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清华北大"为外国培养人才"的批评谈国家治理
点击上方[李子旸]关注→点击右上角[...]→选择[在看]
清华、北大这两所学校，在中国众多大学中地位独特，声望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其他大学。但是，2020年，国家却减少了对这两所学校的拨款，一共减少了将近20亿元。
大家别担心，清华北大挣钱的门路，多得是，年收入都超过百亿。少这20亿，什么也不会耽误。问题在于，亏得起这钱，丢不起这人啊。国家减少对清华北大的拨款，虽然没有明确的批评意思，但肯定也没有表扬的意思。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满在其中。
近日，有人贴出了一个名单——国家20项重大科技设计师名单，清华北大无一人上榜。这个名单虽然并不全面，有明显漏洞，但却符合人们对清华北大的一个重要印象：清北两校的学生，很多都毕业后出国不归，并没有给国家做出贡献。国家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巨额资源——据说人均在百万以上，收获却完全不成比例，巨额资源大部分都打水漂了。
相比之下，一些次一级的、影响没那么大、名声没那么显赫的学校，却默默地给国家培养出大量人才，在各项重点建设和国家项目上成为栋梁之才。既然如此，当然应该增加对这些学校的拨款，而减少打水漂的拨款。
人们的这种印象是否正确呢？基本正确。当然，对统计数据，人们有不同解读，但基本情况是没法否认的。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就是大量出国。
有人可能会说，学生要出国留学深造，学校有什么办法？又有什么责任？在下我作为多年前的北大毕业生，在这方面有一些话可说。其实，数据多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校园气氛。
至少就我感受到的情况是，1990年代，在北大，毕业出国是默认选项、首选目标。图书馆、自习室里，大家闷头苦读的，都是托福、GRE辅导材料，校园里到处张贴有新东方出国英语培训广告。毕业出国，才是有进取心、有上进心的表现。只有我这种英语没学好，且素无大志、混日子的学生，才不想出国。
整个校园气氛，一言以蔽之，就是 Go West。当然，校方、老师并不会公然鼓励出国，但同样也从来没人鼓励学生为国家服务。这其实才是要害所在。出国深造本身，是好事。是否立志为国家服务，才是关键。出国留学、工作，但最终归国的钱学森，对国家的贡献，远远超过很多一直留在国内的人。但是，这两校出国的学生，有多少是立志为国家服务，只把出国深造作为相应的准备呢？
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清华北大两校毕业出国留学的学生中，这样的人，不说完全没有，但肯定是少之又少。
如有冒犯，我先道个歉。我看到的事实就是：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奉献，为国家牺牲，从来都不是清华北大这两校的主流思潮。这两校的主流思潮是：个人奋斗、出人头地。如果能去往海外，成为高级华人，那最好不过。
并且，这种想法和追求，还被包装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看来，这两校的学生，最高目标是成为世界公民。仅仅当个中国公民，太狭隘太落后太民族主义了。于是，不但没有对国家的愧疚感，自我感觉还很高大上。简直是名利双收。
现在回头去看，情况就是：在国家还很贫穷很困难的情况下，大笔的教育经费投向了两校，却培养出大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正把国家建设起来，让国家摆脱贫穷困难走向富强的，却是那些当年不被重视的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这种情况，真是让人难堪。
话说回来，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大洋彼岸的美国，那些优秀的大学，也早已不把为国家服务作为培养学生的方向。
1961年，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一笔捐款，3500万美元。这可是1960年代的美元，按购买力计算，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3亿美元。捐款人罗伯逊夫妇要求，捐款只用于普林斯顿大学培养学生为国家服务。捐款人之所以选中普林斯顿大学，是因为这所著名大学的校训就是“为国家服务”。
普林斯顿大学当时的校长，是个新来的小年轻。有人大笔捐款，校长当然很高兴，他拍胸脯表决心，要把这钱用好，把普利斯顿大学建成最好的公共服务教育学院。但是，小年轻又说：普林斯顿大学要保持“明显的哲学和自由主义态度”。
当时，大家没看出这其中的矛盾之处。捐款人后续还不断追加捐款，最终，捐款总额超过9亿美元。
但是，到了1970年，捐款人罗伯逊就开始抱怨，普林斯顿大学很少有学生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可不符合捐款人想要的“为国家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捐款人发现，普林斯顿大学理解的“为国家服务”，原来与他们大不相同。她们捐赠的钱，被大量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当然，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为国家服务，毕竟，社会是一个整体。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在为国家做出贡献。就算身在海外，你也能证明自己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但捐款人越来越感到难以容忍。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固然是在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但他们的研究指向的，并不是为国家服务和制定公共政策，而是为华尔街和硅谷培养金融工程师和数据天才。可是，只有在非常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才能说华尔街和硅谷的人，是在“为国家服务”。
最终，捐款人忍无可忍，把普林斯顿大学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捐款。普林斯顿大学很尴尬，不想把事情闹大，免得影响其他捐款人。大家私下和解。普林斯顿大学向捐款人返还了将近一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几十年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变了两次。第一次从最初的“为国家服务”变成“为所有国家服务”。过了20年，又变成了“为国家服务，为人类服务”。
看上去，他们的心胸越来越开阔了，但实际上，那些在华尔街和硅谷赚钱的人，确实有理由自诩是在“为人类服务”。这个宽泛的界定，可比“为国家服务”让人舒适多了。
曾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也被请去帮忙处理捐款人不满的这个闹心事。虽然是老校友给大学帮忙，但沃尔克却从中感受到，“为国家服务”精神的衰退，确实对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我就是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普林斯顿大学这桩往事的。在回忆录中，沃尔克实际上是在批评普林斯顿大学。
沃尔克是个老派的美国人，出生于1927年，2019年底去世。1980年代，曾经出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以坚定压制通货膨胀闻名于世。经济学界公认，他的严厉调整政策，为后来克林顿时期的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三任美联储主席。从左至右：沃尔克、格林斯潘、伯南克 | 图片来源：互联网
沃尔克自己，就是一个甘于奉献，努力为国家服务的典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他以高龄临危受命，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克规则”，核心点就是：不应该拿公众的钱去赌博。
和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时的严厉态度一致，沃尔克用针对性的措施，严格遏制美国金融业的恶性膨胀，在帮助国家走出危机上竭尽全力。
在担任公职以外，沃尔克还专门创办了推动国家公共服务的委员会。之所以做这件事，就是因为沃尔克痛感，当今美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们的公共服务精神越来越匮乏；为国家服务、贡献的意愿，越来越薄弱。这导致美国国家严重的治理不足。
美国国家的治理不足，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暴露无遗。如果沃尔克还在世，一定会深感痛心。好在他去年底就去世了，不用再面对这一切了。
普林斯顿大学对捐款人意愿的违背，是个典型现象。实际上，现在美国优秀的大学，都没多大兴趣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才。他们乐于培养的，是经济、金融、计算机方面的人才，为的就是毕业后能尽快赚大钱发大财。
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政治的基础暴露出了严重缺陷。这个缺陷就是：用权力的正当来源，取代国家的正确治理。
这种观念认为，只要权力的来源是合法的、正当的，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的治理问题。政府官员经人民选举产生，只要确保选举程序合法运转，被选上的人、官员，自然就会把国家治理好。如果他们治理不好，人民就会另选他人。
这种观念，看似坚如磐石，却被现实无情地推翻。权力如何产生，和权力怎样使用，也就是怎样治理国家，是不同的两码事。那种认为人民选举的政府，就必定为人民服务，被人民制约的想法，非常天真，当然也非常错误。
沃尔克大声呼吁美国人重新重视“良好治理的国家”这个观念。他严厉指出，2008年以前，在金融上，美国实际上没有监督全局的人。他慨叹：华盛顿这个由公共服务伦理主导的城市，现在到处散发着财富和权利的气息。
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沃尔克并不相信那种“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整个国家就自然和谐美好”的神话。他反复强调，经济和政治事务，永远都不会有固定不变的规律。事先设计出一套机制，然后社会就长久正常运行下去。这是地地道道的空想。对社会，对国家，持续不断的调整和治理，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和美国相比，我们中国最大的优势，其实就在国家治理方面。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的那样，全世界对抗新冠肺炎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力的缺乏。面对疫情，大部分国家都表现出严重缺乏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虽然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有强大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必须以深厚的“为国家服务”精神为基础和土壤。如果这个国家也像清华北大两校那样，以精致的利己主义为主流，以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为目标为荣耀，那么，中国很快也会丧失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事实就是，一个人人为己的社会，反而会人人受害。
中国的复兴，对西方国家来说，最大的威胁，其实恰恰不在物质层面，而在包括“为国家服务”在内的精神层面。没有中国，沃尔克等人对美国的担忧，就是老人家的唠唠叨叨，不必在意。
但现在有了中国，沃尔克的批评，就是严厉的警世之言。如果西方人不能及时改弦更张，重拾公共服务、为国奉献、克己奉公的精神，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中国不但将赶超他们，还会把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削减对清华北大两校的拨款，无异于防微杜渐，是在提醒这两所占据了大量教育资源的学校，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把为国家服务作为培养教育学生的基本原则，不要把学校建成自私自利者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