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三栖评论” | 吴俊：文章事业 君子不器——和李敬泽的写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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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多栖写作已是当代普遍现象，学界也有不少研究，但将之作为一种学术和文学现象进行批评史、文学史研究，或将之作为作家创作现象而进行文学评价，并未形成自觉观念，《小说评论》针对这一现象开设了“三栖评论”专栏。文艺批评今日推送本期李敬泽专题之吴俊教授的主持人语。吴俊老师认为天下事理一以贯之，写作或文章的道理境界与之并无违和。李敬泽是一个对文学、文章事业怀有道德觉悟、道德使命的写作者。他的道德自许已经超出了一般所谓的专业性和专业范畴，因而很难在狭义的文学和文章观念中来技术性地谈论其写作。借古人成说，君子不器也许可以视为李敬泽文章事业的一种高格。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感谢吴俊老师和“小说评论”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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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文章事业，君子不器
——和李敬泽的写作有关
何谓君子？古时今世，说法已经很多，应该没啥新说可唠叨了。刻意求异，强出新解，恐怕在动机和做法上都远离了君子之义；强制阐释之弊，倒在其次。捡拾成说，第一要义当在德性道行之高，高到了可为社会楷模吧。这多是针对精神境界、人格修为的理想而言。因此也就和形而上层面发生了必然联系，有形而上者谓之道之说。可见君子的道德人格言行有抽象、超越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说，君子是人间的一种绝对价值存在。当然，这决定了大多数人成不了君子事业。君子只能是少数社会精英、时代领袖。也因此，君子常常就成了俗世中一种修辞冠名的概念或符号，主要用作比喻、象征或愿景的表达。但仍无碍于思想和情感等精神向度上的君子价值真实性。某种程度上，君子的文化圈层仅次于所谓圣人吧，后者更近于俗世生活里的一种宗教替代性存在，是被用来膜拜的教主了。圣人的政治功能或比文化功能还要突出。君子则多了些温暖亲切的人间感性。我们俗人也可以与君子交，甚至就有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之类的人间纯朴高远情怀。人间有理想，有寄托，总是好的。而且可以化生为个人的自励和追求，成为不断趋近于高尚精神的动力。推而广之，社会精神层面上的高尚价值想象，可以引导对于难以企及的君子之义的一般理解和崇尚。直接说，君子其实是人间社会的一种现实需求和道德塑造，被赋予了文化和政治的多重含义，但又未必样样都能落定在具体实际的人事上得到直接的体现或证明。不妨说，所谓君子需要特定的语境支持和修辞释义，以确证一种高度可观的德行境界。有时难免夸张，不必累及本义。践行恕道也是一种君子之德。
我的理解，这就和一种流行广泛、知者甚多的君子之说有了关联，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说源出孔子，大致理解是在强调内容（实质）与形式（外饰）两者契合的无比重要性。只有做到了内外表里相得相称、互为辅助，且不可或缺、得其中允的境界，才堪称为君子。可见是极难得的境界。至少，君子要有内外兼修的功夫，偏颇不得，更不能因喜好而偏执一端。浑然天成的分寸拿捏有点像是鬼斧神工，凡人实在太不容易做到了。一不留神，使出“君子剑”的人倒会掉进伪君子的坑里去了。做人任事和行文写作的诚意得体之难，于此颇能体会出艰辛的程度。也许倾尽毕生之力也多难接近真的成功啊。
还有一种说法，也出于孔子，是君子不器。此说貌似和文质彬彬有点儿不合，细思则极为相契。不器，不以器为限，不为器所限，甚至，无所谓器。这是当然的，否则必然小器；为器所限，何如能成（称）君子。君子的大胸怀大气象大作为，非器所限，也无器能限。无所谓器，或器而不为（其）器所限，这就合上了文质彬彬之义。因为不器并非现在所谓无（没有）器之义，更近于（有）器而不受其所限、不以器量之义。语义中强调的是以道为本，器道相合、道器合体。这就像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规矩犹在，但无碍于从心所欲。艺术性地看，这竟像是规矩为心所任性驱使放荡，如无矩般无羁自由。当然不逾矩，已无矩可逾。这也是不器一义。可见单只说器者（形而下者），不足以语君子之道和君子之为。而君子之道、之为，也是随物赋形，器有若无。道器哲学上的君子，化身为文质彬彬之君子。形上形下的道器相称相容，默契了文质彬彬的最高境界。也就另有了诸如技以载道、文质彬彬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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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集》
《会饮记》
《反游记》
《小春秋》
《为文学申辩》
李敬泽部分著作
天下事理一以贯之，写作或文章的道理境界与之并无违和。我们文学者常会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夸耀文章文学的伟大功能和显赫地位。实在说有点自欺欺人了。不解风情可说这是在卖萌，明眼尖锐些会看出这是在装逼。谁的大业？谁的盛事？再漂亮的说辞也掩盖不住文学者被役使的真相。尤其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这类说法的內衷非但不是对文章文学的高评，反倒是一种欲擒故纵、欲抑先扬的贬低和压抑的策略性表达。这一表达的前提和潜台词，是以文学为权力的附庸扈从而立论的。只是使了个高大上的障眼法。文学与权力能够分庭抗礼的案例，间或有之，但从未形成一种主流价值观的支持。倒是在民间或边缘的一般相对弱势的亚文化文学空间，包括个人的精神内心世界，文学的自由才有了实现的最大可能。甚至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催生出新的文学时代。这也是五四启蒙文学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所在。看鲁迅较早期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晚年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辨析，就可以悟出中国启蒙文学开创的现代文学的一种文学自觉。简言之，启蒙文学之后的现代文学，可以理解为就是主体性文学地位的建立。这是现代文学观念（价值观）的基石。由此，文学才真正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现代政治力量。文学的政治才真正成为一种介入现代政治的文学。两者重要的区别、或现代文学的本质属性，就在于文学不再只是器，或限于器；文学可为君子之道。文学兼有了文质彬彬的独立圆满的君子义。文学文章成为君子事业。或言之，文学文章获得了政治事业和道德地位的正义性和独特性。
于是再来看伟大作家、杰出写作者的文章事业，就有了一种理想价值坐标的辨识途径。我现所居的金陵，是宋代王安石的仕宦终老之地。荆公自诩、也确实是政治家，虽不愿以文学鸣世，实在也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平生以法先王为高标，以传承孔孟之道为自任。文坛领袖欧阳修曾有《赠王介甫》一诗，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高评荆公。荆公却颇不以为然。《奉酬永叔见赠》云：“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末句是“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表面看这是自谦不敢当，实际明明白白就是政治眼光傲视文学事业的自吟和自大。荆公比醉翁更有襟怀、更多资本可以自许和自负啊。荆公有诗《寄赠胡先生》，也不乏夫子自道之义，开首即云“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文章事业望孔孟，不复睥睨蔡与崔。”荆公眼里的经学大家胡瑗成就可以直追孔孟的文章事业，哪止于蔡邕、崔骃辈的文学文章可比。荆公本也以经学自得，借着对胡瑗的高评，抒发的是自身的文章经济抱负和价值观。这是政治家的本色。如朱熹所说，荆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确是传统识人之论。近人梁启超评说荆公更显豁：“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早年就已对荆公事业有褒贬评价，称“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可惜其政治败绩原因在于“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玩味起来，后人评价的重点及差别很可用来做些比较。朱熹重在文章济世和个人道德完善，任公以君子事业视荆公为“完人”，毛泽东则针砭了荆公的政治败绩原因，同时却对其文章成就做出了最高评价。于此可见，在现代中国政治眼光里，政治、经学、道德、文学数者，荆公的不朽事业毕竟还是在文学。只有文学或者说文章事业才是荆公的不朽事业，政治和道德种种，却是人言人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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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故事集》
《会议室与山丘》
《致理想读者》
《平心》
《咏而归》
李敬泽部分著作
但是我还要反过来说，荆公的文章事业如果没有了政治和道德的种种激励，他的成就或将失去内心伟大而自觉的抱负和精神价值的支撑。荆公文学的不朽同样源自政治和道德的自觉。从朱熹到梁启超的评价中不难见出，文章事业实为荆公人格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表征。从君子人格而言，荆公的文章事业演绎的是一种君子不器的德行。毛泽东的评价则更彰显了超迈传统的现代政治视野和现代文学视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人眼里“傲睨汉唐”的文章荆公形象。再读荆公《登飞来峰》诗，就有了别样体悟。“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政治和道德所成就、助力的是荆公的不朽文章事业。文章事业使荆公不朽。荆公的文章事业印证了君子不器、文质彬彬的一种典范。
本篇是为李敬泽的专栏而写的主持人语。我一开始就冒出了“文章事业”四字。敬泽兄当然是多年的老朋友，太熟悉了反倒难以落笔。究竟该从哪里说起才合适呢？或者说，我对敬泽文章的直觉体会、最深刻感悟是什么呢？我以为敬泽是一个对文学、对他的文章事业怀有道德觉悟、道德使命的写作者。他的道德自许已经超出了一般所谓的专业性和专业范畴。写作不仅是一种智慧和智力的活动，更像是一种人格的朴素修行。文章怎么写，已经不取决于技术，更像是一种人生历练和经验的展开。他将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写作者，取决于他对于写作的态度和思想的寄托。也取决于自然心性的引导和暗示。唯其如此，我很难在狭义的文学和文章观念中来技术性地谈论敬泽的写作。借古人成说，君子不器也许可以视为敬泽文章事业的一种高格。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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