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城市治理的末端——支部建在社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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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解放军军史的人都知道，1927年的三湾改编是军史上的头等大事。三湾改编时，红军的整体力量十分弱小——改编后只有一个团，在当时国内的众多武装力量中毫不起眼，但后来的历史证明，经过三湾改编，这支表面上弱小的军队，已经转变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支新型军队。
新型军队的“新”，就在于通过组织建设，牢牢确立起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之前，军中也有党组织，但党支部设在团一级。三湾改编的重点之一，是“支部建在连队”，也就是在部队基层建立起党组织。这是军队组织建设的创举。正因为这种创举，红军和所有的旧军队都有了本质不同。
这种组织优势，才是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打遍中国无敌手的主要原因。那些旧军队面临的，其实是组织优势强大的新军队的降维打击。
同样的组织创新也发生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村一级建立党支部，是动员、改造中国农村的组织关键。是否把组织系统深入到乡村基层，是中国共产党和此前所有执政者的本质区别之一。没这种组织优势，就不可能有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有后来全面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只有把党组织建立在基层，才能实现充分动员和有效管理，这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成功经验之一。从这个角度观察，会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个极端重要的成功经验却基本没有在城市中应用。
和军队、乡村的基层早就有党组织建设相比，在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基本上是空白。在城市，党组织主要建立在企业里。人们居住的社区中，却谈不上有什么党组织建设。从这个角度说，城市社区的组织化程度，不仅不如军队，甚至也不如乡村。
当然，这种情况有历史路径方面的原因。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城市中，主要的治理抓手是“单位”，而单位是有党组织的。党对城市的管理，主要通过这些党组织进行。那时，很多单位员工居住的就是单位自建房，因此，并不存在单独的居住小区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度渐渐解体。很多单位被公司取代。除了国家机关和少数国有大企业以外，公司给人们只提供职业和工薪，不再负责生活其他方面的管理。房地产市场放开以后，又出现了分散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住宅小区。这些小区的管理，由市场化的物业公司负责。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是购买服务和提供服务的关系。在这些小区中，不存在党组织。
有人会说，不对，怎么没有党组织呢？明明有嘛。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不就是城市社区的党组织么。
现在的街道办和居委会，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府科层制结构的末端，而不是自主意义上的基层组织。虽然这些机构中也有党组织，但这种科层制结构，全世界到处都有。这可不是“支部建在连队”“支部建在村上”的那种基层党组织。
而且，由于下辖居民众多，街道办事处也好，居委会也好，实际上很难真正管理社区中的各种琐碎事务。
类比的话，现在的城市居民小区，相当于三湾改编之前的红军。也有党组织，但只在团级才有。团以下的营连排到士兵，和党组织距离很远，党组织并不能直接掌控士兵。这种部队和旧军队相比，组织上没有多大区别，战斗力也就不会有多大区别。红军初期屡战屡败，原因就在于此。
同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城市社区，管理水平也亟待提高，存在大量待解难题。
由于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治理技术的不断提高，加之各种科技手段——比如天网工程、移动支付——的广泛使用，现在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社会治安等大问题，基本都已解决。但在大问题被解决的同时，种种琐碎的社区小问题却层出不穷。
遛狗不牵绳，噪音扰民，私搭乱建、停车纠纷、楼道堆放杂物、小广告满天飞、危险装修、公共设施老化、独居老人、邻里关系冷漠等等问题，虽然算不上多严重，但却时时处处困扰人们的生活。并且，这些琐碎的问题积累到一定量之后，就会在极小概率上产生恶性事件。换句话说，种种琐碎的社区事务，不但让人们的生活不顺心不舒畅，还是恶性极端事件的土壤和温床。
那么，为什么街道办和居委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如前所述，下辖人口太多。街道办和居委会根本顾不过来。中国城市里的一个街道办事处，管的范围可不是一条街道，往往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一个小型城市。就算居委会，也负责管理若干住宅楼或小区，人口往往成千上万。这个数量人口中的众多琐碎问题，光调查取证，街道办和居委会有限的人力资源就忙不过来。
二、从组织结构来说，科层制机构适用于解决大问题。金字塔形由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大问题，而恰恰不适用于解决琐碎的小问题，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社区中的琐碎事务，虽然都是小事，但按照科层制的分工，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比如小区中一堆垃圾长期无人清理。城管、环卫、卫生、城建甚至公安，都可能涉及，但又都有理由推脱。所以，这种琐碎事务，往往被来回“踢皮球”，长期得不到解决。
社区中的众多矛盾纠纷，科层制机构来解决也很笨拙。比如，某人遛狗不牵绳。就算你立刻报警，警察赶到现场也需要一段时间。到了现场，那人和狗早已离开。请问如何取证？如果不取证直接处罚，怎样防止警察滥用权力和恶人告刁状？其他类似噪声扰民、停车纠纷等等，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指望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这种机构及时解决社区中的众多琐碎事务和纠纷，成本高到不切实际。
曾经听一个做房地产中介的朋友提到过一个现象，以北京为例，管理比较好、各方面秩序和设施比较完善，整体居住环境好的小区，除了那种特别高档物业费昂贵的豪宅以外，往往是那些属于某单位的小区。
这种单位小区，之所以管理比较好，就是因为单位内部的管理资源能够“外借”到小区的管理中。遛狗不牵绳，警察管不了，但上司领导提醒警告一下，你却不敢不听。如果狗惊扰甚至咬了同住一个小区的领导或者同事，更是后果严重。
而且，因为大家同属一个单位，都是同事或熟人，总有面子或者默契在，能够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不至于为了一点儿小事纠缠不清。就算依然有矛盾，领导也能凭借权威做出调解和仲裁。
同时，这些单位小区的公共设施，也可以借助单位的组织资源，分摊各项成本，保持应有的维护和更新，不至于因为“搭便车”而无人维护。
总结这些有利条件，正是因为有单位在，小区居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性”，是街道办事处或者居委会无法做到的。其他那些不属于某单位的住宅小区，要想实现良好管理，也必须把居民这样有效地组织起来。
业主委员会曾经被认为可以完成这种组织工作，但在现实中发现基本做不到。居民自发成立的业主委员会，由于缺乏权威性，组织成本很高——召集大家开个会，都很难，如果涉及筹款等事务，更是难到几乎不可能。
在“支部建到连队”“支部建到村上”以前，旧军队、传统乡村，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一盘散沙和自私自利，但党组织建设完成以后，同样是那些人，却成为无坚不摧的军队和改天换地的劳动者。
同样，现在的城市社区，因为缺乏有效组织，到处都可以看到冷漠自私、互相拆台、难以协作、侵吞公共利益的人和事。解决之道，和改造旧军队、传统乡村一样，要把支部建到社区上。
支部建到社区上，实质就是借助党的权威性和组织资源，利用社区内的党员、干部，把社区居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社区居民自治。只有这种由下而上的居民自治，才能有效解决社区内的众多琐碎事务和矛盾，才能对社区公共事务、公共设施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维护，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顺心更舒畅。
现在全国的党员人数已经将近一亿，也就是差不多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党员。城市中，这些党员所在的党支部往往在其工作的机关或公司中。结果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普通党员“入党”的感觉并不明显，更谈不上发挥先锋队或者群众带头人的作用。
曾经有人提倡“乡绅自治”，其实，社区中的党员、干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乡绅”。他们应该具有比一般群众更高的道德水平、个人修养和管理能力。而且，他们自己就居住在社区中，掌握各种第一手的信息，同时，还能成为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
目前，中国的城市管理，主要依赖科层制机构的下探和各种技术手段。这种解决办法，不但违反了科层制机构善于处理大事不善于处理小事的必然规律，还会对财政造成持久的压力，况且解决效果也不好。很多小事实际上长期无人管理，任其积累和恶化。
应该把社会大事和社区小事区分开。科层制机构集中精力解决社会大事。社区小事主要由基层党支部为核心的居民自治来解决。这不但可以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还能让党真正深入民间，时时刻刻存在于人们身边，真正落实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
提到类似“支部建在社区”的主张，想必很多人会嗤之以鼻或者不屑一顾。但是，事实就是，三湾改编打造出新型军队，基层党组织彻底改造乡村，新中国因此全面复兴。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基层党组织实现居民自治，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是世界范围内城市管理的一项重大组织创新。这种创新完成以后，中国城市将成为全世界管理水平最高、最适合人居、最和谐幸福的城市。
最后要说明的是，“支部建在社区”这个好观点，可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从书中看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更充分的论述，大家请读潘维所著《信仰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