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面对公交车司机报复社会这类极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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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司机故意把车开进江里，带着车上几十人同归于尽。看到如此可怕的事件，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如何预防今后再发生这种事？能不能找到完全杜绝和预防的办法？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为两个层次：在具体事件的层面上，基本上没有办法。但在整体的层面上，可以讨论社会基层治理问题的思路。
先说说第一个层次。
类似事件，之所以无解，主要原因就是极小概率。小概率是统计学的一个专用术语，意思是说，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概率极小，所以在单次情况下不会遇到。只有次数多了，才会遇到。
一般把这条线划为5%（也有说是1%的），也就是说，如果概率低到5%，可以认为，单次就不会发生。你是一个个体人，就相当于“单次”。所以，对小概率事件，你的最佳策略是视而不见，当它不存在。
小概率尚且如此，极小概率，被你这个“单次”赶上，可能性就更渺茫了。比如坐飞机，虽然理论上飞机可能掉下来，但你实际上无需为此担心，该坐就坐，别杞人忧天瞎操心。
同样，坐公共汽车赶上变态疯狂的司机，概率当然是极小极小特别小。以中国之大，十几亿人，每天路上不知道有多少公交车来来往往，这几年也就发生过两次。虽然新闻报道都让人心惊肉跳，但事实上，遭遇这种事的概率，比遭雷击或者遇到交通事故要低很多很多，几乎就是零。
如果你因为害怕遭遇这种事，改成骑自行车上下班，那反而要面对概率高得多的道路交通事故。这是很不理智的选择。最好别这么干。
这里有一个困难点，那就是，人的大脑不擅长处理极小概率事件。
严格来说，是人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到适应超大群体现代社会生活的程度。几十万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中，人类群体生活的数量，顶多是几十上百人。扩展到现代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群体生活，往多了说也就几百年。现代化大城市的历史则更短，顶多只有一百多年。大脑的进化远远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所以有“邓巴数”也就是150定律之说。对人来说，稳定的社交网络人数不超过150人——大多数人也就是几十甚至更少。超过这个数量的人际交往，必定就会很薄弱，彼此之间，连熟人都算不上，基本上就是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
邓巴数的含义在于，大脑其实只擅长在几十上百人的群体中处理人际关系。虽然现在大家生活在人数多得多的大社会中，但大脑仍然会不自觉地把各种外界信息和刺激“嵌入”到邓巴数中去理解，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可是，对极小概率事件来说，这种反应是过度的。你本该视而不见才对。
比如，在微博上，有人有几万真实关注者。其中有几个人在评论中骂他，也就是说，谩骂攻击的发生率，其实只是万分之几的极小概率事件。按理来说，即使要做出反应，他也应该限于只做出万分之几的对等反应。
可是，很多人就是没办法准确地“对等反应”。万分之几的谩骂攻击，在他们看来，就像在办公室里被面对面的同事谩骂攻击一样严重和难以容忍——这就是把极小概率事件嵌入邓巴数以后的反应。
他们往往因此闷闷不乐，情绪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忍不住反唇相讥，和那“万分之几”去公然对骂，结果斯文扫地，贻笑大方。这岂不是用几分之一甚至全部的精力去应对万分之几的事件么？这不是在冒傻气吗？
难点在于，大脑限定了，你没法做出“万分之几”的反应。你要么完全不理睬，要么必然做出几分之一甚至全身心投入的反应。大脑和情绪是手动挡，不是无级变速。换句话说，对极小概率事件，大脑会将其按照正常概率甚至大概率事件去处理。这就用力过猛了。
在这方面，计算机就比人脑有优势。计算机不受邓巴数的限制。只要事先设定好了代码，它可以精确地对刺激做出相应反应，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代码规定是多少就是多少。计算机可能混乱，但计算机没有情绪。
认识到大脑的这个局限，我们应对极小概率事件时的策略也就清楚了，那就是零应对，什么也不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只有这样，才能把极小概率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而且，极小概率发生的极端事件，看起来各有原因，但实际上，这些原因和极端事件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充分-必要关系。起主要作用的，其实是各种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
因此，对于那些极端事件，即使你找出相关原因，并完全消除这些原因，也无法确保今后就完全彻底不再发生。你能做到的，顶多就是降低发生的概率。可是，极端事件本身已经是极小概率，你再降低概率，又有什么区别和意义呢？用很多高新科技，费很大力气，把一杯饮用水的纯净度从99.999%提高到99.99999999%，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瞎折腾吗？
因为发生了公交车司机驾车冲入江中这种事，今后就严格管理所有公交车司机，凡是有心理问题、家庭矛盾、劳资纠纷等隐患的，一律不许上岗；要求公交公司管理者密切监控司机情绪；要求所有类似拆迁等事务不许留有隐患，必须相关各方都满意；甚至要求有关部门每天检查公交车等等。
问题在于，即使做到这一切，谁敢百分百肯定，今后就不会再发生类似恶性事件呢？
更麻烦的是，这些严厉措施，势必加大各方的成本，影响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反而会制造出更多的不满甚至怨恨。极端事件的发生率，说不定因此会提高。这不成了南辕北辙了吗？
所以，从具体事件的层面来讲，对极小概率发生的极端事件，恐怕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就是：社会就是无能为力。这世界上就是有无缘无故的倒霉。
无论社会的经济水平发展多高、各项制度多么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多高、社会和谐程度多高，仍然会偶尔发生可怕的极端事件。只要这些极端事件的概率保持在极小的范围内，就不应该因此否定社会现实，并鲁莽地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很可能会恶化而不是改善现实。
很难事先预防，不等于事件发生后也无事可做。对于这种极端事件，事后工作主要包括两个要点：
一、新闻报道必须高度节制，仅限于报道消息，绝不允许媒体做任何渲染、鼓动或者详细介绍，尤其不能深入报道罪犯背景、生活情况和所谓“犯罪动机”，也不能报道案件发生细节。现实一再证明，这种报道，可能会引发、诱发类似犯罪，不可等闲视之。
至于那些对罪犯做同情式报道，甚至呼吁社会“理解”罪犯的报道，更是应该毫不留情地封杀。任何事件，都能找到一大堆相关的“原因”，但如前所述，这些原因根本不是犯罪的充要条件。无数其他社会成员在面临类似或者更恶劣的处境时，都没有选择犯罪。极端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种种不可控的偶然因素。在这方面，即使要研究，也只能在学术和内部进行，而不能在公共舆论上大肆报道，不负责任地胡乱分析。这无异于为罪犯开脱，是在公然欺凌受害者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础。
二、应该把针对不特定人群的恐怖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区分开。一般刑事犯罪，适用于罪刑对应和罪责自负原则，但对恐怖型犯罪，应该制定“连坐”式的惩罚规定。其家人或其他共同生活者，应该举报而未事先举报者，要按共同犯罪严厉打击。应该让所有公民确立一种意识，对恐怖犯罪，公民没有袖手旁观的权利。知情不报就是同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事先发现和预防恐怖性犯罪。
同时，如果连坐式的规定广为人知。那些潜在的极端犯罪分子就会顾虑更多。极端犯罪者可能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但他们如果意识到事后他们的家人也会受到严重打击，就有可能因此放弃犯罪。而他们的家人，为了避免被连坐，一旦发现相关信息，就会及时举报揭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那些严重的恐怖型犯罪，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连坐，愤怒的受害者家属也有可能私力报复罪犯家属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私力报复，往往会得到社会公众乃至警方的同情支持或者默许。
相比法定的、规则明确的“连坐”，公民的私力报复更容易失控乃至导致社会动乱。而如果想要压制公民私力报复，法律就应该提供替代办法，这才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当然，如前所述，即使有连坐式的规定，也仍然不能保证百分百杜绝和预防极小概率发生的极端事件。那么，对这种极端事件，事先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
这个问题如果引申开来的话，其实是个社会基层治理问题。这就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危害严重的极端事件，可能只是小概率发生，被各种偶然因素影响，很难事先完全预防，但社会基层的各种矛盾、冲突、不和谐，却是大概率事件，应该有体系性的解决办法。
这些广泛存在的社会基层的矛盾、冲突、不和谐，如果能被大量解决，少数极端事件，一方面可能在苗头阶段就被化解了，另一方面，即使不能化解，也会被相关部门注意到，纳入监测和控制的范围，甚至可能加以预防和事先制止。
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的社会基层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在单位制度基本解体和无效以后，对私有产权分立的城市住宅小区，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办法。业主委员会能发挥的作用，很小。
在这些方面，已有人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很有启发的思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说。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