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抛弃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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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匈奴人）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司马迁特意写出匈奴人“贵壮贱老”，显然是因为强烈的对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朝这边讲究的是“以孝治天下”。汉朝的皇帝，谥号的全称中都带有一个“孝”字，完整的谥号是汉孝文帝、汉孝景帝、汉孝武帝等等。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都是简称。
一边是以孝治天下，尊老敬老；一边是贵壮贱老，厌老弃老。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
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匈奴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变动不定。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体力、适应力要求很高。老年人年老体衰，跟着走都费劲，没多大用处。不但没用处，还成为拖累。“贵壮贱老”从个体的角度看，很残忍，但从整体的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
中原王朝则属是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稳定生活是常态，迁徙流动是特殊。在定居生活中，老年人体力不足的短板不太明显。另一方面，虽然体力不如年轻人，但老年人的经验、知识往往远胜于年轻人，反而有宝贵的价值。这是农耕社会普遍尊老敬老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尊老敬老还有更内在、更深刻的作用和意义。对定居人群来说，组织、协调、优化人际关系，特别重要。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纠葛，难分彼此。如果人际关系处理不好，日子怎能过好？而老年人的存在，对维持家族、村社的和谐关系，特别重要。
贾母活着，虽然干不了什么活儿，还得找人伺候她，但大家就觉得主心骨还在，彼此之间有个面子，家族可以维持。她老人家一死，就有树倒猢狲散之感，离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就不远了。
游牧人群可没这个需求。草原地区单位面积能养活的和牲畜数量和人数都不多。日子过不好，大家必须各自分头去想办法。日子过好了，羊群繁衍多了，超出草场承受能力，还是得各自散开。总之不能长期生活在一起，必须分散居住，还走来走去，没个准谱。这样一来，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那老年人还有什么用？
当然，现实世界中，农耕社会也有不孝之子，游牧民族也有天伦之乐。区别在伦理道德层面，而不可能是现实的整齐划一。但伦理道德层面的区别，恰恰很重要，这是社会根本性质和生活方式不同的表现。
中国古人，早已意识到了这两种社会根本性质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将其分别概括为“居国”和“行国”。两种社会、两种生活方式，对应着完全不同的两套伦理道德。“以孝治天下”还是“贵壮贱老”只不过是众多差别之一而已。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居”和“行”的差别，只存在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到了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各种物资都“产能过剩”，人们也都纷纷“营养过剩”，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定居下来了，很少有人再“逐水草而居”了。“贵壮贱老”应该从此消失了吧。
可惜没有。“贵壮贱老”的观念，以另一种思维路径顽强地存在于现代社会。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西方国家的应对中，让中国人大吃一惊、无法接受的做法之一就是：公然宣布和实施“贵壮贱老”。如果医疗资源紧张一定要选择，那就放弃治疗老年人，优先救治年轻人。一些“深明大义”的西方老年人，也主动提出“不用管我。我来掩护，你们先撤”。
当然，这不是说西方社会正在系统性地消灭老年人。现实没那么残酷。重要的还是在观念层面。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即使逃荒，也是要“扶老携幼”一起走，甚至要优先照顾老幼妇孺。我不敢说中国人在现实中肯定没有“贵壮贱老”的行为，但至少没人敢公然号召和提倡这种做法。这次抗疫行动中，在早期，中国也曾经面临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但从没听说过有人主张放弃救治老年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上的差别？为什么在富裕的当代西方社会，人们会在内心深处嫌弃老年人？甚至老年人自己也自认没用。
前面说了，在定居的生活方式中，组织、维持和优化人际关系很重要，甚至至关重要。所以，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身份”很重要。“你是谁”远比“你做了什么”更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个体在社会关系网中的地位和角色是什么，最重要。这其中隐含的要求是：个人要安分守己，各尽其责，做好你该做的事情，而不要老是想着挑战秩序，改变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就要像皇帝的样子，大臣要像大臣的样子。父亲做事就要像个父亲，儿子就按照儿子的社会规范去生活。大家都要克己复礼，谁也不要乱来，这样社会才能和谐有序。
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性”，正是要改变甚至推翻这套规矩。在现代性的观念中，“你做了什么”才重要。“你是谁”不重要。你的社会地位，比如出身和血统，不应该成为束缚个人努力的障碍。人们应该突破所有的社会桎梏，实现个人的彻底自由。
这种现代性，显然可以大大激发每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果然，短时间内，西方人创造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裕。
但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个体因为身份被限定在人际关系网中，这虽然会束缚人们的努力，但也能给人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安全感。
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或者，血浓于水。意思是说血缘关系不会因为一些矛盾纠纷就被否定和颠覆。妈妈和女儿不管怎么吵架，事后也能心无芥蒂和好如初。婆婆和儿媳妇如果大吵一架，再想恢复到从前，可就难了。
这就是因为母女的身份和彼此关系是不可改变的，而婆婆和儿媳则完全可能变成路人。不可改变的关系才能带来安全感。
可改变的关系、不固定的身份，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要持续努力，持续证明自己，至死方休。想不被公司辞退，就要努力工作，并且一直努力工作。你是某公司的员工，这是个身份，但不是固定的身份。没人能保证你一直是。
这就给个人带来持续的焦虑感和紧张感。这正是“现代性”的负面效果之一。空前的繁荣和富裕，并非毫无代价，甚至可说代价高昂。
在这种持续的焦虑和紧张之中，“老之将至”是个永恒的噩梦。人老了，你虽然有一大堆身份：公司元老、资深员工、老干部、老同志、老顾客、资深合伙人……但都没用。你必须继续证明自己对社会有用，只有这样，你才在社会中有位置。而在新冠肺炎爆发这种危急关头，甚至将直接决定你是活下去，还是被放弃而默默死去。
问题就在于，人老了，体力、智力、精力必然退化。“继续证明”自己有用，谈何容易。所以，在现代社会，“老人”是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称呼。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有得罪人的风险。大家都希望自己最好永远不老。年轻，或者装年轻，才是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之道。
而在传统社会中，心理是相反的。在一个身份特别重要的社会里，尽快取得那个身份，才是明智之举。获得了那个身份，才能拥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可以尽享安全和被人尊重——“多年媳妇熬成婆”。
这个传统社会可不是专指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就写到，一战以前欧洲那个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古典社会中，人们都是极力“装老”的。
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凡”的男子。他们举步缓慢，谈吐斯文，谈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一个“稳重”的男子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
时过境迁。茨威格心目中的“昨日的世界”已经远去。现在的人，不但不会装老，还会极力避免逃避和抗拒变老。游牧民族虽然被边缘化了，但他们“贵壮贱老”在观念，却正在主宰世界。游牧社会、“行国”的种种心理特质，借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些新概念重返人间。现在，我们都是匈奴人。
据说，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尽量彻底的个人自由。人际关系、人情往来都是有害的，至少是多余的。一个纯粹的人，既不需要家人，也不需要不可摆脱的朋友；既不需要结婚，更不需要生育后代，家庭是过时的、应该被尽快淘汰的旧社会残余。人们只应该根据兴趣和爱好自由组合，当然也必须有权随时说拜拜。所谓自由，就是要尽可能摆脱所有责任，毫无牵挂地享受快乐人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不肯努力整合社会、协调和优化人际关系，社会的组织性和整体性，当然就会相应降低和削弱。这才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倒退和衰落。
“居国”和“行国”的对立和斗争，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事实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正是居、行两种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缠斗了两三千年。未来，这种缠斗将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