眼，其出身设定为孤儿；而黑寡妇作为来自苏联的强化士兵，更多地承载了冷战时期的政治诉求。因此，如果将《复仇者联盟》视为对于《X战警》中北美世俗化内在焦虑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一方案就试图将个人主义的“自然基因”转化为“社会基因”,重新恢复一种历史性的“预表法”，不可控的力量需要靠责任、有能力的社团联盟来制约。总而言之，“预表法”扩大化的政治和“反律法主义”的政治在美国世俗化基因中是始终存在的张力双方，而《复仇者联盟》和《X战警》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两极。

五、结语

一旦用一种连贯的“世俗化”叙事来分析“现代神话”“科幻”以及超级英雄题材作品的生成，将超级英雄题材区分于所谓严肃“科幻”的立场也就不再牢靠。正如本文开篇所述，伴随着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是神秘性的转移在不断地搅动着“科学幻想”的脉搏。“科幻”中被置于幻想之中的“科学”并非是以已有科学成果与实践为硬基础，这种看似无误却受制的“幻想”最终能够达到的也不过是既有“工具理性”的最大化应用，或者说一种被极端“技术化”的“科幻”不过是一种“技术幻想”。而真正的“科幻”是那些在“可能性”层面对于“神秘性”及其焦虑的澄明与突破，这种对于“神秘性”的探究反过来又提供了将科学之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契机。因此，人类对于“科学”的“幻想”实际上指向一些更高、更为宏观层面的“应用”。比如《星际穿越》中基于已有的相对论与黑洞理论所幻想的是人在宇宙尺度上的自我拯救，而超级英雄则揭示了科技发展对于人们固有“世俗化”焦虑的放大及其克服的希望所在。在“科幻”中，与其说人是在幻想一种外部的“科学”，不如说是在幻想人自身的“科学性”实现。

《自然的超自然主义》

作者: （美）M.H.艾布拉姆斯

出版社: Norton
出版年: 1971-01

美国著名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中曾如此总结“激进浪漫主义”：革命难以避免，而且必然是对社会基础的全面颠覆；短促而突然性的爆发，新的和平、正义和普遍幸福的前夜必然是混乱；必然由军事精英主导；必然从某一特殊领域开始，并且会迅速遍及人类社会整体；这种变革的结果将是一劳永逸的；必然由某种超越人类之上的力量带来。这一与“科幻”似乎完全无涉的诗学观念却如此符合超级英雄题材所展现的思想内涵。

这一希望与焦虑杂糅的思想范畴也展现了“科幻”较之“科学理想”更为复杂的面貌。如何将“超自然力”疏导进入“自然”的发展之中，并提振及革新自然的痼疾，这是“科幻”所承载的人类共同愿景。

本文原刊于《天涯》2021年第4期

作者注：该文章为讲座“漫威与现代神话”讲稿改写，原名《“超能力”的“世俗化”生成简史——“现代神话”与超级英雄》，文中注释因刊物体例格式在发表时略去。讲稿中主要知识线索主要参考如下文献：

[1] 彼得·哈里森：《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

[2] 张媛：《美国基因——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世俗化》，中国编译出版社，2016年。

[3]林云柯，《银翼杀手》与“弗兰肯斯坦传统”：人工智能题材的思想史叙事，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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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素静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