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的两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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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没有被充分解释，那就是如何看待新中国的头三十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1949年到1979年的这三十年，应该如何评价？
一种观点是认为这三十年是在“走弯路”。国家在政策上犯了很多错误，耽误了很多时间，造成了很大损失。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能在建国初期就开始实施，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提前很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三十年的作用很大，有人甚至认为，前三十年的成就比改革开放以来更大更重要。
这两种观点的解释，都各有片面之处。认为前三十年是“走弯路”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异常迅猛。认为前三十年成就更大的，则无法解释前三十年中客观存在的非常低的生活水平。
要想充分理解前三十年的作用，需要一个新的理解框架，那就是国家发展需要两种动力，不能偏废任何一种。
我那篇批评“企业家精神”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想要表达这个意思。“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的问题就在于，认为国家发展的动力主要靠企业家精神，所以进而认为经济发展主要是要“做减法”，要把种种限制企业家精神的外在束缚去掉，然后，国家经济自然而然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只是国家发展必须的两种动力之一，而且是相对不重要的那种。比企业家精神重要得多的另一种动力，是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水平的持续提高。
国家发展，首先需要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全面进步和提高，或者说，需要打造和提升发展的平台。然后，在成熟完善的平台之上，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社会这个平台的水平太低，人们依然会有企业家精神，但只能做“烘干沙子”“废轮胎拖鞋”之类的创业。这时候，企业家精神能创造出来的财富很少，人们的劳动强度很高，生活很辛苦很艰难，却难以摆脱贫困。
如果社会平台的水平很高，制度环境很好，基础设施很好，同样的企业家精神，就有大得多的发挥空间，也能创造出多得多的财富。同样一个商人，在街边摆个小摊，和能够经营大规模国际贸易，所需要的条件当然大不相同，而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大相径庭。
从这个角度重新看待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就能有更准确的理解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确实有很多错误，但同样完成了很重要的任务。这些重要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建立和完善了国家的制度结构。
首先，通过统一国家，消灭各种割据势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的安全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长期困扰国家的外部威胁基本消失了。
其次，在很深的层次彻底整合了国家，真正把几亿中国人凝结为一个坚强整体。在国家观念、意识，人民团结、内部一致等多方面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摆脱了传统王朝和旧中国在这方面的不利因素。这个坚强的整体，在改革开放以后顺利地转变为巨大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经济腾飞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完成了土地改革、生产资料重新分配、彻底铲除利益集团等重大历史任务，为未来的发展打开了广大的空间。
第四，在国防力量、政府组织、工业体系、国民教育、医疗卫生、水利、交通、城市建设等多个方面都有了体系性的巨大进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成了一个世界级大国的架构。
可以看出来，这些方面的巨大进步，共同点是都属于“平台建设”。这是前三十年最重要的历史功绩。
但是，前三十年的发展也有重大失误，那就是虽然建成了水平很高的平台，但在这个过程中，过分压制或者忽略了公民个体的企业家精神。平台大好，大家却很难利用。人民的企业家精神被严重压抑。这直接造成了普遍的低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放松了对公民个体企业家精神的压制。这无异于一种“解放”。这个解放果然激发出巨大的发展力。中国的发展从此一飞冲天，一直迅猛发展了四十多年，且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但是，这种状况也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这个错觉类似于“吃饱只是因为最后一个馒头”。很多人由此认为，放松管制、做减法、国家放权、个体自由竞争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他们忽略或者忘记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建设平台方面的艰苦而极端重要的努力。
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像中国这样迅猛发展，并非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比中国人缺乏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家精神方面，各国人民之间，即使有差距，也没多大。而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在平台建设上和中国相差太大。
在国家安全、社会整合、铲除利益集团、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这些国家都做得很不够，国家没有建成一个有利于人民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平台和空间。同样都是企业家精神，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发挥的作用比中国要小得多。
更糟糕的是，如果国家平台有问题，或者有重大漏洞，企业家精神甚至会很有害。那些诈骗犯、寻租者、利益集团，其实同样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同样擅长重新组合资源，找到赢利点，只不过，他们的企业家精神，用在了危害社会、巧取豪夺他人之上。
对国家发展来说，整体社会平台的建设，和公民个体的企业家精神，是两种基本的动力。这两种动力，不能偏废任何一个。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压制了企业家精神这个动力，但最大的成就是建设了很高水平的整体社会平台。
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不能偏废这两个动力的任何一个。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公民个体的企业家精神，让人民有机会做出各种创新和创造；但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绝不能放松对整体社会平台的维护和升级，要持续在这方面投入资源和力量，只有整体社会平台保持高水平，国家的发展才能可持续。
总之，没有高水平的社会平台，企业家精神不但作用不大，而且很可能成为社会之患。同时，高水平的社会平台，需要无数个体的企业家精神在平台上发挥微观作用。二者兼备，才能有一个繁荣和发达的国家。