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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在大陆最初是在2007年出版的。出版时风行一时，很多人推介。作者陈存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很有名气的中医。书名看上去很有意思，但得知作者是中医，我就没兴趣看了，认为无非是一些阴阳五行的内容。前些日子，偶然看到有人引用书中的一些内容，很吸引人，赶紧把书找来看。一看之下，不禁慨叹，当年真是错过了。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作者陈存仁为人练达，生活经历丰富，文笔也很流畅，确实如书名所说，把“银元时代”的生活写得生动详实，读起来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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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是否有效，应该怎样看待中医中药，经常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在以往的多次争论中，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中医案，经常被提起。当时，在全国中医的强烈反对和抗争下，废止中医案本身很快被废止。反对中医者，扼腕叹息，认为废止中医不成，是因为民智未开，科学远未昌明，加上政府态度不坚决所造成的。支持中医者，则乐于拿这件事长自家威风灭对方锐气，认为提出废止中医，才是愚不可及。作为当时一位著名的中医，陈存仁当然坚决反对政府的废止中医案，并且，他还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是赴南京的中医请愿团五名代表之一。在《银元时代生活史》这本书中，陈存仁详细记录了他参与这次“抗争”行动的详细情况。
对民国政府这次废止中医案，后世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双方关于医学和科学的意见分歧和激烈争论。对相关的社会、政治背景，深入分析的不多。陈存仁的书中虽然只有支持中医方的一面之词，但他的记录、描述很详细，且态度平和冷静，保留了事件的很多细节过程，尤其是揭示了很多相关的社会、政治背景。这很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这次事件，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医中药问题，也很有启发。
2007年出版的《银元时代生活史》| 图片来源：互联网
接下来我就根据书中内容，说说这次废止中医案失败的主要过程。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大量留学生等新派人物进入政府。中医中药很快就受到排斥。1913年，教育部发文，把中医排除在教育体制以外。到了五四运动，新旧思潮激烈的对立和冲突之下，中医、西医已成泾渭分明、公然对峙之态。
1925年，有人提出把中医纳入教育体制，被教育部拒绝。这大大恶化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双方渐渐势同水火。中医自称“国医”，西医就针锋相对地把中医称为“旧医”，而将自己称为“新医”，把中西医之争概括为新旧之争。
1927年，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虽然都是中华民国，但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更加“新派”，成立不久，就开始对中医动手。
率先发难的是汪精卫。1928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汪精卫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随后，汪精卫坚持在各种场合提倡废止中医，并在政治上积极采取行动。转过年来，1929年2月，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褚民谊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这次大获成功，几乎是全票通过。
为什么这次那么顺利呢？原来，这个中央卫生委员会是褚民谊等人精心安排的，邀请参会的120名委员，是各地的卫生局长、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等人，全是西医。西医们在一起表决废止中医，当然是一呼百应。
提出议案的余云岫就是位西医，曾经留学日本。褚民谊则是汪精卫的亲信，后来追随汪精卫叛国，在汪伪政权中出任高官。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毙。
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传出来后，虽然也有舆论反对之声，但一般中医都是发发牢骚而已。这是因为，褚民谊等人早有准备，提出的议案规定，对现有已经开业的中医，发给执照，照常接诊看病，但几年以后就不再颁发执照，有个过渡期，并不立刻禁绝中医。这就分化了中医阵营，尤其是老一辈中医，认为与己无关，加之安分守己惯了，也就听之任之了。
陈存仁却看出了这个议案的厉害所在。如果议案成真，几年以后，中医产生的来源就断了。赶紧约了几位同行商量对策。大家见面时，陈存仁提出，此事靠老一代中医出面领导，不可能，但又必须借重他们的声望与地位，所以年轻一代的中医要积极行动，广泛发动中医界参与，最好能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开一次大会，共商大计。大家说，这个主意好啊，可是，怎么联络全国各地的中医呢？当时，中医并无全国性的组织，全国中医几十万，分散在各地，通信地址都不掌握啊。正犯难，陈存仁忽然想到，自己办了一份报纸《康健报》，在座另一个人办了《医界春秋》杂志。这份报纸和这份杂志全国发行，订户主要就是中医。订户地址都有。这不就是联系人名单嘛。
说干就干，陈存仁当天就回去把订户名录拿出来翻检，忙到夜里三点，整理出了一份联系人清单，包括了全国三百个市县的地方中医团体和个人。随后，陈存仁写了一封抗争公开信，以上海市中医师协会的名义，给全国这些中医发信联系。大家正忙着发信，有个人提议说，既然上海市中医师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何不就此把上海的中医先召集起来，开个抗议大会造造声势。大家一听，对啊，咱们先在上海开个会。过了两天，就在上海召开了中医大会，上海一千多中医当天停诊来参加会议，药铺的老板和店员也来了几百人。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同意，1929年3月17日召开中医界全国代表大会。不但口头同意，大家还现场掏钱捐助，当时就捐出大洋四千多块。银元时代，这可是一笔大钱啊。人也有了，钱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几天以后，各地中医先后发来复电，表示一定要来参加大会。为了把舆论声势弄得更大，陈存仁写了一份长篇新闻稿，送到各报馆，请求发表。报馆编辑们都支持中医，接到稿件，一字不改全文发表。上海最大的五家报纸，还写出社论表示支持。上海的很多社会团体，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等，也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医中药，反对废止中医案。一时间，上海舆论汹汹，中医界春风得意，意气风发。这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余云岫等西医也在报上发文，抨击中医。双方在报上大打笔战。正打得不亦乐乎，褚民谊忽然拍马赶到，写出一篇反对中医的长文，送到报馆要求发表。褚民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党国要人。他的稿子，报馆可不敢不发。但《申报》编辑先给陈存仁打个电话，告知此事。陈存仁赶到报馆，把褚民谊的稿子抄录一份，回来后连夜写出反驳文。结果，到了第二天，褚民谊的稿子和陈存仁的反驳稿，在各报同时发表。要知道，若非如此，如果耽误一两天，公然和中央委员唱反调的稿子，各报纸很可能不敢发表。接下来，各地中医代表陆续到达上海。报上天天刊登代表抵沪的消息，舆论声势越来越大。
3月17日，大会如期召开。虽然会场气氛热烈，参会者热血沸腾，意志坚定地大骂废止中医案，但其中也有让人哭笑不得之处，比如方言众多，很多代表发言时，下面的观众根本听不懂。而且当时还没有麦克风，往往只有前排观众能听到发言，后排观众只能看个热闹。为了维持会场热度，后来只好多喊口号少发言。接下来几天，就谈到派人赴南京向政府请愿之事。开始是打算每省派出一名代表，待各省推举出代表以后大家才发现，推举出来的都是高龄老人，虽然声望很高资历很深，但年老体衰，且不善言辞，当众说话都费劲。最后议决，只选出精明强干的五人组成请愿团，陈存仁就在其中。大家鼓励请愿团，此去南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气氛颇为感人。感动之下，大家又慷慨解囊，当时就捐出大洋两万多块。3月21日，请愿团从上海坐火车奔赴南京。出发之时，又是一番热烈欢送，自不待言。火车到了苏州，当地中医药界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陈存仁等五名代表下车以后，被欢迎人群团团围住，竟然火车开了也不能脱身，只好在苏州留下来，应邀赶了好几场饭局、集会，然后改乘夜班车去南京。苏州的欢迎就够热闹了，但更热闹的是在镇江。火车到镇江以后，停了半小时，铁路方面却不让代表团的人下车。当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在镇江，因为赶来车站欢迎的人太多，众人居然冲倒围栏，一拥而入，还踩死了一个小孩！铁路方面出动警察，抓了好几个人才控制住局势。车到南京，戏码更多。在下关车站，除了中医药界和记者来了大批，请愿团还遇到了好几百“拆迁维权者”。当时南京市修建中山路，拆了一批木屋。住在木屋里的安徽人在火车站聚集，等着回家，要求政府提供免费车票，已经闹了两天两夜。看见大批记者赶到，维权的安徽人很机灵，知道机不可失，为首者赶紧冲过来当众发言，先是强烈支持中医，大骂政府，然后就开始主张维权。警察赶过来大打出手，撕打成一团……
到了南京，当然先要面见蒋主席。请愿团赶到总统府，递交请愿书，要见主席。蒋主席日理万机，岂是想见就能见的。侍从室的人给挡驾了。请愿团里的老中医有内线，打电话叫出来一个熟识的秘书。秘书出来说：今天蒋主席肯定是没时间了。明天后天我帮你们约时间。再有，你们到达下关车站，安徽人和警察大打出手这些事，蒋主席都知道了，主席还说，谁主张要废除中医？！你们先回去，等我电话。请愿团从总统府出来，见到街上报童已经在叫卖号外，内容正是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安徽难民和警察发生冲突等等。南京的舆论也已经被点燃。见不到蒋主席，那就拜访各位中央大员。先去见行政院长谭延闿。一见面，不待请愿团开口，谭延闿先说上了：“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不仅态度明确而坚决，谭院长当即还伸出手腕，让请愿团里的名医给他号脉看病。请愿团团长亲自出马，号脉开方子。第二天，这张方子在各报全文刊登。
接着去见于右任。于右任态度也是坚决赞成中医。他还说：“中医该另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理，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
见完于右任，已经到了下午，大家抓紧吃点东西，接着去见后来成为国府主席的林森。林森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搞出来的，全国人民肯定反对。国民政府这刚建都南京，没想到就遇到这样全国反对的大事。昨天四川发来电报，说四川经济以国药为大宗，要是废止中医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这个电报力量很大，对你们很有利。”
表完态，和谭延闿一样，林森也伸出手腕让请愿团里的名医给号脉开方子。我这老哮喘啊，多少年了，正好你们来了，帮我看看。
在考试院，请愿团见到了戴季陶。戴季陶说，虽然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了，但此事不可能实行。你们放心好了。
在立法院，出面接待的是法制委员会主任焦易堂，此人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院长。除了表示支持中医以外，焦易堂还给他们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人。中央让他担任卫生部长，就是为了拉拢冯玉祥。薛笃弼对中医并无成见，这次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不是他的意见。虽然如此，冯玉祥很推崇中医，他军中的军医，一向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听说此事后，冯玉祥很不满，已经给薛笃弼打电报，严厉申斥了一番。薛笃弼正在焦虑发愁呐。
请愿团听说此事，当然很高兴，那就故意不去卫生部，让薛部长再焦虑一阵子。
第二天继续拜会大员。上午见了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叶楚伧重点说的是：北伐刚刚胜利不久，就因此事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使政府受到很多打击。政府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太不像话。中央已经当面问过卫生部长薛笃弼，薛表示绝不会被西医所利用。李石曾和张静江这两位国民党元老也接见了请愿团，告诉他们说，阎锡山已经打电报给中央，表示强烈反对废止中医案。并且，由于受到很多中央委员指责，褚民谊在这件事上已经闭嘴不说了。这期间，卫生部派了个人来见请愿团，说昨天部长等了你们一天，也没等来你们，非常失望。有请你们把请愿书递交给卫生部，好让薛部长当众表态。一见卫生部如此急切，请愿团的几位还端起架子来了，故意说，不急不急，我们还得去拜访几位大员，等到最后再去卫生部吧。到了晚上，卫生部方面又派了一个人，拿着请帖，恳请各位无论如何明天要赏光去一趟卫生部，拜托拜托。大家一看，这架子也端足了，面子也挣够了，好吧，那就明天去一趟卫生部。第二天，总统府的电话来了，蒋主席要接见。到了时间，来了两辆汽车，把请愿团各位接到总统府。蒋主席见到请愿团，一一握手，说：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我小时候有病都是看中医的，现在有时也吃中国药。然后，蒋主席指示秘书，把他对请愿书的批示从速发出。得到蒋主席的当面支持，大家当然很高兴，对卫生部的气也就消了，晚上参加了薛部长的晚宴。宾主尽欢。薛部长诚恳地表示：我当一天部长，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这几天在南京的奔波，一帆风顺，大获成功，南京当地的中医也很兴奋，组了饭局给请愿团贺功。不但组了饭局，还组了烟局。请愿团里有烟霞癖的几位，痛痛快快过了把瘾。吃好喝好抽好以后，大家接着聊这两天在南京的经历，越聊越高兴，有人还爆出内幕。据说，卫生部长薛笃弼大发雷霆，表示如果废止中医案实行，他就要辞职走人。中央怕得罪冯玉祥，百般挽留薛部长，还帮着薛部长摆平部里那些西医，说如果西医再干涉中医，以后卫生经费政府就不管了。此言一出，卫生部里的西医也都傻眼了，赶紧闭嘴。大获全胜以后，请愿团登车返回上海。回到上海以后，中医界当然大大庆贺了一番。过几天，蒋主席撤销废止中医案的批示正式传来，大家更加高兴，聚到一起照了张相片，以作纪念。大家还议定，把召开全国中医代表抗争大会的3月17日定为“国医节”。
大获全胜后请愿代表团的合影，前排左一为陈存仁 | 图片来源：互联网
请愿团这次南京之行，之所以很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反中医阵营的领军人物汪精卫当时正好不在南京。南京只有一个褚民谊。褚民谊虽然也是中央委员，但面对一众大佬，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无从较量，只能狼狈败下阵来。除此以外，回顾事件整个过程，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社会、政治背景因素。一、就连陈存仁等人也没想到，中国社会中潜伏着那么强烈的支持中医中药的力量。全国各地的中医，向无联系，但一旦联系到，出人出钱出力，一改平日的安分守己，齐心协力开展抗争。报馆的编辑，不但一字不改地发表他们的稿子，还给他们通风报信，帮助他们和西医打笔仗。其他各界民众，也都积极拥护中医中药。巨大的舆论压力，无疑是废止中医案迅速被废止的根本原因。二、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根本不可能废止中医。在南京，陈存仁对记者指出，当时全国有中医83万人，药铺20多万家。而西医不过只有6千人。而且，这6千人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大都市，仅上海一地就占去几百上千。安徽全省，西医只有三五十人。实际上，当时国内大部分乡镇都找不到一个西医。在这种情况下，废止中医，无异于让广大民众再无机会得到医疗救治。要知道，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中医理论有很多问题，中药的疗效也很可疑，但旧中国大部分民众的疾病实际上是由于劳累和营养不良。如果他们有机会得到医疗服务，即使是中医，也往往会得到休息、被人照料、营养改善等等。经验丰富的中医，尤其会在这些方面做出安排。在生活水平、健康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些方面的改善当然会有明显的治疗效果。更不用说还有强烈的安慰剂效应。这是中医中药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三、有证据表明，废止中医活动，得到了外国大药商的经济支持。原因很显然，废止了中医中药，中国势必加大西药的进口。这对国外大药商来说，当然是重大利好消息。但对中国社会来说，无疑将增加大量经济负担。四、请愿团在南京的活动表明，无论是身处中枢的谭延闿、于右任、林森等人，还是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地方实力派，都坚决支持中医，不但支持，还身体力行，让中医给自己号脉看病。蒋介石不可能不考虑这些人的意见。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内部，类似事件很容易被人利用，作为攻击蒋介石的工具。是否废止中医，这可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或者科学问题。
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合影 |图片来源：互联网
五、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取得北伐胜利，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总算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声望正在蒸蒸日上，没想到刚进入1929年，废止中医案就引来一场全国性的民众大抗议。很多人从支持拥护政府变为转而抨击政府。开门红变成了窝心脚。想必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所以才快刀斩乱麻地了结了此案。六、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强烈反对中医的大员，基本上只有汪精卫、褚民谊等少数人。褚民谊其人，私德很差。陈存仁的另一本书《抗战时代生活史》记录了他的不少丑事。这样的人，当然很难办成什么正事。至于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声望极高，但从他鲁莽地反对中医，就可以看出此人在政治上的致命缺陷——对民众心理和社会情绪缺乏感知能力，一厢情愿地推行自己的主张。后来他的投敌叛国，实际上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他却一厢情愿地想要对日求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资历很深，起点很高，但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力量是一年不如一年，后期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在和蒋介石的权力之争中，汪精卫可说是完败。富有讽刺性的是，抗战中，汪精卫投敌回到南京，成立了以他为一把手的汪伪政权。既然已经是他说了算，这时肯定会再次实行废止中医案了吧。其实并没有。可能是当了家就知道柴米贵，不再那么轻举妄动了吧。
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对认识中医中药问题，有什么启发呢？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和陈存仁那个“银元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西医，或者说现代医学，在中国已经充分发展。我们有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医院、医生、医疗设备，并且，分布在全国各地。没有中医，或者大量减少中医，中国人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会像“银元时代”那样立刻就没有办法。首先，医疗仍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或者科学问题。医疗仍然和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比如，传统医疗也就是中医，必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观念联结在一起。如果彻底否定中医，传统文化是不是也要彻底否定呢？
其次，人皆有一死。从根本上来说，医疗是一种必然失败的解决方案。再高明的医生医术，再先进的医疗设备，也要经常面临束手无策的情况。这是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工程学的根本不同所在。在很多技术、工程领域，新技术相对于旧技术，都能取得彻底的胜利。面对坦克，骑兵一点儿机会也没有。钢筋混凝土修造的建筑，土坯干打垒技术，怎么也无法相比。有了计算机，算盘就只有文化价值了。但医学做不到这种彻底胜利。由于这个原因，很多时候，医疗的替代方案，不是其他医疗，而是宗教甚至迷信。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一样，各有各的神叨叨，谁也别笑话谁。即使中医彻底消失，可以肯定，取而代之的，也不会全是现代医学，而大部分都将是更低劣、危害更大、更具欺骗性的愚昧和迷信。买不到药酒了，那就去庙里买点香灰吧。从知识的角度，我仍然不信任中医，但我对中医的态度，已经从坚决反对，变为希望大家更有耐心，寄希望于通过更长时间逐渐解决问题。而到了现在，甚至连更有耐心我都不提了。我现在主张任其自然。既然哪种医疗也不能像王母娘娘的蟠桃那样让人长生不老，个人健康问题上，就让个人自己看着办吧。横竖过上一百年，谁也不认识谁了。科普可以继续做，但别抱不切实际的希望。科普能传播知识，但不可能改变人性的弱点，更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